1000万人,搬了!

瞭望智库 2020-09-17 07:25


如果说一个人的搬迁,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1000万人的搬迁,就是生产力的重塑。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一场从困苦到宜居的地理位置的大迁徙,还是一场从落后到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大迁徙,一场从闭塞到开放的思想观念的大迁徙,一场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的大迁徙。


各地因地制宜,通过易地搬迁、农村旧房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升级等工程,改善农村群众居住条件,逐步提升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这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西城镇金达莱民俗村的朝鲜族民居(5月7日摄)     许畅摄


“我去哪一间?”


站在三室新房中间,云南省会泽县大海乡二荒箐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杨正学双手捏着钥匙,不知所措。


“全都是你的了。这道门进来,全部是你家的。”一旁的扶贫干部笑了。


这位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山里人愣了,半天没说话。


墙边的绿色麻袋,装着他家最贵重的一件什物——由中宣部牵头赠与会泽县贫困户的一台液晶电视机。杨正学一直没舍得拆,就等搬进新家。


这一天,他盼了太久。不用再住四处漏风的石头房。不用再冒着跌落风险、踩着羊肠小径回家。也终于能送娃娃去城里读书了。


杨正学正在见证的,是被视为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在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发生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乔迁,寓意鸟儿飞离幽谷,迁往高大的树木。


据国务院扶贫办消息,截至7月31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举措,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至此,930万贫困群众飞离自然条件恶劣的旧居。各地工作重心从工程建设全面转向搬迁群众后续扶持。


这不仅是一场从困苦到宜居的地理位置的大迁徙,还是一场从落后到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大迁徙,一场从闭塞到开放的思想观念的大迁徙,一场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的大迁徙。


搬出天地宽。


文 |  徐欧露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20年9月16日,原标题为《瞭望 | 1000万人的命运突围》,原文刊于《瞭望》2020年第37期,原标题为《易地新生》。


1

“搬”向小康




乌蒙磅礴,浩海腾波。壮美群峰却把困厄关在了山里。


山高、坡陡、谷深,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云南省会泽县,到2017年底时贫困发生率仍高达22.76%。


杨正学起早贪黑,只为填饱肚子。但勤劳没有换来好日子。“运气好的话,一年可以喂出几头猪;运气不好,猪养不活,就只有点洋芋。”


他和老婆目不识丁,眼看娃娃到了上学的年纪。所以当政府动员搬迁,杨正学没有犹豫。


他们要追寻的,是一条被验证过的路。


当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和河西)扶贫开发计划时,本着“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另找出路”的方针,大部分人可通过“走水路”(搞灌溉农业)、“走旱路”(搞旱作农业)求得温饱。但仍有数百万人水旱路都走不通,只能另找出路——搬。


搬迁移民这开先河之举,跳出了在当地解决贫困问题的圈子,跳出了由于条件极其恶劣,“年年扶年年贫,一年不扶又返贫”的窘况。


此后,易地扶贫搬迁成为中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措施,受到重视并逐步推广。


2001年起,易地扶贫搬迁试点陆续扩大。到2015年,全国还有1000万农村贫困群众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传统手段难奏效,就地脱贫几无望。


在“土如珍珠,水贵如油”的贵州省望谟县,“八七”扶贫攻坚以来,从修建小水窖到培育产业,努力一直未歇,但苦于环境限制,生产生活条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海拔落差大、居住分散的甘肃省东乡县,修同样一公里路,付出的成本是周围川区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在生态脆弱地区,扶贫开发会造成生态破坏、恶化,越生存越难生存……


2015年11月,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中央将“易地搬迁脱贫一批”作为新时期脱贫攻坚“五个一批”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决定用5年时间,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让这些生活在22个省区市、约1400个县市区的贫困群众,彻底摆脱老天的束缚。仅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贵州一省,就将有7600多个极贫村寨从地图上“消失”。


那年的12月1日,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揭开了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的序幕。这是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后部署的首个精准扶贫工程。


可能只有百年前“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时,九州大地上才有如此规模的组织化迁徙。“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但彼时,明清执政者的目的是为补救迁入地因战乱和动荡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不振。


事实上,纵观人类历史上百万、千万级规模的移民潮,几乎无不与饥馑、战乱、贸易有关。而这次发生在中国最贫苦地区的浩荡迁徙,却是由执政者组织与支持,帮助贫困者“搬”向小康。


杨正学们收拾行李,举家出山,去赶的,是一趟叫做“时代”的列车。


2

中外历史 空前未有




国家发改委地区振兴司有一张巨幅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作战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红色三角,每个三角代表一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过万的特大型安置区。仅这样的三角,地图上就有70个。


作为脱贫攻坚矛盾最集中、领域最综合、工作链条最长的工程,易地扶贫搬迁是所有扶贫措施中难度最大的一项。


1982年至今,宁夏人“艰苦奋斗流血汗,立志改变戈壁滩”,38年,从西海固地区移民120余万人。


2001年到2015年,国家发改委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15年,在贫困地区易地搬迁680多万人。


而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的目标是,5年,搬迁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国家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何立峰评价,中外历史,空前未有。


这1000万人,占2015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量的近1/5,是三峡库区移民的7倍多。


这1000万人,居住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落后,自然条件恶劣,地方病严重或地质灾害频发等地区。国家发改委地区振兴司司长童章舜说,前15年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已将大多数容易实施搬迁的贫困人口搬迁出来。尚未搬迁的贫困人口,所处自然环境更为恶劣、发展基础更为薄弱、贫困程度更深。


这1000万人,高度集中在中西部崇山峻岭、荒漠化严重、高原高寒等地区,适宜生活、就业的安置选址空间十分有限,后续发展面临的自然资源、发展环境、基础设施、市场条件等约束明显。


不止如此。易和异一字之差,意义大不相同。易地扶贫搬迁绝非人口从本地到异地的简单位移,而是一项社区再造和重建工程,更是一项人口分布、资源环境、经济社会重新调整与完善的系统工程。


搬迁不是一搬了之。搬得出,还要稳得住、能致富,解除贫困户的后顾之忧。


这涉及众多环节——精准识别、安置区选址、住房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搬迁安置、社区管理、后续产业发展、就业安排、文化传承等。几乎涵盖脱贫攻坚各领域各方面,必须统筹谋划、统筹部署、统筹推进。


加之“住惯的山坡不嫌陡”,故土乡情让人难以割断,搬出去后生活有没有保障、钱袋子有没有着落等,让老百姓顾虑重重,动员难度极大。


任何一个难点,都曾击退古往今来许多移民脱贫的渴望。但在“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面前,中国迎难而上。


3

瞄准小康“全链条”




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方法来解决。


人往哪里搬、钱从哪里筹、地在哪里划、房屋如何建、收入如何增、生态如何护、新村如何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易地扶贫搬迁要解决的七个具体问题。

各地用一场发展要素的大聚合,做出回答。


人往哪里搬?地在哪里划?房屋如何建?结合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采取集中安置为主、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的方式。选择安置区,注重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的衔接,主要利用存量建设用地、荒山和荒地。鼓励文化程度较高、有一定劳动技能的搬迁群众向城镇、工业园区、旅游景区搬迁。引导农业技能较强的搬迁群众向中心村或移民新村搬迁。为确保建档立卡搬迁对象不因建房举债、影响脱贫,严格执行人均不超过25平方米的标准。


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全国累计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266万余套,实现搬迁入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47万人,搬迁入住率达99%。


钱从哪里筹?易地扶贫搬迁创新资金筹措方式,大幅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资金。据测算,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直接投资6000多亿元,平均每位建档立卡搬迁人口政府投入搬迁成本约6万元。


收入如何增?对农业安置的搬迁群众,采取“合作社+农户”“订单农业”等新模式、新理念,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靠近工业园区、进城安置的搬迁群众,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技能培训,帮其就业。截至2019年底,各地在安置区周边累计建设扶持1.18万个配套产业园区、带动就业71.59万人,创建1.02万个扶贫车间、带动就业45.9万人,已帮助920万贫困搬迁群众实现脱贫。


新村如何管?坚持安置点建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开展到哪里,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安置点各项工作中。同时合理设置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管理服务单元。不少地方还以文化为引领。如贵州黔西南州义龙新区移民安置点麻山社区根据搬迁群众少数民族较多的特点,成立民族联合议事会,由社区的苗、布依、汉等民族里比较有威望的人及社区干部组成。


生态如何护?迁出区土地的综合利用紧紧围绕生态安全,对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严格退耕恢复生态,对原宅基地进行复垦复绿。截至3月底,各地已拆除旧房182万套,拆旧率88%。


环环紧扣、不断推进的背后,是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体系支撑。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农村经济与地区发展业务部处长王艳华指出,为全面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以《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为引领,国家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包含财政、金融、投资、搬迁对象、住房、基础设施、土地、后续扶持、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易地扶贫搬迁“1+X”政策体系。


同时,针对以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在明确工作目标、建立工作机制、完善组织保障、明晰建设标准要求、强化资金运作管理、强化考核评估整改等方面均出台具体政策或要求。


“可以说,‘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组织缜密系统谋划前所未有。”王艳华说,易地扶贫搬迁开创了国家重点工程系统性治理的先河。


而在长期从事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贵州铜仁市生态移民局干部任煜看来,系统性治理落到土地上,就是贫困群众的转变,“最初不愿搬,后来争着搬。现在还有人问有没有搬迁名额。”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实施如此规模、如此艰巨的伟大工程。”何立峰说。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彝族妇女在南坪社区做针线活时愉快交流(8月11日摄)   李贺摄/本刊


4

重塑中国的一个乐章




村里到村外,行车数十里,但对生活环境、发展方式而言,山上到山下,一步跨百年。


“现代”二字,以一种崭新、具体的模样,展现在贫困群众面前:石房、木屋变砖房、高楼,不漏雨了,甚至有电梯;泥路一去不返,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孩子们再也不用凌晨起床、溜索过江,学校就在家门口,操场有塑胶跑道,教室还有投影仪;女人生娃娃可以安心躺在正规医院,老人的小病小痛不用再拖再扛;从靠天吃饭到种经济作物,从下田到上班,收入渠道多了、钱包鼓了。


如果说一个人的搬迁,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1000万人的搬迁,就是生产力的重塑,更是14亿人重塑自己生活交响曲中的一个动人乐章:


当涟漪荡开,迁徙不仅实现脱贫,也加快了新型城镇化进程——


将偏远地区群众搬迁到公共服务便捷的新型社区,提高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均等化。近5年来,全国共建设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配套建设安置区道路11.4万公里、铺设饮水管网14.1万公里、供配电网11.5万公里、建设学校及幼儿园1612万平方米、卫生院所573万平方米。


童章舜介绍,中西部省份近500万人在城镇集中安置,大幅提升了贫困地区城镇化率。如贵州、陕西、广西等省区城镇化率分别提升了5个、4.2个、3个百分点。云南怒江州共建设城镇安置点29个,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28.3%提升至2019年的46.2%,年均提升近4.5个百分点。


迁徙不仅实现脱贫,也推动了农业现代化以及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人口向社区和城镇集中,为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助力扶贫提供了平台,粗放的耕作模式逐步转变为高效、集约的现代农业。分散居住时难以开展的电商扶贫、扶贫车间也有了新空间。产业向园区集中,产业规模效应、要素聚集效应、设施共享效应、服务放大效应被激发。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守国在分析陕西移民搬迁工作时认为,移民搬迁给当地带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当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时,以陕南为代表的山区可能刚迎来人口聚集后的产业聚集。”他认为这对于我国产业长远化的整体布局有着深远的影响。


迁徙不仅实现脱贫,也推动了生态修复——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各地对近100万亩旧宅基地实施复垦复绿,不少因承载人口过多而生态遭到破坏的贫困地区恢复了“绿水青山”。例如,甘肃省武威市通过让居住在祁连山高海拔山区的3.2万户、13.14万人“下山入川”,迁出区恢复生态用地72万亩,恢复水源涵养林5.2万亩。


迁徙不仅实现脱贫,也拉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直接投资资金,加之撬动的各级财政资金、东西部扶贫协作和社会帮扶资金、群众自筹资金等,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有力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5

还给世界无数种可能




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身的背后,更深层的改变是人本身。


在西海固移民的新家之一闽宁镇,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马彦斌告诉记者,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人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克服生存条件障碍,只要能生存就行,生活目标很低。这个时候,党和政府组织移民扶贫,就是靠国家的力量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当他们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时,从内到外,什么都被改变了。


改变的是习惯。


过去劈柴挑水的手,现在要学会摆弄电饭锅、热水器。衣服勤换勤洗,垃圾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往院坝门口一丢了之。在工厂上班,靠天吃饭、自给自足变成遵守纪律、分工协作,不能想去就去、想走就走。技能培训将“对不起”“谢谢”打包放送……


改变的是观念。


地理的便捷、交流的频繁、资源的汇聚,带来贫困群众曾经鲜有的知识、眼界。


贵州铜仁,搬迁户刘东玲如何也想不到,自己那双拿惯了锄头的手也可以熟练操作鼠标,已是一名数据标注师的她,开始有了一个让孩子成为大数据专家的愿望。新疆喀什地区,搬离昆仑山区的热娜古丽·喀尔曼已经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他们有了自己的理想,“有要当兵的,有要当医生的”,这些是这位细心的母亲从未听他们说起的。而贵州黔南州的“80后”移民罗遵富正奔向理想,他放弃了政府协调的保安等保障性就业岗位,因为“不适合年轻人”。他更愿意趁着大好年华,掌握一两门安身立命的技术,以后自己当老板,“成市民了,也得争口气是不是?”


改变的还是机会和发展的权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而当条件重置、资源聚集、机会均衡、成果共享,人的种种可能都被激活了。


搬出西海固深山的刘莉,进入酒庄工作,掌握了葡萄酒种植酿造的全部工艺流程,被提拔为生产主管。如今说起话来大方得体,对酒庄生产管理头头是道,已看不出西海固深山农妇的影子。离刘莉新家不远的引黄灌区的移民新村,一位西海固移民望着水浇地感叹:“在原来那里不论你下多大苦,常常一年下来才能填饱肚子。而在这里,只要勤劳就有希望。”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社会主义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一百多年后,在安土重迁的东方古国,近1000万人在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誓言下,被赋能、赋权,飞出幽谷、融入时代,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


这一次机会,还给世界的将是无数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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