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被问责的大多是基层干部?

识局 2020-09-17 08:59


文/子安

(识局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一则旧闻。


中部某乡镇因环保问题被省督导组点名,在此之前,该镇分管环保的副镇长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认为该起环保事件较为复杂,仅靠基层力量无法有效整治,需要协调市、县多部门处理。虽然该乡镇分管副镇长多次上报,但当地环保部门并未采取有效行动。


被省督导组点名后,该镇分管环保副镇长被诫勉谈话,影响期半年。


“反正一有事,第一时间就是追基层干部的责。”有的基层干部说。


到基层翻看干部档案,你会发现,几乎人人都有被问责经历。小到警告,大至撤职,几乎无人能够幸免。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问责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的营养剂,只有不干活的基层干部才不会被问责,被问责说明干事了。


猛一看,问责都快成了褒义词,让人费解。


虽然缺少反映基层干部被问责比重有多高的公开数据,但从《半月谈》、《澎湃新闻》等官方媒体很多社评文章和一些热点新闻可以看出,基层干部被不合理问责已成为体制内的一个现象。



比如,问责泛化。


某一项工作任务,如果95%人以上无法按照相关文件精神履行职责,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质疑这些文件的合理性。


毕竟,制定文件的人不一定了解基层具体情况,其制定的程序流程也就不一定适用于实际操作。


然而可悲的是,这些可能包含不合理因素的文件又被用作追责依据。作为最终实施者的基层干部,必然是被误伤的大多数。

毕竟,谁会因为“制定文件不合乎实际”这个理由而被追责呢?


严格按照文件执行但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和根据实际完成工作但程序又不大合乎文件哪个正确?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再比如,凑数式问责。


很多地方对纪委采取案件数量考核制度,比如一年必须要完成一定数量案件的办理工作。倘若遇到专项整治活动,要求标准就会更加高一些。


于是,“上班喝牛奶”、“下班不接电话”等等奇葩问责纷纷登场。这时,数量似乎比质量更为重要,工作总结中处理的干部人数被过度关注了。


似乎,问责问的多了,才算是有作为。




还有就是,专挑“软柿子”捏。何为“软柿子”,自然是基层了。


为何专挑基层,也有一定逻辑。


一来,如果按照属地管理来说,那是啥事都能往基层身上放。火灾、命案、交通事故等,虽然都有明确的主管部门,但均可以用“属地责任”扯到基层身上。


二来,论办案阻力,基层肯定是业务部门小得多。集中火力放到基层身上,好交差,也容易出效果,何乐不为?


虽然案子好办了,却寒了很多基层干部的心。


干得多了被问责,容错机制成了“画大饼”。于是很多干部纷纷逃离基层,造成基层留不住人现象。


有趣的是,笔者接触过很多一线办案人员。他们非常理解基层难处,明白很多事情是无法依靠基层力量解决的,但他们问责的对象依旧大多是基层干部。



如何破解难题,恐怕远不仅是机制健全。很多无法用文件形容的环节需要关键位置的人遵循初心,勇敢落实容错机制、发挥担当作为。


仅这一点,可比完善机制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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