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参加总书记座谈会,他如何看待未来15年中国经济大战略? | 原子智库

原子智库-腾讯新闻 2020-09-17 09:22


文/祝宝良  编辑/杨溪

出品 | 原子智库·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



自8月24日习总书记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学者对十四五的建议和构想之后,关于十四五规划的讨论日渐增多。而讨论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十四五期间中国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条件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回答,十四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中国应该做什么。


本期“原子智库”分享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先生的思考。祝宝良不仅参加了8月24日的这次座谈会并提交了书面发言,还曾参加2016年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在2020华夏基石产业峰会青岛周管理高峰论坛的主题演讲中,他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战略的选择、机遇把握和当前国内外形势变化,并对未来15年中国需要采取的战略,做了深入阐释。


祝宝良认为,首先,国际大背景使得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要做调整;其次,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美欧经济并未实质好转,受今年疫情冲击,国际环境有三大变化:1、全球经济长期低迷;2、收入差距加大,导致各国的社会稳定压力加大;3、产业链调整重塑。


因应上述内外环境,祝宝良认为,不只是十四五、未来15年,中国粗的战略应该包括:第一,把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5.5%左右;第二,培养供应链;第三,创新,需要突破一些可能的关键技术;第四,无论如何要开放,要搞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简单地说,要有“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出口限制、零补贴;第五,继续改革,把曾经受到部分抑制的生产要素市场纠正过来——城市化土地制度的改革、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等。


此外,祝宝良认为,在未来五年,比较重要的是,再把4亿人培养成中产阶级,这样中国就有了8亿中产阶级;税收制度会做进一步调整——遗产税、房地产税和资本利得税有可能要征收,但在这部分税收征收之后,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应该调整降低。

以下为正文:


今年是研究“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时期,面对可能或正在发生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我们有哪些趋势可以展望呢?


今年我国乃至全世界都遭遇了重大的新冠疫情挑战。疫情既影响供给又影响需求,对需求的影响大于供给,经济现象罕见。疫情持续时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和居民都担心不确定性。


除了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还面临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对经济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此,8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一次经济、社会专家座谈会,我也有幸参加,并提交了书面发言。这是习总书记上任以来的第二次比较重大的经济专家座谈会,上一次会议还是2016年,我也参加了。


当时,总书记主要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的新时代”理论。而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主要是听取专家们的汇报——有关“十四五”期间的一些建议和构想,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之后,总书记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最近在《新闻联播》中都有播出。



我国目前发展还处在战略机遇期


有关“十四五”规划,可能有几个问题需要事先理清楚。概括地说:


第一,如何分析“十四五”期间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大家都知道,首先是疫情为国际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边际性变化。“十四五”规划与既往存在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国在国际经济当中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过去,我们把国际环境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是根据这个变量适时调整、相机而动的过程。而从“十四五”开始,大概不会是这样了,我们要重塑一些东西。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体量太大,按购买力来评价,我们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尽管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已经在世界经济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外市场也不得不考虑你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国做什么,完全可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了。那么,当我们做的事情能够回过头来影响世界的时候,就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它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也是中美战略调适的重要因素。


既然中国做什么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那么,中国要做什么?由谁来做?当然是由在座的企业家们。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所作所为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就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深刻地领会到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


第二,国内要解决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短期形成的,也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所以要从长计议。包括:


1、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


2、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


这是两个宏观视角,还有一些中观的问题,包括:


3、未来的产业怎样发展?产业的形态应该怎样?


4、未来的区域形态会怎样?前面有老师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经济增长极的问题,相对应的,我们的区域发展战略应该是怎样的?


5、从大的社会发展层面看,中国的人口政策怎么考虑?等等。


结合国际环境和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国内的环境,综合考虑,可以大概地分析一下“十四五”期间我国未来的政策框架,以及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实际上,2020年7月30日政治局开会时,总局书记已经讲到,我国目前的发展还处在战略机遇期。当然,同样是战略机遇期,但我们面对的矛盾和问题都发生了变化,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化危为机。


此外,很多领导已经讲过,“十四五”期间,国内经济要形成两个循环:即国民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共同发展或者共同促进的格局。从大的战略的角度,要达成这样的双循环,针对刚才所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这样几件事:


第一,扩大内需的战略。当外需萎缩时,内需仍有扩大的空间。


第二,科技创新。中美摩擦,不论如何定义,形势都会发生很大变化。主要的变化之一是:短期内,我们可能会遭遇一些关键技术、设备和零部件的断供风险;变化之二,长期来看,中国的科技创新问题;


第三,要做好这些事,核心的意见是改革。改什么?重点在哪里?


第四,要继续保持开放。我们说,中国塑造了自己,也就塑造了世界——我们不是被动的、不能让忍牵着鼻子走,对不对?所以要继续保持开放的战略。


以上是“十四五”期间我们要讨论的一些问题。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我简单地谈一谈我的看法



为什么要双循环?


刚才说到,研究“十四五”,很重要的一点是国际和国内环境。针对这两个环境,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双循环?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4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到2008年(实际上是到2012年)这3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是10%。


很多人评价中国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奇迹。总书记把它总结为“经济发展的奇迹”和“社会稳定的奇迹”。是不得了的两个成绩。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取得的?很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201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这之后,有很多政策发生了改变,比如“新常态”“三期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乃至今天提出的“双循环”等等,实际上都是从2013年开始的一系列变化。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大概要用5-15年的时间,就是要到2035年才能实现。对此,仍然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梳理:


1、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怎么做的?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摸着石头过河”,专家们说是“双轨制改革”或者“渐进式改革”,都一个意思,即我们的改革和苏联不一样,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部私有化,而是采取了一种“双轨制”的改革方法:一“轨”留下了国有经济,一“轨”促进民营经济,即外部经济体、个体工商经济的发展。这两“轨”的好处在于,保持了国有经济的发展。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和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具体是怎样做的呢?至1993年,我们把商品市场与服务的价格全部放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保留国有经济,支持企业的发展,我们采用了另外一个改革举措,即对要素市场进行必要的管制。什么是“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技术。我们把商品的价格放开了,从而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而要素管制则可能会压低经营价格,即可控制的利率。同时,我们实行了土地的管制——比如,土地按用途划分,工业用地便宜一点,城市用地贵一点等等。其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鼓励国有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而把要素价格拉低以后,劳动力又很便宜,那么企业的利润就增长得很快。企业利润增长快,它就可以进行大规模投资,中国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2、出口导向战略。上述模式当然达成了一些目标,但它存在一个悖论,就是当企业大规模投资以后,生产能力就形成了,产品就过多了,这时,一旦产品卖不出去,产能就过剩,企业就要面临大的问题。为了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又推出了第二个战略——出口导向战略,最早叫“大进大出,两头在外”。


3、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这是继出口导向战略之后,时任国务院领导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开放形成四大沿海城市特区,然后不断把开放拓展到全国各地。


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确抓住了几次很重要的世界机遇。首先是自改革开放伊始至2012年左右,全世界的经济大缓和,世界经济的增长非常之快。第二是全球化也在加速,没有贸易战。这两个时机都被中国抓住了。


中间尽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当时,中国领导人很敏锐,他第二天就给小布什打电话,提出了合作反恐的理念——反恐不是短期任务。那么,在合作反恐的过程中,经济之间也要有合作。


2008-2009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世界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时,习总书记又提出,中国经济还存在发展机遇。这次的机遇是什么呢?是世界经济下行会倒逼我们进行改革。进而,中国的作用、国际地位会得到提升。


这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战略是双轨制战略,它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果——通过生产要素的一些扭曲,放开了市场价格,把大量的要素资源配置给了企业,形成了非常大的生产能力。第二,通过沿海的开放战略,把我们过剩的产能出口到国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抓住了几次机遇,包括最早的改革开放的机遇,美国恐怖袭击和次贷危机的机遇,以及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机遇。最近这一次,就包括大量的海外并购,或者说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等等。回过头来看,我认为都很了不得。


我个人认为,从1993年开始,中国开始大量进口资源,石油从出口变成了进口等等。所以,实际上,从1993年到现在,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循环,即我们从一些资源出口国进口石油、铁矿石等等进行加工,加工之后,再把它们卖到发达国家——这个循环是畅通的。循环的畅通使得我们过剩的产能有了一个很好的出口,并抓住了很多次机遇。但是,一旦世界经济出现问题,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我们的出口短期内受阻时怎么办呢?中国还有第三个战略:实行凯恩斯的办法来刺激经济。


经济如何刺激?大规模基建、大规模拉动房地产。1998年,我们进行了房地产制度的改革;2008年,我们又开始拉动房地产,通过这两个渠道,把经济托了起来。我认为,目前来看,这三个战略是相当成功的——中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


但是,问题来了:这些战略有没有后遗症?有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10年,欧洲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特别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再然后是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连续12年,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在这样一种趋势之下,中国的战略还能不能走下去?


如今,中国的出口量在全球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4%,没有一个国家在出口量达到这么高程度的情况下,这个战略还能继续。走不下去怎么办?这就是总书记在2018年提出的,“中国经济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变局”,所以要寻求变化。因此,也不得不正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这些后遗症,包括:


第一,收入差距的加大。因为我们一直是投资导向和出口导向,生产要素始终没有彻底放开、市场化,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收入比重占GDP比重不高,包括城乡、区域,也包括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在不断加大,从而带来了消费增长的不足。我们为什么要扩大内需?这个问题一直是很严重的。


中国拥有14亿人口,而真正的中产阶级,即人均收入在10-50万以上的家庭只有4亿人。今年在“两会”上,总理说,我们人均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是6亿人。说明在我们中国,有10亿人没有坐过马桶、没有坐过飞机,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后遗症,其实也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


第二,资源环境的问题。


第三,过去,中国很好地利用了海外优势,从外部获得了很多的资源、技术,把加工好的产品输送到外部市场,但在很多领域,我们仍然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的科技是薄弱的。相对说来,我们在一些领域的发展很快,比如电子信息、数据化等方面,但一旦把产业链上溯,比如芯片、大飞机的发动机、高端装备、材料等,都是短板。所以要搞科技创新。


种种问题在拷问我们,原来的模式还能不能持续?一旦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一旦海外控制住我们的技术,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我们原来的模式就难以为继了。


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早在2013年,这一届政府就已经意识到并提出了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这是什么意思?即,1、消化前期过快的政策刺激;2、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下来;3、结构必须调整。


2015年,我们又提出了“中国经济要进入新常态”,还是这个意思。然后又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解决这些问题。在2016-2017年,应该说这些问题是解决得不错的,但是进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百年未有之变局”出现了。新冠疫情又进一步把加剧了这样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尽管我们仍然面临着战略机遇期,但未来的挑战是比较大的。事实上,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就开始就下行。而从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间,我们在房地产和新基建的刺激下,很多大城市的房价大概涨了6倍(同期,大概有人比较过,美国的房价上涨了80%,然后次贷危机就爆发了)。这时,我们已经看到了房地产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种种问题,都积累了下来。


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一直到现在,世界经济就一直没有再起来。它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所以,日本在2012年左右实行了零利率政策。到了2015年,欧盟也这么干了。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美国也开始推行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这是很麻烦的。一旦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钱肯定要流向中国——对中国来说,这里面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在座的企业家,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改革开放是可以以很低的利率到海外去融资的。因为国外的利率很低,我们借钱的成本也就很低,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而且在融资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合作拿到技术。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持续好的改革开放的脚步,即便面临出口的问题,也可以很好地利用国外的资本。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详尽地展开了。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就呈现出这样一些特征。


那么,因为施行了零利率的政策,比如,美国公司借了钱,或者钱回到了美国,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股票赎回去,不继续进行投资。这样也会带来三个后遗症:


第一,杠杆率很高。企业借了很多钱,老百姓也借了很多钱。其实,政府由于要刺激经济,也是借了很多钱的,这是财政赤字的原因;


第二,资产的价格很高。世界经济起不来,这么多的钱去哪儿了?不是股市就是房地产。在中国,基本上是进入房地产的,而美国则流入股市居多。经济不好,股市上涨,美国股市更是连涨10年,而我们认为这是撑不住的;


第三,有钱人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没钱,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会带来民粹主义,就导致反全球化的潮流。最后就是把市场关起来,拒绝海外的产品,自产自销、要拉动本国经济。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是对标美国的,所以,六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但是,大家可以看看美国现在的问题,包括黑人的问题等等,它一定要进行制度反思。因此,我们也不能再迷信美国,得都要考虑,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


此外,还包括经济领域的问题。我们的出口市场减少了,并面临着贸易摩擦。这时候,我们经济学人还是坚信,产业链大概不会断。尽管贸易会慢一点,产业链还在,我们该拿的技术还能拿到,比如华为还可以继续使用海外的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没问题的。但是,新冠疫情一来,一切全变了。


我们本以为,新冠会像SARS一样,3个月就结束了,没想到,这是一个短期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7月30号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提出,中国要怎么办?要建立起一套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协调机制—— 一定要用中长期的眼光去处理、解决这个问题。



全球疫情的三大影响


那么,疫情会带来多大影响?我认为有三大影响:


第一,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状态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悲观人士认为,新冠疫情可能要持续3~5年,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3~5年之内都将处于持续的低迷状态。而这期间恰是中国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期间。因为前面说的那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利率为零,各国的财政也没钱,政府也没有办法刺激经济,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放钱。但是钱又进不了实体,只能是进入股票市场。过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稍一收紧,股市就又会暴跌,经济就是继续下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且目前看起来是无解的。


有人问,未来世界到底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我其实也回答不了,但至少在当前来看是通缩的,但在疫情之后,我想一定要防通胀。所以,最近大家都在买黄金,已经引起了黄金的暴涨。未来我看不清楚,但是只要疫情不结束,接触性消费萎缩,旅游业、餐饮业等相当一部分企业就撑不过去了。但同时,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机遇。比如,数字化产业是能够应对疫情的,他们的发展就很好。所以,中国在这一轮数字经济的机遇是可以抓住的。全球数字化产业发展蓬勃的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机遇。


所以,企业家要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找到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数字化也仍然存在一些争论,就是绿色化怎么解决?虽然我认为,绿色化是一个趋势,但在短期内实现仍有难度。当然,无论如何,政策上要支持绿色化,这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一旦原油、天然气进口出现中断,我们怎么办?只能利用煤炭。但它会带来环境污染,所以,一定要发展新能源产业。我跟很多企业说,我们考虑这样一些方向。这是我讲的疫情的第一个影响。


第二,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在疫情进一步打压了全球经济的情况下,贫富差距也进一步扩大了。


大家都说,疫情是穷人的疫情,跟富人没有关系。我们看到,疫情一来,穷国都不行了。尽管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现在的疫情都发生在全球,特别是发生在主要国家,但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经济虽然不行了,但美国的货币在往全球跑——虽然不一定跑到中国来,但跑到了印度、越南、印尼等国家。这次新冠疫情的出现,美国再次“放水”,钱往哪里跑?只往中国跑。印度不行了、巴西不行了,有的国家没法控制疫情。所以我们说,疫情什么时候结束,要看最差的国家什么时候能控制住。它控制不住,全球就控制不住。


第三,对产业链的极大影响。不管怎么样,疫情一来,给全世界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高端产业不能都放到国外去,一定要立法让它们回归。意大利、西班牙出现疫情的时候,他们相信,欧洲会互帮互助。但是,口罩运到德国,德国给它扣了下来。在灾难面前,靠人不如靠自己。而这背后,是产业链的巨大威力。


我认为,新冠疫情结束以后,全球的产业链要重构,关系国计民生的、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链,一定要放在本国、放在绝对的同盟国,不会再放到有对立的国家。虽然有一点不必悲观——依靠市场来决定的产业还是要全球化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像医药、医疗、能源,高端产业里的芯片、国防等等,一定要退回本国。这些对中国都有影响,它们在短期之内会出现断供,不能及时补上就很麻烦。这是疫情带来的持续的、长期性的影响,是三五年内不可能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经济经过了7年时间才有所恢复。疫情的冲击是百年未遇的,比次贷危机的威力大多了,它对全球很多产业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中国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国际环境。


同时,还有国内环境的一些影响,中国怎么办?


面对三大问题,中国怎么办?


我们有自己的问题也有自己的优势。优势在于这样几点:


第一,根据联合国统计司的数据,中国经过了40年的发展,其产业链在全球的传统产业链里面是最完善的,没有一个国家的产业链能与中国相比。比如,美国没有纺织业,做口罩,它就不行。口罩要用到熔喷布,山东烟台包揽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熔喷布的生产,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第二,我们的人才结构、我们的科技能力,还是有的。中国有最大的市场,足够把任何一个产业都做到世界最大。国家太小了,国内需求量太小,产业就做不起来。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至少要有5000万以上的人口的规模、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才能支撑住本国的产业发展,否则是撑不住的,只能靠合作。一旦合作不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摩擦开始,谁最害怕?新加坡等国家是最害怕的。李显龙说,你们不要逼我选边站,他就500万人,对不对?做什么产业都做不起来,只能做长板的产业,然后跟你们交换。一旦交换无法达成,这样的国家怎样发展?这些国家很焦虑。所以,我们要形成科技的优势、人才的优势,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些优势使得我们的双循环可以持续。


第三,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体制优势。如果这个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在全球贸易当中我不能做市场化交易,但是又必须要做起来的话,中国可以举全国之力来完成,比如国防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在“十四五”期间所面临的一些条件或者说国际环境。总结说:首先是国际大背景,使得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要做调整,否则,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即使是大国,其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第二,国际环境的三大变化:1、全球经济的长期低迷;2、收入差距的加大,导致各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压力加大;3、产业都在转移。这三大问题结合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好,世界就会形成两到三个平行体系: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体系、以美国为首的美洲体系,和以欧盟为首的欧盟体系。其中,后两者基本上是休戚与共的。


在东亚这个体系里面,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些国家到底是倒向美国体系,还是跟着中国,这是需要我们担心的。


未来15年中国的经济战略


刚才说了,中国发展的好,全世界是可以跟着你走的,我们怎么做?这时,软实力尤其显得重要。们未来的发展速度会怎样?我们到底要怎么改革?怎么开放?这就是我们下一个“十四五”期间要解决的问题。


“十四五”期间大概的增长速度会是怎样的?我们一些经济研究工作者,在把这些问题考虑清楚以后,最主要是是找一些工具、方法,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数字做出测算,看一看我们的问题大概会怎样,如何去解决它们。


有这样一个公式可以预测我们未来的增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3.25%+0.46×资本增长速度+0.54×劳动力增长速度


根据这样的公式我们已经推导出:1978-2019年,经济增长速度为9.4%;1978-2019年,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1.5%,拉动GDP增长5.29个百分点;劳动力年均增长1.6%,拉动经济增长0.86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3.25个百分点。主要是劳动力转移、对外开放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教育和研发。


这是通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资本积累的速度,来计算的潜在经济增速。其中的3.25%是什么?它考虑的是生产端。生产要靠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其中,资本劳动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力数量,一部分是劳动力的质量。其中,劳动力的质量又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受教育水平和身心健康水平。所以有人说,服务业是享受型产业,同时也是发展型产业。当我们把人的心情调整好,劳动力的素质就提高了。除此之外,就是资本、技术。把这两部分去掉以后,剩下的,经济学里面把它叫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由什么决定?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有资源能力,有在海外学习的技术能力,有自己研发的能力,有管理的能力,还有我们在市场当中是否已经形成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域之间的转移优势,这些全部涵盖在这3.25%里。当然,我们在预测的时候是以3.25%为标准的,但实际上它是个变量。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详细展开。


把它计算出来以后,大概估计出一个数字: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到2035年之前的增长速度可能在5.2-6.2之间。也就是说,在这十五年内,经济增速平均大概在5%,GDP能翻一番多一点(增速达到4.73,GDP就可以翻一番)。


那么,这5%的增速,有没有可能跟国际上比一比?根据我们自己的结论,是有的。参考日本和韩国的数据,他们在达到中国现在水平的时候,往后15年的增速分别是:韩国4.8,日本4.5。


要达到这样的水平,以及参考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细的战略还要继续研究,粗的战略,我想有这样几点:


第一,把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5.5%左右。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等要做好匹配。我们认为,未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基本上就不会有大的变动。今年,我们GDP估计大概在2.5%左右,希望它能够反弹到5.5%的水平。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在短期之内,只要全球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倒退,中国的政策就不会倒退。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候,如果企业家们看准了,现在应该是资本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放手去搏、做一些投资的;但是,如果你的行业看不准,那还是要以现金为王。有些行业,比如数据化的、一些环境友好的产业——绿色化,包括生物医药等等,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还有服务业,包括咨询行业,当我们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时候,数据所传送的就是信息,我们的行业怎样把它们用起来,是一个比较好的着眼点。


第二,要培养供应链,尤其是刚才讲到的这些产业。


第三,创新,可能需要突破一些可能的关键技术。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不是每个区域都能创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再强调的创新,是指在那些创新要素聚集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北京、西安、武汉、青岛、大连等等地方。在其他地方搞创新,我个人觉得有难度,还是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所以,区域战略、城乡战略也非常重要,大家可以见仁见智。


第四,扩大内需。内需怎么扩大?一是扩投资,一是扩消费,其核心是扩消费。消费要扩张,首先是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然后要把收入、分配搞均匀了。


我认为,“十四五”期间,收入分配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税收制度。遗产税、房地产税和资本利得税是有可能要征收的,但是在这部分税收征收之后,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应该调整降低。要把企业保护起来,把一部分有钱人的钱,适当转移给低收入群体。然后,在未来五年,能把另外10亿基础群体里面的4亿人口变成中产阶级,让他们的收入增加到10万到50万,这是比较重要的。把4亿人培养成中产阶级,我们就有了8亿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水平上升以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就上来了。进而,汽车行业、旅游业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产业,就有了长足的发展前景。因而,这些行业也就成为了可以投入的行业。


当然,另外一个核心是继续改革,把扭曲的生产要素市场纠正过来。这就是城市化、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我个人认为,都是要去做的。特别是汇率,在“十四五”期间,只要美元有问题,人民币的汇率就会升值。我认为,未来5年,美元会遇到麻烦。当然,也有人认为,欧洲经济也不好,欧元也会有麻烦,所以,人民币也有麻烦。


在这里,我只是给大家提个醒,我在欧盟当过外交官,我看到,欧盟过去只有货币政策,没有财政政策:西班牙出问题,德国不愿意救;意大利出问题,荷兰反对它,为什么?北欧国家财政都很富裕,而南欧国家财政则很穷。这次,欧盟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它今年推出了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相当于欧洲出现了5%的财政赤字。我感觉到,欧洲在准备建立统一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想用货币与美元叫板。这样一来,欧元的地位就有可能上升,同时促使美元的地位下降和人民币地位的上升。这就是当前至未来5年的世界格局。


当然,当疫情结束,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到底会怎么办?我们还不知道。我只是讲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下一步市场制度要改革的内容。


还有一点,无论如何要开放,要搞中国的全球化战略,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中国在哪些领域可以起到引领作用,要把这个作用发挥好,要提供全球的公共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提升我们的软实力——简单地说,要有“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出口限制、零补贴。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要做什么?外资进来,我们应该做什么?


现在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比较好的契机,中国可以多发股票、国债,吸引外资买进。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进行经济建设。但是,一旦我们不坚持改革开放,美国经济一复苏,资本就跑出去了,所以,还是得去管理这些问题。


今天,只是总结了一些大的思路,更多的想法还有待于经济学家们继续去研究。不管怎么说,我对未来5年中国的经济抱有非常大的信心。


(文章转自“华夏基石e洞察”,根据演讲实录整理,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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