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淳的性格,与大清的国运

史料搬运工 2020-09-17 12:04


同治皇帝载淳发病是在1874年11月底,去世是在1875年1月12日,可谓非常急促。


官方文档说他死于天花;民间则长期传言死于梅毒。就史料对勘的结果而言,载淳应是死于天花无疑。毕竟,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经医家鉴定,确实是治疗天花的药方[1]。帝师翁同龢的私人日记里所载病情症状与所录药方,也与天花之症相合[2]。


但民间流传的梅毒说,也非是毫无根据的揣测。


载淳六岁即位,长期处于慈禧的严密保护与管控之下,很少能随心所欲。甚至于在载淳大婚之后,慈禧仍“阴使内监时时监视之”。这种不放心,也见于她给帝师李鸿藻等人的懿旨,要他们在载淳亲政之后“照常入直,尽心讲贯”[3],也就是继续按以前的办法给皇帝上课。慈禧的本意,自然是为了将儿子培养成一位贤明的君王,所以经常告诫他“毋辄至宫中,致妨政务”,希望载淳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后宫之中。年轻皇帝血气方刚,又不能违忤母亲,只好搞消极抵抗,“于是终岁独宿乾清宫”。[4]


压抑的家庭环境,与亲政后自由度的扩张,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便是载淳有了“微行”这样一项秘密癖好。据说,载淳曾游历至湖南会馆,翻检涂抹过某举人的案头文章。又曾拿着金瓜子,到琉璃厂购物。还曾在某酒肆之中遇到过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把后者吓了一大跳,赶紧让步军统领衙门派来卫士十余人贴身保护。[5]


同治皇帝载淳


这些说法的具体情节,未可视为真事,金瓜子云云,即显出颇多演义成分。但载淳喜欢“微行”、甚或有眠花宿柳之举,在朝臣中实是不公开的秘密,帝师翁同龢日记中即有记载。


1874年10月31日(九月二十二),翁在日记里说,昨天有马车惊逸入神武门,一直飞驰到景运门,“然同坐车者中官小李(旁注:上乘轿),照旧当差莫问也”[6]。中官就是太监。翁这段含蓄的日记,说明皇帝又悄悄出宫去了,回宫时太监所乘马车发生了“惊逸”的意外,万幸皇帝“乘轿”安然无恙。


据翁日记,该日之前的10天里,皇帝都没有进入书房读书。该日之后,又是频繁的“无书房”(皇帝传旨今天不上课),“翁日记整整一个月未见赴弘德殿授读”[7]。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谓不言自明:“为什么皇帝懒于读书?说白了就是经常夜间外出,弄得筋疲力尽,第二天哪有精神读书。学生放老师的假,老师无可奈何,只能干着急。”[8]


如此,当载淳在1875年初骤然去世,民间难免就会生出皇帝死于梅毒的传闻。御医李德立是载淳的主治医生之一。其曾孙即如此这般说道:


“五十年前我的祖父在世时,我为此疑案当面问过他,他说,‘同治确实是死于梅毒’,据祖父面告,曾祖父奉诏入养心殿请脉之初,已经看出是梅毒之症。为了慎重起见,曾约一位有名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梅毒大疮。自忖若奏明载淳生母慈禧,她通晓医道,喜怒无常,如若一时火起,指责有辱九五之尊,必遭杀身之祸。倘若知情不报隐瞒病情,又怕责任重大,最终难免治罪,真是左右为难,经与右院判庄守和商议,认为反正是治不好的病,何况这是自古以来少见的帝王之绝症,难告于天下,不如装糊涂吧。既然宫中都说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来治。好在皇室近臣对天子微服寻花问柳,都睁一眼闭一眼,讳而不言,自己又何必戳穿,自讨苦吃呢。”[9]


第一种可有效治疗梅毒的药物Salvarsan,要到1910年才被欧洲医学界发现。对1874-1875年的清廷御医来说,梅毒确实是一种让人束手无策的疾病。而翁同龢日记中记载的某些载淳症状,如“腰间、臀部肿处两孔皆流脓,而根盘甚大”等,与“杨梅大疮”之间,似也难有界限分明的区分。如此,御医们站在自保的立场,与其诊断称皇帝得了梅毒并将之记入药方,确实不如不说、不做记录为妙。


不过,档案里治疗天花的药方毕竟难以否定,梅毒也未必会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即致人死亡(不少人患病后还可存活多年)。据此,有学者认为,“同治皇帝之死,起因天花,终于梅毒”[10],天花诱发了潜伏的梅毒(梅毒一般有10-90天的潜伏期),是载淳迅速死亡的真实原因。


还原载淳的死因,不难窥见:他的性格之中,同时具有压抑、任性与宣泄三种倾向。慈禧太后的严格管控让他压抑,但他敢于在帝师翁同龢面前任性放肆,彻夜微行不归则是他宣泄不满放飞自我的重要手段。这些性格倾向,在他亲政期间,曾淋漓尽致地展示于庙堂之上,使朝政震荡不已,让群臣叫苦不迭。


“重修圆明园风波”,即是一个典型案例。


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圆明园在庚申之变里被英法联军焚毁,是爱新觉罗皇室最沉重的隐痛。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俱被平定,与欧美各国的关系也因总理衙门奉行条约外交而有所缓和,虽最高决策层仍时常因天津教案等突发事件而忧惧庚申之变重现,但在一般官员和普通知识分子眼中,清王朝已是一派“中兴气象”。1863年太平天国行将溃灭之际,通政使王拯即上奏说“此诚我国家运际中兴,千载一时之际会也”;1875年,又有陈弢收录朝臣奏章编辑成书,直接定名为为《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11]。


与“中兴”的舆论大体同步,朝堂上也出现了重修圆明园的主张,比如1868年御史德泰上奏“请修理园庭以复旧制”,结果被恭亲王奕䜣以“军务未平,民生困苦流离”[12]为由严词驳回,并将建议者德泰革职。


1873年同治皇帝宣布亲政,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再度被提上日程。这年10月,载淳以为两宫太后修筑颐养天年之所为由,颁布上谕重修圆明园。帝师李鸿藻一再谏阻,说这是“以有用之财,置无用之地”[13]。作为应对,载淳在11月17日再发上谕,说自己只是“择要重修”,并不是要全盘恢复圆明园的旧观,目的只是向两宫太后尽孝,且希望“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14]。所谓“择要重修”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实际涉及建筑多达三千余间


皇帝的一意孤行,引来陕西道监察御史沈淮的反对。沈上奏说,国库空虚,水旱灾害频发,军务也尚有许多待办之事,此时绝非修理圆明园的时机。载淳接到奏折后大怒,“上震怒,立召见,谕以大孝养志之义”[15]。为示圆明园必修的决心,载淳于沈淮上奏的第二天,又下了一道谕旨,说现在确实国库空虚,水旱灾害频发,军务也还有许多该办之事,自己也一直是个“躬行节俭”之人,绝不肯大兴土木增加天下负担,但两宫太后“亲裁大政十有余年”,现在退下去了,如果没有一个颐养天年的所在,“朕心实为悚仄”,心中是有恐惧和愧疚的。所以圆明园还是得修,但“不得过于华靡”[16]。


这道谕旨,在5天之后又引来了福建道监察御史游百川的反对。载淳大怒,又将游百川召来诘责。与沈淮不擅言辞不同,游面对皇帝的当面斥责竟仍能侃侃而谈,“廷诤谔谔数百言,声震殿瓦”[17]。愤怒的载淳再次亲拟谕旨,痛斥游百川不能体察自己对两宫太后的孝心,实在是可恨至极。


1874年3月,在载淳的一意孤行下,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式宣布启动。内务府开始行文湖广四川等南方省份,要他们采办大型木材(主要是楠木、柏木等)三千件运往京城使用。然后就发生了荒唐的“李光昭案”,原本已成定局的“圆明园重修工程”再度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李光昭是一名广东商人,曾通过“捐输”买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官衔,但始终没有拿到朝廷发的部照(也就是证书)。载淳命各省采办木料的谕旨发下去之后,引起了李光昭的注意。他试图做一回“两头通吃的中间商”,先是联络内务府说自己可以弄到一大批巨木,“价值数十万金”,愿意砍伐后运往京城报效皇上。内务府向载淳报告此事,载淳遂下旨给了李光昭一堆特权,比如沿途关卡免税放行,可前往各处与督抚会商事务。李遂摇身一变成了“奉旨采办”的钦差。


搞定了皇帝,下一步自然是去搞定木材。但李光昭并无经营木材的经验,他跑到湖北一番考察后,发现去深山砍伐巨木耗时费钱,并无多少差价可赚。于是改变主意去香港,以“圆明园监督代大清皇帝”的名义,与一名法国商人订立合同,向其购买5万余两白银的木材,运抵天津后付款。另一头,李光昭则向内务府报告称该项木料价值30万两白银。待洋商将木料运抵天津,李光昭却未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履约付款,遂被洋人告到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处。李细察合同大惊,发现立约者竟是同治皇帝。李光昭与内务府勾结,一头骗朝廷一头骗洋人,空手套白狼的把戏,随之也曝了光。[18]


1874年8月18日,李鸿章上奏报告“李光昭案”的调查情况。针对圆明园的不满舆论即开始在朝堂之上酝酿。9天后,8月27日,恭王奕䜣、醇王奕譞、惇王奕誴、军机大臣文祥、大学士李鸿藻等十位王公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止修建圆明园。这是载淳亲政以来从未见过的阵势。他迟滞了两天,才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下召见奕䜣等人。


召见中,载淳极为不悦地质问奕䜣等人:“我停工如何?尔等尚有哓舌?”(我停工你们总能满意了吧?我都停工了,你们还有什么可喋喋不休的?)奕䜣回复说:“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我们要上奏的事情还很多,不止停工这一件事,请让我一件件说来),随即开始念众人共同起草的奏折内容。载淳大怒,喝问奕䜣:“此位让尔如何?”言语激烈至此,以致于本就有病在身的文祥“伏地一恸,喘息几绝”,不得不被人搀扶先行离开。奕䜣被怒斥后,换醇王奕譞出面“泣陈”,当奕譞说到皇帝不该频繁“微行”时,载淳再次发飙,“坚问何从听闻”,坚持要奕譞说出消息来源拿出人证,否则就不能与他甘休。无可奈何,奕譞只好说出具体的时间与地点,载淳才“怫然语塞”没有话说。[19]


恭亲王奕䜣


“微行”之事被群臣指责,让载淳极为恼怒。数天后,他再次召见奕譞,欲逼问出究竟是谁泄露了他的“天机”。适逢当天奕譞外出至南苑验炮,只好转召奕䜣盘问。皇帝威胁称,若说不出消息源,就等于捏造言辞诽谤君主的威胁,奕䜣只好如实回复信息来自“臣子载澂”,载澂比载淳小两岁,二人曾多次结伴“微行”。[20]


9月9日,载淳迫于压力发布上谕,停止圆明园工程,改为修缮三海。该上谕发布之前,载淳另拟了一道朱谕给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其中列举了恭亲王的种种罪状,包括“目无君上,欺朕之幼,诸多跋扈,并种种奸弊不可尽言”,皇帝宣布革去奕䜣的亲王世袭罔替及所兼军机大臣等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时免去其子载澂的一切爵秩,交宗人府严议。


显然,这是对奕䜣反对圆明园修复工程、载澂泄露皇帝“微行”天机的严厉报复;“欺朕之幼,诸多跋扈”一句,还显示年轻的皇帝对这位辅政亲王早已心生怨恨。文祥等人接到朱谕后大惊失色,回奏说“目无君上”等罪名,或许存在盛怒之下措辞过重的问题,希望载淳冷静一天,“容臣等明日召见后请旨”;或由文祥等现在另拟一道谕旨“进呈御览”。载淳对文祥的建议毫不考虑,写下了“文祥等所奏著不准行”的朱批。[21]


次日,朱谕下发,里面说:“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著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22]较之文祥前一天看到的版本,过于激烈的言辞如“目无君上,欺朕之幼,诸多跋扈”等已经删去,改为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的“语言之间,诸多失仪”。可知文祥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多少仍对载淳起到了一些影响。


再次日,载淳又以“朋比谋为不轨”的罪名,将包括惇王、醇王、文祥、李鸿藻在内的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重臣尽行革职。皇帝暴走至如此程度,两宫太后终于不得不出面阻止,强迫载淳停止对王公大臣的惩罚,并下发新谕旨赏还奕䜣父子的爵位与职务。[23]至此,“圆明园重修风波”终于算是消停了下来。


据统计,此番风波之中,公开站出来反对重修圆明园者,“王公重臣有10人: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翰詹科道学政12人:御史沈淮、游百川、陈彝、孙凤翔、邓承修、李宏谟、张景清,詹事袁保恒、王家璧,内阁学士谢维藩,侍讲宝廷,学政李文田;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的地方总督巡抚有吴棠、李宗羲、李翰章、李鸿章4人。”[24]可以说,载淳遭到了清廷官僚集团中坚力量的强力阻击。


载淳执着于重修颐和园,实有深意存焉。有学者说得很明白:“乾隆皇帝的操控(注:指乾隆将母亲安置在绮春园)为同治提供了一个利用尽孝来实现政治目的的先例。同治或许希望慈禧太后能一直热衷圆明园的重建,减少对国家事务的关注。通过将太后移至园林,从而掌控皇权。”[25]圆明园的修筑可以转移慈禧太后的精力和注意力,修好后更可以将慈禧太后名正言顺礼送出紫禁城。如此,年轻的皇帝就可以彻底挣脱母亲以关爱之名构筑起来的牢笼


对这种隐秘动机,慈禧与奕䜣,自然也是洞若观火。但慈禧爱子心切,在1873-1874年间,似怀有一种乐见载淳顺利亲政实现乾纲独断的心态,故长期未就圆明园重修之事发表意见。奕䜣审时度势,也曾一度响应载淳发出的“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的号召,在1874年初带头捐献了第一笔白银共计2万两(后来又补捐了5000两)。随后,醇王等8名皇室成员也在1874年5月份捐献了5.6万两白银。再之后,帝师群体也也捐助了银两,虽然数额颇小,却相当于一种立场上的重要认同。[26]直到李鸿章借着“李光昭案”将“圆明园重修”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言官们冲锋在前,众王公大臣才又再次坚定立场,联名向载淳施压。


慈禧太后


载淳在风波中的种种表现,可谓集轻狂与躁进于一身,冲动而不顾后果,决策被情绪严重左右。这或许足以提供一种理解:1874年的奕䜣与文祥们,其实并不希望慈禧太后全然退出政治舞台。


之前的十余年里,慈禧太后已充分展示出了她在“维持大局”一事上的隐忍与得体,而年轻的载淳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里,他发出过“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口,不难尽歼此辈(法国人)”的妄言[27];在1873年的“公使觐见”中,他又对洋人立身不跪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以致于在“圆明园重修风波”中仍拿当日之事来质问反对者:“当洋人求觐之时,汝何不奏请止其觐见乎?”[28]略言之,“庚申之变”对慈禧与奕䜣而言是铭记于心的沉痛往事,但年轻的载淳似乎很难感同身受(他当时年仅四岁),他念兹在兹的,是要将洋人们尽数歼灭。


在帝师李鸿藻看来,载淳上述种种政治上的不成熟,本质是他只热衷“游观”而不愿为清王朝的命运担起责任。在1874年的一份奏折里,李鸿藻说:前几年皇帝来弘德殿“读书看折”,是一种“孜孜讨究”的态度,如今却说“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来去匆匆,可谓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他告诫皇帝并提出希望:


“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增一分识见,二者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懔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认真讨论。”[29]


李鸿藻这份劝皇帝多读书的奏折,显示他将约束载淳的期望放在了慈禧太后的身上,辅政的恭亲王与诸位帝师都拿年轻皇帝的任性胡为毫无办法。只有慈禧太后住在紫禁城,才能管控住载淳的轻狂躁进。这一点,也在“圆明园重修风波”即将失控之际,得到了事实上的证明。


1875年1月12日酉时太阳方落之际[30],同治皇帝载淳去世。


朝中重臣,几乎无人感到惋惜。




注释

[1]朱琼臻:《同治皇帝感染天花的进药用药底簿》,《历史档案》2018年第3期。

[2]沈渭滨:《从﹤翁同龢日记﹥看同治帝病情及死因》,《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期。

[3]《咸同两朝上谕档》二十三,第33页。。

[4]《清代野史》第1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00页。

[5]《清代野史》第1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01页。

[6]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69页。

[7]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189页。

[8]沈渭滨:《从﹤翁同龢日记﹥看同治帝病情及死因》,《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期。

[9]李镇:《同治究竟死于何病》,《文史哲》1989年第6期。

[10]丁燕石:《正说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11]任念文:《论“同治中兴”》。收录于《晚清政治散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

[12]《咸同两朝上谕档》十八,第297页。

[13]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上册,1969年版,第190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26-627页。

[15]陈康祺:《郎潜记闻》。收录于《历代小说笔记选·清》第四册,第967页。

[16]《咸同两朝上谕档》二十四,第219页。

[17]陈康祺:《郎潜记闻》。收录于《历代小说笔记选·清》第四册,第967页。

[18]许吉敏:《试论李光昭案》,《黑龙江史志》 2010年第3期。

[19]萧一山:《清代通史(三)》,第673页。

[20]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04页。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44页。王无生《述庵秘录》里说,载淳曾拟出过一道诛杀恭亲王的谕旨,命文祥直接传诏不许展视。文祥违命打开谕旨后大惊,“叩太后宫,泣诉之”,慈禧遂出面制止了载淳的胡作非为。此说过于耸人听闻,载淳但凡尚存半分理智,当不至于做出这般震颤天下之事。或可视为载淳摘去奕䜣爵位与职务、后又由慈禧出面恢复奕䜣爵位与职务这一史实的“民间加强版”。

[22]《咸同两朝上谕档》二十四,第260页。

[23]《越缦堂国事日记(三)》,第1155页。

[24]赵雅丽:《同治朝重修圆明园之议的政治文化浅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本文关于同治皇帝与“圆明园修复工程风波”的回顾,亦主要参考了赵雅丽《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的梳理,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494-506页。

[25](美)墨安屴:《重振帝国:同治时期的政治、交流和圆明园》,收录于《清代皇家园林史料汇编》第1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94页。

[27]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98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38页。

[29]吴相湘:《晚清宫庭实纪》,(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194-195页。

[30]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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