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字重磅报告《中国的影响力在日本无处不在》

行业报告研究院 2020-09-17 13:10

作者介绍:

德文·斯图尔特是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高级研究员,他在那里创立并指导了亚洲项目。他曾在 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教授国际事务课程。2004 年至 2006 年,他曾担任欧亚集团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杜鲁门安全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和助理研究主任,并在 2010 年之前担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



引言



从 2018 年开始,美中贸易战产生的不确定性迫使两个长期竞争对手和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暂时搁置分歧。为此,他们在两国关系中寻求务实的“战术缓和”或“新开端”,强调在贸易、旅游和外交方面的共同 利益。日本的商业友好协会和官员也在国内推动这一方向,其结果是对中国政 府采取了一种微妙的对冲策略,旨在从中国经济中获取经济利益,同时保护日 本免受不良影响。中国领导人计划于 2020 年春季对日本进行的国事访问(后来 由于新冠疫情而推迟),是产生界定两国关系的改善的“第五个政治文件”的潜在试金石。与中国的全球宣传目标相一致,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利用该文件进一 步使其全球领导地位和雄心勃勃的经济项目合法化。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一项全 球影响力运动,包括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不仅仅旨在改变现有全 球政治格局,将中国置于世界“大国”之列,更是旨在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在日本——这一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影响力活动?


这个归纳项目试图了解不同的民主国家是如何处理外国影响活动的,它通 过考察外国影响的“需求”侧或消费,而不是外国影响的“供给”侧或生产 (正如许多其他研究所做的那样)。另外,要把中国共产党、中国这个国家和 中华民族区别开来。然而,在这项研究中,为了考察“需求”方面的影响,这 三个词的区别不那么明显,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总体态度。日本对中国影响的 恢复力包含在其与中国的全面关系中 。 


在为期两年(2018-2019 年)的访谈中,约 40 位专家达成共识,他们自信 地——甚至自豪地——表示,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中国在日本的影响力仍然有限。日本专家所理解的“影响力”, 是指中国政府或政府附属机构为塑造 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观点和行动所做的努力。这一发现与胡佛研究所、 哈德逊研究所、詹姆斯敦基金会和其他机构最近的报告一致,但是这篇报告有所不同,它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本报告将探讨潜在的 因素,日本的应对措施,以及其他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可能要吸取的教训。 


与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不同,日本普遍抵制来自其庞大邻国中国的影响活动, 这源于自由民主的优点和缺点:严格的竞选资金规则、以牺牲外国人利益为代 价支持国内产业的规定、同质化的人口、政治冷漠的公众、政治稳定、历史 上相对隔绝于外国影响、“寡头”媒体格局,以及民众对中国的普遍猜疑。


任何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中国在日本的政治影响力就像空气:无处不在, 但无特别之处。正如上智大学的中野光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一个很 难说的话题,因为与其他地方相比,中国在日本的影响力更为微妙,中国的 影响力一直存在于日本,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不仅仅是在明面上...也许是因 为中国把日本视为发展的跳板,现在不再需要它了。”中国文化在日本无处 不在,它渗透到语言、艺术、烹饪、文学、建筑、音乐、法律和哲学等方方 面面。


经过 2000 年紧张的中日关系(有关双边关系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公元 57 年), 包括战争、侵略和对抗,日本社会习惯了与中国并肩生活,但不一定是要在 一起,事实证明,这个国家对中国的政治战而言是相对不可攻破的。此外, 中国的影响力活动可能会遭到日本公众的抵制。 随着全球对中国干预的意识增强,这种抵制可能会日益成为一种全球常态。 




1 | 中国对日本的影响策略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影响力宣传活动试图将中国描绘成世界大国中合法的全球领导人形象。在影响日本方面,中国的目标是在日本社会树立一个积极的形象,培养精英中的盟友,并开拓获得日本商业机会和投资的途径(同时获 得技术专业知识)。


根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在世界各地经常使用的策略包 括:将中国经济武器化(经济胁迫),主张叙事优势(宣传和信息),依赖精英中介,利用散居海外的华人,以及实施威权控制。这些策略中的多个都出现在 与日本的互动中,本文探讨了良性影响(公共外交)和恶性影响(即隐蔽的、胁迫性的和腐败的的活动,被成为“3C”活动,covert, coercive, and corrupt)。


至于目标,中国希望日本加入中国的全球倡议,如“一带一路”和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从而增加中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据几位专家称,日本主要的安全担忧是冲绳可能宣布独立,部分原因是它对日本和美国政府的不满。中国通过外交、信息运动和在靠近美国基地的岛屿北部地区投资来鼓励这一 目标的实现。尽管两国的贸易依存度(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但两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并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根据 2018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日本最 大的出口市场。强硬路线中共官员还利用反日情绪诋毁改革运动,维护中国国 内的权力,因为这些改革者经常在日本接受培训。在地缘政治层面上,一些中 国官员设想着日本将远离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甚至可能支持日本在联合国安理 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的影响力目标并非总是恶意的,而是寻求推动中 国的国家利益,有时会牺牲日本的利益,有时候不会。 



中国利用新冠疫情的尝试


作为在新冠大流行中受害最严重和最早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在宣传(为 促进政治事业而有偏见或误导性的信息)、信息传递和政治影响方面是一个有趣 的案例研究。此次病毒爆发浓缩了过去几年中日关系的总体情况。也就是说,中国官员、官方媒体和公众对此次危机对中日关系的反应和信息大多是积极的, 而日本官员的反应大多是积极的,但日本媒体和公众的反应褒贬不一。2018 年 以来,这一模式再次出现在双边关系中。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世界卫生组织获悉中国第七大城市武汉发生不明原 因肺炎病例,在随后的全球恐慌和对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国事访问(现已推迟) 的考虑中,中国官员、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对日本和中国在抗击这一流行病方 面的领导作用发出了积极的信息。汉密尔顿 2.0 仪表盘工具对中国(和俄罗斯) 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账户的跟踪支持了这一解释;它显示了这些账户关于日本 的日语或英语的在线活动非常有限,当它这样做时,就要么是良性的,要么是 积极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奉承性信息占据了中国社交媒体的主导地位,这反 映了中国媒体对日本援助中国的积极报道。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华春莹今年 2 月通过其全新的推特帐户在推特上写道:“作为隔着一片狭海的邻国,我 们在需要时互相帮助吧。” 


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为其公共外交努力发布信息时,对日本政府对新冠疫情的 即时反应表示感谢,特别是在寄送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的箱子上印有中文的诗 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这一回应在中国微博社交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 在中国微博上的浏览量超过 1.7 亿次,日本大使馆的微博账户下也接受到了感谢。当一名负责从武汉撤离日本公民的日本官员涉嫌自杀时,中国网民对这一损失 表示哀悼。有趣的是,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日文版赞扬了以对华友好著称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送去口罩。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病毒的早期反应是温和的,部分是出于对中国的相互尊重。直到 2020 年 2 月 1 日,也就是美国停止所有来自中国的外国游客的 第二天,日本才开始拒绝中国湖北省居民入境,许多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直航 航班仍然保持不变。备受关注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危机初期将领导权交 给卫生大臣, 批评人士认为,安倍希望在中国领导人计划于 4 月进行国事访 问之前避免冒犯中国。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这一事件可能是近年来中共 对日本最有效的影响力活动之一。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中国政府要求日方“(就新冠疫情)不要小题大 做”,导致日方反应迟缓。随着感染病例的增加,全世界的批评人士都质疑日本 是否有能力举办即将在 7 月举行的奥运会,政治压力和后勤保障风险促使政府推 迟比赛直到 2021 年 7 月。 到今年 5 月,日本和中国正在相互协调,部分取消 对病毒检测呈阴性的商人的旅行禁令,东海有争议的钓鱼岛附近的海上事件也相 对缓和。在安倍于 2 月 29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宣布关闭日本所有学校后,“#安倍辞职”在日本推特上成为热门话题。



同样,日本推特上也出现了反华情绪和对病毒对东京奥运会产生影响的焦虑情绪,并以“#中国人不要来日本”为标签,这种对中国的抵制后来会在危 机中走向全球。但是,当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 3 月 2 日向亲华的日本自民党 秘书长二阶俊博赠送 100 万个口罩时,日本法务大臣森雅子在推特上说,“谢 谢你,杰克”,并称他为在去年 12 月,她与之进行“深入的交谈”的“朋友”。这种赞扬遭到了日本右翼小说家百谷直树的批评,日本政府终于在 3 月 5 日宣 布暂停对中国游客的旅行签证,同一天日本政府正式宣布中国领导人国事访问 因新冠疫情而推迟。2020 年 5 月底,安倍所在的政党向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发表决议,谴责中国制定限制香港政治自由的国家安全法的计划,并鼓励重新 考虑国事访问邀请,这些步骤预示着双边关系将出现更黑暗的转折。 



中国在日本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最知名的海外公开推广项目,隶属于包括统战部在内的实施影 响力活动的部门网络。统战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旨在影响党外或国外 的人,包括精英。虽然孔子学院的官方任务是促进(与中共)的友谊,但根据批 评者和几位受访者的说法,孔子学院可以传播中共的宣传,扼杀自由言论,并 被用于情报收集,这使得该项目既有潜在的善意,也有潜在的恶意。自 2004年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开设以来,截至 2018 年,中国已经在全球建立了548 家孔子学院,其目标是到 2020 年建立 1000 家孔子学院。然而,截止到2020 年 6 月,汉办网站只列出了 541 家孔子学院,因为它们面临着越来越多 的审查和关闭。孔子学院在中国教育部下属的国际汉语委员会办公室(简称 “汉办”)的帮助下提供汉语课程,汉办的资助项目包括提供教科书、教师 和为外国人提供在中国大学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奖学金。2009 年奖学金制 度建立以来,来自 166 个国家的大约 50000 名学生获得了奖学金。孔子学院 还提供文化课程,包括烹饪、太极、针灸和书法。 



在日本,最新的孔子学院于 2019 年 5 月在山梨县甲府市的山梨学院 大学开设,这成为日本第 15 个分校,2005 年 10 月,日本的第一个孔子 学院在著名的京都立命馆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开设。在日本开办孔子学 院只需要学校和国家汉办签署协议,不需要得到日本教育部的批准,而 后者对孔子学院的态度则是漠不关心。在日本开办孔子学院只需要学校 和国家汉办签署协议,不需要得到日本教育部的批准,而后者对孔子学 院的态度则是漠不关心。在 2019 年 2 月的一次国会会议上,当自民党议 员杉田美男询问有关孔子学院的情况时,教育部高级教育司司长吉本浩 只是简单地从网站上引用了数据。 孔子学院通过增加资金和中国合作大 学的招生来吸引日本大学,鉴于日本的青年人口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非 常诱人的机会。


在日本以外,对间谍活动的政治担忧与日俱增,以及对中国资金的过度依 赖,导致了很多的孔子学院被关闭。在孔子学院的主要市场美国,自 2018 年以 来,至少有 15 所已经关闭,2018 年 2 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赖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调查孔子学院,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于 2019 年 8 月宣布,由于担心中国的恶意影响,它将关闭其所有 13 个 孔子学院,比利时的孔子学院因其主管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关闭,并禁止其在 8 年内不能进入欧盟。然而,在日本,没有一家孔子学院被关闭。2014 年, 广岛关闭了一个孔子课堂(相当于孔子学院中小学),但关闭的原因是需求不 足,而不是政治担忧。虽然媒体尚未报道日本关闭任何孔子学院,但专家推测, 由于政治压力,一些孔子学院最终可能会面临关闭。 


东京国际大学基金会的村上智明称,日本公众和媒体对孔子学院的审查正 在增加,包括村井在内的专家告诉我们,公众对孔子学院的意图越来越怀疑, 许多人认为他们从事的是中国的宣传和情报收集。村井指出,资金短缺的日本 大学经常被迫以财政为由欢迎孔子学院,然而,《产经新闻》等保守媒体和校 友会都对孔子学院持批评态度,并向大学施压,要求它们关闭孔子学院。村井 还认为,日本大学的发展在政治上与普通民众不同步:大学仍然以左翼、马克 思主义思想为主导,而公众则更偏向右翼和民族主义。如果大学想继续同时得 到中共和日本纳税人的支持,大学可能会陷入僵局。


日本所有 15 个孔子学院都位于私立大学,因此,没有一所大学隶属于公立 大学,包括日本顶级大学东京大学。一些专家认为,公立大学原则上不愿意接 受孔子学院。2007 年 4 月,日本最负盛名的私立大学之一早稻田大学与北京大 学合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型孔子学院,以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促进 联合研究,并发表研究论文。 早稻田大学目前有 2,775 名中国学生(超过其外 国留学生的一半),而超过 10,000 名日本学生在早稻田上中文课,部分是通过 孔子学院。


反对孔子学院的国际运动在日本也取得了进展,例如,加拿大一部关于孔子学院的纪录片《以孔子的名义》于 2017 年 11 月在日本上映,而且是在由总部位 于华盛顿的中国公民权力倡议组织在东京举行的跨种族/跨信仰领导会议上放映 的。该会议接待了大约 60 名国际人权活动人士,并举行了几位公共政策官员的 演讲,其中包括前特朗普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从该片的网站来看,在日 本关于孔子学院的公众争议只发生了一次,在 2010 年,大阪工业大学的一名 董事称汉办为间谍机构并在校园内遭到中国学生的回击后道歉并辞职,这篇报道 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或许是对为了遏制未来的批评。 



中国针对日本的信息活动



外国人仅占日本 1.27 亿人口的 2%,但这一数字预计还会上升,这具体取决于未 来几年因劳动力短缺和蓝领工人签证放宽和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旅行禁令如何发展。日本的外国出生人口比意大利(8%)、德国(15%)或英国(13%)等其他富裕国家要 少得多,这是外国对日本影响有限的几个原因之一。中国人约有 80 万,占外国 人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是在日本的外国人中最大的群体。因此,在日本的中国 人是中国中介影响力的首要目标。


华文媒体是中共用来影响海外华人社区的众多方法之一,在某些情况下,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的华文媒体实际上已经被中共垄断。然而, “在日本,仅仅是民主 政治的性质、民意和历史问题的突出性,就对中国统一战线活动和企图寻求暗中 影响形成了抗争,日本和中国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不信任感。”亚洲问题专家 安基特在国会作证时说,尽管如此,仍有多家华文媒体以在日华人为对象,包括 《日本华侨新闻》、《日本现场》、《小春》、《现代中国》、《日本新华侨报》 和《中文导报》。虽然这些媒体的总部设在东京和大阪,但它们的内容主要是来 自中国大陆的文章,例如新华社或《人民日报》。



《中文导报》是发行量最大的针对在日中国居民的华文报纸。《中文导报》 由 Chubun Sangyo 在东京经营,由罗怡文于 1992 年创办,罗是日本最大的 综合免税店企业 Laox 的总裁,其中 75%的收入来自访日的中国游客。《中文 导报》的新闻报道多从生活在日本、服从中共路线的中国人的角度来报道日中 关系和中国社会。 例如,2020 年 2 月,一篇颇受欢迎的文章题为《早稻田大 学中国人在行动!众志成城支援武汉》。 这些媒体偶尔也会发表地缘政治题材 的文章,有一篇表标题为,“日本终会放弃美国加入亚投行?” 这篇文章发表 于 2015 年 4 月,是在日本错过了中国设定的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最后 期限之后,并且试图鼓励日本加入亚投行, 而到 2020 年春天,日本尚未加入 亚投行。 


从恶意影响的范围来看,中国通过新闻媒体施加影响的最重要目标可能是冲绳。日本公共安全情报机构在 2015 年和 2017 年的年度报告中都提到了中国可能影 响冲绳舆论的问题。特别是,2017 年的报告引用了中国共产党下属的《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鼓励中国将冲绳称为“琉球”(因为冲绳在历史上是一 个独立的王国,被称为琉球王国),因为“冲绳”暗指对日本主权的默许。同 样,该机构2015 年的报告注意到中共所属的《人民日报》(也包括在其国际版 上)发表多篇文章,质疑日本对冲绳的主权,其结论是中国对冲绳的此类行动 需得到关注。“中国正在用非直接的方法影响日本,有一种隐蔽的途径,比如 通过投资来影响冲绳报纸来推动冲绳独立,并撤走驻冲绳美军,”小谷由一 (Yuichi Hosoya)告诉我们。“这是间接策略。这是锐实力,在日本,我们能 看到网络攻击等锐实力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媒体在日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不过,正如《朝日 新闻》记者明村健二(Kenji Minemura)在东京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至 于中国媒体在日本的存在,影响力不大。日本媒体在日本非常具有影响力, 除了《华尔街日报》(日文版)之外,外国媒体很难渗透到日本。我们信 任美国媒体,而没有人信任中国媒体,” 明村健二说。“由于在日本,电 视和报纸都相当客观,日本人倾向于相信信息,但这使日本人民非常脆弱, 他们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因为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还不发达,但他们不相 信中国的宣传。” 尽管日本日经在 2015 年从英国培生集团手中收购了英 国《金融时报》,但中国还没有收购过日本主要日报。


明村健二接着说:

我们在日本的报纸订阅量正在下降,而中国人现在开始在(经济上)支持 《每日新闻》)等实力较弱的报纸(看看《华盛顿邮报》上由《中国日报》 提供的《中国观察》插页就知道了)。《每日新闻》也有一个《中国观察》 栏目,但不受欢迎,因为人们把它当成广告。我问了《每日新闻》;他们 说,《每日新闻》只接受有关文化和旅游问题的中国观察新闻,不接受与 政治或经济相关的新闻。但这就是统战部策略,它是一步一步来的,这是 统战部的灰色地带策略。


带有中国插页的《每日新闻》的日本读者达 660 万。


促进中日关系的论坛


该项目的几位受访者提到,中国利用国际论坛和退休军官座谈会作为培养关系的 方式。北京-东京论坛是促进双边关系和对话的一个相对有效和良性的影响工具。该论坛成立于 2005 年,由非营利性组织日本言论 NPO 和中国共产党下属的中国 国际出版集团共同主办。论坛轮流在东京和北京举行,接待了来自商界、政界、 学术界和媒体界的数百名有影响力的与会者。最近,一个被称为“中日最高公共外交交流平台”的论坛于 2019 年 10 月在北京举行,主题是“新时代、新期待: 中日在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



日本退役海军中将小田洋二(Yoji Koda)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该论坛是一项有效的公共外交努力。然而,在那次特别的活动中,他把这 一信息转到了中国身上,他说,“如果日本被中国的魅力攻势所困,而不进行 自我改革,中国将会是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他指的是中国在技术、外交和 商业上的全球孤立。事实上,在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爆发时,日经新闻的一篇标 题宣称,中国在寻找“一个朋友”。这篇文章指出,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都以 “热情洋溢的措辞”赞扬了日本在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援助。


然而,日本国防研究所的增田(Masayuki Masuda )在东京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 中国在这些论坛上的影响力非常有限。鉴于日本对华援助的结束,中国在日本社 会的好感度较低,外务省的实力不断萎缩,以及日本首相办公室的实力不断上升, 中国已经开始寻求其他方式来影响日本。但对与外国接触,特别是与俄罗斯和中 国官员接触的严格规定,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增田说,长官和官 员与外国官员会面必须得到许可,而且必须有同事陪同。中国试图通过由中国人 民解放军赞助的研讨会来邀请日本退休军官参会来培养与日本的关系,因为退休 将军在中国很有影响力;但日本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民事部门掌握着政策的大 部分权力。他总结道:“中国很难在日本进行成功的影响力行动。”


肖罗素(Russell Hsiao)在其 2019 年的论文《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实施影响力行动的初步调查》中指出,中国在日本实施影响力行动时使用了几种不同程度有 效性的统战部工具。肖的文章列出了影响日本实现中共目标的各种统一战线机 构,包括孔子学院、友好协会、行业协会和在日本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渠道 包括至少七个中日友好协会,包括日中友好中心,该中心设有宿舍、酒店和语言 学校,该中心位于东京文教区,最初成立于 1953 年,当时名为“禅宗社区学生 中心”。 


根据我们的采访,在官方双边紧张时期,如 2010-2012 年钓鱼岛冲突期间,这 些友好协会(其中许多在外交正常化之前)一直有助于维持幕后对话。然而,鉴于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影响力的怀疑,统战部统战部组织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带有日语和英语的在东京的日中友好中心指示牌。 


来源德文·斯图尔特

Signs in Chinese welcoming visitors to the Japan-China Friendship Center.

来源德文·斯图尔特 


在全球台湾研究所工作的肖说,自 2005 年以来,中共统一战线还试图利用历史 上对日本的不满,作为其将台湾国民党重新融入“政治叙事”的努力的一部分。肖提到了一些中国组织举办的庆祝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学术会议,包括“中国 抗日战争历史研究院、广西社会科学院、科艺出版社、南京大学和南京中堂科 技。”


法政大学的福田康夫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们:

在中日关系动荡的时期,这些友会试图促进文化交流。但在日本,他们 的活动并不是很成功,协会希望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日本人对 中国文化没有兴趣。首先,日本人不喜欢中国,所以他们不想加入他们 的协会活动。而且,他们组织这些社团活动的方式也不符合日本文化;在 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化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一直对这些活动很感兴趣, 比如烹饪和书法,但是我很少看到中国的软实力。它与日台交流有很大 的不同;在 Toranomon(东京的商业区)有一个台湾中心,那里有非常有趣 的活动,比如电影和书籍,很受欢迎。但中国中心对日本人,尤其是对 年轻人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大了。


其他几位日本学者也同意这一评价,一位学者告诉我们,友好协会“毫无用 处”,因为中国的政治战争带有“不成熟的中央王国心态”,另一位学者则说,这种协会过时、不产生影响、老套,而且效果不佳,因为日本人不想成为中国 影响活动的“附庸者”。 


中国在日本的锐实力:腐败


涉及中国的政治丑闻在日本很少见。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以至于一本备受好评 的 2018 年日本政治丑闻史书籍只提到“中国”两次,而该国的名字甚至没有出 现在索引中(俄罗斯也没有提及)。该书的作者马修·卡尔森告诉我们,“在 日本很难发现中国影响的非法方面”,由于公众监督和政府隐瞒丑闻的能力, 日本的腐败总体上自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以来大幅减少。


2012 年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丑闻,当时日本法务大臣田中圭雄(Keishuu Tanaka)从野田佳彦政府辞职,此前有消息披露,田中圭雄与日本黑帮有政治关系,并接 受了一名中国公民的资金。然而,田中和他的手下可能并不知道与中国的联系, 因为在他成为法务大臣之前,这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自民党则利用这一 丑闻来对付在野党民主党。 


然而,中国政府与最近发生的一起涉及自民党政治家秋本刚明(Tsukasa Akimoto)的贿赂丑闻有关联,后者是制定日本新综合度假区发展战略的关键官 员,但这一丑闻可能损害日中关系。这也玷污了日本已颇具争议的经济增长战 略的方式:推广赌场地产,即所谓的“综合度假村”。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公 众对国内博彩业的增长和崛起中的中国一样谨慎。


强化赌场(“综合度假村”)合法化是安倍首相“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经 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倍于 2012 年 12 月上任,此后成为日本二战后历史 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最初在其“第三支箭”增长战略下提出赌场合法化, 该战略于 2014 年 6 月获得内阁批准。为了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之前促进旅游 业发展,安倍在 2014 年国会特别会议上寻求将赌场合法化,并选择了三个城 市在 2020 年前开设赌场。不过,这项立法一直被推迟,部分原因是 2014 年11 月日本提前举行了大选。2015 年,日本国会仍专注于通过立法,允许日本 实施集体自卫。自民党的联盟盟友、受佛教影响的公明党一直强烈反对赌场 赌博,尽管公明党也因其和平主义意识形态而对中国友好。


公众舆论在赌场问题上存在分歧,Jiji 于 2019 年 10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60%的人持反对意见。与此同时,解除赌场禁令的立法直到 2016 年 12月才获得通过,当秋本刚明担任国会下院内阁委员会主席时,2017 年 9月的另一次临时选举将国会通过《综合度假村实施法案》的时间推迟至2018 年 7 月。公明党随后改变立场,支持该法案,并解释说,他们有义务 实施已通过的立法民主(当时,公明党成员石井惠一(Keiichi Ishii)是 国土大臣,土地部是综合度假村的主要监管机构) 


秋本属于自民党势力强大的二阶派(以和歌山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的名字 命名),这是自民党的亲中国集团。这个组织也被称为“二阶今井派”。安倍 的高级顾问、前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今井隆雅(Takaya Imai)已说服安倍晋三 从商业角度对中国及其基础设施项目采取更温和的态度。二阶曾将五只中国 大熊猫带到家乡和歌山的一家动物园,他不顾美方意见,于 2019 年 4 月担任 日本首相访华特使,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主张日本就“一带一路”开展合作。他还主张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2019 年 12 月,秋本刚明因涉嫌从中国领先的在线体育赌博服务提供商 500. com 收受总计 370 万日元(3.3 万美元)的贿赂而被捕。该网站的主要股东是中 国政府支持的芯片制造商紫光集团。清华控股持有紫光集团 51%的股份,且其 是清华大学的全资子公司,在 500.com 于 2013 年 11 月首次报告季度 亏损后,紫光集团一直在稳步增持股份。随着公司继续亏损,500.com 试图在 中国以外(包括日本在内)寻找其他收入来源,在 2017 年 7 月 500.com 成立 日本子公司一个月后,500.com 在冲绳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讨论赌场的商机。秋本刚明还被邀请作为主题演讲嘉宾,由于他的政府任命,他还获得了 200 万 日元的演讲费。此类与中国有关的贿赂丑闻在日本很少被报道,但如果两国继 续变得越来越相互关联,再次发生一起腐败案件的几率可能会上升。 



触及至中国学生


中国共产党将海外华人视为潜在的影响力工具。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斯蒂芬•纳吉(Stephen Nagy)解释称:“你必须看看中国是如何影响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观点的。”“我们关注的一类是在日本的短期留学生。他告诉我,我的中国 学生在香港这样的事情上使用者了预先规定的话语,这也反映了日本其他教 授的担忧,其中包括一位教授,他表达了对这些校园政治辩论未来可能会变 得暴力的担忧。


纳吉说:

墨尔本和加拿大也是一样,中国学生揭发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给他们的谈 话要点。在日本,虽然没有那种程度的干涉,但中国政府资助的学生互相监 督;如果一所大学有三个以上的党员,党员就必须互相常常见面。政府正在 影响中国学生在日本的行为方式。例如,他们来日本学习“一带一路”,但 如果你给他们比较批判性的信息,他们会说他们必须要转换话题,这是一种 本能的认知失调和降低风险的方式,所以,他们坚持不那么敏感的事情,比 如文化外交。一个学生看了《姐妹城市外交》,但它是描述性的。(事实上, 对中国来说,友城项目是由中国政府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监管的,该协 会是一个代理统战部组织,利用这种关系来影响对台湾和其他海外问题的措 辞。)与此同时,在日本留学的自费留学生则不一样,因为他们来日本是为 了获得不同的观点。


然而,东京上智大学的中国历史学者克里斯蒂安•赫斯(Christian Hess)告诉我们,他在日本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活动,他的中国学生之所以来到 日本,是因为他们真心喜欢日本的文化,希望融入这个社会。赫斯说,尽管 美国是竞争对手,澳大利亚可能会受到"成本效益"的影响,但中国在日本利 用影响力活动时要谨慎得多,因为反日情绪可能会失控。赫斯想知道,中国 共产党是否会看到在日本缺乏影响力活动,而试图影响日本可能不值得付出 努力。 



2 |韧性和脆弱性

日本独有的特点


公众态度作为衡量政治影响力的指标


衡量政治影响力的一个可量化的方法是观察公众态度,在这方面,日本可能 是世界上对中国态度最消极的国家。根据皮尤研究公司 2019 年春季的民调显 示,在所有 34 个受访国家中,日本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最为强烈,85%呈负 面态度。日本内阁府民调显示,1972 年日本正式对中国开放,在日本“熊 猫热”的同时,公众态度明显更加乐观。此后,公众态度持续下降,而日本 对美国的情绪一直保持最积极的状态。法政大学(Hosei University)跟踪 双边情绪的久田正孝(Hishida Masaharu)告诉我们,虽然年轻的日本人相 对更喜欢中国,但年长的日本人却厌倦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行动。


中国领导人在 2019 年 11 月 22 日抱怨说,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受到偏见的困扰。90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敏锐地指出,中国领导人的抱怨很可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造成进一步的反弹。“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比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更为友善, 这表明中国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中国领导人说,“我们鼓励人们访问日本。” 安倍政府放宽了来自中国的旅游签证,2013 年至 2018 年间,中国人访日人数增 加了 600%,2018 年的 800 多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相反,每年只有约 250 万日 本人访问中国)。相比之下,日本电视新闻在 2019 年 9 月的民意调查期间“几 乎每天”都有关于美中经济冲突的报道。 媒体受到利益的驱动,它就会迎合观 众的偏见,日本公众似乎更渴望听到抨击中国的报道。多年来,中国官员对日本 媒体批评报道的抱怨表明,中日对话者之间的对话是基于不相容的准则而相互超 越的。 


与中国的长期冲突


日本民众和军队的共同历史记忆描述了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五场不同的战争,主要 发生在朝鲜半岛,这些战争影响了两国的关系。据已退休的日本海军中将小田洋 二(Yoji Koda)说,日本社会,包括军方,都把中国视为一个伟大的老师,但 他们也透过与中国为地区安全而打了近 2000 年战争的棱镜来看待两国关系(类似 于中国对越南的看法)。武装冲突爆发于公元 663 年(白头岗战役),1274 年(蒙 古入侵),1592 年(日本入侵朝鲜),1894 年(甲午战争)和 1931 年(第二次中日战 争)。除了五场战争,一些受访者认为 2010-2012 年中日围绕钓鱼岛的冲突以及 中国决定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金属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和低谷。虽然中日经 济的和谐此前被视为不受任何政治纠纷的影响,但这种看法在此期间发生了改变, 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态度跌至新低。这一事件是中国使用经济胁迫的最突出的例子 之一,尽管中国否认这种说法,辩称减少稀土出口是事先计划好的,与冲突无关。无论如何,中国对稀土的限制很可能适得其反,根据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 “在中国(限制稀土)行动之后的几年里,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大幅扩大了稀土矿 的产量,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和越南也都大幅增加了稀土矿的产量。印度和加拿大也发现了新的储量。最近,日本发现了一个主要的海外稀土矿,估 计可以满足几个世纪的需求。”


日本作为加拉帕戈斯岛国相对孤立


日本历史上相对隔绝于外国移民和投资,这使得它不太容易受到外国影响。直 到今天,许多日本人仍将自己的国家描述为患有“加拉帕戈斯综合症”,这一 表述表达了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在文化、经济和语言上的相对隔离。庆应义塾 大学的细谷雄一(Yuichi Hosoya)告诉我们,在他担任首相顾问期间,他会收到 假冒日本记者的电子邮件,但他能看出这些邮件来自中国特工,因为他们的语法 和汉字都很糟糕。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对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心理在世 界工业化经济体中造成了孤立主义的形象。95 这种形象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实施的经济复苏战略,其中包括国家补贴、保护性贸易壁垒 和严格的配额,以限制进口产品的竞争,直到日本的工业能够参与国际竞争。


尽管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也是对外直接投资(FDI) 最多的国家(仅次于德国和中国),2017-2018 年全球投资额为 1430 亿美元, 日本对传统上有限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了重大改革。97 曾经被称为“发达世界 最封闭的投资市场”,通过一系列部际政策举措,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安倍 经济学的首要任务。


从历史上看,日本对外国投资的抗拒可归因于严格的法规、禁止大多数外资拥 有的受保护产业以及普遍存在的担心,即非日本企业主会通过大规模裁员削减 成本来破坏终身雇佣规范。此外,外国投资者还受到以下因素的阻碍:日本 相对较低的投资回报率、高昂的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严格的消费者保护以及语 言障碍和地理距离。虽然安倍一直在寻求减少其中的一些障碍,但 2018 年 日本的境内外国直接投资仅为 98 亿美元,甚至不在世界前 20 名国家之列,仅 占 GDP 的 4%(2017 年),远远低于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


日本的孤立主义倾向不仅包括资本流入,也包括人口。在经合组织国家中, 日本在外国出生(1.9%)、移民(1.76%)和接纳难民的比例(2018 年仅为 22 个)在富裕国家中排名靠后。虽然日本是世界第四大出口和进口国,但 日本在总体贸易依存度方面也较为靠后,为 37%,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59%, (根据世界银行 2018 年的统计数据,以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衡 量。)


然而,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促进包括旅游和留学生在内的临时游客是安 倍经济学与自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一道的重要政策目标。新冠疫情危机 使 2020 年 4 月日本的海外游客减少了 99%,预计到 8 月将减少约 220 亿美 元的旅游支出。2018年,日本游客数量位居第十一(世界旅游业增长率 最高),1052012 年安倍重返经合组织(OECD)国际学生人数第五功率.在2012 年安倍重新掌权的那一年,它的留学生人数在经合组织中排名第五。2013 年至 2018 年间,日本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从 135519 人增至298980 人,在新冠疫情危机未爆发前,日本有望在 2020 年实现接待 30 万 名学生的目标和接待 2000 万名游客的目标(2019 年实现接待 20080600 名 游客)。 顺便说一句,中国已经成为日本(以及全世界)最大的游客和 留学生来源国。 人们可能会认为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日本的英语水平 将会优于其他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2019 年,日本的英语水平在 100 个 非英语国家中从第 49 名下降到第 53 位,英语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9这种语言孤立也被认为是该国加拉帕戈斯综合症的一部分。


尽管中国对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长,但由于对崛起中的中国的总体警惕, 这一势头继续受到阻碍。2017 年,中国对日本的投资总额仍略低于 6 亿美元大 关,低于新加坡和台湾等较小经济体的投资。 因此,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占国内投资的比例衡量,日本仍然是受中国影响最小的经济体之一。


然而,中国对日本旅游业的主导地位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这不仅是因 为日本公民抱怨中国游客纷纷涌入文化景点和她们的旅游态度,而且随着日本日 益增长的旅游业继续严重依赖中国游客(目前中国游客占游客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日本越来越容易受到中国消费者偏好变化和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 与此 同时,随着中国大学生人数的增长(截至 2018 年,中国大学生占日本所有国际高 等教育学生的 40%),人们开始怀疑日本校园中存在的由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 以及它们被用作“中国共产党的间谍活动中心和宣传工具”。 最近孔子学院因 类似的原因在其他国家关闭,这一点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不过,最近的改革证明,人们认识到加拉帕戈斯综合症的心态已不再可持续, 过去的孤立主义政策已与未来的增长战略格格不入。尽管日本长期以来一直 寻求避免接触外国经济利益,但安倍经济学的政策事实上增加了对中国的依 赖,中国是日本经济和制造商、外国留学生、游客和零部件供应商的主要来 源。尽管日本出于政治原因而放弃了中国的其他项目(如“一带一路”), 但日本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而制定的长期经济计划,似乎带来了中国扩大影 响力的可能性,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可能性。


政治同质化与公众冷漠


日本政局高度稳定,特别是自 2012 年自民党重新执政以来。除了两次短暂的中 断(1993 年至 1994 年和 2009 年至 2012 年),自民党自 1955 年以来几乎一直 控制着政府。

因此,它是战后世界民主国家中最重要的一党统治的案例之一。

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中国干涉日本选举可能不值得,东京上智大学研究政治干涉和虚假信息的学者蒂娜•伯雷特(Tina Burrett)解释说。在东京接受我们采访时,她指出,这种干预选举的结果可能太微不足道,不会产生实质性 的影响。一场有效的中国运动需要对日本民众的投票方式产生不太可能的巨大 改变,或许只有宪法公投才值得付出这样的努力。“为了选举,你必须在人们 投票的方式上做出巨大的改变,对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来说,非选民是目标。在日本,你必须创造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她告诉我们。(英国脱欧和特朗 普的竞选活动使用了同样的策略,也使用了同样的咨询公司——剑桥分析。)


日本政局稳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选民日益冷漠。一个有利于有组织利益(如企 业、工会和农民)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集中化政治进程给人的印象是投票“基本 上是程序性的”。普遍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这加剧了日本强 烈的政治超脱感,这推动了党内意识形态的趋同。日本目前在经合组织成员 国中公民参与度排名靠后(40 个国家中排名第 36 位),因为选民投票率从1990 年的 73%下降到 2019 年的 48%。

由于日本是由一个关心中国实力的同质王朝统治的国家控制的,中国的精英 俘获策略不如对竞争更激烈的民主国家有效。对外国政治捐款的禁止可能会 增加一层额外的隔离。此外,日本两党对中国的警惕,以及它与中国的历 史渊源,使其对中国的恶意影响活动“不那么听话”。尽管已经不存在的日 本民主党(2009 年至 2012 年的执政党)被认为比自民党更亲中国,但它也坚 持许多强硬立场,包括在钓鱼岛的领土争端中的立场。


人们可以在日本的政治主流之外寻找外围的影响因素,但即使是政治上弱小 的日本共产党(在日本占主导地位的国会下院 465 个席位中仅占 12 席)仍然 抵制中国的影响,而且相当民族主义。中国无力影响日本的表现在负面的 民众描述,包括对中国自称的“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特别是自 2000 年代 领土争端日益突出以来。因此,鉴于这些安全问题的高度公开性,日本公 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虽然中国游客访问日本的人数,以及日本对中国的 整体看法,都处于历史高点,但是 85%的日本人仍然保持对中国的“不喜欢” 的看法。考虑到正在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最近的香港抗议,公众对中国崛起 的这种警觉可能会继续鼓励那些优先考虑日本国家安全的政党,这是安倍自 民党的一个重要特征。


日本私营媒体受到严格控制


中国媒体在日本的影响力较弱的另一面是日本媒体对国内市场的掌控力极强。此外,在中国官方媒体推进其国家利益(包括与日本的良好关系)的同时, 日本媒体遵循利润动机,因此迎合了消费者的偏好(抨击中国)。因此,信 息空间是紧张的,正如记者明村健二所言,《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 (类似于日本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 传媒界像垄断企业一样,几乎没有给外国势力留下任何空间。诚然,作为文 化程度最高、媒体最为饱和的社会之一,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报纸发行量 和最低的新闻回避率,因为新闻消费被视为公民的“义务”。


五大传媒集团包括电视-报纸交叉所有制的 TBS、朝日电视台、日本电视台、 富士电视台和东京电视台,以及公共广播公司日本放送协会(NHK),它们几 乎控制了所有主要的主流印刷和广播媒体。媒体的政治倾向通常是中间派,但 也可能从左倾(朝日电视台)到保守的民族主义(富士电视台)。该行业的交叉 所有制结构虽然允许其相对稳定,但也导致了所代表的多样观点的缺乏,并有 效地阻止了其他市场常见的外部收购。鉴于该行业集中的“寡头垄断”结构, 正如贝塔斯曼-斯蒂夫通(Bertelsmann Stiftung)在 2019 年的一份报告中 所描述的那样,该行业对外资所有权和影响力也相对抵制。然而,安倍的放 松管制可能会改变这种稳定的局面。


尽管日本也不能幸免于全球媒体消费趋势的影响,但考虑到新闻业保护传统 收入来源的动机,日本向数字和在线新闻的整体转变速度比许多国家都要慢。大多数地区性报纸仍由其原始所有者经营,发行量占家庭平均 50%以上。日 本的报纸不在金融交易所上市,这使它们免受外部干涉。不过,近 20 年来, 报纸收入和发行量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日本国内人口的不断减少加剧了这一 趋势。自从 2000 年以来,在线新闻一直在增长,雅虎日本一直保持着其作为 最受欢迎的在线新闻门户的地位,目前已覆盖三分之二(66%)的智能手机用 户。最近,独立的网络媒体来源日益突出,包括那些拥护极端右翼观点的 人(如 netto uyo,或“网络新民族主义者”现象)。估计有 40%的人口使用社 交媒体,这一比例预计还将继续增长。


尽管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受到宪法保障,但在 2020 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中,日本已从 2012 年的第 22 位跌至第 66 位,目前在七国集团国家中排名最 后。2013 年,日本通过了一项措辞含糊、有争议的《国家保密法》,该 法律规定,如果泄密者泄露机密信息,将被判处 10 年监禁,而通过这项法律 的另一个目的则是促进日本和美国在中国军事实力方面的情报共享。在国防、 外交、反恐和反间谍等领域,所有部委的官员都可以指定国家机密长达 60 年。近年来,在安倍政府的领导下,政府也被指责对国内媒体施加压力,迫使其 支持政府立场,这便进一步缩小了本就非常有限的媒体空间。


一个反复出现的指控是安倍利用机会奖励盟友,而逃避惩罚敌人。2017年,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戴维·凯发表了一份关于日本的言论自由出现了 “令人担忧的信号”的报告,指出媒体自我审查、政府施压和信息限制。


2018 年,安倍试图通过修改《广播法》(1950 年)来放松对媒体部门 的管制,该法第 4 条第 2 章要求政治中立,广播内容“不得歪曲事实”, 但这一做法遭到批评,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改变将导致虚假新闻泛滥。自相矛盾的是,同一部广播法(类似于美国 1949-1987 年的《公平原则》)也 被描述为政府审查的潜在工具。无论如何,这些对媒体空间的批评并不意 味着报纸就是一个单一庞大的组织;如左倾的《朝日新闻》经常在社论部分 批评安倍政府,并因对政治丑闻的批评报道而激怒了安倍。日本新闻自由相 对薄弱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记者俱乐部制度阻碍了主流媒体的调查性新闻报 道。这使得公共监督机构的角色由小报杂志媒体(shukanshi)来填补,该类 媒体与自由撰稿人、独立记者和外国记者一样,历来被禁止加入记者俱乐部。日本记者俱乐部成立于 1890 年,旨在规范政府各部门信息的有序流动,其独 特之处在于俱乐部成员组决定会员资格。

由于“记者俱乐部”的会员仅限于五大媒体集团和 NHK,这些主流记者——他 们已经承受着与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的强制性压力——经常与消息来源保持 密切的私人关系,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忽略那些负面信息。如果中国逮捕或贿赂 日本官员的情况普遍存在,媒体可能不会报道,因为政府和媒体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记者乔纳森•沃茨认为,日本的监督媒体更像是一只“宠物狗”,因为 俱乐部制度鼓励自我审查。


日本旅伴


日本部分官员和机构由于与中国的关系或意识形态背景,是中国的天然盟友。

日本佛教团体创价学会及其附属政党公明党在恢复和改善中日关系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其和平主义思想很有影响力。尽管受到政府级别的不信任,公 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还是在 1971 年 6 月访问了中国,为1972 年 7 月田中角荣当选首相后的第二次访华奠定了基础。虽然竹入义胜并 不一定代表日本政府,但竹入义胜于会谈的记录(后来被称为“竹入笔 记”)帮助说服田中角荣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会议纪要显示,中国没有向日 本寻求战争赔偿,且联合声明可以避免提及日美安保条约和“台湾条款”。1972 年,中国和日本领导人也对钓鱼岛争议页漠不关心,中国对日本帝 国主义入侵的“含糊其辞的道歉”表示满意。

公明党网站称,自其 1964 年成立以来,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一直是公明党的 首要任务。事实上,早在两国关系真正正常化的几年前,日本创价学会第三任 会长池田大作在 1968 年 9 月就发表了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演讲。1972 年 中日双方关系正式实现正常化后,池田大作于 1974 年 5 月访华,同年 12 月应邀请再次访华。第二年,由创价学会创办的创价大学成为日本第一 所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接收中国交换生的大学。根据我们的采访,中国共产党 视创价学会为影响内阁维持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天然盟友,尽管中国共产党必须 与创价学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创价学会是宗教性的组织。

最初的 6 名学生之中就有前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Cheng Yonghua),他 的任期从 2010 年持续到 2019 年,成为了该职位任职时间最长的大使。
2018 年 9 月,公明党现任党魁山口那津男(Natsuo Yamaguchi)访问了南开大学,在天津纪念池田大作提出双边关系正常化建议 50 周年, 这次访问重申了公明党长期以来促进中日友好的立场。同月,中国共产党 支持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池田大作对中日关系作出的贡献颁发了奖项。

2016 年 8 月,当中日关系因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而恶化时,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 电视台的一个附属有线电视节目太六次播放了一部关于和池田大作友谊 的纪录片。当月,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表示,在几艘中 国渔船和海岸警卫队船只进入争议水域后,日中关系“显著恶化”。一个月 前,中国拒绝了国际刑事法院(ICC)一项高调的裁决,该裁决否决了中国在南中 国海的主张。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日本精英的例 子,他们与中国在日本的许多利益保持一致。鸠山由纪夫曾在日本与中国共产 党支持的团体一起参加过几次活动。在他执政期间,鸠山由纪夫的外交政策 更加独立于美日关系,尽管这也受到了小泽一郎的影响,小泽一郎被称为幕后 的“影子幕府”。2009 年,鸠山匆忙安排时任副主席的中国领导人与日本天皇 会面;这次会面引发了公众的争议,有人指责他在两国关系中“注入政治”。

有人援引鸠山由纪夫的话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真的需要美日联盟?”这种 思想与中国共产党要日本独立于美国的目标是一致的。鸠山由纪夫已就日军 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公开道歉,这是日本官员在历史上的禁忌(他还 向韩国道歉),在经济上,他支持中国政府的倡议,加入了中国领导的亚投行 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他敦促日本加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每 日新闻》认为,这一安置方式是中国敦促日本加入中国领导的机构的一种方 式。

尽管有很多猜测,但没有证据表明鸠山有不当行为或行贿行为(他和大多数首相 一样,是另一位前首相的富有儿子);然而,他的许多立场与中国的目标一致。供 职于乔治敦大学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迈克·格林(Mike Green)告诉我们,日 本的情报机构能够挫败中国情报部门对鸠山由纪夫 2009 年在任时提出的东亚共 同体计划施加影响的企图。需要澄清的是,对于日本政客来说,鸠山由纪夫是出 了名的不正常,他还获得了“外星人”的绰号。鸠山可能不知情,他也不是攫取 精英的典范或许也不是真心相信这些立场。

日本与中国的援助关系也可以被视为中国施加影响的一个契机。除了提倡中 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和“一带一路”以外,自民党秘书长二阶俊博长期以来 一直主张对中国对外援助。官方发展援助(ODA)被经合组织定义为“促进和专 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福利的政府援助”。近 40 年来(1979 年至2018 年),中日援助关系一直是影响力的动脉,因为金钱带来权力和影响力。援助计划在 2000 年达到顶峰,也就是 2001 年外务省发生挪用公款丑闻的前 一年,日本获得了 2,144 亿日元的贷款,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 在中国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外务省官方发展援 助的权力造就了一批对中国感兴趣的官员,金钱关系为该国首都出现既得利 益或贿赂提供了可能;2009 年,越南曝出涉及一家东京公司的贿赂丑闻后, 外务省对其官方发展援助项目的承包商进行了成本评估。

在日本外务省,“中国班”是一个非正式用语,它是指在中国接受过语言培训 的外务省官员。这些官员以对中国相对友好的态度而闻名,他们将中国视为 日本援助和政策指导的主要接受国,据日本国立防卫研究所的增田雅之 (Masayuki Masuda)说,2001 年外务省发生了一起挪用公款丑闻(260 万美元), 导致外务省和“中国班”失去了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增田认为,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当政府决定在 2007 财年减少并终止向中国发放新 的低息贷款时,那些相关的外交部官员就失去了对中国的影响力。日本的决定 是对外界批评中国利用援助扩大军力的回应。日本自成为亚洲第一个发达经济 体以来,一直把自己视为亚洲“雁行”经济体中的“领头雁”。

2016 年 3 月任命的现任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Yutaka Yokoi)是自六年前宫 本雄二(Yuji Miyamoto)以来的首位“中国班”大使。据《产经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一直避免任命“中国班”外交官,因为自民党和公众认为他们对中 国过于同情。但最近的一种观点认为,鉴于中国的不确定性不断上升,”中 国班”的专业知识实际上可能是日本政府急需的资产。因此,这个团体的 地位并不明确,这反映了东京对中国复杂的看法。这一评估与我们对日本 官员“背景采访”(不愿透露姓名)的结果一致。

2009 年 9 月民主党上台后,该党任命伊藤忠商事前社长丹羽宇一郎(Uichiro Niwa)为驻华大使。目前担任统一战线支持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的丹羽宇一郎在 2012 年 7 月被召回日本,此前他因为为批评东京都知事石原 慎太郎(Ishihara)购买钓鱼岛(这引发了中国对日本的抗议)的计划而道歉,尽管石原慎太郎的提议意在挑战日本民主党的亲华政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此举迫使时任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将钓鱼岛国有化,以缓解局势。2012 年9 月 11 日,也就是日本购买钓鱼岛的那天,野田佳彦任命在英国受过教育的西 宫伸一(Shinichi Nishimiya)为新任驻日大使,但他在 5 天后倒在东京街头并 去世,享年 60 岁。随后,法国专家木寺昌人(Masato Kitera)被任命并任职 至 2016 年 3 月“中国班”官员横井裕接任。在钓鱼岛国有化之后,野田佳 彦原本就很低的支持率在 2012 年 10 月下旬大幅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至 20%,2012 年 12 月,他要求提前举行选举的呼吁以惨败给安倍的自民党而告终。


3 | 对策从日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日本反对外国影响的规定


日本限制外国影响的政策正与西方趋同,反之亦然。日本的竞选环境是世界 上监管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对竞选海报的大小、民意调查的发表、使用的货 车数量以及每天的集会时间——早上 8 点到晚上 8 点——在特定地点都有规 定。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最不受外国影响力活动影响的国家之一,因为 其 1948 年的《政治资金管制法》第 36 条严格禁止外国国民、公司和任何外 国控股的组织的捐款。根据 2018 年修订的 1950 年《公职选举法》,虽 然禁止外国实体资助政治广告,但允许它们通过博客或社交媒体等“网站” 为候选人或政党宣传,但不允许通过电子邮件。最近有报道称,美国和其 他地方的选举受到外国干预,过去几年,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通过了限制外国 政治捐款的规定。澳大利亚于 2018 年通过了限制外国政治捐款的立法,特 恩布尔总理后来引用了“关于中国影响力的令人不安的报道”,尽管他否认 这是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在 2020 年 3 月底的新冠疫情流感大流行期 间,澳大利亚还收紧了外资收购澳大利亚战略资产的规定,可能是为了减少 被中国国有企业收购的脆弱性。

日本已开始更新其政策,以仿效整个工业化世界正在发生的一种更为广泛的趋 势,即国家安全和崛起的中国,这是日本的一个主要关切。这一变化包括控 制外国投资(考虑到中国)的新规则,这些投资被视为对日本国家安全至关重 要的行业(可见 2019 年 11 月对《外汇和对外贸易法》的修订),以及对敏 感政府设施附近的外国土地购买施加限制。日本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执行的2019 年《外汇和对外贸易法》将审查从 10%的股权投资收紧至 1%的股权,并 列出了包括武器、飞机和航天在内的 12 个敏感行业,这包含了日本 3800 家上 市公司中的 400 至 500 家公司。修订后的《外汇和对外贸易法》的落实工作 仍在进行中,这两项措施是在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主动采取行动之后采取的, 旨在加强政府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同时限制中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的能力以及 对美国和欧洲合作伙伴的影响。虽然日本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对中国的商业 行为表示担忧,美国《2018 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的 通过,为日本相对宽松的投资法规敲响了警钟,因为日本在安倍经济学下公开 追求的外国投资不断增长,日本的投资法规相对宽松。在美国的敦促下,日 本减少了中国对其敏感技术的接触,日本把加强《外汇和对外贸易法》看作是 展示其强大工业安全能力的一种手段,以期成为“五眼安全联盟”中的第六个 情报共享的“眼睛”。

该法案的保护主义倾向和繁琐的官僚作风遭到了日本金融界的严厉批评,因为 它可能会瓦解多年来辛苦奋斗的市场自由化进程。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坚持认 为它的规章制度可以与其他七国集团国家相媲美。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政 府在 2018 年底宣布,由于担心容易受到间谍活动和“后门”的攻击,它将 “有效禁止”政府采购华为和中兴的产品。乔治敦大学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

心的迈克•格林(Mike Green)表示,日本政府能够阻止软银使用其长期供应商华为的技术来推出 5G 网络;2019 年 5 月,日本公司软银宣布与诺基亚和爱立信合 作,出于安全考虑,美国敦促其盟友禁止中国设备进入其网络;新西兰和澳大利 亚已经跟进,但日本经常走中间路线,虽然日本尚未对华为做出正式决定,但 它确实将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排除在外,英国也已经决定将华为的设备从其移 动网络中移除,台湾已经禁止中国的设备。

顺便说一句,2020 年初,三菱电机在向日本防卫省提出的一种高速导弹设计 原型上遭遇了网络攻击,该公司曾向防卫省提出在偏远岛屿加强日本对中国 的防御,但没有成功。该公司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也曾在 2019 年遭到攻击,很 可能是中国网络犯罪集团所为。

考虑到当地官员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日本最近已将重点转向监管外资在靠近 军事、能源和其他敏感设施的地方拥有的房产,这些措施也将暗中针对中国投 资者,例如,在日本最大的县北海道,中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外国土地所有者, 包括紧邻日本自卫队基地的大片房产,而且北海道已经成为中国游客和度假 屋业主的热门目的地。尽管美国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下阻止中国 购买靠近军事或能源设施的房产,欧盟委员会也允许欧盟成员国阻止外国投资, 日本在土地收购方面缺乏外资限制,不管其敏感性如何,日本甚至可能还没有 掌握中国在自卫队和核设施附近拥有土地的数据。

在日本寻求在日益依赖外国投资和保护本国工业安全之间取得平衡的同时,它 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在对一个继续无视国际准则的中国采取行动方面寻求平衡。随着日本开始效仿试图遏制中国的西方投资安全政策,西方国家也采取了日 本的一些闭关自守的做法,以抵御外国的影响活动。然而,中国将如何应对这 些新壁垒,是否会改变其投资策略,以及日本的新规定是否会开始减轻中国在 日本日益增长的经济地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都还有待观察。


日本首相对行政权力的巩固


日本行政部门的实力不断增强,挤掉了中国的影响力载体。安倍担任首相的第 二次任期,标志着首相官邸 (首相办公室)的行政和外交政策权力得到了显著巩 固,远离了日本专业和非政治的官僚机构,比如日本中国学校所属的外务省。其结果是,一些亲中国官僚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安倍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应对中 国崛起的能力得到加强。

如果首相像安倍对中国一样,对外国的影响持谨慎态度,那么一个更强大的行 政部门将有助于抵御这种影响。总体而言,安倍对中国采取了谨慎和务实的态 度。此外,日本公众已经对相对亲中国的日本政府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民主党在2009 年至 2012 年执政,并与 2011 年地震处理不当、随后发生的福岛核泄漏以 及钓鱼岛争端有关。鸠山由纪夫 2009 年上任时,日本对华情绪开始暂时改善, 但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在 2010 年 9 月爆发,日本对华情绪出现逆转,并急剧 下降(根据每年 10 月进行的内阁府民意调查)。


2012 年 12 月,安倍领导的自民党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政权,承诺进行一系列 经济改革,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在自民党的盟友公明党的支持下, 安倍的派系现在占据了日本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足以推翻上议院 的否决。188 安倍政府以需要兑现其经济承诺(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他 大肆吹嘘的安倍经济学改革计划)为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权力整合,从 日本各部分离出来,转向新授权的首相官邸。其中,外务省受到了特别严 格的行政控制;在与短暂的、对中国友好的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和野田佳 彦政府(他们曾试图使外交政策与民主党保持政治一致)多年的争斗之后, 外务省的官僚结构是空洞的,有权的首相官邸可以修改外务省的程序和文 化,同时扩大日本的外交政策形象。

安倍选择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出任外相,最初被认为是一个信号,表明 安倍在选举中对中国的强硬言论有所缓和。然而,安倍早期的几次行动打消了 这种猜测。其中包括:2013 年 11 月建立一个精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2013年 12 月参拜了有争议的靖国神社,并宣布了为期五年的国防建设计划;到 2014年访问所有东盟国家;2014 年 7 月宣布对日本“集体自卫”宪法条款的重新解释;直到 2014 年 11 月,安倍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加上他在任的头两年 访问了空前的 49 个国家(表面上是为了促进海军安全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 并支持东京申办 2020 年奥运会),安倍的行动表明,他有意推行大胆、灵活、 严格管理的外交政策组合。

在安倍的领导下,日本的行政权力大幅增长。作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 机构重组之一,日本于 2013 年 12 月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以促进 首相、防卫大臣、外相和内阁官房长官之间的协调。例如,这种协调,通过每 周定期的中国问题会议,可以对中国采取更“全政府”的方式,为整个政府建 立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基本平台。然而,考虑到国防部禁止在国立大学支持研究, 以及公众对安全问题的脆弱支持,“全社会”的做法是不可能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朝鲜核威胁加剧以及中国 2012 年 在钓鱼岛事件上的分水岭式挑衅的反应。作为内阁秘书处和外交政策的“控 制塔”,国家安全保障局(NSS)现拥有约 80 名员工,于 2014 年 1 月成立, 以支持跨机构的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 年 12 月,日本政府通过了第一个国 家安全战略,自 2004 年通过《国防计划指南》以来,中国首次被提及为安 全问题(仅两次),而国家安全文件中针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篇幅则越来越 大。在国家安全保障局首任局长、外交官谷内正太郎(Shotaro Yachi)的 领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推行了前几届政府较少探索的新防务理念。谷内正 太郎与外国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其中一个概 念是尽量减少灰色地带(即基于和平与战时之间的冲突,这是 2010 年以来提 出的一个概念),暗指中国。

在太空、网络和有争议的海域等领域,安倍政府探索了各种方法,以威慑主 要来自中国的胁迫行为,这些行为考验着日本及其合作伙伴的集体反应,同 时又不会越过主要的防御红线。2019 年,日本国家警察局官员北村滋 (Shigeru Kitamura)接替了谷内正太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他更加注 重经济和情报。任命北村滋(而不是外务省官员)和其他与安倍关系密切的 副手,被视为首相以牺牲外务省为代价,进一步巩固权力的举动。

同样在那一年,除了其他六个区域和职能小组之外,国家安全保障局还增加 了一个经济安全小组,负责处理贸易、基础设施和技术问题。这一对经济 的强调意味着财政和经济部增加了国家安全局的人员配置。前日本经济产业 省特别顾问、北村滋的盟友、今井尚哉(Takaya Imai)一直是日本安全战略 中提出经济问题的关键人物。2020 年春,安倍又增加了一个团队来应对新冠 疫情危机,以及人工智能和 5G 无线(在美中技术竞争中)和经济安全问题, 这使得国家安全保障局共有 7 个团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商务部和日 本内阁秘书处将在 2020 年晚些时候举行经济安全对话,讨论 5G 移动电话网 络和具有军事用途的民用技术。为了保护本国卫星免受中国日益增长的太空 威胁,日本在 2020 年 5 月成立了一个太空行动中队,作为其航空自卫队的一 部分,将与美国太空司令部合作。

日本情报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对美国的依赖也越来越少。这种 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技术创新、以前的情报失败和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 所推动的,特别是来自朝鲜和崛起中的中国的威胁,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Yoshihide Suga)称之为“急剧变化的安全环境”。鉴于其在中国的情 报能力,在过去的一年里,日本加入了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和加拿大组成的讲英语的“五眼”情报共享联盟,成为一个有效的“第六 只眼”。美国与友好国家共同推动扩大“五眼+”框架,以应对中国的空间 和网络威胁。另一个新概念是在安倍领导下发展日本的战略通信,日本 政府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更积极地参与进来,以维护自己的立场, 并对抗竞争日益激烈的外国信息战。

支撑所有这些改革的是安倍政府的相对寿命。日本首相历来以任期短著称,平 均任期为一年到两年。到 2020 年 8 月,安倍执政七年的政府将超过佐藤荣作(Eisaku Sato)执政近八年的政府; 综合第一任期和现任任期的跨度,安倍是 日本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他的权力巩固产生了不同寻常的行政确定性 和人事连续性,将新的政策和程序嵌入专业官僚机构中。无论安倍的任期何时 结束,他对行政权力和战略文化的重新安排都可能持续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


日本的全球形象竞赛


最后,日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影响力竞赛——并考虑到了中国。日本并没有忽视 中国在出口和推广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至少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就被 视为一个软实力巨人,大约自 2010 年以来,日本就意识到有必要确保该国的公 众形象保持正面。中国的崛起和日益明显的影响力,以及韩国文化目前在全球的 流行,都让日本政府担心,日本在公众意识上正被邻国所掩盖。日本还担心,在 声誉、学术兴趣、投资者关注、专业和技术交流以及战略紧密度等方面,可能 会出现一定的损失。日本在全球影响力博弈中的策略可以被描述为借力用力。日本在参与全球形象竞赛时,一直在宣传自己的优点。多年来,日本外务省发 布了“酷日本”或“全国酷”等概念,以进行积极的国家品牌推广,日本国会 通过成立酷日本基金公司(Cool Japan Fund Inc.)将这一努力正式化。2002年,酷日本基金是一家公私混合的基金会,它有三重投资标准:企业可盈利且 运转良好,它们结合日本政府的政策,对外国对日本的看法有更广泛的影响。特别是,酷日本基金会将重点放在四个领域:(1)媒体和内容,(2)食品和 服务,(3)时尚和生活方式,以及(4)入境旅游。

酷日本基金网站列出了 34 个获得资金的项目,其中包括 Gojek(印度尼西亚)和M.M.LaFleur(美国)等非日本企业。然而,《日经亚洲评论》2017 年底的报 道显示,由于缺乏战略和纪律,该基金投资于无利可图的项目,导致资金“大量 流失”。日本经济产业省“酷日本”政策部主任小泉三木说,这项倡议旨在提醒 世界,日本不仅是一个科技强国,也是一个文化强国。小泉三木指出了日本的弱 点:它的巨大市场和旅游业需要中国,而自相矛盾的是,韩国在品牌塑造方面 做得更好,因为它也需要外部市场。“刚开始酷日本我们想卖‘日本制造’, 但现在也卖‘日本创造’(在中国和美国)。这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一 部分,”他补充说,出口市场买不起日本制造的产品,但政策变化主要是品牌 决定。他承认,始于内阁府的这项努力由于年度预算、短期思维(缺乏长期战 略)以及日本企业的“加拉帕戈斯综合症”而有一定的局限性。


除了直接投资,日本还寻求通过公共外交在海外树立自己的形象。日本外交部提 出的“日本屋”的概念,旨在向外国观众介绍日本的艺术、设计、烹饪、创新和 技术,目前已经在伦敦、洛杉矶和圣保罗被引入。203 这一倡议可以被视为日本对 中国孔子学院的一种抗衡。一个相关的倡议是外务省的“日本品牌计划”,旨在 向当地观众宣传日本社会的独特品质。2017 年,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ETRO)启动 了日本食品推广项目(JFOODO)。在较低层次的政府和社会中,日本的城市、县、 企业和组织擅长自我品牌推广;成千上万的人推出了自己独特的 yuru-chara,或 吉祥物,来不断地推销自己。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都有自己的忠实粉丝,可能还 会将自己的形象用于商业推广。204 据日本问题专家沃伦·斯坦尼斯劳斯(Warren Stanislaus)说,日本推动公共外交的特点是努力通过扩大其与媒体、智库和专 家的网络来积极塑造全球舆论,并通过诸如“酷日本”等活动使日本成为全球文 化领袖。斯坦尼斯劳斯看到了日本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和 “日本屋”的受欢迎程 度的成功迹象。这些成功部分归功于“全日本”各部门或“整个政府”的协调。

日本寻求利用的另一个公关载体是该国作为一个称职的全球事件东道主的声誉。2020 年 7 月,东京计划举办夏季奥运会(推迟到 2021 年),并成为第一个两次举 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有 206 个参赛国家和 11091 名预计参赛运动员参加,即使 不考虑大批观众的涌入,本届奥运会的后勤工作也将是一项壮举。和前几年的历 届奥运会一样,媒体的注意力至少会部分集中在日本的奥运会管理和对外国观众 的准备工作上。与此同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将会受到更多的流行文化关 注,这反映在媒体上的出现和提及上。如果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在 2021 年获得成 功,它将在日本推广另一场重要的全球盛会——2025 年大阪世博会。世博会为期6 个月,预计将展示 190 多个国家的成就。除了偶尔的体育赛事或展示会外,日 本还在寻找对长期停留和加深个人和职业联系感兴趣的外国游客。“全球能力” 概念已经在日本高等教育中扎根,它通过吸引外国专业人员和教师来日本,强调 多元文化主义和国际意识的增长。虽然日本历史上有很多采用外国最佳实践的例 子,但 “全球能力”的目标是在政府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方向上,然后将这种 借鉴本能地付诸实施。


归根结底,日本最新的公共外交努力是出于战略考虑,而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 考虑,这给日本带来了不同于以往自我推销时期的动力。日本将寻求以前所未 有的方式普及其区域战略要素。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即安倍构想的自由开放的 印度-太平洋(FOIP)愿景,将需要公共外交来振兴国际联盟,以遏制中国的 战略野心。为此,日本国际合作银行正与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和澳大利亚 外交部共同参与“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这是印度-太平洋地 区一项重大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项目。美国国务院称,据美国国务院表示, 该倡议以日本 20 国集团的领导地位为基础,围绕"优质基础设施投资原则"达成共识。

这个项目将在整个地区推广财政援助,这被广泛认为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对 中国“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倡议的“回应”。日本自卫队也需要谨慎的公共 关注,自从安倍政府 2014 年重新解释了日本宪法,允许日本为受到攻击的盟国 防卫以来,日本自卫队作为严格意义上的非作战部队的地位将在未来几年发生 转变。此后,日本国会于 2015 年秋通过了 11 项《和平与安全立法》法案,于2016 年 3 月 29 日生效。这项立法标志着日本自卫队从严格的防御姿态转变, 并于 2019 年初批准向埃及部署两名军官,这是自卫队第一次不受联合国指挥的 海外任务。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军事使命和任务逐步加强。11 月,一部 名为“保卫日本”的自卫队纪录片在上述洛杉矶的“日本屋”首映。它以不同 寻常的直接措辞介绍了日本的地区安全优先事项;这种努力以及更多努力将需要 来消除自二战以来对日本军队根深蒂固的恐惧。


无论是在中日双边民意调查中,还是在地区和全球民意调查中,日本的形象都 是积极的,这可以看出这些努力的成效。例如,根据 GENRON NPO212 的数据,2013 年以来,中国对日本的看法主要有所改善,再在更大范围内看世界对日本 的看法,根据 2019 年 ISEAS 对东南亚 1008 名精英态度的研究,民调显示, 虽然中国的影响力在增长,但它被视为一个不可靠的修正主义大国,可能不会 做“正确的事情”,在同一项研究中,日本被视为大国中最值得信赖和最仁慈 的国家。

从全球来看,情况大致相同。一份 2019 年《美国新闻》与 BAV 集团和沃顿商学 院合作,将日本列为全球总体排名第二、文化影响力排名第六的国家,而中国 的排名第 16 位,同一份《美国新闻》研究报告将中国排在第三位,日本排在 第七位。国际出版物将东京称为世界上最安全、最宜居、最有声誉的城市。同样,2019 年《康泰纳仕旅行者》将三个日本城市(东京、京都和大阪)列入 其最佳大城市名单,而没有中国城市则无一上榜。


日本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信息传递与脱钩


作为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一部分,日本继续进行其全球形象竞赛,中国也是如 此。2020 年 4 月 7 日,也就是日本政府宣布国家因新冠肺炎进入紧急状态的当 天,政府批准了其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108 万亿日元),这相当于 日本年 GDP 的 20%。217 紧急刺激计划包括改善日本信息业务的资金,外务省得 到了 24 亿日元的资金来改善政府的信息战略,并消除有关这一流行病的任何反 日言论。具体来说,外务省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国外社交媒体上的评论, 纠正他们的“错误理解”。外务省一直强调战略传播对于促进“正确”理解日 本的重要性。此外,厚生劳动省还获得 35 亿日元的资金,用于针对国内外受 众的积极公关活动。


今年 2 月,安倍首相几乎每天都和朋友们一起享用美食,却没有花足够的时间 应对危机,这遭到了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批评。2 月 25 日,安倍与三位初创公司 创始人共进晚餐,他们分别是两家人工智能公司 OPTiM 和 Future,以及一家名 为 Lancers 的日本公司。2017 年 9 月,Lancers 网站发布了一份招聘启事,招 聘“支持安倍政府”、“不能忍受自由媒体”和“喜欢《产经新闻》”的自由 撰稿人,并且如果他们在社区网站上发表评论,每条评论将支付 30 日元。2232020 年 4 月 7 日,就在安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后,Twitter 上出现了大量相同的评论,称“虽然我害怕冠状病毒,但听到首相的 声音后,我变得精力充沛。”鉴于越来越多的人怀疑 Lancers 涉嫌操纵公众 舆论,Lancers 于 4 月 8 日发布了一份新闻稿,称该公司对此类推文不负责。

对中国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可能是对中国不利的事 态转变中的冰山一角。这些支出包括 22 亿美元用于“发展具有弹性的经济结 构”,包括 2200 亿日元(20 亿美元)用于促进日本供应链的“国内投资” (在日本),以及 235 亿日元用于支持供应链的“多样化”。虽然财务省没 有明确使用“中国”一词,但据了解,这一分配旨在帮助日本企业将其供应链 转移到中国以外的日本或其他地方,如东南亚。外国公司在经济放缓期间离 开中国的趋势,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焦虑。中国官方媒体对日本“去中国化”的 潜在趋势发出了警告,例如,通过引诱诸如英特尔和台积电这样的外国公司在 日本建厂——这被称为“半导体民族主义”。

长期以来,日本企业一直致力于通过“中国加一”战略来增强供应链的弹性, 该战略强调在中国的任何生产都增加冗余。但政府的支持更进一步,积极支 持“远离中国”的做法,将国内公司迁出中国的想法在其他西方政府都得到 了支持,包括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官员,因为这将支持特朗普的“美国第一” 的座右铭。安倍的高级顾问菅义伟希望日本因此次疫情危机而减少对中国的 依赖。如果西方继续这种转移,与中国的“新冷战”将变得越来越有可能。


4 |结论

日本作为中共影响的负面案例


就其对中共影响活动的敏感性而言,日本是一个消极的例子。日本对外国势力的 抵制使其走在了前面。230 庆应大学的细谷教授告诉我:“世界总是落后日本 20年。”鉴于日本与邻国 2000 年的艰难历史,日本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是一个积 极的例子。

正如这份报告所详述的那样,中国在日本展开了其良性影响活动(如文化外交、 双边交流、官方媒体炒作)和更尖锐、更有害的活动(如胁迫、信息宣传、腐败 和秘密策略)。然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果。对日本没有实现任 何政策目标:日本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冲绳还没有宣布脱离日本独立;中国共 产党在日本政府中几乎没有盟友;日本没有削弱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日本公众 眼中,中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国家。

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日本最初的确对中国采取了温和的态度, 但它也拨出了专项资金帮助其企业退出中国。两国之间的战术性缓和是脆弱的, 而且可能会因日本要求与中国“脱钩”的压力而恶化。自从大流行危机以来, 中共对美国采取了更激进的信息策略(更像俄罗斯的策略), 没有证据表 明它正把这些指向日本。此外,中国共产党可能已经猜测,在日本使用锐实力 的影响策略是不值得付出努力、冒险或投资的。

本报告旨在通过研究日本特有的特点以及可以与其他民主国家共享的政策,为 中国未能影响日本提供解释。日本特有的特点包括使其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民 主国家,然而,这些因素缩小了中共影响的空间。有助于日本抵制外国势力, 特别是中共的影响的日本特色包括:

▪日本与中国长期的武装冲突以及因此对其邻国根深蒂固的怀疑;

▪与世界经济和文化相对隔绝的历史;

▪政治冷漠、独立的公众和同质的、事实上的一党政治环境;

▪媒体环境受到严格控制,获取信息受到限制,政府通过官员与媒体的接触来 奖励媒体忠诚。


其他国家可借鉴的日本努力包括:

▪ 巩固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假设政治领导层倾向于警惕外国影响,就像日本一样), 包括在政府内部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

▪ 启动一个国家自己的全球公关活动(“借力用力”),部署在政府各部 门,包括外交部门和经济部门;

▪以及制定尽量减少外国影响的法规,例如限制外国对房地产(在考虑中)和敏感行业 的所有权、严格的竞选资金法和严格管制的政治竞选环境,以防止外国捐款的腐败影响。


虽然最近日本与中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紧密,但该报告预计日本将保持甚至 可能加强抵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活动。2020 年 4 月,日本政府决定积极支持日 本企业将业务转移到中国以外,从而推动了两国的潜在“脱钩”。另外,由于 新冠大流行,日本被迫推迟了东京奥运会和中国领导人原定于 2020 年 4 月对日 本的国事访问。此外,对新冠肺炎危机中供应链脆弱性的担忧,正使中国向与日 本最亲密的盟友美国爆发新冷战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这些因素预示着日本对中 国影响力的警惕将会增强,为了与这两个超级大国保持建设性关系,日本必须把 握好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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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在看"吧~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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