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毫无预兆消失,度日如年等待

南方周末 2020-09-17 18:05

 2004年,江西井冈山学院大二学生蔡伟娟失踪,其父蔡瑞兴16年来一直在寻女。 (受访对象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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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伟娟的年龄,在寻人启事中增长着。起初是21岁,今年被更新为37岁。蔡瑞兴则从壮年渐渐步入老年。

  • 在庄剑平看来,失踪案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特定环境产生了很多特定的案子。当时那种背景、环境、科技,包括技术支持,我们没有办法。”

  • 更多家庭在沉默中等待一个获得帮助的契机。在2020年,他们似乎等到了一个节点——7月,“杭州来女士案”上了热搜,多名失踪者家属接连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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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崔頔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何海宁


蔡瑞兴找了16年。

蔡伟娟,21岁。右脸有个印子,长青春痘留下的,门牙稍宽,近视300度,身高1.64米,不胖。闽南口音。

这些特征,5年前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节目片尾30秒播出;9年前被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登记;过去16年,父亲蔡瑞兴把它们写在一片纸板上,到过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广东、福建。

蔡伟娟是独女,2004年在江西井冈山学院(后更名为井冈山大学)中文系读大二,某日突然没了踪迹,毫无预兆,至今下落不明。

寻找失踪人口,广东警官学院原侦查系教授耿连海称之为“没有方向和坐标的工作”。与儿童失踪案例相比,成年人失踪受到的关注度少,寻回几率更低。线索有限,苦寻无果,家属沉默,带着至亲莫名消失的巨大心理空洞,活着。

2020年夏天,一些多年的沉默、空洞和疑心,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悲剧浮出水面。

2020年7月5日,杭州中年女子来惠利在家中离奇失踪,引发全国网友“查案”。十多天后,警方宣布,其夫许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人们开始在社交平台读到相似的离奇消失和疑虑重重。是否已遇害?是不是他?

天南地北,都是陈年旧案,家属们关注着来女士,也重新审视自己的失踪家人。人们从遭遇不幸的来女士身上发现,成年人毫无预兆的消失,原来并不罕见。又毫无办法,心头一颗大石,永远落不了地。

1

 消失


开头总是突兀的。人不见了,之后几天也联系不上。

蔡伟娟的故事便是如此。她刚上大二,上午还在图书馆借书,下午就旷了课。

时隔多年,当时的班长林少俊还记得,2004年深秋的那个上午,他遇见蔡伟娟走出图书馆,手里拿着新借的两本书。两人打了招呼,印象中并无异样。下午上课点名,她没来。有老乡说,她可能出去散心。

一连三天,蔡伟娟都没有回校,副班长只好打给在福建漳州的蔡瑞兴。

证件留在宿舍里。寻人启事发布数日后,有人在吉安市人民广场花坛发现了她的课本、镜子等随身物品,单肩牛仔挎包则出现在距离学校十余公里的青原山。

判定失踪,需要一段时间。广州失踪者李佩珊的家人,等了一个月。

李佩珊在2016年失踪。当时她的大女儿16岁,读职中,小女儿上六年级,小儿子两岁多,还在喝奶粉。妹妹李佩珏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去给外甥送奶粉,那年10月16日,李佩珊很正常,一家人开开心心在吃饭。

此后一个月,李佩珏打去的电话总没人接。有几次,李佩珊的丈夫接了电话,称妻子去打麻将了。“我姐平时就是这样,打麻将的时候,不喜欢人家打扰她,如果我们打电话过去,输钱了,她就不开心。”因此,李佩珏并无疑心。

直到2016年11月17日前后,李家哥哥要办孩子满月宴。“姐夫说,姐姐已经失踪了。”李佩珏后来才知,两个外甥女都被姐夫叮嘱过,不要告诉其他人“妈妈不在家”。

成年人的失踪情况复杂。有人因为家庭不和、外出躲债或逃避追击,主动脱离“熟人社会”。有人由于痴呆、精神疾病、醉酒、吸毒等原因暂时性“失联”。也有人失踪是因为拐卖、拐骗、杀人、绑架等情况。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教授裘树祥,以此划分为主动失踪、“无意识”失踪、被动失踪三种模式。

而在几乎所有家属看来,家人的失踪都更像第三种——遇到拐卖、拐骗、杀人或是绑架,情形颇有可疑之处。

蔡伟娟的证件还留在宿舍;李佩珊没带走手机、身份证和钱包;广西南宁音乐人李子阳的母亲消失当晚,穿着睡衣拖鞋,钥匙、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没带走;东莞的李攀失踪11年,身份证一直没有使用痕迹。

李攀的丈夫曾告诉妻妹李腊,妻子信了教,有时会去教堂听课。一家人不大相信。李腊说,不管怎样,不会11年不跟家里联系。

李佩珊的丈夫也给过一些解释。他先是说,妻子打麻将,赌输了几百万,不敢在家待着。后来又说,她跟人跑了,怀了人家的孩子。

家属报警,得到的回复大同小异。

蔡瑞兴2004年报案,被告知没有立案条件。现任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庄剑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应,因为之前无法确定蔡伟娟的状态,无凶杀现场、没有与他人的明显矛盾、不涉及财务或其他纠纷、不属于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案件立杀人、拐骗都不现实。”

与南方周末记者通电话时,庄剑平张口就道出蔡伟娟失踪的具体时间,“2004年11月16日走失的,当时她是一个正常人、成年人,我们也没有过多地作为案件来处理。”

事实上,警力有限,人口失踪报案多难以立案。裘树祥指出,只有在提供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失踪人员被害或被拐卖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才会列为刑事案件来进行侦查。如果证据不充分,只能证明“这个人不见了”。

所谓失踪,大多如此。

2

 钉子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是一种慢性钝痛。女儿失踪后,李佩珊的母亲轻微中风,手脚不大灵活,家人减少了

相聚。以前过年,都是李佩珊买礼品、水果,她消失了,家里空出来一块。

李攀的父母在湖北随州老家,女儿刚消失那段时间,两口子迅速憔悴、消瘦下来。父亲在家种田,偶犯痛风,母亲经常性地神经衰弱,瘦得只剩下七十来斤,走路都要人搀扶。

李攀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廿,中秋节后。李家再也过不了中秋节,李攀给家里留下的仅有一张照片,是她儿子半岁时拍的全家福,特意寄回老家,给父母看看。

她是15岁便辍学打工的长女,跟着亲戚到了东莞,进工厂,做拉链,挣了钱,寄回家供弟弟妹妹读书。每隔三五天少不了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因此李腊说姐姐“恋家”。

在李腊眼中,姐姐淳朴,勤劳,安分守己,听话懂事,只有在结婚这件事上顶着家庭压力。李攀与丈夫自由恋爱,直到孩子出生数月,李家人才第一次见到李攀的丈夫。李腊印象中,对方话不多。

李攀失踪时才23岁。丈夫张昭报案称妻子离家出走,父亲随后赶到东莞,到处贴寻人启事。

张昭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此事,“很多事情我也不便于说。”他曾在接受楚天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妻子突然离家,带走了厚衣服、工资卡和第一代身份证,“人不见了,娘家人怀疑,我也是有口难辩。”

张昭目前仍在东莞经营小工厂,三年前,将儿子从岳父母家接到身边。

李攀失踪时,儿子才两岁。李腊回忆,后来有一天夜里,小男孩突然说了句梦话:李攀死了。半夜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一家人被惊醒。之后,谁也没有睡着。

11年来,这件事像李家人心头一颗钉子,“时间越久,越痛”。

随州李家过不了中秋节,而蔡瑞兴的每个春节,都是看着女儿照片度过。睡到半夜,想起女儿就醒了,望着天花板落泪。吹大风,会想到女儿。天气很热,也想到女儿。

庄剑平负责办案,常与蔡瑞兴联系,在他看来,失踪案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特定环境产生了很多特定的案子。当时那种(时代)背景、环境、科技,包括技术支持,我们没有办法。”随着科技发展,联网的信息数据库、铺天盖地的摄像头,加上有定位功能的通讯工具,让这类案件逐渐“消失”。

时代进步了,时间却在失踪者家里停滞。漳州蔡家没添置过新物件,一台21英寸老式CRT彩色电视机,是女儿上大学前买的。

没换过住处,没改过联系方式。蔡瑞兴熟练地报出一串数字,“0596,这是区号,6751356,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这个号码这16年都没有变过。”蔡家其实已经没安装座机,但每个月,他还是会为这个座机号码缴纳15元话费,并将其关联到自己的手机号上。这是蔡伟娟失踪前,唯一背得下来的号码,蔡瑞兴希望公布,以便女儿找到自己。

女儿失踪前,蔡瑞兴做电器生意,有些积蓄。他做生意稳扎稳打,最开始只卖音响,慢慢扩大,用七年时间开起一间三四十平方米的铺子,影碟机、电视、空调、冰箱都卖,价钱是“全镇最便宜的”。女儿失踪的2004年,月入七八千,也算生活无虞。

前往吉安寻找女儿之前,他暂时关停了电器铺。八九个月后回家,干脆将电器全部折价处理,赔了几万元。

蔡瑞兴不敢找固定工作,做生意变成了卖劳力,他去泡沫厂做过泡沫,到瓷砖厂搬过瓷砖,当过保安,做过杂工,“都不是长期的,有钱我就出去找”。

他会提前半个月或一个月给老板打招呼,“下个月我要出去找人,这边就不做了,你赶快再叫个人来顶我吧”。老板们也挺同情,大多允他出去,不扣押金,有时回来还能继续打工。

蔡伟娟的年龄,在寻人启事中增长着。起初是21岁,今年被更新为37岁。蔡瑞兴则从壮年渐渐步入老年。

他小心保存着女儿的身份证、学生证、英语和计算机证书,以及几份奖状——大学第一年,蔡伟娟得过一次二等专业奖学金,一次三等奖学金,还是当年的优秀青年志愿者。

“一个孩子读书读得这么好,一瞬间说没就没了,每个当父母的都接受不了。”


2020年7月5日,杭州来女士离奇失踪,其所住小区的电梯、单元门口、地下车库、宣传栏等处都张贴着寻人启事。(视觉中国/图)

3

 浮出水面


尽管科技突飞猛进,失踪者的信息大多仍被埋没在长河中。

只有少数家属能如蔡瑞兴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得到些许关注。

大致与蔡伟娟失踪时间相当,2005年前后,耿连海开始研究人口失踪问题,他发现,失踪者家属会面临两道门槛:一是通常可能有怀疑对象,但不能够提供证据,很难落实;二是无法明确指向该事件为刑事案件,让警方进行调查。家属与警方之间信息脱钩,彼此互不理解。

“进行案情分析的时候,要找这种因果关系,要找密切联系人。妻子如果失踪了,首先怀疑丈夫;成年的女孩子如果失踪了,就先看看她有没有男朋友;单位的职工失踪了,还要考虑这与他单位领导有没有关系。侦查方向有的时候是约定俗成的。”耿连海解释通常的侦查思路。

然而,很多失踪事件,无法抵达警方侦查这一步,只能依靠民间力量。

为了蔡氏父女,漳州吉安两地媒体曾在2015年联动寻人。《闽南日报》发出报道后,其社会新闻部编辑找到《吉安晚报》编辑部,发送相关资料,“希望与晚报互动,让更多热心人加入其中”。十年前采访过蔡瑞兴的《吉安晚报》当即同意。

更多家庭在沉默中等待一个获得帮助的契机。在2020年,他们似乎等到了一个节点——7月,“杭州来女士案”上了热搜,多名失踪者家属接连发声。

李佩珏主动找到当地电视台求助。7月27日事件被报道后,家人担心李佩珏安危,但凡她下班晚十分钟回家,就会接到询问电话。而母亲看到报道,再次中风。

李子阳在微博上说,来女士的事和母亲当年一模一样。“我是非常怀疑那个男的,隔了半个月才告诉我,我立马上门报警,因为他身上脸上有伤,最后很无奈,警方解除了他的嫌疑,留了DNA,至今7年无音讯,生活还要继续,尽管我有个疑问。”

这条7月23日发布的微博被点赞超过11万,李子阳透露,两天后,案件成立刑侦专案小组。他一直在微博置顶更新案件进展,打算“更到结案为止”。

李腊也视为一个重新调查的机会。7月28日,她再去东莞当地派出所,警方受理了该案,也成立了专案组。“这一次我们鼓足了很大的勇气,重新撕开心中这道伤口,我们也是看到了希望。11年都熬过来了,这半年或一年我们都愿意等。”

进展最快的是李佩珊失踪案。南方周末记者以李佩珊朋友的身份致电参与侦办此案的一位民警,对方确认,目前其丈夫被控制,调查的具体进展不便透露。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天河警方在当年已将李佩珊列为失踪人员,调查工作仍在进行。

事实上,蔡伟娟失踪案在2011年已立案。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立案决定书显示,该局将蔡伟娟失踪列为拐卖案进行立案侦查。曾任青原分局刑警大队长的石玉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缺乏立案条件,2011年打拐相关文件出台之后,该案件才符合立案规定。

此前的201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通知,当中指出,接到已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可能被拐卖的报案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

“这种案子先天条件差,就像人先天发育不良,”作为现刑警大队大队长,庄剑平有发言权,时间久、条件差,失踪旧案因而难破。他们曾对蔡伟娟父母进行DNA采样,与一些疑似对象或无名尸体作比对,“我们用了很多手法,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杭州来女士案”受到巨大关注后,蔡瑞兴也多了一分希望,他开始在今日头条发文求助,指望将消息扩散出去。

随着时间流逝,这位父亲面临的现实困难越来越多:老母亲98岁了,几年前摔断股骨,身边再也离不开人照顾。妻子患了心脏病,精神也恍惚,卖水果常算错价格,近年开始行走不便。一家人的生活都压在步入老年的蔡瑞兴身上。

寻人酬金则一路提升。从最开始的5万,4年后加到10万,后来咬牙又加到15万。

电话中,蔡瑞兴回忆着,逐渐语带哽咽。他总是在想,自己在女儿失踪之初,与校方、警方沟通,是不是表现得过于理性了?是不是应该“闹下去”,争取多几分重视?

他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其他考量,譬如,女儿如果找回来,还要继续在这里读书,可不能跟学校搞得太僵。

(应受访者要求,李佩珏、张昭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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