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诗织案背后的三重“黑箱”

苔原 2020-09-17 18:22

王江山按:本文来自我的朋友小江老师,此文首发于杂志《方圆》

性侵案因其隐秘性,经常处于“黑箱”状态中,不仅旁观者难以断定,很可能连当事人也无法说清。这是因为性侵受害者和加害者其实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之中:加害者可能认为,这个社会默许了“高位者”对“低位者”的剥削,也暗戳戳地认为“低位者”为了上位会用性来讨好“高位者”;而一些受害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体系的荒谬,并能勇敢站出来。当加害者认为这不过是“价钱没谈拢”,受害者却发现这其实是整个社会体系的bug时,作为受害者站出来,显然已经有了更广大的意义。

这种意义并不只针对性侵案。因为压迫的结构,普遍存在于各个位面,没人能永远幸免。因此,支持一种起身反抗的勇敢,也是在预防可能加之于自身的苦难。伊藤诗织的战争,是每个人的战争。当一个受害者为自己而战,也就是为全体受害者而战。




2019年12月18日,历时五年的伊藤诗织“黑箱”性侵案终于落下帷幕。受害者伊藤诗织在东京地方裁判所手举“胜诉”标语的画面,成为世界媒体的关注点。不过,与“性侵”二字通常沾染的刑事色彩不同,伊藤诗织这一次赢得的只是一场民事诉讼,而且败诉方山口敬之当场表示不服判决并拟向高等裁判所上诉;而从刑事角度来看,将山口敬之性侵行为定性为“强制性交等罪”或“准强制性交等罪”已基本无望——如果将伊藤诗织视为(刑事案件)被害人而非(民事案件)原告,那这显然不是一次彻底的胜利。

 

“黑箱”性侵案,准确来说应当是“伊藤诗织诉山口敬之性侵案”。“黑箱”,指的案件发生在秘密空间之内、难以寻找证据。性侵案现场多具有隐蔽性,在没有目击证人或记录案发事实的音视频资料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很难依法被定罪,这是“黑箱”性侵案诉讼路漫漫其修远的重要原因。

 

然而,如果仅仅将伊藤诗织“黑箱”性侵案理解为一场因取证困难而导致诉讼漫长的案件,就无法理解这一案件的影响力,更不能理解伊藤诗织据此案件所创伤的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以及BBC(英国广播公司)同名纪录片《日本之耻》为何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如此强大的反响。事实上,横亘在伊藤诗织面前的,不仅仅有案发现场的“黑箱”,更有日本司法与社会的“黑箱”;而伊藤诗织“黑箱”性侵案中最重要的也不是案件的真相,而是案件调查、审理过程所引发的、人们对现行制度与文明早应有之的深刻反思。

 

案发现场的黑箱:内部的破局者

 

联合国药物犯罪调查局于201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每十万人口中强奸案的件数仅为1.1件,排在世界第87位。这并不源于日本强奸案极低的发生率,而源于日本文化特有的耻辱观:性暴力受害者往往不想或不敢报案。在日本刑法体系中,强奸罪属于“亲告罪”,只要受害人不主动提出控告,性暴力的实施者就不会被问罪,这才是日本强奸案少的原因。

 

很难想像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日本,居然会有一位年轻女性公开自己性暴力受害者的身份对施暴者提起诉讼。但将视线收至伊藤诗织,却会发现她几乎是命中注定破局者。

 

伊藤诗织出生于平成元年(1989年),上小学时就得到了一份模特的工作,这让她相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学校、家庭两点一线的同学有些更开阔的视野。不过,模特带给伊藤诗织的并不是光环而是麻烦。在日本校园生活中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可引人注目。只有泯然众人,和大家保持一致,方能安全。在这样的氛围下,具有模特这一“特殊身份”的伊藤诗织被校友们视为异类,这种敌视最终发展为校园霸凌,小小的伊藤诗织在踏入社会前就深深地体会到了生而为人的艰辛。

 

校园霸凌没有让伊藤诗织屈从,反而让这个小女孩愈加坚定。初三时,身边的同学都在准备升学考试,但伊藤诗织却开始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结:她去给附近的外国人教日语、去养老院或残障人士护理中心做志愿者。初中毕业后,伊藤诗织得知美国有以家庭志愿者为单位向留学生提供寄宿的福利制度,但毅然决然地报了名,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中赴美留学了。

 

这些选择,对于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来说很不一般。伊藤诗织的特殊之处不在于拥有过人的天赋,而在于勇气:一种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为之负责的勇气。

 

申请通过后伊藤诗织被分配去了堪萨斯州。这里与伊藤诗织想像中的“外部世界”很不一样:堪萨斯州与世界较为隔绝,与她之前生活的圈子相比如同另一个孤岛。在这种情况下,伊藤诗织越发感受到外部信息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必要,并在每天收看国际新闻节目的过程中定下了清晰的人生目标:成为记者。

 

伊藤诗织后来在《黑箱:日本之耻》中回忆起这一段成长历程时提到,当时寄宿家庭的妈妈曾教导其女儿在遇到危险时“就算被人拿枪逼着也千万不能上他的车,上了车就一切都完了,谁也无法找到你。你要在那里(案发现场)留下血迹。这样一来,就有了线索”。留下线索是为了维权,而勇于维权意味着权利遭到侵犯并不可耻——从这一句嘱咐中不难看出美式教育与日本传统文化的显著区别,也不难联想到为什么伊藤诗织会成为日本性犯罪的破局者。

 

如果没有遇到后来的事情,伊藤诗织可能不会想起那位堪萨斯州母亲的嘱咐,但厄运终于还是降临了。

 

自立下“成为记者“这个目标后,伊藤诗织在学习、实习、工作方面异常勤奋。因为这条路为家人所反对,伊藤诗织的留学生涯几乎没有接受父母资助。2013年至纽约后,伊藤诗织一边在大学学习新闻和摄影,一边勤工俭学在酒吧当服务生,和山口敬之的相遇,也就在伊藤诗织兼职的酒吧中。

 

当时山口敬之是TBS(日本东京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作为新闻专业学生,伊藤诗织很高兴能遇到这样一位新闻界的权威人士。山口敬之对伊藤诗织似也青睐有加,在相识之后带伊藤诗织参观了TBS纽约分局,并告诉伊藤诗织随时欢迎她去实习。

 

之后的一年,伊藤诗织的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先行回国,在路透社日本分社实习。山口敬之以“贵人”的身份出现,故而当伊藤诗织在工作陷入迷茫时,自然而然想到了那个“口头offer”。2015年3月,伊藤诗织发邮件至山口敬之询问是否有合适的实习机会,后者立刻通过邮件予以肯定答复,并约伊藤诗织4月3日在东京见面。

 

当时伊藤诗织以为自己即将迎来事业的转机,没想到却遭遇了场改变她人生的噩梦。依山口敬之,两人的见面安排在一家寿司家,在喝过两合(一合约180ml)酒后,伊藤诗织突然晕得天旋地转;而等她因下腹撕裂般的疼痛醒来时,已经躺在一间陌生宾馆的床上,赤裸的山口敬之与一台角度不自然的电脑映入眼帘。

 

毫无疑问,在伊藤诗织失去记忆的这段时间,性侵已经开始了,但还没结束。伊藤诗织哀求无效,用英语骂了山口敬之一句:“What a fuck are you doing!”山口敬之则不以为然地回了一句“人家真的喜欢上你了嘛”。经过一番反抗,伊藤诗织终于在性侵结束后离开宾馆并迅速回到租住的公寓,此时的她全身到处都是淤青和出血的伤口,但她没有时间顾忌这些:山口敬之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她需要尽快购买事后避孕药。而到达妇科诊所后,伊藤诗织听到的第一句话,是语气冷淡的例行询问:“什么时候避孕失败的?”

 

这句询问的语气让伊藤诗织如堕冰窖,但询问的内容更让她绝望:案发现场已是“黑箱”,作为受害人,她应该怎么办?

 

司法制度的黑箱:小人物与大人物

 

伊藤诗织在《黑箱:日本之耻》中并没有隐瞒自己当时的犹豫与妥协。山口敬之是日本新闻界的大人物,如果去警局报案,将来能否在新闻界继续工作就成了疑问;而TBS作为山口敬之的“保护盾”,甚至可能反咬一口,告其名誉侵权——事实上在后来的民事诉讼中,山口敬之也的确对伊藤诗织提起了名誉侵犯的反诉,并索赔1亿3000万日元。

 

与此同时,强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让伊藤诗织无法继续工作。“比起直面痛苦,还是忘记更轻松”,伊藤诗织如此写道。不过当伊藤诗织在事后继续询问工作事宜,却迟迟未见回复后,她意识到山口敬之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给她实习机会,而是一开始就将她视为可随意处置的“玩意”。

 

伊藤诗织的伟大之处在于她敢于将自己的软弱用文字披露出来。她从未想当过“圣人”,如果当初山口敬之很快解决了工作问题,她或许——只是或许——真的会选择沉默,也就不会掀起长达五年之久的诉讼战,但山口敬之却报之以敷衍。

 

在生活与职业的双重打击中,伊藤诗织决定反抗。这一年伊藤诗织27岁,她料到了前方路途的艰难,但没有想到会如此艰难,直到生活的风霜与淬炼将她打造成万千女性心中的英雄……

 

在报案的那一刻,二次伤害就开始了。伊藤诗织要求找个女警官,但最终不得不当着其他等候者告诉接待窗口:我被强奸了。而在初步调查环节,伊藤诗织又必须面对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偶,在闪光灯的照射下与相机快门声中,应对警员诸如“是这种感觉?”“是不是稍微再这样一点”的问题还原案发过程。事后,伊藤诗织将这段经历评价为“二次强奸”,但对于警员来说,这却是“必须要走的例行询问”。

 

而当案件最终分配至承办警官A时,A的第一反应却是:“这种事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A所说的“有难度”是事实。案发现场已经是“黑箱”,而事发后所必需的血液检查、DNA采集、精液采集、伤处鉴定都没有做,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性侵事件。作为办案经验丰富的警员,A也开始劝告:“对方有名望、有地位,况且你也跟他有同一个行业内工作,对吗?今后恐怕没法在新闻界立足啦。以往你付出努力换来的人生也泡汤了。“

 

可以得知A的建议并非出于冷漠而出于经验,因为在伊藤诗织表达决心之后,A的重点马上回归到案件办理上来。2015年的日本刑法对强奸罪的规定体现在第177条“使用暴力或者胁迫奸淫十三周岁以上的女子的,是强奸罪,处三年以上有期惩役”和第178条“乘人心神丧失或不能抗拒之机,或者使其心神丧失或不能抗拒而实施奸淫的,依照前条规定处罚”,前者为强奸罪,后者为准强奸罪。伊藤诗织“黑箱”性侵案中没有“使用暴力或者胁迫”的前置情节,而是否属于准强奸罪,则面临两个争议点:是否发生了性行为,以及性行为是否发生在双方自愿之下。

 

面对这两个争议点,伊藤诗织开始与山口敬之恢复联系,试图通过邮件确认当时的情形。山口敬之并没有否认双方发生了性行为,但却反复强调性行为为双方自愿:

 

“我并不知道,你竟然如此理解那天发生的事情……我利用职权跟你套近乎,说服你发生性关系了吗?一次没有过!假如你认为自己纯粹只是受害者,而我是加害者……那么我很遗憾。

“所谓‘我对不省人事的你擅自做出了性行为’,根本就不是事实。我自己在也有几分酒意的情况下,突然像你这样漂亮的女生半裸着爬到床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点什么。

“强暴?是什么意思?这个说法我可实在无法接受……下次见面时我会带律师过去。就算你主张以准强奸定罪,也不会有丝毫胜算,我有很多证人。”

 

山口敬之所称的“很多证人”正是两人相见时寿司店里看到伊藤诗织自己喝醉酒的顾客,而伊藤诗织则找到了当天送两人去宾馆的司机,得到了当时已经神智不清的她一再要求司机在车站放她下车,但在山口敬之的强烈要求下最终开往去宾馆的证言。借此证言,在确认发生性行为的基础上,法庭签发的逮捕令。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伊藤诗织接到沉重一击:逮捕行为叫停了。很快,负责该案的警员和检察官也被调离,A在对伊藤诗织道歉里坦言“叫停行动的是警视厅的最高层”——这种例子特别罕见,但还是发生了。伊藤诗织面前,横亘着一堵高墙,让她连发声都感到困难。一个势单力薄的人、一个受害者眼前,矗立着庞大的组织,阻拦了去路。

 

2016年6月,山口敬之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写的个人传记《总理》出版,书籍封面照片是山口敬之亲自拍的——在日本政界和新闻界,山口敬之一直被称为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一个月后,检查厅对方案做出了“不起诉”判定。

 

被调走的A鼓励伊藤诗织:“你应当发声抗争。”继任的检察官甚至对伊藤诗织说:“某种意义来讲,此人(山口敬之)就是个无耻之徒,早就玩熟了这套伎俩。我估计除这个案子以外,他还欺负过其他女性。”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拯救伊藤诗织的无力感:小人物向眼前那看不见的巨大力量蓄势发起挑战,真的有意义么?

 

社会观念的黑箱:拒绝就是拒绝

 

与“不起诉”判定一道袭来的,是更为强烈的社会压力。在此时舆论中,“伊藤诗织小姐”已被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朝鲜间谍、爱搞SM的肉食女、有政治背景……而站在伊藤诗织一边的家人和律师,则希望她在案件调查中更严肃、更愤怒、更忧伤——或者说“更像一个受害者”。父亲曾对她说:“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

 

伊藤诗织在《黑箱:日本之耻》中的语调出奇地理性,但回忆起这段故事时,她还是忍不住质疑起“只要逮捕的罪犯,下达了判决就万事在吉”的司法当局、和“只想抓住根本分歧和警方编造的故事来进行报道”的媒体,最终发出了“竟在这样冷酷的社会里,对一切懵然无知地生活至今”的感叹。

 

而就在伊藤诗织挣扎于“冷酷社会”的同时,山口敬之则频繁亮相于各个电视台,并在其中一次节目中称自己只是“别无选择”地帮助了醉酒的伊藤诗织,并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发生了性关系。他是清白的,正如他在与伊藤诗织的邮件中所称的那样:无法接受“强奸”这个说法。

 

而在社会上,针对伊藤诗织更强烈的反驳与质疑之一来自日本前众院议员杉田水脉——作为一名在采访中坦言自己经历过性歧视的女性政客,杉田水脉如此说道:“在本案中,她(伊藤诗织)作为一名女性,在男人面前喝那么多酒还失去了记忆,有很明显的问题。职业女性在社会上打拼,总会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学会如何妥当地拒绝这类事情是项技能,所以对于此事,我认为男性才是受到巨大伤害的一方。”

 

在杉田水脉眼中,“在男人面前喝那么多酒还失去了记忆”这一行为有“很明显的问题”;那杉田水脉的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日本社会的普遍认知呢?NHK(日本广播协会)曾以“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已同意发生性行为”为题,针对女性做过一次调查。其中,选择“两个人单独用餐”“两个人单独饮酒”“两个人单独乘车”的被访问者分别达到了11%、27%、25%,而选择“喝到烂醉”的被访问者达到了35%。

 

无关是非,但这就是伊藤诗织所生活的地方,这就是伊藤诗织所必须面对的社会认知。伊藤诗织开始考虑放弃,“不起诉”判定已经成为“最终事实”,在日本对此案追究下去,针对法律和种种弊病唱反调,恐怕也很难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但伊藤诗织毕竟是伊藤诗织,就在此时,一次摄影展坚定了她抗战到底的决心。在2016年的“世界新闻报道摄影展”上,一组追踪报道美军中频繁发生的性侵事件的新闻照吸引了伊藤诗织的注意。其中一幅作品是性侵受害者自杀前书写的遗言:“如果它也能如果简单(If only it was this easy)。”

 

“表达,是一个记者的职责。沉默,是对犯罪的容忍”。伊藤诗织在这一信念下,再次发动了反击。

 

第一步,是向检察审查会提交复议申请。在日本,对于已经做出“不起诉”判定的案件,受害者若认为处置不当,可以申请检察审查会复议,具体程序如下:从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中抽出11人担任审查员,对提交的案卷加以审阅,并依具体情况听取陈述。如果检察审查会中有8人以上认为“应当起诉”,可以直接做出决议;如果有6人以上认为“不起诉不当”,案件就必须重新展开调查。

 

伊藤诗织再次找到了当时的目击证人司机,并取得了更为详细的证言:“女的(伊藤诗织)反复要求停车放她下去,而男的(山口敬之)则反复回绝这一请求,并要求将车开至宾馆。到目的地时女的已经一动不动,几乎是被男的抱在怀里拖入了宾馆。”显然,这一证明在案件的调查笔录中并没有体现。

 

而第二步,是对山口敬之提起民事诉讼,要求1100万日元损害赔偿,并召开记者会将案情公之于众。在日本,性暴力受害者公开自己的身份前无古人,伊藤诗织的母亲强烈反对:“我不希望你召开什么记者会。就算现在,你不是也觉得特别危险,还暂住在朋友家吗?还想把自己暴露得更彻底?”妹妹则从另一个角度质疑:“为什么就非得姐姐来做不可呢?要是用英语举办发布会,倒是还能想像。可是千万不要只面向日本媒体,用日语做这件事。”

 

在接受BBC采访里,伊藤诗织也提到了一个细节:案发时她拒绝山口敬之时刻意用了英文,因为日语的拒绝看起来更像是迎合——在英美,“拒绝就是拒绝(no means no)”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在日本,“拒绝就是同意(no means yes)”却依然保持着相当强大的文化惯性。

 

然而伊藤诗织终于迈出了这一步。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于司法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伊藤诗织“黑箱”性侵案由此一石激起千层浪。2017年10月,株式会社文艺春秋出版伊藤诗织依这一段经历书写的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2018年6月28日,BBC播出《日本之耻》,以纪录片的形式将这一案件搬上银幕。

 

2019年12月18日,东京地方裁判所裁判长铃木昭洋做出判决,认定山口敬之曾对伊藤诗织施以性暴力,并认可伊藤诗织方面请求,下令山口敬之一方须支付330万日元予伊藤诗织,同时驳回山口敬之关于名誉侵犯的反诉。也就在审判的同时,伊藤诗织遭受到了许多来自日本民众的匿名谩骂和人身恐吓,甚至因为在记者会上穿了头两颗扣子未扣的白色衬衫而遭受到“荡妇羞辱”。

 

“我同时体验到了快乐和痛苦,但是,总比沉默好。”面对BBC的采访,伊藤诗织如此总结。

 

结语

 

伊藤诗织无疑是一位勇士,但必须要说明的是,伊藤诗织“黑箱”性侵案的真相是什么已无从考证。山口敬之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自己犯下过准强奸罪,而伊藤诗织在《黑箱:日本之耻》也坦言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在刑法“罪疑从无”原则和民法“盖然性”规则下,检察厅的“不起诉”判定和裁判所的判决都是恰当的。

 

真相可能是伊藤诗织在《黑箱:日本之耻》所说的那样,山口敬之触犯了准强奸罪;也可能是山口敬之所说的那样,双方自愿发生了性行为。但还有一种可能:双方都没有撒谎。在男权社会的运作下,山口敬之将伊藤诗织当做了愿意通过性交换工作机会的女性,然而却没有想到伊藤诗织是伊藤诗织——是一个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独立独行的日本女性。

 

所以,伊藤诗织“黑箱”性侵案的真相其实已经不重要,伊藤诗织的勇敢不在于她是一名性暴力受害者,而在于她是一位勇于发声的记者,她通过自身经历将性罪犯中法律制度的滞后和司法的粗暴揭露出来,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掀开了日本社会观念中对于女性的物化、对性暴力受害者的不怜悯、对性犯罪救济的忽视。

 

伊藤诗织曾公开说过一句话:“对山口敬之这个人,我既无丝毫愤怒,也不觉得憎恶。”从宏观角度来看的确如此:真正将伊藤诗织变成受害者的不是山口敬之,而是滋养了无数山口敬之的、不公正的社会。

 

在纪录片《日本之耻》中,日本官员已经表示在加强“强奸受害紧急求助中心”的建设。或许这才是伊藤诗织的胜诉——作为记者,而不是作为受害者的胜诉。




封面是小王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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