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利率“红线”之辩

财新网 2020-09-17 18:28

将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与LPR挂钩,具有灵活性和进步性;但降低后的司法保护上限,是否符合中国民间借贷市场的实际?是否反而会造成小微企业融资难?


文 | 记者 张宇哲 胡越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的朱红伟因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将家住青海省西宁市的李敏秀告上法庭,要求李敏秀偿还15.05万元借款本金,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8年8月21日起至还清之日的利息。但在20209月4日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朱红伟关于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未获得全部支持,法院判定李敏秀按照年利15.4%支付利息。


这是因为,在此案被法院立案的前一日——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LPR利率3.85%计算,当前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


由此,以一年期LPR的4倍为界,形成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一线两区”,取代了从2015年9月1日开始执行的“两线三区”(24%以下为司法保护区,24%至36%为自然债务区,36%以上为无效区)。


尽管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已经透露了民间借贷利率上限锚定LPR的信号,但司法保护上限从24%降至目前的4倍LPR,还是令金融圈震动。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向财新记者解释,这样的规定方式,从目前来看客观上降低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但实质上是为了让民间借贷利率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相适应,而不能使民间借贷利率脱离实际情况。


民间借贷本是对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有助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借“民间借贷”之名的“虚假贷”“套路贷”等夹杂犯罪行为的乱象;相关纠纷的数量也随之攀升,每年约有200余万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涌入人民法院,但司法人力资源有限,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伤害了放款人或放款机构的利益。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贺小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如何划定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处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前提条件;适时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进行修正,可以为民间借贷纠纷提供更为具体明确的裁判标准和救济渠道。


此前“两线三区”的划分,曾被批评太过刚性,无法考虑民间借贷市场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此次将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与LPR挂钩,具有灵活性和进步性。但降低后的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是否真的符合中国民间借贷市场的实际?对庞大而复杂的民间借贷市场的不同主体,会有什么影响?对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一位权威金融立法人士认为,此次最新司法解释并没有从专业方面理解民间借贷。他向财新记者分析,民间金融利率畸高,一是因为货币传导机制不顺畅,二是有效供给不足。“这不是利率管制能解决的问题,利率定价是由风险管理成本决定的,解决的方法应该是增加有效供给。价格管制的结果,一定会造成小微企业融资的可得性大大降低。”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指出,从司法保护角度来看,利率保护上限的触发条件是借贷双方产生纠纷,且纠纷通过司法渠道解决;但事实上,很多民间借贷纠纷是私下解决,严格的管制可能会推动民间借贷的放贷人更多依靠非司法的手段解决纠纷。同时,民间借贷的综合成本具有很强的隐藏性,利率管制可能会推动放贷人在息费更加不透明、贷后管理方式更加灰色化方面做文章,真实利率更难以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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