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英雄儿好汉”

新潮沉思录 2020-10-17 19:43

文 | 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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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互联网键政圈普遍喜欢暴论,暴论要鲜明响亮,易于传播,不管是符合直觉还是反直觉,逻辑链条都要够简单够直指人心。有读者跟我说沉思录就是因为暴论太少所以一直不火,想想也是无奈。


今天跟大家聊聊历史上一个真正的现象级暴论——血统论,源于六十年代北京某学校出现的一副对联,这幅对联集标题党和暴论于一身,直白的表达了要以“血统”论高低的观点,一出现就迅速吸引了北京各学校学生们的注意力,形成了一场大规模持久争论。尤其当某个小人物粉墨登场发表了一篇传遍全国的演讲之后,更使血统论煊赫一时。


在一个刚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抛开现实中“血统”出身的实然导致的狂热支持,这幅对联以如今的网络键政圈来看显然是一种低劣暴论,在当时的社会矛盾焦点中,血统论显然是一个用来转移矛盾的伪话题,它本应被参与者们吐几口唾沫就淹掉,然而现实是这个暴论不光吸引了绝大部分人注意力,有相当多的“血统”不那么好的学生拥护者,对其进行批判的人也始终无法通过辩论的方式说服支持血统论的学生们,以至于这幅对联成为“鬼见愁”。


不考虑小人物登台演讲之后血统论被各方利用扩大化的情况,在那之前,如果用现在的公共讨论视角审视当时的争论,会发现这场争论的质量和效率都非常低下,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话语逻辑往往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与其说是争论,不如说是根据立场自说自话。用现在的话讲,这幅对联是一次成功的“带节奏”,吸引了巨大流量,反对者们不得不一直在对联给出的语境中兜兜转转,浪费了相当的精力和资源。最后这场争论也并不是靠谁把谁说服了而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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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一切具体历史事件来看,“大鸣大放”理想的失败在当年也是一种必然。这样彻底民主平等,最终达至“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传播形态所需要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不可能在一个还没完全迈出农业社会的空间达成。1964年,大洋彼岸的麦克卢汉刚刚出版了《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他说到“媒介即讯息”,新型媒介的出现不光改变着社会形态,也重新塑造人们的思维模式。这一论断在今后几十年间不断被验证,在当时,这主要指日益发达的电视传媒。当时的中国同样也将在不久之后被裹挟进麦克卢汉预言的由信息技术构建的地球村中。



那副对联贴出之后,吸引了至少几十万人前去现场围观,后续围绕其讨论的“回贴”,再难达到这样的超级流量。这种原始媒介有一些互联网时代的特点,低门槛,形式多样,时效性强,有互动性,适合基层民主的需求,但它的流量分布也是极度不均匀的,在张贴集中的地点,个人很容易被后来者淹没。文本容量有限,情绪目的明确,话语符号固定,也使其更适合用来进行斗争宣传而不是单纯的辩论,就如同围绕那副对联的争论一样。


当时另一主导的媒介工具是广播,它被用来将最新的情况和指示传达给各级地方直至民众。广播声音比印刷文字更有感染力和认同感,这种单向的媒介工具将运动的中心城市发源的话语符号进行放大扩散,在底层催生出更多的再创作。但这也在技术上固化了传播的中心,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群众自主创造的初衷。在一原始一近代这双重媒介的传播作用下,塑造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思维模式。显而易见,对中国来说,它的形成离下一场媒介革命太近,注定短暂存在后就将剧烈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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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革命时代终究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时过境迁,当年“血统论”的原始指代已经被消解,新的血统论又在形成,一些人又在一些声音推动下隐隐然有要成为“英雄好汉”的意思。



前阵子互联网上也有一些类似的带节奏话题,比如“几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输给你十年寒窗苦读?”。对此,五代家业栽在手里的黄四郎一定深有同感。



如果说“几代人的努力”这种逻辑是出身和血统论的延续,那么最近某浙大博士所谓的“中年粉红在小镇研究世界局势混吃等死”则把寒窗苦读变为了另一种出身论。类似的言论在部分自认为高知的群体中一定代表性,如“月薪三千才关心国家大事”,“学历低的人才爱国”等等。


当然,时代毕竟变了,不同价值观的人群已经懒得互相说服,对于这种从逻辑到事实都狗屁不通的命题,很多人已经不屑于认真看待,而是尽情嘲讽。






比起欧美被社会和媒体长期的塑造引导,将主要公共议题导向以人群/族群间的理念价值冲突,中国互联网公共政治讨论的参与个体,大都会自觉不自觉的从阶级利益角度出发,这是革命的遗产。不管一些人是否愿意接受,重拾阶级叙事,捡起历史唯物主义武器在年轻人中已不可避免的复苏。如今的中文互联网世界堪称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公共政治讨论地,不管是武汉F4,方方之类的“良心知识分子”还是“人民富豪”,都难逃键盘政治的批评责骂。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让人人都有表达权力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一些高知精英对此忧心忡忡,极左,民粹,X卫兵,XX余孽这些词汇无非是在宣示你们不应该有和我一样的表达权力。他们的脑中,有良心的声音永远是西单墙,三角地,是八十年代那些伤痕与反思,是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在历史进程中,这些终究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狂潮中的木偶。


他们曾经也鼓吹人人办报,但实际上他们很清楚,在那个时代,能被人看到,广泛传播与讨论的纸媒必然只能由知识分子们把持。所以,当技术变革下,“人人办报”的时代真的来了后,他们反而将此视为民粹。然而什么是民粹?没有理想,没有信念的精致利己主义群体才是民粹。



渡过了八九十年代的价值观混乱期,以08年为起点,中国社会在被互联网的狂飙突进深刻改造的同时,对内对外的种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随着历史进程在密集的大讨论中被重构。对外部来说,直到2020年,我们才可以说看到从八十年代开始的西方幻梦终于开始走向终结,这足足用了40年,两代人的青春,但也证明了探寻属于自己的道路多么必要。对内部来说,一方面,发展的不均衡让阶级矛盾放大,让“人民富豪”们可以用舆论给自己贴金,另一方面,媒介技术也在帮助我们与半个世纪前的时空连接,唤醒我们的群体记忆,那些理想和价值,“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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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围绕价值观之争,利用新型媒介“大鸣大放”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对此我们应怀有期待,也要保持冷静。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技术不会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的世界目前的制度形态,经济结构都在制约着互联网媒介本应产生的作用。


不论是用德勒兹的根茎还是凯文凯利的蜂巢来描述理想的互联网,我们仍无法回避当下的互联网生态是以信息消费为中心,以金融资本为驱动的。在各种隐形信息壁垒和传播陷阱中造就了许多的真空,我们还没开始游牧就已陷入其中。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三代人的努力”和“混吃等死的中年粉红”这类资本主义思维驱动的带节奏话题可以在网民的批判下很快消失,各种事件传播过程中遭遇的信息壁垒和真空则注定或多或少的在群体记忆中留下影响。


今年疫情期间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是烈士李医生去世前夕,网上围绕着ECOM的使用产生了大量的复古风阴谋论,把对李医生使用ECOM描绘成为了达到阴谋目的。这一阴谋论直到今天仍有残余影响。实际上当时大部分网民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仪器,也并不知道随后中国的医疗工作者们就会大规模免费的给患者们使用,甚至产生了最长使用111天后康复的世界纪录。


另一件是关于火神山的谣言,围绕工地打架事件,一张聊天纪录截图在各个社群中快速扩散,以内部人士的身份称火神山是面子工程,选址有问题无法建成,已经停工放弃。在当时有几千万网友围观火神山工地施工直播的情况下,这个谣言仍让很多人信以为真。在直播技术加持下几千万人围观的事件也难以消除传播的真空。当然因为火神山随后几天建成的事实太过明显,这个谣言的后续影响很快消散。然而同类现象在互联网传播中属于常态问题。



公众注意力资源在晚期资本主义和自媒体时代双重加持下越发稀缺也是无法逆转的问题。前阵的顶替上大学事件中,苟晶利用舆论撒谎造势,将本该更多投向陈秀晶等人的公众注意力吸引到她自己身上,事后依然理直气壮。从公众注意力资源的角度说,谣言造成的损失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因为大部分公共舆论参与者往往都会很快的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能持续跟进一个事件的群体总是占很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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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传播学技术问题之外,我们的互联网时代还面临着根本症结。我们在随时享受天量数据,超清画面,云端算力的同时,也在亲手推动互联网体系进入终极垄断时代,这是算法,存储和带宽的客观要求。不要说单打独斗的天才极客已经变成互联网上古时代的传说,私人网站和本地服务器也在这十年间逐渐走向末路,如今谷歌甚至想让我们把单机游戏也从本地搬到云端。


单纯从使用体验上来说,这是技术的进步,要拥抱变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到底在谁的手里。个人用户在社交平台上享受全方位的数据收集和信息轰炸,沦为机器学习的干电池和点击广告的免费劳力,还要日常被夹去阴间。中小创业者在云端和渠道服务商面前也越来越没有话语权。



我们使用互联网的门槛很低,但我们拥有互联网的门槛已经无限高。开源社区固然是伟大的运动,但它能解决的只是表层问题,在资本主义的仁慈下满足脑力劳动者们关于知识共产主义的美好幻想。


“钢铁侠”马斯克一直声称超级AI必将实现,在今年7月份的采访中他又警告人们AI有可能统治全人类。这样的担忧显得离我们有些遥远,比起AI统治人类,我们当下有更急迫的问题。



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对目前的状况表示担忧。他并不认为未来几十年内人工智能会产生意识,今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霍金的搭档彭罗斯也在《皇帝新脑》中对强AI假设持批判态度。比起强AI的问题,尤瓦尔赫拉利的担忧更为现实。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互联网数据霸权已经形成,少部分人垄断了全球化的成果,最富有的100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越了最贫穷的40亿人。


尤瓦尔赫拉利指出大数据和算法可能会创造出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大多数人的痛苦将不再是受到剥削,而是变得无足轻重,不再有经济价值和政治力量。大部分普通人在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后变的更愚蠢,而少部分富人借助生物工程与人工智能变成超人类,延长生命,将经济上的不平等转化为生命本质上的不平,和普通人分裂成两个物种。在古代,公爵并不比贫民更有天赋,但到了2100年,富人就可能真的比贫民更有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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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想,好像就明白担忧AI统治人类的马斯克为什么要搞脑机接口和移民火星了。从六十万一针的长寿针到修改胎儿基因的事件,也许超越性的生物技术哪天真的就会作用在一小群人身上。


尤瓦尔赫拉利将呼吁政治家和扎克伯格他们更多的关心谁该拥有数据所有权的问题,并发动网民们一起做些什么。如果不能赶快找出答案,我们的社会制度就可能面临崩溃。


作为以色利学者的尤瓦尔赫拉利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有所回避的。显然这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终极矛盾问题。数据和算法之下,是庞大的芯片和服务器,带宽,操纵这些的复杂头脑,以及背后的工业生产链条,比如光刻机,它们在大部分地方都归属资本私有。技术是不能倒退的,解决互联网终极垄断的办法只能是发起互联网时代的土地革命。但显然我们不可能像历史上的土地革命那样,把所有的服务器和带宽集中起来平分给大家就可以了,它必然首先要求相关工业生产资料的彻底公有化,才能让互联网服务变成公共品,并在互联网空间中全面清除垄断巨头们主导的消费主义和商业机器。



虽然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地球村生态中超纲了,但想清楚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就能明白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在复苏,以及,我们该有怎样的理想,确立了理想,互联网时代的大鸣大放就不会是群体盲动的噪音,而是将与我们的共同理想汇流。事实上,互联网媒介让当下大多数人的共识都在古老的基础上被重构,那些曾经被割裂的历史也终将通过信息技术的力量在我们的头脑中融为一体。尽管目前的媒介技术处于资本主义形态之下,但不适应技术发展的社会形态终将被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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