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克|孟德斯鸠对美国建国的影响

保守主义评论 2020-10-17 22:51

按:本文选自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 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54-364页。在第十章,柯克讲到了18世纪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四位思想家,分别是:孟德斯鸠、休谟、布莱克斯通、伯克(另一种译法是柏克)。



 
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说,尽管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到处都充斥着自称启蒙者,但却非常欠缺亮光。他的苛评更适用于欧洲,而非美国。
 
社会制度的遗产和思想遗产共同作用于美国秩序的演进:这一点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阐明。前一章主要讨论殖民时代的制度;现在我们要转向在殖民时代末期影响美国人思想的某些18世纪观念。
 
人们不应该夸大美国的抽象思辨能力。殖民时期的美国人非常讲究实际,而且常常怀疑抽象的东西。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是有信仰的,却少有人关注形而上的问题。如果那个年代教养良好的美国人认可某位作家,那一般也是因为他的著作非常赞同他们的美国经验,证明了他们制度的合理性,并诉诸于他们已经持有的信念:除少数例外,美国人不喜欢智识上的新花样。不过,18世纪的几位观念倡导者非常适宜地迎合了殖民地人民的思想状况,本章将介绍其中的四位人物。
 
任何时代的公众舆论一般都会追随那个时代的某些重要作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时代的公共领袖人物都深受在其成长期出版的重要书籍的影响。在这些书籍出版后不久,当时仍年轻的他们会阅读它们;一代人之后,这种书籍所表达的观点常常会反映在仔细研读过它们的那些领军人物的行动之中——他们读这些书时的年龄在十五到二十五岁之间,当时的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首要原则。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特别常见的情况是,某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的观念大约需要三十年才能产生改变公共政策或改变人心的效果,尽管在有些国家——特别是法国,清楚表述的观念可以更快地对社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一定对社会完全有利)。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思想是这样;孟德斯鸠、休谟、布莱克斯通和伯克的思想也是如此。
 
17世纪的最后一段时间以及整个18世纪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启蒙运动是一种以进步、理性、世俗化和政治改革为鹄的的强有力的知识潮流。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不过,整个西欧甚至俄国和英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充斥着巴黎知识分子的理念。启蒙运动以笛卡尔和其他学者的数学哲学为其肇端,科学发现——尤其是伊萨克·牛顿爵士的科学发现——则强化了这一运动。这些观念常常被以夸张的大众化形式应用到道德和社会问题上。由狄德罗编纂、出版于17511732年的法国人的《百科全书》是启蒙思想的顶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肆意地反基督教,鄙视中世纪,致力于快速的知识和社会变革,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关于人与社会可完善性的教条,期望以纯粹理性的原则迅速改造文明,并且志在有力地推动这一转化过程。
 
启蒙思想的核心是对每个人的理性都有很大的信心。百科全书派认为,每个人的智识潜能一旦被发掘出来,便足以消解所有的迷信,解决所有的问题。宗教必须被当作单纯的迷信抛弃掉,原有的政治形式必须被当作非理性和压迫性的存在消灭掉,人的良善本性必须成为主导性力量——其途径就是诉诸理性。每个人的理性如果得到适当的培育,都能将他从罪的幻想、暴力和欺诈行为以及混乱和恐惧中解放出来。这一梦想在法国革命中破灭了。
 
启蒙思想几乎没有传播到美国。少数有国际经验的美国人——特别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不过,鉴于他们在务实的美国的直接现实经历,故而也对一般启蒙哲学家的无限乐观精神持保留态度。温和的自然神论是启蒙理论在这十三个殖民地中的最高成就。那些对美国人产生过最强烈的直接影响的18世纪知识分子拥有与一般的启蒙哲学家(特别是百科全书派)部分或全部相反的立场。孟德斯鸠念念不忘历史知识中的惨痛教训;和蔼可亲的休谟鄙视对理性的膜拜;布莱克斯通遵循法律先例和规范;伯克诉诸于中世纪、基督教和古典时代的伟大信仰传统——他们是18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导师。如果说他们照亮了世界,他们用的也不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火炬。
 
前面章节讨论的1617世纪的思想家,他们生活和写作的时代动荡不安。本章要讨论的这些思想家其中包括一个法国人、一个苏格兰人、一个英格兰人以及一个爱尔兰人——的处境则不同。孟德斯鸠、休谟、布莱克斯通和伯克生活的时代相对安稳平静;四人中只有伯克见识过一些暴力,而且预见到更为恐怖的麻烦的来临。然而,在美国经历了十多年的与强权国家的战争、内乱和政治崩溃之后,他们的观点被应用于实践之中,以在这片不知所措的土地上重建秩序。
 
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被引用和引述最频繁的人便是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年)。他的《波斯人信札》出版于1721年,他的《论罗马人的伟大与衰落》出版于1734年,他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在这些作品的法文版出版后不久,它们就都有了英文版。签署《独立宣言》和起草美国宪法的许多人在年轻时热切地读过孟德斯鸠的所有作品;另有人通过布莱克斯通的《英格兰法律评论》间接吸收了孟德斯鸠的观点。即使被翻译成英语,孟德斯鸠的作品依然表现出简洁有力的风格:大多数能够影响公众看法的书籍在实现其目标时,对修辞的依赖不亚于对逻辑的依赖。
 
孟德斯鸠的作品很快就能在英国人的所有乡村别墅中找到,在教养良好的美国人的书架上,它们被光顾的频率也差不多同样高。我自己有一本《论法的精神》的英文初版(1750年),这本书是我在苏格拍卖会上买到的,它的藏书标签上写着里昂纹章官Lord Lyon,这是苏格兰的首席纹章职位,不是世袭的贵族爵位)。孟德斯鸠是一位极其彬彬有礼的绅士,他的作品成为大西洋两岸所有优雅绅士——或者希望成为18世纪优雅绅士的人们——的必读物。
 
孟德斯鸠出生于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的晚期,后来逐渐开始鄙视这位太阳王;他继承了大量的遗产,受过法学方面的教育,曾有十二年负责主持古老的波尔多议会,带着敏锐的眼光在欧洲广泛游历。他心胸开阔,待人和蔼,性情温和;他的一生见证了一系列的成功。法国的文人雅士常常拥有比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多的高超的归纳才能,托克维尔曾将这种才能用于19世纪的美国,而孟德斯鸠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最齐全的。孟德斯鸠几乎可以称得上首位社会学家。保罗·哈扎德说:孟德斯鸠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决心攀登高峰,以从那里俯瞰下来,从混乱中找出秩序,他整个一生就是朝这些制高点进发的长长的向上攀登过程。
 
孟德斯鸠的思想有很多侧面,不过,就我们在本书中的目的而言,孟德斯鸠在下述方面的思想应该受到特别关注:法律的性质,风俗和习惯的影响(这和社会契约论正相反),以及政府的分权。他的这些观点在美国(以及英国)受到广泛的热捧,以至于孟德斯鸠常常被认为对美国宪法的影响远远大于任何其他政治哲学家。
 
孟德斯鸠在英国和美国思想界的崛起并不是因为他是激进的创新者:他与这种标签毫不相干。相反,孟德斯鸠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英国人或美国人都更好地阐述了大多数英国和美国思想者已经认同的那些原则。他曾在英格兰住过两年,非常推崇英格兰的宪制。他对法律性质的理解证实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热爱;他有关风俗习惯对社会影响力的讨论符合英语民族的政治规范;他提倡的权力分立维系了英国和诸殖民地的政治实践。他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影响是保守性的。
 
如果孟德斯鸠对英格兰宪制的赞许曾推动人们要求按照英格兰的模式重构法国政治体系,那么,法国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如此解读孟德斯鸠的那些人最终会陷入失望。因为孟德斯鸠本人清楚表明,一国的历史经验无法移植到另一国家,而且风俗习惯不可能被实证法改变——它们只能被扭曲。法国的许多革命者——其中包括米拉波的早期理想与英格兰的政治模式有关。不过,革命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孟德斯鸠曾含蓄抨击的旧制度下的法国的那些缺陷——特别是中央集权——成倍放大了;法国革命最后的成果既不像英格兰宪制,也迥异于孟德斯鸠的提倡分权和地方自由的一般宪制模式。孟德斯鸠多少带点伤感地盼望法国的改革——不过他不希望革命。他的伟大作品将有助于美国革命后秩序的恢复。
 
孟德斯鸠认为,在生活中遵循法律符合人的本性和理性。虽然浩繁的法律会让多数人感到迷惑,实际上,法律构成一种格局,彼此相互联系,牵涉到所有社会问题。法律本质上是关系:不同阶层的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联系,形成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共同体。法律规范了人与现存的社会环境的关系。诚然,所有法律的源头都是普遍真理:就法律辖制地球上所有居民而言,它代表了人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和民事法律都应仅仅是人的理性的具体应用。不过,这些具体的应用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
 
孟德斯鸠继而说道,尽管法律是合符理性的,我们不能期望它具有普世性。因为人类的处境千差万别影响这种处境的有气候、土壤、国土范围、历史经验、风俗习惯、战略位置、工商活动、宗教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因此,每个民族都合宜地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法律。孟德斯认为不存在某种“最好的”法律体系或政治模式,就此而言,他是一位“相对主义者”。
 
然而,孟德斯鸠并不否认自然法的存在;实际上,他确认了从柏拉图、西塞罗、阿奎那和胡克那里传承下来的自然法概念。“在法律被制定出来之前,可能的正义关系便已存在。说什么没有正义或非正义之分,只有实证法的指令或禁令之分,就等于说在描绘圆圈之前,所有的半径都不相等。实证法应该符合自然正义的原则。
 
孟德斯鸠是首位依据这些原则彻底反对奴隶制的政治哲学家。他坚决反对一种不同的自然法观念——也即荷兰17世纪法学家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的法律理论;格老秀斯认为,其中一个自然法是:征服者有权利屠杀或者永远奴役其军队被击败的整个民族。孟德斯鸠说,这否决了保全生命的自然法;它违背了共同体生存的政治法则;它实际上也有违征服者自己的利益。毁灭社会的东西不可能是自然法。虽然孟德斯鸠是他那个时代机智的教会批评者,他对自然法的理解归根结底是宗教性的。
 
在孟德斯鸠看来,一国法律的最高成就是个人自由的扩大。法律和自由并不对立;因为没有法律,便不可能有自由,只有暴力充斥的无政府状态;而且如果没有自由,法律就是专断的代名词,人们只是出于恐惧才遵守它。法律确实会阻止有人伤害他人和自己,不过法律存在的目的并不只是要确立某种独裁权力。
 
孟德斯鸠在此敲打了托马斯·霍布斯。霍布斯认为人类天生便有相互挟制的冲动或欲望,这没有什么根据。帝国和辖制的观念非常复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一些观念,因此,它绝不可能是人类首先明白的观念。更准确地说,法律是我们设想出来的有益的规则,以便我们能在一起生活;它们是人类满足自己的一般需要的智慧的产物。
 
于是,孟德斯鸠否定了霍布斯的基于恐惧的、要求全面服从于利维坦的社会协定论;同时他也更加隐晦地否定了约翰·洛克的旨在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社会协定论【尽管有关洛克对孟德斯鸠之影响的著述有很多,后者实际上与洛克这位辉格党人意见相悖的时候多于意见相同的时候;他可能从与他个人相熟的托里·柏林布洛克(Tory Bolingbroke)那里学到同样多的东西】。孟德斯鸠压根就不相信一定存在着某种社会契约。
 
因为政治和民事法律不是在历史上某个时刻抽象确立或认可的:相反,法律是从人们相互间的经验——也即社会风俗习惯——中缓慢长出来的;人们还可以说,英格兰的普通法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如果一个民族有单纯规律的风俗习惯,他们的法律就变得简单自然。孟德斯鸠在提出这一观点时大量以罗马人的法律和他自己对所处时代的观察为依据。
 
人们之所以在生活中遵从法律,不是因为早期有意识地达成了某种人为的协定。如果没有最起码的基本法律,即使规模非常小的人类共同体也无法存在;除非他依从法律生活,否则人就不是真正的人,不是完全的人。作为探讨人类历史进程之哲学意义的首位现代历史学家,孟德斯鸠让社会协定论黯然失色。
 
我们来更切实地看看法律,特别是被称为宪法的基本法。政府的形式源自环境与经验的复杂结合;政府是一国法律的反映,而非法律的源头。我们不能指望有普遍的政府模式,正如我们不能期待各国有同样的实证法一样。不过,孟德斯鸠区分出三种普遍的政府模式: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制。维系共和制的是公民的美德,维系君主制的是国王的荣誉,维系独裁制【比如奥斯曼人的独裁政体】的是臣民的恐惧。一般而言,一个民族不会选择某一种宪制:他们必然是由适合他社会环境的那种政府统治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民族都会得到他们配得的那种政府或者至少他们的历史和生存条件所带给他们的那种政府。
 
当然,这不意味着所有政府都有同样的优点。什么样的政府可以最有效地协调秩序和自由之间的张力?在这方面,孟德斯鸠欣赏罗马共和国的宪制——也即波利比乌斯所描述的、被海外征服和奢侈腐化之前的罗马共和国;而且他认为他那个时代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英格兰的君主立宪制——其中的臣民享有个人和公民自由。法国也曾经有点像英格兰,有着受一定程度的代议制政府制约的真正的君主制;可是,路易十三及其大臣黎塞留主教毁掉了法国人的自由,因此,孟德斯鸠那个时代的法国政体正沦落为独裁制,其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排斥贵族、僧侣和民众的真正参与。
 
古老的罗马和现代的英格兰是如何维持有秩序的自由或法律下的自由的?就制度安排而言,靠的是分权和制衡的机制。孟德斯鸠指出,能够制约权力的只有与之对冲的权力。所有人和政治机构或职位都不应该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了个人自由和自由的共同体,权力应该被分割和对冲。这会拖延政府的行动吗?孟德斯鸠认为这无所谓:自由优于速度。
 
虽然分权的观念与制衡的观念有关,它们却不是一回事。分权指的是将权力分配给不同的政府部门: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旨在防止滥用权力的制衡安排可以在已经分权的政府内部发挥作用,或者可以施用于古典时代的混合政府或其他形式的政府。对权力的制衡可以来自非政治性机构,比如教会和大学。孟德斯鸠既希望分权,也希望形成制衡体系。他的方案与霍布斯的完全相反。代议制议会、遵循既有惯例的胜任的地方政府以及各社会阶层有意识的诉求,都是对利维坦的制约。
 
孟德斯鸠在英格兰见过成功的分权:国王有行政权,议会是代议制机构(通过上下两院纳入制衡机制),法院是独立的司法系统(尽管现代的英国在理论上没有区分行政权和立法权,权力的分立实际上还是存在的:以前属于国王的权力现在属于内阁,而后者不仅仅是议会的下属委员会)。
 
在法国,独立的司法体系一直存在到孟德斯鸠的时代;不过,自路易十四以降,甚至更早以前,法国政治机器中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便合而为一。因此,巴黎议会和更不起眼的法国议会已经不再能发挥代议机构的功能。甚至法官的独立性在英国也比在法国更有保障,因为它受到1689年权利法案的保护。到孟德斯鸠著书立说时,法国对国王和法院权力的制约几乎全部消失。如此极端集中的权力将成为法国革命的首要原因。
 
孟德斯鸠担心,即使分权和有效的制衡可能也不足以确保法律的连续性和公平的司法。法律应该在某个地方有个存储器depository)或保护者,以保护基本法也即一国的宪法。他认为贵族没有足够的智慧胜任这一职能;他也不清楚有什么机构可以公正地承担这一职能。直到他死后几十年,孟德斯鸠的愿望才有了着落,这样的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国最高法院。
 
上面仅是对孟德斯鸠的讲究节制的智慧的简要描述。由于他的政治原则最好的载体是18世纪的英格兰,所以,他在英国的名声很大。不难理解的是,孟德斯鸠在美国人中间的受欢迎程度远远大于他在旧制度下的法国统治阶层或者引发革命的冒失的法国改革者中的受欢迎程度。
 
其中的缘由是,孟德斯鸠对法律之性质的理解得到美国人的认同。他们认可实证法背后的宗教和道德依据;他们成长的环境是从民族共同体经验中发育而来的英国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司法原则与实践;他们视法律为自由的保护者。美国人明白,他们自己的社会并非某个正式的社会协定的产物;它部分地继承自英国社会发展的成果,部分是他们特的地缘、经济和产物;它之成长既有偶然因素,也是上帝护理的结果,而非产生自某种抽象的一般协定。他们确实非常理解分权与制衡的好处:在所有殖民地,总督握有行政权,代表大会是永久不动产所有者控制立法的手段,法院则是独立的(在弗吉尼亚,县法院甚至近似于孟德斯鸠的“法律的存储器”)。
 
虽然孟德斯鸠从未到过美国,他却为18世纪后半期那十三个殖民地的有秩序的自由框架提供了哲学和历史的合法性证明。实际上,孟德斯鸠是美国的辩护士。他的著作之所以在美国人中间具有权威,是因为他的原则和推理被美国人的现实政治经验所证实。孟德斯鸠的抵制中央集权的联邦制获得人们的认可;他警告,君主立宪政体有退化为独裁政体的危险,这为美国的爱国者们反对乔治三世的政策提供了论据。
 
孟德斯鸠的温和节制有助于缓和美国革命的热度。他的法治观有助于为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领袖们指出一种确立政府框架的办法:这种框架既不是具有压迫性的中央集权制,也不是虚弱的同盟(confederate),而是某种新的(或至少是折中的)政治设想。更重要的是,他的真知灼见直接有助于在全国性和州级政府内部成功实现分权,而且有助于增强美国每一层级政治结构的制衡机制。孟德斯鸠对改革或更新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的政治体系几乎不抱希望;也许会让他感到吃惊的是,在大西洋对岸,他的著作助长了共和美德。孟德斯鸠曾写道,政治美德就是热心于为共同体服务。对孟德斯鸠的广泛阅读强化了美国的这种精神。
 
法国在1789年之后经历了很多暴力的政权更迭,在此过程中,其政府稳步地变得越来越专断和集中化。在孟德斯鸠著书立说之际,英格兰的分权体制和政治均衡已在发生变化。然而,在实践层面,美国宪法体现了孟德斯鸠所勾勒的那种自由和秩序相互平衡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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