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就年薪百万,他们如何脱颖而出?

三联生活周刊 2020-10-18 17:32



一群从事尖端科技研究的年轻人,一毕业就能实现很多人一辈子可望而不可即的百万年薪。为什么他们可以脱颖而出?高薪的背后,科技行业正在如何重新界定年轻人的价值?




记者|张从志



年薪百万的年轻人



在中关村软件园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里,钟钊准时出现,摘下口罩后,那张带点婴儿肥的娃娃脸让他看上去比真实年龄还要小上几岁。1991年出生的他穿着随意,一身休闲的夏季T恤加短裤,但在这个每平方公里产值近千亿元的软件园里,他的打扮显得恰如其分。

2015年5月13日,大学生“创客”们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一家咖啡馆交流(新华社供图)

去年7月,华为公布了首批“天才计划”的名单,国内共有8名应届博士生入选,全部实行年薪制方案,最低档年薪在89.6万〜100.8万元人民币/年,最高档为182万〜201万元人民币/年。钟钊的名字也出现在这份名单中,并排在第一个,拿到了最高档年薪。一时之间,媒体把目光聚焦到了这个刚毕业的博士身上。这让他有些不适。但是,一个拿两百万年薪的年轻人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我在见钟钊之前本能的一种好奇。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今年的高校毕业生达到了874万人,毫不意外地再创历史新高。来自不同机构的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期望薪酬大致在每月7000元上下,但大部分人难以达到这个目标。今年,新一批入选2020年“天才计划”的毕业生相继出炉,其中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前后已经有三位博士入选,他们全都来自于该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光电研究中心,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存储和人工智能等。除了华中科技大学,还有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也陆续公布了本校毕业生入选的消息,其中还有本科生。不过在对外宣传方面,华为公司今年刻意保持了低调,没有像去年那样主动披露名单,也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这些毕业即百万年薪的年轻人,在这个动荡曲折的毕业季里,不免引发了议论。

钟钊本科也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在软件学院毕业后,他去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博连读,师从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成林,专业为“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研究方向是深度神经网络、自动化神经网络结构设计方法。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在人工智能(AI)领域有“黄埔军校”之称,是国内第一个做AI相关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钟钊向我介绍说:“我们实验室由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法计算机博士马颂德老师创建,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国去搞人工智能了,回来后创办实验室,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现在业界的各大公司里面,搞人工智能方向的人有不少都是我们所毕业的。”而当话题转向自己时,钟钊又变得十分谦虚。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钟钊仍不愿意过多提及“天才少年”这个标签。在我打开录音笔后,他重申了这一点。
钟钊点了一杯咖啡,服务员忘了给糖包,他起身去要了一包,撕开后都倒进杯里,糖粒陷在奶沫里,慢慢沉进杯中。那是个周六的下午,他不用加班。事实上,尽管软件园以“996”闻名,但加班并不是钟钊的常态。他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工作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每周有三天需要开头脑风暴会,组织集体“刷”文献,这时候他下班时间才会推迟到晚上8点半到9点左右;有时候碰上产品发布会或其他重大项目,偶尔也需加一下班,但这种时候不多。采访结束后,钟钊找到自己停在咖啡厅外的电动车——那是一辆已经开了些年头的小牛牌电动车,送我去了西二旗地铁站,自己则顺便回趟实验室再去看看数据。

华为对这批“天才少年”寄予了厚望。去年6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一次内部会议中曾这样说道:“今年我们将从全世界招进20〜30名天才少年,明年我们还想从世界范围招进200〜300名。这些天才少年就像‘泥鳅’一样,钻活我们的组织,激活我们的队伍。”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从偏才到天才



钟钊的父亲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早年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简称“高能所”)当研究员,他们几乎是中国最早一批使用计算机的人,那时候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是演算核反应。1994年,高能所建立了中国第一台WWW服务器,系统安装在一台486PC机上。不过,这已是后话。钟钊的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回到了湖南长沙一所大学,在计算机学院取得了一份教职。

钟钊第一次接触电脑就是在父亲的办公室里,那是在他小学一年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互联网刚刚接入国际因特网不久——一个属于互联网的时代正在到来。少年钟钊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第一代原住民。父亲那时已经开始担忧钟钊沉溺其中,所以规定他一周只能玩两次电脑,而在“合法”时间以外,钟钊当然也会瞅准时机偷偷玩。他清楚记得,父亲办公室的电脑还是386和486,操作系统是DOS,可玩的东西其实有限,上面有一些简单的小游戏,为了操作画图工具,他得先学会指令。等他再大一点,又自学了一些代码,开始能够做一些简单的网页了。尽管如此,对那时的钟钊来说,计算机已经拥有了一种奇妙的魔力,特别是父亲有意限制了他玩电脑的时间后,这种魔力似乎更被放大了。

2018年9月19日,“人工智能编程教育普及教学研讨会”在天津东丽区实验小学召开(视觉中国供图)

钟钊上初中之前,家里买了第一台家用电脑。他的高中是在长沙有名的雅礼中学度过的,他在学校成为了计算机协会会长,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号召大家一起玩游戏,有时也会做做简单的网页,玩一些有趣的软件。不过父亲更希望他去好好学学编程,以后走竞赛保送的道路——在雅礼中学,走这条路的同学不少。钟钊却对竞赛兴趣不大,只喜欢自己玩。到了高三,他就从社团退出,开始专心学习,备战高考。后来填志愿时,钟钊毫不意外地报了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2009年左右,一起招聘事件震动了中国科技圈。微软公司当年在中国招进了一个17岁的高中生,这位高中生据说是玩“黑客”的,出乎意料的是,微软给他开出的年薪高达80万元人民币。“这个事情促使大家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才?一定得是博士吗?人才的创造性跟他的学历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华为全球招聘前负责人冉涛对我说。他在华为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推动了华为内部人力资源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并牵头建立了华为全球招聘体系。离开华为后,他创办了深圳百森咨询有限公司,专门从事人力资源咨询工作。

华为全球招聘前负责人冉涛

对近20年来,中国科技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演变史,冉涛有自己的理解。他回忆说,2006年他加入华为时,当时科技行业和工业行业更加强调知识经验的积累。“比如说你在同一个岗位上做研发,要是做了10年出去就会特别吃香,更可能拿到高薪。那个时代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随后的几年,变革悄然到来,大企业看待人才的视角和逻辑产生了新的变化,在一些关键领域,对人才的争夺也愈加激烈。

2009年前后,云计算在国内火爆起来,这一年9月,阿里云在杭州成立,并率先吹响了云技术领域人才争夺战的号角。有一个案例冉涛记得很清楚,当时阿里给一个研究生毕业4年的小伙子开了40万元年薪。“按照华为当时的标准,这个人最多给到15级,对应的月薪大概在1万到1.2万之间,第一年也就十来万工资,再加上几万块奖金,年薪差不多十五六万。我们一看人家直接给了40万,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为了“拿下”这个人,华为和阿里不断竞价,最后以80万元的年薪把这个年轻人招到了自己公司。“从那次开始,我们就提出来,对于新兴技术,特别是像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尖子人才不能受框架限制。

2019年5月20日,杭州高校“黑客”社团相互切磋技艺(视觉中国供图)

“牛人不一定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冉涛他们也开始认识到,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目标似乎与企业的现实需求发生了脱节。他们希望去招一些偏科的人才,比如数学考100分,语文不及格的,但这样的想法在内部讨论中就夭折了——因为偏科的人早在高考时就被淘汰了。于是,2009年前后,华为提出了“偏才计划”,在冉涛看来,这个计划就是后来“天才计划”的雏形。为了找到这些“偏才”,他们去大学里重点挑那些专业课比如数学、物理成绩特别好,但非专业课可能不太好,甚至挂科的人。华为当时还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华为杯”软件编程大赛,并且把大赛门槛刻意降到最低,不管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参加,同台竞技,只要赛出好成绩,排名前十的全部免试录取。

但钟钊在大学时几乎一场比赛都没有参加过,他那会儿忙活的是另一件事。2009年新浪微博诞生,2011年第一版微信发布,同年小米发布第一款手机,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加速到来。虽然钟钊上大学后,发现软件学院的不少同学之前竟然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让他有些惊讶,但这不妨碍大家对计算机的巨大热情。位于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是一所工科见长的学校,互联网的创业氛围那几年几乎达到了顶峰。钟钊在学校听说过不少学长创业成功的故事,他们当中有人做了海豚浏览器,有人做了PPTV,也有后来的微信之父张小龙。校方、老师、同学都不断重复叙述着这些人的故事,身处其中的钟钊已经能感受到,他们这个专业创业的好时代到来了,“只要你有一个idea(想法),就可以做出很好的产品,能被很多人看到,被很多人使用”。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每年有上万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这所大学以工科见长(视觉中国供图)

钟钊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编程,具备了用代码写应用的能力。接下来,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社团和创业项目当中。“我们凑了团队,一起去做那种很小的应用,当时学院给我们在学校里提供了活动室,我们就在里面折腾,比如校内漂流瓶,还有不少外包项目。”钟钊那时候已经给自己的未来描画了一幅粗略的蓝图,就是本科毕业,然后去创业。他身边不少同学毕业后走上了这条路,有的在互联网创业的大浪淘沙中幸存下来,还活得不错;当然,还有很多人进入了互联网大厂,成了程序员、小领导。而2014年毕业后,钟钊还是选择了继续深造,踏上了人工智能研究这条路。



新技术与新青年



钟钊刚来北京这年,百度的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宣布启动“少帅计划”,面向全球范围选拔顶尖的年轻人。就在前一年,百度组建了深度学习研究院(IDL,即百度研究院的前身)。所以说,华为2019年启动的“天才计划”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按照百度的设想,首批“少帅计划”有9个名额,主要针对30岁以下、在AI领域的年轻人才。入选“少帅计划”的人可以直接拿到百度T9至T10的职级,对应的是百万起步额年薪,并且上不封顶。此外,“少帅”们还将得到李彦宏和IDL资深科学家的亲自指导,这些科学家也是百度那些年从全球延揽的顶尖科学家,包括余凯、张潼、徐伟、吴韧等AI领域的大腕。百度精心设计了一套培养计划:一年后,这些“少帅”获得不少于半年赴百度美国硅谷研发中心工作机会,或者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顶尖院校担任访问学者;三年后,经考核有机会获得“百度天使投资”,带领20〜30人团队,独立领导一个创新项目。

李彦宏当时谈起这个计划时雄心满满。他说,科技领域很多伟大的发明和创新都来自于年轻人,比如26岁提出狭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26岁获得博士学位的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真正颠覆性的创新来自于年轻人,我们希望把这些最优秀的年轻人招进百度,在百度产生颠覆性创新”。

 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

顾嘉唯在2014年以“百度少帅”的身份加入了百度,那年他28岁,之前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待了四年。这四年里,他的技术研究成果转化涉及包括Kinect、Surface键盘和Windows10在内的多个重要产品。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日子没有业绩压力,顾嘉唯专心做研究,和高校差不多,他觉得挺自在。所以当IDL的常务副院长余凯来找顾嘉唯时,他没有动心,他们前后聊了大半年。顾嘉唯慢慢对百度设立IDL的初衷,对AI技术如何落地、研究机构和产品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他在微软研究院常常是躲在产品部门后面的,但在百度,他拥有了直接发布产品,与消费者和用户建立连接的可能。他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不过,外界舆论更关注的是“少帅计划”和高薪科学家这个标签。顾嘉唯说,百度以“少帅计划”的名义,的确给他承诺了一个非常高的年薪,虽然具体有多少他没透露,“确实很吸引人”,但这并不是他选择百度的主要原因。
百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高调进军,掀起了国内科技行业的一股AI风潮。一批之前在国外名校研究人工智能的学者纷纷回到国内。在北京读研的钟钊去听过不少讲座,见证着AI浪潮的兴起。有趣的是,2014年百度推出“少帅计划”的时候,钟钊还在社交媒体上调侃:“少帅计划这一出,华人圈的年轻大神估计都被挖走了。”他还自嘲道:“100W+的薪资不是我这等搬砖(人)可以拿的。”
顾嘉唯告诉我,虽然“少帅计划”设置了9个名额,但其实最后只有三个人入选,除了他,另外两人是李磊和李沐,他们当时仍在美国。但两年之后,顾嘉唯选择了离职创业,李磊和李沐则分别去了字节跳动和亚马逊公司。“少帅”导师们也在离开这个项目,2018年,除了李彦宏外,最后一位导师余凯也离开了百度。
8月中旬的一天,顾嘉唯坐在北京望京的办公室里,脸上挂着一对明显的黑眼圈。他现在的身份是物灵科技的CEO,这是他离开百度以后创立的AI公司,目前主打教育类AI,已推出了多款儿童绘本机器人。
以“少帅”身份加入百度时,顾嘉唯面临过一个质疑:一个非计算机背景的人怎么能拿到一个这样高级别的T序列岗位?顾嘉唯本科念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专业,听起来和人工智能确实搭不上边。他1986年在上海出生,父亲是航模协会的主席,他小时候就参加航模比赛,后来成了一级运动员。航模需要自己调适电控系统、设计、运算,这为他后来选择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向埋下了兴趣的种子。因为高考前几次模拟考试发挥不理想,为了选个好的专业,他填志愿时就选了同济大学的建筑与城市规划专业。但在校的时候,顾嘉唯就表现出了对AI的极大兴趣,他帮外面的公司做了不少外包项目,和跨国科技巨头有了联系。后来他到清华大学读研,选择了工业设计系,并且得到了去诺基亚实习的机会。

2020年7月,世界AI大会在上海举行,AI已成为中国政府重点推动的技术领域(视觉中国供图)

钟钊从创业转到学术道路,和父亲的突然去世有关。那是大一暑假,钟钊闷头在学校里写代码,忽然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回长沙办完丧事后,钟钊决定做点真正有价值的,在他“百年之后能够用一两句话概括起来的事”。大二开学后,他就从所有的社团和创业项目中淡出了,一头扎进了实验室。他对人工智能产生了兴趣,而且选择了其中一条相对偏僻的路径,就是神经网络。
“千万别去研究神经网络,这东西是过时的东西。”钟钊的选择一开始就遭到了导师的否定。“因为神经网络提出以后,中间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低谷,带神经网络字眼的论文都很难发表出来。学校很多老师都觉得神经网络是一个不靠谱的东西,也没办法应用。”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搞这个方向的人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比钟钊高五六届的博士师兄师姐们,就没有多少人去企业,大部分只能在学校当老师。但无论如何,钟钊还是成了整个实验室里唯一搞神经网络的人。可能是因为本科没有发论文才能毕业的硬性要求,钟钊得以完全凭自己的兴趣选择了这个方向。情势几年之后出现了反转。到2016年左右,很多学术会议已经把重点转向了神经网络。在华为“天才计划”的入选人里,相当一部分也都是做人工智能的。这几年,阿里、腾讯等公司相继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并斥重金广罗人才。毫无疑问,钟钊赶上了一个属于人工智能的好时代。



人才争夺战



如今身为创业者的顾嘉唯更加明白科技公司面临的生存焦虑,“在互联网工业发展中,每三个月甚至一个月就会有一个新的商业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他把大公司比作一棵大树,“你不得不在长势很好的情况下就要考虑,如何在10年或20年以后还能长出更大的树来,或者这棵大树死了,旁边还能长出一棵新树”。
只有撒下尽可能多的种子,在日后长出参天大树的可能性才会更大,而那些真正优秀的人才,肩负的正是这种可能性。因此,选拔人才对所有的组织几乎都是一个永恒的难题,科技公司尤其如此。
冉涛在加入华为之前做过销售和财务,因为人力部门缺少人手,他才被调去当了HR。他在华为提出过一个方法论,就是要像做销售一样去做招聘,销售卖的是产品,招聘卖的是职位。冉涛当时负责高端人才招聘。以前都是猎头帮他们去找人,后来他们就让招进来的员工内推,一个个地摸底,看看这些员工原来所在的组织里面有哪些人才,然后主动出去招人。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把一些其他大公司的情况摸清楚了。而且传统的面试是让人家飞到深圳总部,但实际上很多人不好请假,所以我们就拉着各部门的领导,周末飞去北京、上海,把酒店安排在候选人方便的地方,大大提升了候选人来面试的比率。冉涛还记得一个上海的候选人,当时因为儿子刚出生,说自己没法来了,如果要动工作的话,得孩子满一岁以后。一年后,冉涛果真又给对方打去电话。“我说你儿子满周岁了,现在有什么想法呢?对方特别感动,他以为我肯定不会记得这个事。”冉涛说。
冉涛离开华为的前一年,即2011年,华为每年招聘的规模是国内社会招聘2.6万多人,校园招聘1.7万人左右,加上海外招聘1万人,总共大概有5万人,而HR们要面试的人则需要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至少乘以10,也就是近50万人。华为非常重视校园招聘,在业务和组织规模迅速膨胀的时期,招进了大批应届毕业生。这些年轻员工却让公司意识到一点——“你招了很多人,很多‘985’毕业生,但是他们成长的速度很不一样,特别是技术人才,有的几年就成长起来,有的很长时间就是成长不起来。”招进来如此多的员工,到底哪些人更有可能在今后取得成就,这是包括华为在内的任何一家大公司都急于求解的问题。
早年的时候,当时的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就亲自带队研究公司内部的100个在技术和商业领域成就显著的人,后来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领军人才计划”。这100个人里不乏华为创业时期的骨干,比如28岁成为总监的轮值董事长胡厚。冉涛说,这批商业领袖大多在20多岁的年纪就已经能看到未来的发展了。华为在这些人才的基础上总结出5项素质:主动性、概念思维、影响力、成就导向、坚韧性。
很多公司都喜欢用一些或抽象或具体的标准来对人做甄别。百度“少帅计划”当年在选人时也公布了5个甄选标准,分别为:知识、行动、表达、创新和梦想。百度相关负责人表示,这5个标准听上去比较抽象,但概括起来就是看重候选人的潜质,而不仅仅是履历和经验。

让很多应届毕业生心惊胆战的集体面试制度,就是冉涛开发出来的,其目的就是把应聘者放到一个集体环境中,考察他们这5项基本素质。华为“天才计划”的选拔过程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看候选者的学术成果。“如果你在学校里已经做出了一些成果,那我相信你的创新性,还有上面所说的主动性、概念思维、影响力、成就导向和坚韧性这5项素质也不会低,这样评价下来,你至少是二级或者三级的水平,到了大舞台上就有可能做出更大的成果。”冉涛说道。在华为内部,有一个专门做技术合作的部门,他们与全球很多高校的科学家都有联络,一个科技成果到底好不好,他们有一个评估机制。

2019年5月18日,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系列活动在天津举行(视觉中国供图)

时间回到2001年,冉涛的朋友张辉还在武汉大学发电专业读大四,学生会主席挨个宿舍扔招聘单,那上面是一家叫华为的公司。他想起两年之前,听同学说过深圳有家叫华为的公司可好了,给的工资高,呼叫中心接电话的一个月都能给1000多元,于是对这家公司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其他室友看都没看这张招聘单,那时候没有人会愁找不到工作,发电专业最对口的是电力企业,张辉的很多同学去了三峡集团和国家电网。张辉跑到招聘单上写的酒店里,参加了华为的面试。他当时刚打完球,还穿着秋衣,在一群西装革履的面试者中间感到有些窘迫。面试过程倒没什么可讲的,和面试官聊了十几分钟,他就被通知录取了,一个月能拿到5500元,这比他去电力企业的同学差不多高500元。张辉很满意。
相比之下,现在对人才的评价和甄选体系,还有与之匹配的薪酬和福利制度都在不断完善。其实像钟钊这样年薪百万的年轻员工,在一些科技公司已经不算稀奇。曾有公司愿意出两倍于华为的薪酬邀请钟钊加入,却被他拒绝了。
优秀的人才总是有限的,一个公司不仅要和别的公司抢人,还要和别的行业、别的国家抢人。冉涛认为,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只有人才竞争越激烈,给出的薪酬越高,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搞科学研究。那年去招聘,冉涛遇到不少优秀的学生,最后毁约不来了,一问为什么,“人家说我考了老家县城的公务员。这很让人惋惜。这两年这种趋势又在抬头,经济一冷大家就会求稳,最稳的就是公务员”。冉涛感叹,过去长达十几年的黄金年代,中国公司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实在太快了,在不少公司,一个HR只需要5年时间就可以升到HRD(人力资源总监),而在国外,很多HR干了十几年还是一个小主管。然而,更大的考验也许来自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前进的步伐放慢之后。
在华为待了将近20年后,张辉去年办理了离职,出来转做投资。他向我重复了好几次,自己出来晚了,应该再早几年。顾嘉唯也有类似的遗憾,在研究院埋头做研究的那几年,正是移动互联网发展最快的几年,他错过了。所以当人工智能的创业窗口期到来时,他觉得自己必须抓住机会。对钟钊来说,错过的可能是在北京买房的最佳时期,如果2014年刚来北京的那几年出手,最近他也就不用为房子的事情操心了。钟钊和相恋近8年的女朋友的婚事已经提上日程,他在中关村软件园周边考察了一番后,得到的结论是房价“太贵了”。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37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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