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又入窘境!还是那个老大难问题…

瞭望智库 2020-11-23 07:25


自2020年9月25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原办公大楼发生持砍刀袭击事件至今,一个多月内欧洲先后发生五起致命袭击事件,涉及法国、德国、奥地利三国——10月4日,一名来自叙利亚的青年在德国德累斯顿用菜刀袭击了一对同性恋伴侣,造成一死一伤;10月16日,巴黎一名教师遭极端分子斩首;10月29日,法国尼斯再度发生持刀恐袭案,造成3人死亡;11月2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中心爆发持枪袭击事件,不仅从袭击规模到伤亡人数愈加严重,更意味着此前从未遭遇类似事件的奥地利也不再是“恐袭”阴影下的安宁净土。


这些袭击事件发生后,事发国家政府、欧盟和不少域外国家及国际组织纷纷将事件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活动”,不仅予以谴责,更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对本国穆斯林群体及其活动场所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在这一群体中引发了更强烈的忧虑,令他们不知所措。


近日,法国政府针对袭击事件采取的强力措施引起以土耳其为首的伊斯兰国家强烈不满,激发外交冲突。面对本国数量庞大的常住穆斯林群体、日益强烈的保守排穆思潮、周边并不平静的伊斯兰国家、难以根除的全球恐怖主义,欧洲面临着难以找到答案的两难窘境。


文 | 胡毓堃 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观察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际湃”(id:pengpainews907),原文首发于2020年11月13日,原标题为《欧洲能摆脱恐袭阴影吗?难!难!难!》,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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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难:“国家第一”还是“宗教第一”?




如今欧洲正逢“多事之秋”: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压境;欧盟与英国的脱欧谈判几无进展;“恐袭”阴影重新笼罩,一个多月内三个国家连续发生五起致命袭击事件,再次揭开欧洲的老大难问题——穆斯林移民。


二战之后,由于劳动力短缺,法国、德国、瑞士等西欧国家先后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外来劳工,而地理位置相近、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局势不稳的伊斯兰国家成为移民大户。根据皮尤调查中心分析,伊斯兰教按信仰人口排序已成为欧洲第二大宗教,穆斯林人口已占欧洲总人口比例超过7%;由于出生率更高、新移民持续涌入,到了2050年,这一比例将可能达到14%。


1990年至2030年欧洲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人口相反的变化走势。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穆斯林移民与难民进入欧洲,虽然短期内实现了改善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归化、融入当地社会。事实上,在伊斯兰政治语境中,世俗主义充满争议,往往蕴含负面意义,因为它要求消除伊斯兰教义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影响力。在伊斯兰国家被西方殖民统治期间,这一主张甚至限制穆斯林在公共场所表达宗教的权利。


世俗主义与殖民主义历史上的结合,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群体对世俗主义的恐惧和反感,而后者也常被打上“殖民者意识形态侵略工具”的标签。二战之后,随着原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宗教信仰自由”观念的传播并被列入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俗主义甚至被部分穆斯林视为反宗教。对世俗主义天然的警惕和反感,预示了穆斯林移民进入欧洲世俗社会后难以避免的不适和冲突。


目前全世界有27个国家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或者“官方宗教”,多以伊斯兰教法而非世俗法律来处理家庭和财产等社会问题。此外,土耳其等以穆斯林为绝对主体的国家也日趋保守,伊斯兰习俗和宗教表达更加深入社会各个角落。母国宗教社会的影响下,“宗教身份第一”已然成为不少穆斯林移民根深蒂固的价值认同。


对于这些穆斯林群体,无论其公民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他们对穆斯林身份以及对伊斯兰教的认同自然优先于对居住国的国家认同。正如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问题研究专家哈基姆·厄尔·卡鲁伊所述:“对于无法融入的年轻穆斯林来说,问题在于’我是谁?’,而他们的答案是‘我是穆斯林’。”


基于“我首先是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欧洲穆斯林在公共和私人生活方面积极践行其宗教信仰。根据蒙田研究所关于法国穆斯林的调查报告,31%的穆斯林每周会去清真寺或祷告室做礼拜,70%的穆斯林只买清真食品,65%的穆斯林支持戴头巾。


一旦欧洲各国世俗主义价值观,尤其是宗教容忍和自由主义理念的实践与欧洲穆斯林的“伊斯兰至上”观念相冲突,不少激进的青年穆斯林便可能诉诸极端报复的手段,以维护其宗教身份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不惜无视其常住国家的公民、居民义务或者法律。


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总部枪击案的起因便是该周刊多次刊载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近期发生的法国教师萨米埃尔·帕蒂谋杀事件和法国尼斯圣母大教堂持刀袭击事件均是源自世俗主义者眼中的正常行为被一些穆斯林视为对伊斯兰教的侮辱;而维也纳袭击事件所在的犹太教堂,曾在1981年发生过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其背后是穆斯林与犹太人和犹太教多年的积怨。


近日维也纳持枪袭击事发的犹太教堂,曾在1981年发生过类似袭击。


这种宗教身份高于世俗身份的认同感,使欧洲穆斯林难以真正融入以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欧洲世俗社会一旦出现宗教身份与世俗价值的冲突,当地穆斯林情感上的不满便极易被激进分子甚至极端组织所利用,不时引发悲剧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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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之难:难以克服的“伊斯兰恐惧症”




冲突的一端,是穆斯林移民极其看重的宗教身份;另一端则是日益弥漫整个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即对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群体非理性的恐惧、仇恨或偏见等负面心态。


“伊斯兰恐惧症”的起源和蔓延基本包括两个方面: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极端组织和极端分子在欧美策划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极大地助长了西方国家普通民众的“伊斯兰恐惧症”;与此同时,穆斯林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在欧盟国家和美国显著增长,加剧了本土民众的“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恐惧症”的现象早已有之,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10年法国殖民政府官员阿兰·奎林的博士论文《法属西非的穆斯林政策》中,用以批评法国殖民政府对当地穆斯林的偏见。这一负面的社会心态如今与当下热议的“身份政治”挂钩,在世界各地发酵,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针对穆斯林群体的舆论和政策行为,成为国际社会广为关注的争议话题和事件。


阿兰·奎林1910年的博士论文率先提出了“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e)这一概念


从缅甸罗兴亚人危机,印度《公民身份法》引发骚乱,到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清真寺枪击案,“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及引发的惨剧不仅限于欧美国家。但近年来穆斯林人口在欧洲的密集分布和争议事件频发,令欧洲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成为凸显的典型。


事实上,根据盖洛普的全球“伊斯兰恐惧症”调查,欧洲俨然成为“伊斯兰恐惧症”最严重的地区:欧洲穆斯林是本地居民最不希望做邻居的群体之一,德、英、法三国被调查者中将戴头巾视为威胁欧洲文化的比例分别达到16%、30%和39%,而认为穆斯林同情“基地”组织的比例更是分别达到23%、34%和25%。2019年,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更表明主要欧洲国家民众对穆斯林群体感到不适的比例基本超过20%。民间对穆斯林的非理性负面心态,进一步恶化了穆斯林在欧洲的生存环境。


欧洲主要国家对穆斯林的恶感-好感度对比。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随着民间“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各国政府也实施了更严格的宗教政策。皮尤调查中心从2007年到2017年的调查表明,十年间欧洲各国通过立法对穆斯林群体的宗教限制显著增加。一方面,许多欧洲国家和城市全面或部分禁止民众佩戴宗教标志和宗教服饰,包括2010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一些城市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罩袍和蒙面面纱,2011年法国更是在全国范围内立法禁止蒙面。


2011年法国立法禁止蒙面后,穆斯林女性仍可以在大学课堂戴头巾。


另一方面,部分国家针对公共场合的伊斯兰教活动采取更多限制,例如2012年摩尔多瓦多地禁止穆斯林在公共场合进行宗教活动。此外,一些国家带有政府性质的侵犯穆斯林群体的现象(比如语言和人身攻击、霸凌等)屡见不鲜。


仅2015年45个欧洲国家中有38国出现了侵犯行为,而以反伊斯兰教著称的荷兰右派议员海尔特·维尔德斯曾公开发起反对西方国家穆斯林人口增长的运动,声称“伊斯兰国家的难民海啸将威胁我们的女性和文明”。


生活在“伊斯兰恐惧症”之下的欧洲穆斯林必然会感到相当程度的疏离和不适,然而面对涉及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袭击事件,各国政府似乎只能诉诸于对穆斯林群体更加严厉的手段。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0月2日讲话中给出的答案是严格监管穆斯林学校和对清真寺的资助,贯彻严格的世俗主义原则,以打击“伊斯兰分离主义”。


面对被争议和冲突加剧的负面观感,不少温和的普通穆斯林甚至怀疑自己能否继续在欧洲生存,就连曾多年担任法国塞纳河畔伊夫里副市长的迈赫迪·贝勒阿贝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哀叹:“我在想我是不是该离开法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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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难:跨越国界的冲突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8亿穆斯林人口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50个为穆斯林主体国家)。由于伊斯兰教传统和《古兰经》中的“乌玛”概念(本意为社群)长期被解读为跨越国界的伊斯兰信仰共同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含义相左,甚至衍生出泛伊斯兰主义,加上近年来基于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决定了欧洲国家在处理内部穆斯林问题时,很难不受外部环境影响。


不同于2015年法国遭遇系列袭击后各国对恐怖主义的声讨和对法国的支持,近期在法国发生类似的袭击事件反倒引起伊斯兰国家与法国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一波反法浪潮。究其原因,马克龙一番“伊斯兰教在全世界遭遇危机”的言论,及其维护世俗主义原则、严格监管宗教活动的措施不仅令本国穆斯林群体感到无所适从,也令其它伊斯兰国家“感同身受”。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欧洲穆斯林遭遇的限制不仅是对本地区穆斯林的打击,更令整个“伊斯兰共同体”不满和疑虑。


另一方面,部分伊斯兰国家也有意利用欧洲穆斯林相关事件谋取自身的现实地缘政治利益。此次法国教师萨米埃尔·帕蒂“斩首”事件后土耳其的举动便可见一斑。就在马克龙发表了并未刻意攻击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讲话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立刻质疑马克龙的“精神健康问题”,并公开呼吁伊斯兰世界抵制法国货。在他的影响下,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黎巴嫩、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爆发反法示威活动。


作为中东地区大国,土耳其从不掩饰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野心,积极参与叙利亚、利比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希腊和塞浦路斯等周边地区行动。但欧盟尤其是法国长期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拖沓设阻,并对土耳其在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予以反对、间接打击,成为土耳其在本地区坐大的最大障碍。如今法国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公开化,土耳其乘此机会走到前台公开指责法国,借此牵制法国,还俨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代言人。


中东地区是欧洲的外交重点地区,也是其中部分原殖民国家的战略利益所在。这些伊斯兰国家对于欧洲始终怀有戒心,更不满欧洲和美国干预本地区事务。随着近年来穆斯林移民和难民问题在欧洲持续发酵,伊斯兰国家也试图利用其宗教影响力就此对欧洲施压,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利益。正是由于众多伊斯兰国家与全世界穆斯林的连结,使得欧洲各国政府难以内部处理本国穆斯林问题而不受外力影响。


除了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反应与压力,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国际极端组织也是欧洲各国处理穆斯林问题不可回避的现实因素。虽然“伊斯兰国”、“基地”等极端组织多年来在国际反恐行动中元气大伤,但它们对欧洲社会的威胁已经不仅限于直接策划和参与恐怖袭击,而是利用欧洲穆斯林遭遇歧视和不公对待的心理落差进行洗脑,通过线下和网络手段蛊惑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甚至招募新成员。


2017年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自杀式爆炸袭击的袭击者萨勒曼·阿贝迪早在两年前便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洗脑。据奥地利内政部长卡尔·内哈默表示,近日维也纳持枪袭击事件的凶手便是极端组织的同情者。如果各国无法对本国穆斯林进行适当的管理和思想疏导,其不满、恐惧和茫然无助的心理便为国际极端组织灌输极端思想、引导极端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法国曾在2016年设立了第一家去极端中心,但遗憾的是,由于效果不佳和本地居民的不满,该中心不到一年后便停止运营。


一放怕乱,一管又恐更乱,国内外多重压力之下,面对老问题的欧洲国家也陷入了两难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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