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三峡搬迁县城,走向杀马特溜冰场

极昼工作室 2020-11-23 09:44

摘要:无论是拍奉节移民,乡村日常,还是“杀马特”,李一凡的纪录片始终源自一个母题——城乡关系,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人的故事。二十多年的观察与记录,让这位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美院教师对底层群体的命运,有着深切的感受。


图 | 李一凡
文 | 高心碧
编辑 | 龚龙飞 
 

2019年1月,云南蒙自,李一凡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拍摄现场。受访者供图

 
雾气笼罩山城,一队“棒棒”军抬着一面宽大的木门,穿过拆迁殆尽的依斗门,拾级而下,走向江岸。在随后的8分钟影片里,几声爆破巨响,李白诗中的奉节城被烟尘覆盖。
 
这是纪录片《淹没》中的一段画面。三峡水位上涨前,导演李一凡记录下了奉节老城搬迁的最后11个月,以老城居民、移民干部以及宗教三重视角,讲述了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城乡变迁故事。
 
他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村档案》,则将视角转向一个普通的西部农村,没有什么激烈的戏剧冲突,90分钟里,最紧张的画面是杀猪时放出的一盆血。长镜头缓缓流转,平铺直叙地记录乡村生活,越是普通越具有代表性。
 
近期,在他广为传播的《杀马特,我爱你》演讲中,李一凡试图去理解那些头发颜色狂野的乡土青年为何成为杀马特,以及被社会鄙夷的过程。在结尾处,他一改娓娓道来的话风,也不再有川式的幽默感,“必须更贫乏!必须更贫乏!”他愤怒地重复,眉目间流露悲悯。
 
那一瞬的感慨似乎是他自己20年记录底层人群生存和精神状况的情绪总结。
 
更多时候,李一凡是一位大学教师,在他的油画系课堂上,学生们可以听到迥异于主流艺术史的当代主义论,却很少听到他拍纪录片的往事。
 
以下是李一凡的自述:
 

奉节老城爆破现场。纪录片《淹没》截图

 
一声闷响
 
我喜欢把学生带到茶馆上课。四川美术学院的老校区在重庆黄桷坪,这是个混杂的地方,有电厂,有港口,老茶馆里三教九流汇集,端着茶缸进进出出。我们在一旁讲艺术史,讲视觉与哲学的关系,放德国奥伯豪森电影节短片。我想让学生离开一成不变的校园环境,跟日常生活拉开距离,和社会发生碰撞。
 
我自己是被三峡爆破的第一声闷响改变的。2002年初,我跟朋友鄢雨去奉节拍纪录片《淹没》。从那时开始我才真正体会,中国的发展背后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我去到时,奉节已经破烂不堪。那时还没开始正式搬迁,只炸了两个烟囱。但在规划的很多年里,公共投入早已停止。房子破旧得不行,公厕半年多没人打扫,街上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奉节码头。纪录片《淹没》截图

 

老城街头,一场婚礼。纪录片《淹没》截图

 

人们在居民私有门面房公示表前驻足围观。纪录片《淹没》截图

 
老百姓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修修补补,照常过日子。奉节是个靠江吃饭,靠苦力、挑夫维持着经济的县城,码头是跟外界重要的连接。向海渔的旅店开在码头边,他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按照政策他应该拿到补偿款,跑了很多次移民局,没人肯收他的申请材料。
 
向海渔话不多,脾气倔。走投无门后,他打算去移民局讨个说法。最后说他想清楚了,“海灯法师”一天只要8分钱就能活,练了功,不要房子也可以(活下去)。
 
有的移民干部私底下说,“如果移民还没发到财,这辈子就白过了”。他们抽的烟都很贵,中华,熊猫,二三十元一包。移民局长穿着一身皮衣,我看一眼就知道没有四五千买不下来。当时在向海渔的旅店住一天只要一块钱,“棒棒”干一整天苦力,挣六块半。
 

向海渔(右三)和他的客栈。纪录片《淹没》截图

 

搬家车队。纪录片《淹没》截图

 

路边学生。纪录片《淹没》截图

 

停止供电后,县城的夜晚一片漆黑。纪录片《淹没》截图

 
我在奉节拍了11个月,中间只回家拿过几次换季衣物。我和鄢雨确定了8条线索,同时跟拍,每天从四五点钟一直拍到天黑,回去倒头就睡。后来《淹没》去参展电影节,被误认为是大剧组出品。
 
当时在奉节的剧组来来往往,有几十个,中央台、地方台、外国记者、拍独立电影的,都带着大摄像机,扛着吊杆录音。我俩只有一台小机器,在街上晃荡,很不起眼。老百姓喜欢找中央台,可以出风头,再看看我们,觉得没什么用,反倒可以说些真话。
 
《淹没》是我刚到奉节没几天就想好的片名。在拍摄的11个月里,我看到这些发生的一切,最后都被江水淹没了。
 

被拆卸下的木门,堆放在等待爆破的居民楼前。纪录片《淹没》截图

 
住进龙王村
 
2005年的一整年我在全世界跑电影节,法国、德国、日本,到处拿奖。柏林电影节最大的放映厅里,一两千人看《淹没》,放了好多场。我很少为这些事激动,35岁才开始拍片,已经过了觉得自己了不得的年纪。
 
我惦记着在奉节的发现,所以想到农村去看看形成城乡冲突的根源,拍一个反戏剧性的纪录片,让大家了解中西部农村的一些状况。
 
我先后去看过贵州石门坎、重庆丰岩合作社,都觉得太过特例。龙王村算是奉节周边山区里的富裕村,刚刚超过贫困线。海拔、气候、到城市的距离都比较适中,够普通,也就够普遍。
 

奉节县公平镇龙王村。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乡村档案》拍了两年多,我去了龙王村11次,最长的一次住了两个多月。村里没有新鲜肉,天天吃土豆。厕所里蚊虫多得不行,进去前得用“雷达”整个喷一遍。当时同去的年轻人,住了一星期就跑回北京。那时我40岁了,也喜欢住在舒服的地方,夏天有空调,冬天去大理,不过我能扛。
 
我和助理住在村里一个兽医的家里,他给猪打针,一次挣两三块钱。我们每月付1500块房租,他不让告诉村里人。我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很破烂的写字桌,墙角放着20个泡菜坛子。夏天的晚上,坛子出气,发出“啵,啵”的响声,把我也腌成泡菜味儿。
 

春分时节。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打菜籽油。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翻瓦。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阉猪。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拍农村跟拍奉节是两种状态,村里啥事也不发生,每天都一样。对我来说倒是有很多新奇事,到处看,到处拍。插秧的时候我也假装去插一插,打谷子也打一打。村里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去听他们唱“哈利路亚,他是人民大救星。”
 
我没有过农村生活的经验,但我了解农村,年轻时读过很多农业书,也经常去重庆周边村里转转。茶馆里的“棒棒”、美术学院里的模特,很多都是农民,我跟他们下象棋,常聊起农村的事。九十年代承包土地很便宜,我还想过做农场,养奶牛、孵化鱼苗、水果种植,都研究过。在龙王村,这些来自文字的认知转换成真实体验,被验证或加深。
 

村卫生室。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党员大会。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前些年,每到秋季,四川、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民就被安排到新疆采棉花。以前我以为这是个对农民好的事情,住在村里才知道没有人愿意去,除非体力特别好,根本挣不了钱,家里的农活也耽搁了,最后所谓的“利民工程”就变成了政治任务,让低保户承担。
 
拍《乡村档案》让我重新认识了土地,这是我后来持续关注城乡关系的原因。以前我只知道中国农村人均耕地不足,没有真正体会到土地少到这个程度意味着什么。种一亩地还不如出去打半个月工,农民自然抛荒,留在村里的人也不愿意接下这些土地。只有亲眼看见土地政策和法律的矛盾,才明白乡村只能城市化。
 

烧荒。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像牲口一样的打工人
 
农村生活看似平静的运作,实则停滞发展。传统乡土社会里,农民可以纺织、打铁、做糖做酒,物物交换,现代化发展后,农村的功能全部被城市替代,几乎只剩下种植业。
 
我在拍《乡村档案》时,农业税刚刚取消,农民不需要守着土地了,大批进入城市打工。在龙王村里,16岁到50岁的年龄段是空缺的,杀头猪都找不齐人。2005年在村里帮干一天活儿的工钱是25块,因为劳动力的减少和劳动法的颁布,2007年涨到了100块。
 

深夜工厂。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我最早关注农民工问题是在90年代初的广州。1991年,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广东省群众艺术馆工作。那天,我从卧铺车厢下来,被广州火车站巨大的人潮吓了一跳。好不容易背着行李挤到站前,看到高架桥下睡满了农民工,往外走上一公里,路边都还住着人。
 
他们把铺盖卷搁在路中间,地上拉张席子坐着,旁边支根竿子,晾着的衣服都晒干了,一看就已经住了很多天。10月的广州天气闷热,汗臭味散出了很远。
 
我那时胆子大,挨着火车站住了将近一年。那里有黑社会,妓女,卖粉的,打架的,跟我的生活截然不同。我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美院文学老师,没受过苦,对贫穷的印象来自70年代,乡下来的同学冬天赤脚上学。
 

东莞石排,工厂遍布。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90年代初,珠三角正处市场经济大潮前沿,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涌向广东。广州火车站前到处都有车在喊“去东莞”、“去惠州”,等车的人有不少来自四川。有人说约好的时间过了好几天,工厂的人还没来接。也有很多人在站前等招工。
 
当年广东的血汗工厂随处可见。我堂妹在广州白云区的一个服装厂打工,有次偷偷给我打电话,说实在受不了,想出去,可身份证压在老板手上,不要工资都不让走。我见过那些厂房的窗户用铁栏杆封着,锁着大铁门,有保安看守,人被关在里面,一直干活。
 
广州农民工每月只挣两三百块。我在单位里参加个活动,就能分100块钱。我的朋友里,有做广告的、卖化妆品的、房地产的、金融的,随便干点什么都活得很好,只要读过书,想挣钱很容易。
 

工厂窗口围栏。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我是学编剧出身,但性格比较独立,不想跟人合作拍电影。直到数码摄影出现,我才在朋友的建议下买了台数码摄像机,拿到后第一件事就去拍了重庆灯泡厂的下岗工人。
 
2000年前后,国营企业改革,重庆出现了下岗潮,沙坪坝到解放碑附近被称为“下岗一条街”,整个片区的厂都出了问题,有的直接倒闭,有的只留下一点点人。工人们每天拿着凳子,拉着横幅,堵在主干道上,把整座城市弄得水泄不通。
 
我家很多亲戚都下岗了,包括姑姑一家。我听他们讲了很多厂里的事,非常悲惨,我心里挺沉重。
 
那是我第一次对现代化的代价打了个问号,它在我心里慢慢放大。终于,我接到了鄢雨从奉节打来的电话。
 

深圳,富士康生活区。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抵抗幻觉
 
我总觉得,是奉节的搬迁现场教育了我,让我看到了基层权力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后来再拍纪录片,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让知识分子看,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没有《淹没》,没有《乡村档案》,我不会懂政治,不会懂底层。我从小生长的环境,我的圈层,都不会出现这些事情。它们在我的生活之外,看多少书也没法想象。我得在现场,亲身经历拍摄对象的处境,才能体会他们的感受。
 

石排街景。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流水线工人。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我很早就想拍城乡关系在城市的表现,几次尝试都行不通,直到找到杀马特。2018年,我住在当时杀马特最集中的地方——东莞石排,看那些90后农民工生活在工厂如此密集的环境里,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月只休息一两天,拿着两三千元工资,毫无自由可言。我才理解了他们的贫乏和压抑。
 
《杀马特,我爱你》能“出圈”,我并不意外,在一席演讲时,我夸大了自己的部分无知。我很清楚他们的出身,和他们聊天没有障碍,可以谈到他们心里去。但他们跟我以前接触过的农民完全不同,很财迷又不那么在乎钱,向往城市生活又不可能留下来。我从他们相似经历里,看到了具体的生活困境,以及年轻一代农民工群体的绝望。
 
社会不承认他们的主体性,以为他们是一群没脑子的人,跟风瞎跑。我敢相信他们,尊重他们对头发的热爱,是因为对农村和工人的了解。我不怕被说消费杀马特,正是因为全社会的漠视导致了他们今天的处境。
 

立起来的头发是杀马特最重要的标志。受访者供图

 

工厂附近的公园里,杀马特青年的聚会。受访者供图

 
我的拍摄方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有时我会打比方,拍纪录片就像从一堆垃圾里拼一架飞机,它的架构来自我在现场的真实感受。
 
在奉节拍摄前期,我拍过要被消失的文物、古城、石刻,后来发现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它们对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无所谓。我也有想过去找杀马特生活里特别精彩的、戏剧性的部分,拍一段爱情,或是一次矛盾,但这些想象中的浪漫,会掩盖现实的贫乏。
 

云南蒙自,冷云(网名)回到老家种香蕉。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现场让我着迷,也令我困扰。想要拍到真实情况,只能融入群体,拍摄结束以后,该维护怎样的关系,对我来说是个伦理难题。
 
拍完《乡村档案》惹了一身麻烦。村民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介绍工作,看病,甚至充电话费,都来找我。起初我想办法托人、帮忙,结果找来的人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远。我实在受不了了,换了电话,和龙王村断了来往。
 
这件事我愧疚至今。我是一个普通人,改变不了什么。拍几部片子,看似很风光,其实很多人看了也就看了,少有我想要的回应。但至少,我不空想。
 

2018年12月,贵州黔西南州,李一凡和摄影师乌鸦与两位杀马特合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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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心碧

树也有它的波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