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变:乌蒙山深处消失的“贫困印记”|电讯特稿

新华每日电讯 2020-11-23 09:21

大山无言,脱贫有声。5年来,保华镇的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8.47%降为2019年底的1.33%,并成功通过脱贫攻坚考核验收。

首发:“新华每日电讯”调查周刊

本报记者:蒋作平、潘德鑫

编辑:刘梦妮


前山连后山,远山连近山,看不到边的还是山——这就是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大山深处的保华镇,是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最僻远的乡镇,也是脱贫攻坚最难的“硬骨头”之一。


大山无言,脱贫有声。5年来,保华镇的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8.47%降为2019年底的1.33%,并成功通过脱贫攻坚考核验收。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走村串户,从一个个消失的“贫困印记”中,感受到了震撼人心的千年之变。


七座“花房”拆掉了


2018年5月,村干部拆除一处“花房”


贫困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兄弟。扶贫干部2017年走访时发现,当地居然还保留着“花房”旧习。


因办事公道、为人热情,黄明举在奢旮村苗族群众中有较高威望,是当地的“小苗王”。据他介绍,过去,当地一些小花苗寨子旁,有一种似棚非棚、似房非房的“建筑”,有的用土石垒成,有的用藤条树枝编成,有的是土墙茅草搭成。这些“建筑”就是“花房”,原本是苗族妇女农闲时聚集在一起,进行雕花、刺绣、织布等传统技艺传习的场所。


“但‘花房’后来变味儿了,成了‘姑娘棚’。”黄明举坦言,过去人多房少,再加上重男轻女思想,苗家女孩到了十二三岁只能到“花房”睡觉,一二十人睡一个大通铺。后来一些远村近寨的苗家小伙也来串花房,甚至留宿,“花房”成了谈情说爱的场所。


对于这样的“花房”,黄明举是反对的,在他看来,“花房”拉低了苗族后生的文化水平。


在奢旮小学从教36年的苗族教师杨发文,对“花房”也是“深恶痛绝”。2010年以前,村里的苗族女孩很少有上初中的。她们十二三岁就开始在“花房”谈情说爱、谈婚论嫁,有些女孩不到15岁就结婚生子,没有机会再读书了。


“没有文化,永远走不出贫困的‘怪圈’,‘花房’延续甚至加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杨发文认为,闭塞、贫穷、住房条件恶劣是“花房”异化的现实基础。在很多人看来,“有女早嫁”,家里能少一张嘴吃饭,还可得一份彩礼。


伴随“花房”而来的,是落后的婚恋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早婚早育超生等社会问题。


为了破除“花房”旧习,2006年以来,杨发文、黄明举曾多次尝试拆除“花房”,但收效甚微。寨里很多老人反对:“拆了‘花房’,女娃儿住哪儿”“‘花房’是祖宗留下的传统,不能丢”“大家筹工筹劳建的,你们凭啥拆”……


10多年间,当地的“花房”是拆了又建,屡禁不止。2017年摸排时,奢旮村仍有“花房”7栋,是这一带最多的村。


“花房”无疑是另一个贫困印记,保华镇党委政府下决心拆除。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拆除多少旧房、危房都不难,但想拆除“花房”却很不容易。


干部只能一次次开院坝会,讲生理卫生知识,讲婚姻法,讲移风易俗,终于,全村人开会表决同意了拆除,传统陋习被彻底破除。


“陋习要摒弃,优秀文化也要传承。”黄长华告诉记者,在拆除“花房”的同时,保华镇还投入了100多万元,把奢旮小学旧址改造成了一个民族手工艺加工厂,主营苗族的蜡染、刺绣、芦笙加工,既可传承发扬苗族优秀传统文化,还解决了30多人就业。


“没有这些年的脱贫攻坚,‘花房’很难彻底消除。”在杨发文看来,“花房”之所以能拆除,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教育扶贫、控辍保学及农村危房改造等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村民的教育观念、婚恋观念进步了,住房条件也得到明显改善,“‘花房’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在削弱、消失”。


随着精准扶贫的全方位推进,群众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巨变。走进乌蒙山区深处,到处都能看到好路、好房、好产业、好日子,更能感受到群众“我要脱贫”的内生动力和自强精神。


奢旮村八组32岁的马科明,打工返乡后靠养猪成为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今年他还租地48亩种烤烟增收,并准备把一些条件相对差的地块利用起来种魔芋。


“把能用的地都用起来,政府扶贫是不漏一个人,我做产业,也要不漏一块地。”马科明信心十足地告诉记者。


他爱人陈艳琴今年27岁,在10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问及还生不生时,夫妻二人态度很明确:“不会再生了,要对现有的两个娃娃负好责,要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以水代礼”成往事


杨文发在家门口取自来水。本报记者潘德鑫


“过去哪家有红白喜事、接亲嫁女,寨里每户都要提前送一桶水去,既是送礼也是‘凑水’。”在保华镇奢旮村,39岁的黄明举回忆说,“一次至少得凑够50桶,还要省着用”。


后来通毛路了,“就找农用车去10多公里外的山下拉水,一车水也就四五吨,要500元至1000元,算下来一两百元一吨。路太烂,没有司机愿意拉,农用车跑几个月就得换一回轮胎。”黄明举告诉记者。他感叹道:“那时真是又穷又脏,没有水,所以卫生差。”


村支书张建兴也证实:“过去很多家的餐桌几年没有洗过,大家脸上头上也都油油的。家里水不够吃,有些人就到山上,找一种名叫‘火棘果’的红色小野果,薅一把嚼下去充饥又解渴。”


“罩子乌乌二道坪,男到三十无女人。挑水当作赶水城(原县城),水桶扁担吓死人。”和奢旮村一样,保华镇海拔近2100米的二道坪村,也是贵州省深度贫困村,也曾面临吃水难。每次挑水感觉像去县城一样远,家家户户门口都摆满了各种规格的水桶和扁担,有成年人用的大木桶,也有小孩背水的小胶桶。因为缺水省水,二道坪人还被外界打上了“只洗脸不洗脚”的标签。


“现在自来水可以敞开用,一个月水费也就十来块,以前想都不敢想。”今年46岁的二道坪村民毛碧,至今还记得10年前盖新房时,光从山下买水就花了6000多元,因为帮忙的人多吃水多,和水泥也需要水。水从外面拉进来,就存入地膜打底的土池里。有一次毛碧早上起床发现地膜破了,头天储存的水都渗进了土里,心疼得掉了眼泪。


对刚刚脱贫的奢旮村九组51岁的肖荣军来说,通水通路是他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我从小就背水,背了几十年。过去背两桶水要大半天,天天都要背,因为除了人,猪牛鸡鸭都要喝水。一头牛一天就要喝100多斤水。”


“满山遍野找水,哪怕牛蹄印里的水也不放过。”黄明举回忆,以前为了取水,下半夜鸡一叫,就要带上水瓢和桶上山寻水,去晚了就不一定有了。碰到小水洼就把水舀到桶里,一般要找到10多个小水洼,才能蓄满一桶水。


“一般下半夜出发,中午才能回家。背回的水浑浊,还需要放在水缸里沉淀好几个小时才能用。”黄明举说。


镇长李勇回忆:“刚修水利时,我们说政府出钱,但今后会收水费,没想到群众说10元一吨都行。他们太渴望自来水了。”


贫困是个“综合征”,水、电、路、住房、教育、医疗、无线网络,每一项都是脱贫拦路虎。李勇说:“精准扶贫进入最后收官之战,所有短板都要补。”


“补短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拿水来说,奢旮村是高山溶洞区,三面悬崖,一面陡坡,留不住水,无法修水渠水塘。村后的山坡缓些,但山上有小煤层,含硫量高,地表水也不能饮用。最后只有从10多公里外的山下水库取水,经二级提灌上山,从海拔1530米提到2100米,再输到各家各户。”镇党委书记黄长华告诉记者。


2016年以来,保华镇投入近6300万元实施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累计安装输水管网680余公里,通过集中供水方式解决了8750余户的安全饮水问题,结束了奢旮、二道坪等村寨人背马驮、望天吃水的历史。


“没人浪费水,也没人欠水费。”黄明举成了奢旮村第一位“管水员”,负责水管维护和收水费。他说,尽管用水不愁了,但大家还是很“节省”,自来水用来煮饭烧菜,房盖水留下来拖地、洗衣、饮牛。


老人与狗搬新家


黄德贵在新房整理衣柜。本报记者潘德鑫


保华镇奢旮村二组52岁的黄德贵,一个人在深山里生活了几十年,与孤独和寂寞相伴到老,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三年前,扶贫干部“精准识别”到他时,他已经有语言障碍了,在生人面前不会说话。集镇哪天赶集也记不清了,想起就走两三个小时下山,去了集会都散了,又摸黑翻山越岭回家。


从黄长华2017年拍下的一组照片看,黄德贵过去住的是土墙房,破败不堪不能遮风挡雨,屋顶上的茅草已经发霉变黑。照片上的黄德贵,表情茫然。


“当时他家只有3只鸡,一条狗,50斤玉米,一对石磨,一个小水缸。一面墙垮了一半,是用玉米秆和柴草挡住的,室内乱得插不进脚。因长期与世隔绝,见到生人都胆怯,还不会说汉话。”驻村第一书记邓招贵回忆。


“他是我幺叔,一直住在几公里外的山那边。爷爷奶奶去世后,我们都搬出来了,他一个人留在了那里。我们放牛到那边时也去看看他。”在村委会旁边黄德贵的新家中,黄明举回忆。


黄明举曾多次动员黄德贵搬下来,“他有时说山上凉快,有时说山上养鸡方便,有时说一个人习惯了,就是不搬”。


黄明举告诉记者,“有一次我说山下好得很,有电有路灯,晚上亮得很。他说不用麻烦了,到街上买个电筒,拿到你家充个电,也可以走夜路,还能用一个星期。”穷到极致的黄德贵很倔,拒绝的理由也挺有面子。


后来,政府给黄德贵修了新房,还配了衣物、家具和电器。记者看到,新房中一切都是新的,除了一个木梯、一只水桶,还有那条黑花狗。


“2018年9月他搬过来时,只带了这三件,因为这三件他感情最深。特别是这条狗,养了六七年了,以前背水、种地、赶集,狗都跟着去,也只有狗陪着他。”黄明举说。


去年10月,村里为黄德贵安排了公益性岗位,负责一个公厕、两百多米村道以及一个操场的保洁,每月400元。加上其他补贴和产业收入,黄德贵已实现脱贫。


“既要尽力照顾他,也不能让人背后讲闲话说养懒人,就给他安排了这个岗位。他不仅要打理好自家屋子,也要督促其他农户搞好卫生。”张建兴补充说。


在这个僻远的苗族山寨,采访黄德贵基本上是靠翻译完成的,然而当记者问他“对党和政府还有什么要求”时,他不等翻译,就直接竖起大拇指说:“很满意,很满意!”


“爬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破解千难万题,方见千年变化。”这是当地扶贫干部的心声,他们通过日复一日的打拼,终于换来了山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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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刘荒 | 排版:刘婧宇 | 校对:朱静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