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反思性: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高学历青年的城际流动实践

中国青年研究 2021-01-10 22:27


摘要:本文运用反思性视角,从高学历青年的流动实践出发探讨了在当前区域协调发展二线城市崛起的新格局之下这一群体流动背后的行动逻辑。在区域经济结构发生转变和高学历青年大城市的不确定性生活处境的宏观和微观双重因素作用之下,高学历的青年运用以生存逻辑和理性选择为基础的反思性逻辑实现由大城市向二线城市的流动去寻求一种相对确定的生活状态。流动的反思性体现为意义和价值的反思性监控、对个人所处位置的定位过程和通过知识的生产实现社会认同。


关键词:区域协调;城际流动;高学历青年;反思性

一、问题与背景



人口流动是社会学研究中一个热门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均衡,使得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小城市人口流向大城市就业。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特色,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对劳动力流动的诸多方面进行研究。而随着交通方式的变革,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根据国家统计数据,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为660万,至2017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45亿[1],呈现出常规化和普遍化的特点,当今的中国也是一个“流动的中国”。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不断统筹区域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我国区域城市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二三线城市的基础设施、产业等均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人才是根本,城市与产业的发展吸引了人才,也需要人才的支撑。近几年二三线城市涌现出抢人大战,给予以大学本科学历及以上为代表的人才在落户、购房补贴、生活补贴、配套保障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在大城市生活需要面临高昂的房价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一项报告显示,至2018年10月,北京房价第一,中位数为56891元/建筑平方米,深圳第二,为51136元/建筑平方米,上海以44108元/建筑平方米低于深圳居第三位[2]。大城市面临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城市管理成本巨大,出现“大城市病”。以北京为例,北京为了缓解压力开始了首都功能的疏散计划,其中之一就是疏解人口,《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北京的人口目标—2020年控制在2300万,这意味着外来人口在北京扎根的机会越来越低。


房价较低、距离原生家庭较近且能够提供相应就业机会的二线城市成为新的选择。我国人口流动出现了从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流动的新趋势,“逃离北上广”不再是一个新名词,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离开大城市前往二三线城市甚至更小的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从数据上我们也看到了一线城市人口减少、二线城市人口增加的趋势。《八大城市人口报告:新一线及二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地方财政承压》显示,北京、上海在2017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而新一线及二线城市人口增长快速,例如,2018年郑州常住人口增长25.5万人,西安全市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净增加38.7万人[3]。更早一点,有学者通过2013年和2014年全国12所高校大学生追踪调查,发现无论是就业地点还是期望就业地点,毕业生选择一线城市的比例呈下降态势,而对于二线城市,尤其发达地区二线城市的热情有所上升[4]。这种人口流动的背后既有结构性因素,同时也有劳动力对自身处境的认知与反思,本文将聚焦在当前区域格局背景下人才流动的外在与内在逻辑。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1.文献回顾


(1)劳动力流动的逻辑


关于劳动力地区间迁移的讨论,已有诸多研究。传统关于劳动力地区间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讨论,认为流动人口的外出是个人、家庭、关系网络和制度结构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比较有名的有推拉理论、代际差异理论、社会融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在探讨具体行动者的流动逻辑时,许多研究将劳动力的流动视为理性选择的结果,这包括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5][6]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流动则更为普遍,不仅仅是传统的农村向城市流动,还包括劳动力在城市之间的流动。流动的青年劳动力不仅仅是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往往来自各种阶层和各种地域类型,有的是小镇青年,有的是县城青年,还有的是城市青年,其中很多具有高学历。流动迁徙对新生代来说是一种生活的常态[7],对高学历的青年流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流动现状,城市融入、社会认同等方面[8][9][10]。有研究显示新生代与上一代城市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机会结构不同,新生代融入城市社会面临着更高的融入门槛[11]。机会结构同样影响着新生代的高知青年的流动,青年城际流动是多种因素之下的理性选择。有实证研究显示超过八成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因为经济原因选择流动[12],年轻人在流动中会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和保障[13]


目前关于青年的流动逻辑的探讨,普遍认为其遵循的是个体化的逻辑。个体化指的是公共权力对家庭的影响力相对削弱,个人对其生活有了更大的控制[14],中国社会的个人,正在从各种传统群体和单位组织中独立出来,由于在身体和社会这两方面的流动性不断增加,个体正在打破社会团体的约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寻找自己的发展之路[15],追求自我实现。有研究者在考察城市流动青年时指出,在还未实现真正的个体化的状态下,城市青年流动群体需要面临个人、家庭以及社会三个维度上的困境[16]。还有研究者通过对“洄游青年”的研究,从反抗与依赖两个维度描绘当前中国青年既追求自由独立,又主动或被动依赖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弹性个体化模式[17]。这些研究将个体放置到充满变数的风险社会中进行研究,主要关注个人的情感、职业与发展。而家庭因素也一直在劳动力的流动过程之中发挥着作用。关于家庭影响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认为劳动力的流动是家庭决策的结果,不仅仅是个人原因和个人行为,某些个人特征仅仅是服从家庭决策的次要因素[18]。家庭因素在劳动力的返乡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是婚姻的影响,已婚者比单身工人更有可能返回家乡[19],离婚和再婚都增加了家庭移民的返回可能性[20]。其次,家庭生命周期也对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有显著的影响[21]。当然,当今的青年人的流动更多的是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的平衡[22]


(2)行动的反思性


反思性是伴随着现代性的研究产生的。在吉登斯那里,反思性(reflexive)是贯穿于结构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社会行动者通过社会实践来表现作为行动者的自身,并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对社会实践循环往复的安排过程而言,最深入卷入其中的因素就是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反思性是社会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监控的特质[23]。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以理性化为基础,个人经历被反思性地组织起来,“我将如何生活”的问题,必须在有关日常的琐事的决策中得到答案[24]。而自我认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25]。贝克讨论了现代化的反思性,从个体化的视角出发,认为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个体的生活与规划生涯自身获得了一种反思性的规划[26]。布迪厄从常人方法学出发,认为“反思性是社会行动至关重要的构成性特征,亦即一种被纳入有组织的日常生活活动整个构造之中的被诘问的对象”[27]。但是布迪厄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的知识社会学路径上讨论反思性。


在具体研究领域,教育学领域对行动者的反思性关注较多,而在劳动者的流动方面则关注较少。近些年,也有农民工流动的研究者意识到农民工的回流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能力及生活境遇不断反思、调节的能动选择的结果[28]。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们的流动决策是反思性的[29]


综上,虽然现有众多文献揭示出农村流动人口流动的逻辑,但是对高学历的青年劳动力的城市间流动关注甚少。有别于传统的农村流动者,高学历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择业具有较高的自主性。而随着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本研究虽然讨论的是高学历年轻人的城际流动,但对讨论当前的青年流动走向和流动行为的理解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借鉴意义。本文将从高学历青年的流动实践出发,采用反思性的视角,对这一群体在当前城市发展新格局之下城市间流动趋势背后的行动逻辑做探讨。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质性研究的方法,从研究者本人的个人实践和日常观察出发,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线上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处于流动状态的青年人进行研究。从2018年底关注此话题以来,一直到2019年9月,笔者联系的主要受访者有9人,不系统的访谈对象若干,主要通过笔者的个人关系以及滚雪球的方法认识。资料既有面对面的深入访谈,也有受访者自述的文字剖析,还有通过微信等聊天工具所获得的语音或文字消息。


受访者主要集中于25~32岁之间,来自农村地区、县城与二三四线城市,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学历从本科到博士。有别于传统的农村流动人口,本研究中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层次也相对较高,多为城市白领或者专业技术人员,收入也不低,所以本文概括为“高学历青年”。受访者们结束学业后选择留在规模较大的城市,本研究涉及的受访者毕业之后普遍先留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然后回到了离家相对较近的省会城市或家乡所在的城市。由于有不少受访者与研究者本人有较亲密的关系,会主动向研究者本人剖析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流动决策的原因。本研究的大城市指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型城市,这些大城市具有房价高、人口多、生活压力大等特点。下表是主要受访者的信息,未系统访谈的对象没有列出。



三、流动的背景:机会结构与生活处境



1.机会导向的就业


“人随产业走”,很多研究已经显示出就业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青年人在选择就业时通常还会考虑就业机会、职业发展前景与就业回报,这些选择兼顾了生存理性与发展理性。初出茅庐的刚毕业的年轻人在进行工作地点的选择时,通常会考虑到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就业机会也更多的大城市。由于大城市的企事业单位多、规模大,工作机会相对较多,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工作不算难事。而对于某些专业的毕业生来说,中小城市通常缺乏相应的就业岗位导致他们难以在自己的家乡所在地找到对口的工作。然而大城市人才众多,几年的工作之后,在企业里工作的很多青年人通常会出现职业上的瓶颈,这伴随着职业天花板和职业倦怠的出现。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区域协调战略的实施,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二线、省会城市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劲头,经济发展迅速,就业机会相应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日趋完善。这些城市还放宽落户政策、给予人才优惠的补贴,吸引人才落户,这对青年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崛起带来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使得他们能够找到可接受的工作。此外,由于他们选择离开时年龄尚可,且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在就业市场上依然具有一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普遍也都能够在省会、二线城市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他们找到的工作通常较为稳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减去生活成本之后,所得较一线城市并不低。青年们在二线城市的职业发展依然会有不错的预期。通常他们所换的工作集中于公务员、事业单位、大中型国企等,这些工作相比于大城市企业里的工作,较为稳定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回报。


无论是选择大城市就业还是在二线城市就业,这些都是青年们在经过综合考虑之后做出的理性抉择。他们遵循的是未来发展的逻辑,除了关注生存,更注重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2.生活处境:不确定性的大城市生活与扎根的二线城市生活


选择在大城市之后,首先摆在年轻人面前的就是住房和生活问题。大城市的房价高企,造成了青年在大城市中定居成本巨大。现有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出房价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他们更容易受高房价水平的影响[30]。本文的受访者中除了个别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都得面对租房的压力。大城市的高房价、高房租让他们需要考虑生活成本,多数选择了居住条件堪忧的合租房。合租房的价格通常在1000~4000元之间,室友通常互不相识,甚至不打交道,所以即便是合租,依然是独自居住的状态。除了与朋友、同事的定期聚餐,青年的生活孤独而单调。房租的压力或者换工作导致的换住所是频繁的,年轻人们不得不“居无定所”。除了单调的生活,还有来自工作的巨大压力。有不少受访者为了节省更多生活开销,选择居住在郊区,每天通勤时间成本巨大。由于所在的企业工作量大,加班熬夜是常有之事,日常时间被大量的工作时间占据,社交、娱乐等时间被大大缩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生活轨迹是上班地点—住处—运动场所。


相比大部分的北漂族,我的生活没那么艰苦。公司在亦庄,我也就近在通州、亦庄交界处找了1000块钱的房子,没有地下室,厕所窄到没法转身,但是考虑到性价比也很满意了。每天上班坐4公里的公交,会在凉水河桥口堵20分钟。每天都加班,每顿饭在饭店消费,下班、周末自己在家玩电脑。一个月生活花销约3000元。生活上很简单很粗糙。(资料来源:受访者WM的自述)


巨大的工作压力带来的个人闲暇时间的缺乏,使青年们没有过多时间去社交,工作环境的同质性带来的交往圈较小导致流动青年们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有伴侣的青年人通常对方也是来自其他地区,两个人一起在大城市里挣扎拼搏,虽然在情感上可以相互慰藉,但是依然需要面对大城市里生活的压力和难以在大城市立足的担忧。


除了能够在二线城市找到一份相对合意的工作,相较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省会城市或其他二线城市的房价相对较低,在自己和原生家庭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加上这些城市相对优惠的落户政策,年轻人能够更容易地在此安家落户。大城市难以安家落户的困境在房价低离家近的稍小城市得以解决。由于不必支付高额的房租与承受远距离通勤,整体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由于原生家庭的社会关系圈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未有对象者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认识更多的异性朋友,而有对象的青年人则会快速地结婚生子。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人来说,回到距离自己家庭关系圈较近的二线城市之后,其对于原生家庭的养老压力和育儿压力也得以减轻。前文已经提到回流青年人所处的年龄普遍在27~32岁之间,他们的父母则在60岁左右。青年人需要预期到未来的养老问题,由于选择了距离原生家庭较近的省会城市或其他二线城市,父母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长时间在外,有时候许多事情身不由己;我妈今年都快60岁了,家中没人,再过几年需要人照顾了;这个厂子机会还行,我们这个行业往后20多年还是比较稳定;还有,小娃娃出生了,家里不好照顾,孩子还是要看着长大,不能让他们以后感觉不完整。(资料来源:受访者WY的访谈)


大城市的生活通常是不安的,流动的年轻人面临着工作、家庭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处于低社会融入的悬浮型的生活状态。而安家成本更低的二线城市除了能够给予就业机会,还能够给予更完整的家庭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给年轻人带来了更多的确定性和安全感。在青年的去与留的问题上,是否能够顺利地安家落户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些在原生家庭资源和人力资本不同的青年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些能够顺利在大城市留下来的则是在大城市因为资源带来的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的预期。


四、流动者的反思与实践



1.流动过程的反思性监控:意义与价值


流动者的流动过程是带着目的的,流动者会计算所选城市的成本与收益,这是一种综合性的理性考虑,包括家庭、个人成就、生活质量等等因素。对于本文的受访者们来说,毕业初期选择留在大型城市就业是因为大城市就业机会相对较多,收入也相对较高,寄希望于在大城市工作奋斗几年能够攒一些积蓄或者能够拥有更高的职业平台,对以后的事业发展相对有利,实现更高的社会地位。如果说大城市的不安生活和二线城市的安定是外在推动力,那么内驱力则更多地来自受访者自身对包括家庭生活、稳定的关系网络在内的有归属感的生活以及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的自我实现的期望。无休止的加班会让人陷入到对工作价值和自我的怀疑之中,而前文所述的孤独化的生活状态也加深了青年们对自身工作价值的怀疑,加上巨大的生活成本,其收益并不如预期。


大城市高企的房价、漂泊的生活处境和职业天花板的存在,让年轻人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对工作、生活、社会关系、奋斗地以及流动本身的价值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也伴随工作、生活与流动的整个过程,伴随着情感体验和内心的感受。“这几年的单身生活、巨大的工作压力与无价值的工作让我对北京毫无留恋。”我的一位受访者在离开北京前发出如此感慨。反思性与具体的体验联系在一起,流动的年轻人会关注周围发生的事情,思考自身与这些事情之间的关系,并付诸行动实践。在前文所述的国家政策和区域均衡化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受教育程度较高、有反思能力的年轻人则会在衡量成本收益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思考行动的意义和关注内心的感受,会更加关注“为了什么工作与生活”。


2.定位过程


个人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会有自己的定位,这种定位存在于个人的社会关系之中,个人的生命历程以及所处场域的社会结构的位置之中。每个人都以“多重”方式定位于由各种特定社会身份所赋予的社会关系之中[31],这种定位也是一种社会比较过程,既包括社会定位也包括自我定位。青年的流动也是再定位的过程。


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关系网和强有力的人力资本,青年们呈现低社会融入的状态,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入,难以在大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高知青年们通常具有较高的学历,预期能够实现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然而现实困难重重。如果初在大城市里确定工作还充满了激情,一年左右就会陷入对自我的怀疑中,之后逐渐加深。对于不少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来说,在大城市的生活是一个摇摆不定、怀疑的状态,他们处于个人情感、家庭生活、工作预期、社会融入等多重困境之中,呈现出对未来的迷茫状态,在社会流动上受阻,也在大城市的社会定位中混乱。


青年们开始重新评估自身与认知自我,分析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审视自己的人力资本在当地就业市场中的位置。大城市里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普遍高于二线城市的劳动者。高学历的年轻人在大城市里虽然学历高但是人力资本不具备显著优势,而在二线城市则很多处于中上游的位置。这种在二线城市的相对优势能够助其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这种定位过程与青年的生命周期联系在一起。青年开始思考自己的社会位置通常是在亲密关系的建立、结婚生子的需求之下推动的。漂泊的城市生活让年轻人难以实现完整的家庭生活需求,难以在安不了家的背景之下对未来的生活进行规划。而伴随着从大城市到二线城市的流动,年轻人对未来的规划则更为明确,各种社会关系也更为协调。通过再定位,个体获得了与社会之间相对协调的关系,其中稳定的社会关系是中介因素,社会关系中稳定的家庭关系又处于核心位置。在高风险的社会中,孤独的个体有建立亲密关系的需求。


3.关于流动的知识过程


反思性还体现为个体对相关知识的运用和建构。由于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他们对个人生活处境与社会形势的判断会具备系统的知识。在互联网时代,专业知识不仅仅是在专家系统内部,还会伴随着数字媒介的传播尤其是自媒体的传播扩散至大众。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大众传媒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并将这种专业知识运用在自身的处境分析之中,判断自己在不同环境之下的发展机会,并形成概括性总结,进一步影响自己的流动决策。除了从专业系统的获取,还有自身对知识的建构。例如近期非常流行的“内卷化”一词原本是社会领域的专业术语,但是伴随着专业知识的大众化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开始用这个词来分析与自己有关的社会问题,思考自己的处境寻求突破,甚至生产出相关的术语。


分享与生产共识性知识也是实现青年获取社会认同的一个途径。流动者们会将流动行为赋予意义,根据自身所处的情境利用原有的知识对自己的流动行为做出知识性的解读。他们对流动的目的清晰,也对结果有较为清晰的预判。处于相同处境的年轻人通过分享和生产知识,会给自身某种符号。这种知识与符号会给自身某种归属,形成一种新的符号化“社群”。在本文的受访者那里,他们将自己归为“北漂”“沪漂”等群体,这是一群有共同生活处境、相似价值观的人。在对自己的归类过程中,他们产生了认同的力量。而这一群体的某些个体的尝试,也会在群体内部形成模仿与知识上的合理化。在年轻人尤其是有着相对体面工作的年轻人看来,这种区域间流动是一种实现自我和不被异化的主动性选择,是个体实现新的突破的途径,个体能够在新的结构场域中获得新的社会地位,获取生活质量的提升,提高社会认同感。他们将这种流动的意义与价值在公共平台上分享形成独特见解,在群体内部形成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在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之下,我国的城市格局发生了变化,新崛起的二线城市和强省会城市与传统的一线城市之间的差距缩小。这种结构上的改变促发了人口新的流动,显示出人口从大城市向二线城市、省会城市的流动趋势。本研究分析了毕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高知青年从大城市流向生活成本稍低、离家更近的二线城市背后的行动逻辑。总体上看,年轻人这种流动选择是遵循生存逻辑、理性选择、反思性多重作用的结果。在大城市生活的种种门槛使他们生活孤独且焦虑,缺乏安全感,缺乏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难以建立稳定的家庭关系,悬浮于大城市。这些不稳定因素使得年轻人在工作几年之后开始寻找生活的确定性。而崛起的二线城市和强省会由于房价相对较低,距离原生家庭更近所带来的安家成本更低和职业发展机会给年轻人带来了新的栖息之所。


高学历青年流动是一种宏观与微观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大城市的推力与二线城市的拉力过程,而是遵循生存发展逻辑之上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一种包含思考“为了什么生活,如何体现个人价值,未来人生走向,流动实践的意义”的反思性实践。这种反思过程也是个人给自己在所处的社会结构中再定位的一个过程。个体在大城市难以安定,住房、就业和预期都是流动的状态,无法寻求一段稳定的社会关系,他们会出现对自己社会位置的模糊,无法定位自己究竟处在社会结构的哪一个位置。一旦以家庭为代表的社会关系稳定下来,青年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也会清晰。这彰显出个体在不同空间社会结构中会有着不同的定位。反思性是青年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特征[32],通过分享和生产属于相似境况群体的知识,个体得以实现价值和行为上的认同。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青年的这种城市之间的流动受到家庭背景、人力资本与工作收益回报的影响。通常来自经济资本雄厚家庭的青年在原生家庭的帮助之下能够在大城市安家落户并有着较高的生活质量,较少选择流动。而在大城市能够快速实现职位晋升有较高收入回报,或者有着较高职业保障和未来职业预期的年轻人,多数也在短期内不会流动。此外,在二线城市暂无就业岗位职业的青年人流动也较少。另一方面,青年的这种反思性并没有削弱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性[33],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更高的青年在对处境进行反思的时候,更多地会考虑未来,而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青年则会更多地基于当下的处境进行判断。


本文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对高学历年轻人在当今的社会流动有一个新的理解。正是由于行动者对自身处境的反思与实践,重塑了生活的可能性,高学历的学生的流动是多元性的实践[34],其流动并非完全固定的路径。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工作能力的劳动者从大城市流向这些稍小的、房价较低的城市,给这些城市带来了人才资源。这些人才将助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对城市间发展不平衡有缓解的作用,同时也在改变着当地的机会结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年中选择小城市的依然是极少数。目前由于小城市或县城基础设施和发展机会的限制,这些高学历的人才返回乡村可能性更低,未来小城市和县域的公共服务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选取的案例都是具有大学文凭的,不少是硕士研究生,个别有博士学位,属于高知青年,他们相比于更为普通的流动者,由于具备更高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流动具有更多可选择的余地。研究中的案例数量也不多,虽然本研究对案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与分析,但是本文难以深入探究当代青年流动的更为宏观层面的流向与更多影响机制。流动青年在新的城市的融入、未来的流动可能性以及青年流动所带来的城市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观察与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项目编号:19YJC840036)的研究成果]


魏淑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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