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化:技术如何赋能数字政府新基建

阿里研究院 2021-01-13 18:19
 

陈 涛

阿里研究院资深专家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产生了一种强制化的、全民性的互联网思维和数字产品使用技能的训练场景,让每个人都有了数字身份,让每个人都进入到了数字化时代。社会的数字化迭代升级,数字治理、数字政府建设成为时代趋势。

在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过程中,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数据并不能替代人的创造力,智能技术和人的创造力需联合助力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因此,“智·慧政府”能更好地体现数据智能之“智”与人之“慧”的深度融合。

一、

浙江数智政府:全面智治

疫情期间,为了更好地实现复工复产,各地政府普遍对企业进行补贴和帮扶,但是过往直接发放补贴的方式人力和物力消耗较高,增加了行政成本。现在,通过杭州政商“亲清在线”数字平台,杭州市政府“点对点”在线发放的补贴能直接汇入市民支付宝,实现了几乎在零成本情况下的快速触达和响应。

在杭州市的萧山区,使用“钉钉通讯录”功能搭建了“区-镇街-村/社区-人员”的四级组织架构,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都归属到“户”的最小节点,依托于“户”进行平安场景建设。基于“你钉我办”应用模块、钉钉群收集非警务类事件612条,办结501条,办结率82%。基于钉钉的“乡村钉”系统,是投入很低的一个数字化基础设施,让小应用发挥了大作用。

起初建设城市大脑时,往往与治理交通拥堵有关,也有一些跟城市管理的问题相关。面对中央对于民生服务重视程度、群众诉求被实现的渴望度日益提升,原有城市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必须要降低管理成本,扩大服务内容,激活已有的业务基础、数据基础、系统基础,发挥出更大的效能。在城市智慧大脑建设或者智慧城市建设之后,它会从交通治理领域、维稳领域向其他方向进一步延伸,提供更多便利化的服务。


在浙江,有“两端”:一端是便民服务的“浙里办”,一端是政府内部办公协同的“浙政钉”。活跃用户数代表这个应用在线上留存量的变化,应用程序数代表有多少业务流程已经实现了线上化,从而为每个干部来提供支持,或者为每个老百姓提供更加便利化的事项处理。它们是抽象的流程化的数字节点,因为只有越来越多的小程序APP,才能支撑大量的网上办事,让老百姓一次都不跑。

很多地方在数字政府方面取得了很好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干部和市民对这样的技术都点赞,为什么?要让“子弹飞一会儿”,让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更加便利化,同时需要人的思维更加开放,提升想干事、干成事的能力,不断优化政府治理流程。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创新过程当中,要有发展的愿力、战略的定力、持续的动力和组织凝聚力。

二、

智能技术如何赋能数字治理

一些人认为,数智政府地方实践中经常会出现“烂尾”——前边雷声大,后边雨点小。究其原因,当前的数字政府建设是个先投入再产出的事,需要从0到1打破数据壁垒,优化机制流程,需要先作大量投入,产生了提升政府工作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服务便利性等方面效果后,才能变成“有收益”的事情。

各地方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看重的是如何进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带动地方经济。这个过程当中,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备,技术成本的不断降低,才能让更多的地方政府用上智能技术,形成小切口、长链条、可持续、大发展的局面,让“烂尾”变成真正“收得好尾”的数字政府工程。


正如2003年非典中孕育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业态,2020年疫情激发数字经济全面进入2.0时代。如果说2003年是数字经济元年,那么2020年就可以看成是数据治理元年。在全民进入数字化的时代,也要关注“数字救济”的问题,让老人、孩子、失能者,也能跟社会同步进入数字化时代,这需要把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成本降低的同时,让技术使用更加便利化,让每个人一键触达,伸手可及。


“智能技术=数据×算力×算法”,智能技术的三个关键要素是乘法关系,而非相加。当我们用加法的时候,某一项强大后足以替代其他两项。乘法的意思是当某一项过于强大,另外两项有明显短板时,结果仍近乎于0。要想推动智能技术的应用,从电商领域到产业数字化领域,再到生活的数字化和政府的数字化,一定要让数据、算力、算法三者协同发展。

在政府治理领域当中,算法仅靠互联网平台能开发出来吗?仅靠技术人员能开发出来吗?仅靠原有的信息技术部门能够开发出来吗?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一定是在业务部门长期工作的,对某项业务工作有着深厚的技术知识和处理能力的专家型干部,与信息技术的工程师们共同发掘、共同提炼、共同创造,共同推动数字化的过程,是一次跨领域跨学科的大协同。


数字时代新型基础设施框架可以用DT-IP来表现,是数据智能的大技术体系(DT)助推传统基础设施(I)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和诸多领域的数字平台(P)产业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没有改变从电商平台发展形成的数字经济的基本内核——供需信息的高效对接以及由此产生的网络协同。在数字治理的场景中,我们依然要紧紧抓住让公共服务的主体和公共服务的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流产生供需对接,产生能够为公共服务质量提升而提供支撑的有效流量。要使这种有效流量在DT-IP的技术框架之下,为政府治理数字化(G)、企业数字化转型(B)、生活服务数字化(C)有效运转,形成有机的螺旋式进步。

后疫情时代“数智”政府创新呈现“四位一体化”:政府理念创新、信息技术创新、政务流程创新、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服务的动力来自于政府自身服务意识、管理能力的提升。数智化网络协同是提升组织效率的重要手段,数字化和智能化将成为提升内部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的赋能工具。

三、

通往“数智”的创新路径


数字政府建设有四大创新路径:

  1. 治理模式创新,从单向的治理模式向共享、共治、共建治理转变。单向的治理并不是真正的治理,只有双向、多边的共享共治才是治理。

  2. 数据创新,数据创新从构筑围绕数据的创新体系开始。从管理到治理,把数据的底层打通,通过数据中台、业务中台的方式让数据流动起来。

  3. 服务模式创新,从职能驱动到需求驱动。数字政府第一个阶段中,虽然实现了老百姓“一次都不跑”,但却是干部替群众跑的方式。数字政府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要让干部逐步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解放出来,提供更多的优质的公共服务。

  4. 应用创新,从信息化普及到智慧化应用。

在不同的地区,比如甘肃临洮、广东海珠、湖南巴东等县域,数字政府建设在乡村治理、防汛救险和便企惠企服务领域都有具体的实践落地。当我们考量智能技术对于县域数字化转型如何发挥作用时,可以采用“县域数字化转型魔方”作为分析模型。该模型分为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两个维度。产业基础是指当地产业在人才、技术、资金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集聚情况。营商环境是指交通、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政策环境等软硬基础条件。两个维度形成了四个区域,定义了四种发展模式:

01

人才换挡型(产业基础薄、营商环境弱),需要通过党建引领、产业人才培训等方式促进解放思想,树立互联网思维,提高数字化应用技能。

02

产业培育型(产业底子薄,营商环境好),往往是通过县域领导一定阶段的努力,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可以引入数字技术为招商引资、吸纳有潜力的产业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以淘宝村建设为抓手,引入普惠金融机制、智慧物流共配体系,做活销售端,带动生产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03

治理优化型(产业基础好,营商环境有待加强),往往是曾经县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未能持续抓住新的发展机遇造成,这类县域要实现数字优政,惠企便民,县域领导要主动作为、勇挑重担,把握数智政府、智慧城市建设的新机遇,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创新惠企服务方式,加大力度改善营商环境。

04

产业升维型(产业基础好,营商环境优),这类县域在发展中保持了持久力、凝聚力、驱动力,在数字经济时代,要推动产业数智化升维,在工业互联网与智慧制造、数字农业和数字商业和生活服务业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等不同时代的基础设施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叠加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算力、数据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将与农业、工业、服务业形成相互融合促进发展的关系。未来已来,让人的创造力和数据智能共同为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建设提供支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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