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清代的贡赋体制与市场经济

经济观察报书评 2021-01-14 18:51



作者=赵思渊

来源=2021年1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正在形成之中。”这是陈春声教授对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所得出的结论。1992年,《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出版。近30年过去之后,这本中国经济史的典范作品重版之际,也许也正可回望有关“一个中国市场”的经济史向前推进到了何处。


“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的讨论为何从粮价开始呢?所谓统一的市场,意味着一个区域之内商人有着互通的产品供给与价格信息,商品在区域内流通时面对均质的税负及其他成本。如果以近代早期的欧洲历史来关照,形成国内统一市场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关键一环。


对农业社会来说,粮食价格正是反映市场整合程度特别敏感的一个指标。因此,长期以来粮价都是经济史里讨论活跃的题材。就整个前现代中国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价格史讨论最集中的正是清代粮价,其中又特别集中于乾隆朝之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因为清代离今天较近,总体上留下的史料更多,还因为清代在乾隆朝之后形成了独特的机制,保留了更为连续而可靠的粮价资料。


这个独特的机制就是粮价雨水奏报。从17世纪末开始,康熙皇帝就已经注意收集粮价情报,他当时要求苏州织造李煦报告苏州的雨水情况与米价。到了雍正时期,皇帝要求越来越多的省份报告粮价信息。乾隆皇帝即位之后,在1738年下谕旨,要求各省规范奏报粮价与雨水的格式,以当时湖广总督德沛的奏报为模板。从此之后,各省督抚定期奏报当地雨水、粮价就形成一项制度。


这套奏报制度中,各个州县要从当地粮食市场上收集粮价信息,每旬或每月报告给知府;知府综合各州县报告之后,上报给布政使;布政使以府为单位编制各省的粮价综合月报报告给总督、巡抚,总督、巡抚在每个月上奏皇帝的奏折中呈交;另外,布政使还需要将粮价细册另外呈交给户部。各个州县所收集粮价信息要包括当地主要的粮食种类,如大米、小米、麦子,乃至高粱、荞麦、豆子等杂粮,同时还要报告当地的银钱比价。其中大米是最主要的粮食,因此经常还需要报告不同品质的价格,也即上米、中米、下米。


皇帝掌握雨水、粮价,当然是为了维护统治稳定。应当说,清代的统治技术相比前代是更为细腻的。农业社会中,粮食价格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清朝历代皇帝对此都特别敏感。乾隆皇帝就曾说:“天下无不食米之人,米价既长,凡物价、夫工之类,无不准此递加。”


另一方面,清朝建立之后,人口逐步增长,达到帝制时代的高峰。由于商业的发展,又有相当多人群脱离农业生产——农业社会中的大规模流动人口也就对粮食价格更为敏感。并且,从16到18世纪,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整个社会的物价一直在缓慢地增长,经济史家全汉昇称之为“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对此,不同社会阶层的感受是不同的。从事海外及跨区域贸易的商人更容易获得白银,从而享受强劲购买力带来的便利;倘若从事农业,甚至某些与商人结交机会较少的清水衙门,都更容易感受到物价上涨超过收入增长所带来的痛苦。统治者对此当然也必须留意。


显而易见,由雨水、粮价奏报制度所形成的粮价资料,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宝库。过去的近20年中,清代各朝的奏折、谕旨都陆续公开出版,今天获得、使用这些资料并不困难。但是,时间拨回到20世纪80、90年代,系统利用这些资料进行数据统计是相当困难的。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


最早注意到这些资料对经济史之重要意义的是王业键先生。他是“中研院”院士、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巨擘,对清代田赋、粮价,以及货币都曾作出开创性的研究。1978年,王业键先生发表了《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系统介绍清代这种掌握粮价的机制及其所形成的资料。但要到1994年之后,王业键先生才能系统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出版的缩微胶卷《宫中粮价单》建置大规模而系统的清代粮价数据集。2008年,王业键先生所主持的《清代粮价资料库》正式上线。今天,这个数据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础资料,大量经济史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


20世纪80年代,陈春声教授开始他的粮价研究时,自然无从利用这些后出资料。同时,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可资相互检验、匹配的其他基础性数据当时也都缺乏详尽可靠的研究。又由于长期封闭国门,当时海外有关中国经济史的一些重要著作尚未系统引介。也就是说,这一研究题目在数据处理与学术对话方面都面临着极大困难。


虽然如此,1992年出版的这本著作中,陈春声已经同王业键当时的前沿研究进行了深入对话,并以一己之力建置了粮价、人口、白银等数据序列。陈春声在本书中评价道“迄今为止在清代物价史研究中学术贡献最大者首推香港新亚研究所的全汉昇教授和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王业键教授。”10年之后,王业键先生则称许陈春声的研究以科学化的方法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之研究。


陈春声当时使用了与王业键基本相同的核心资料,也就是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朱批奏折以及谕旨。如王业键先生所称许的,陈春声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建立数理统计模型,从而检验两个议题:清代广东长时段的米价动态变化,以及各区域间粮价的相关性。在30年前,这样的数理统计之难度可想而知。作者在导言中且特别说明: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计算、分析米价数据时较多地利用统计学的数理分析方法,并在处理大量数据和进行较复杂计算时借助于电子计算机。这是因为,本文利用的米价数据近十万个,不能用一般的描述性方法加以把握,作者希望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更理性、更准确地说明所讨论的问题。


陈春声教授进行粮价研究时所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缺乏详尽可靠的背景性资料。对于清代粮价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可能即是人口与海外白银输入。从16到18世纪,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早在20世纪40、50年代,已经有梁方仲、全汉昇等经济史前辈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尝试估算了白银输入的规模及其对价格的影响。但在1980年代,学界还缺乏一套详尽可靠的中国历史人口数据。直到1990年代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纂的《中国人口史》六卷本问世。其中曹树基所撰写的明代卷与清代卷,至今仍是明清时期人口的最权威数据,亦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性数据。


在1980年代,这些基础性数据自然无从寻觅,因此陈春声需要设法建构人口数据序列,以检验粮价的长期变动因素。他的方法是利用乾隆朝的朱批奏折中所汇报的保甲门牌烟户数量。可能有的读者已经了解,估算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口,曾经存在一个巨大误区,也即将地方志中记载的人丁数字简单地视作成年男子数量。直到1959年何炳棣先生在他的名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指出,明清时代的“丁”实际是纳税单位而非人口数字。何炳棣是著出版于1959年,初步引介入大陆学界则要到1989年,2000年方由葛剑雄教授译为中文。陈春声在估算清代广东人口时,已经援引了何炳棣的研究,并利用乾隆四十一年开始统计的“保甲烟户”数为基础估算人口数字。他在当时估计18世纪广东的人口可能翻了一倍。


如果以后出研究稍作校验的话,本书中陈春声依据《嘉庆一统志》估算乾隆四十一年广东人口为1482万,到五十六年则增长到1645万,录得约6.8‰的年均增长率(第18页);10年之后,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清代卷)》中所估算的乾隆四十一年广东人口则为1844.5万,到嘉庆二十五年则增长到2155.8万,18到20世纪广东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约3.4%。曹树基所估算的广东人口数字更高于陈春声的估算,这恰恰进一步印证因此并不改变本书对人口压力与粮食流通关系的结论,也即人口压力促使广东向周边地区移民,湖广、广西以及周边产粮区向广东输入粮食。


陈春声对广东粮价的数据分析得到三个方面的观察。其一,如果仅以广东的土地规模及农业开发来看,广东的粮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但是,18世纪广东却需要大量从外省进口粮食。何以如此呢?其中最切要的因素是,18世纪广东已经呈现出经济作物种植专业化的趋势,广泛种植甘蔗、烟叶、靛蓝、龙眼等等,并形成著名的“桑基鱼塘”的农业经营模式。也就是说,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替代了粮食生产,这个粮食缺口则由周边的产粮区所补充。


其二,由此,以广东为中心,周边的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包括台湾)、东南亚地区形成了广泛而活跃的粮食贸易网络。因此,广东省内各区域的粮价也与周边地区有着联动关系。粤西以至广府的粮价由西江流域联系而与广西形成联动;粤东各地则由海路与闽南、台湾的粮价联动;粤北一直到潮汕地区,则由韩江流域联系而与赣南形成联动。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还有不少粮食由暹罗、安南输入广东。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而且与日俱增。


其三,18世纪广东的粮价保持了缓慢上升的态势,人口增长、白银输入、生产专业化可能是最主要的三个因素。粮价上涨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积极的方面看,温和的物价上涨刺激着商业的发展,商人资本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普通官员、士兵,乃至农民,都从中感受到生计的压力。特别是八旗及绿营驻军对粮价的上涨特别敏感,也引发了对商人的敌视情绪。当时广东陆续出现了一些士兵趁海难打劫商船的事件。


如我们在开篇所说的,陈春声由清代广东粮价变动所看到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正在形成。”以上三方面的观察,能够导向这样的结论吗?作者在本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检验广东与周边区域的粮价相关性,以及这种相关性随地理距离衰减的程度。这其实正是为了进一步验证各个区域的粮价变动是否整合,这也就意味着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近些年,一些新的研究在这个议题上更为深化了。清代全国各个区域的市场存在着更深度整合的趋势,这一观点也得到新研究的进一步支持,中国经济史研究也由此推向更深入的境界。例如颜色与刘丛利用清代粮价数据库检验18世纪中国南北方的市场整合程度,彭凯翔从商人书信及商业票据的角度观察18世纪全国性的市场整合如何实现;刘永华则观察到个体农户如何感知远距离贸易市场的变化,从而调整贸易与农业经营策略。


由粮价研究所呈现的清代中国市场是趋于整合的。总的来说,这对于商业资本的繁荣发展无疑是积极的。但是,这样的市场形态如欲推动资本运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投资扩大再生产,追求更高利润,就遇到了结构性的困难。本书中将之总结为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商人作为市场中的主体,虽然追逐利润,却并不将此作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与政治的各方面也就不能不受阻,不能完全扩展开。清代的大商人之后代,往往投入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或成为学者,这是一个普遍趋势。有人将之归纳为“贾而好儒”。马克斯·韦伯在探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时,强调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基督教新教伦理相结合,以商业活动为自己的“天职”,以“天职”的成功证明自己在宗教上的虔诚,形成新的社会身份与身份认同。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及社会文化来看,未曾出现过这种以追逐利润为“天职”的观念。


其二,清代的市场发展之中存在着排除非经济因素影响的趋势,但总的来看,整个市场体系的基础并非经济理性。这一点,陈春声与刘志伟于1990年发表的《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有关市场机制的论纲》进行了相当集中的讨论。近年来,刘志伟教授提出“贡赋经济体制”,揭示出嵌入于王朝贡赋体制之内的市场机制,解释更为清晰了。同样来自中山大学的黄国信教授,近年也在食盐专卖研究中,更为细腻地展示出,市场形成的过程中,国家如何“在场”。这些新的研究,与陈春声由广东粮食市场所观察到的非经济性是一脉相承的。


过去的30年中,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要板块都经历的显著的范式转换。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中,甚至研究主题的焦点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相较而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则存在一些长期延续且凝聚着学术共同体的核心议题。市场毫无疑问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陈春声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讨论,一方面与20世纪中叶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证关系密切,一方面又与当时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研究密切对话。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王业键等前辈的研究,读者还可注意到散见于本书各处,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对话。


陈春声对市场发育的研究在当时是开创性的:多因素建模的数理统计,以及对市场演化中“非经济因素”更为整合而平衡的解释。这些观察角度都促动了后续研究以新的框架解释近代早期中国市场的发育。清代中国存在着繁荣而日趋整合,且具有灵活市场机制的全国性市场。今天的中国经济史学界对此已无疑议。但与此同时,这个市场运行的机制又建基于一系列陈春声所揭示的“非经济因素”。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少极具启发的新研究议题,其开掘推进,可能都与陈春声由广东粮价研究所提出的观察视角关系密切。在这个意义上说,有关“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的研究,仍是极具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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