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计算政治宣传: 运行特征、风险识别与治理路径

丁爸 情报分析师的工具箱 2021-01-18 23:21

【摘 要】

政治宣传作为国家竞争的隐性手段,正在向计算政治宣传转型。人工智能主导的政治宣传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计算政治宣传是政治宣传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形式,以虚拟社群、社交政治机器人、散播虚假信息等形式自动运行,通过煽动情感和定向政治叙事,来撕裂社会和制造混乱。计算政治宣传将从全球治理有效性、国家战略竞争平衡性、社会秩序有序性以及信息传播的真实性等方面带来政治安全风险。我国应重视计算政治宣传,开展网络治理。在顶层设计上,应制定顶层应对战略,增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底层逻辑上,提升国家情报预警能力,构建风险评估机制与保障体系; 在治理范式上,拓宽多主体平台参与治理,增进国家间信任形成; 在传播战略上,强化国家战略传播能力,加快全球传播体系建设; 在公共教育上,提升各主体算法素养,增强全民媒介安全意识。

【关键词】国家安全; 计算政治宣传; 政治风险; 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 - 5176 ( 2020) 06 - 0001 - 23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 “网络政治视角下美国对华战略传播研究”( 2019JKF204)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娜 ( 1985— ) ,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 北京100038) ; 

虞文梁 ( 1982— ) ,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后,法学博士 ( 北京 100038)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前沿技术正在全方位地改变世界。基于算法系统的数据挖掘、人脸识别、人机交互、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应用到了政治、金融、文化、国防等各个方面。算法(algorithm)是一种系统解决问题的策略,“算法赋权”或者“AI赋权”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各行业发展的方向,从其社会建构属性来看,算法不仅是一种技术,更代表着一种权力模型和方向。算法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化、人机协同智能化、社会关系互联化的同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用于政治治理。Facebook认为社交媒体是与社会其他权力结构并列的第五权力。作为开展国家治理的理念和哲学,算法政治正在应用到政府决策的诸多领域,其中,“算法赋权”的计算政治宣传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政治决策、政治生态、政治倾向性和局势。


从中国来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利用中国 “甩锅”, “中国病毒论” “中国实验室产生病毒”“中国赔偿论”等话题在社交媒体平台此起彼伏,以美国政客操纵的针对中国的政治宣传集中显现。澳洲研究所责任技术中心 ( Australia Institute's Centre for Responsible Technology) 的一项名为 《像病毒一样: 新冠病毒错误信息的有组织散播》 ( Like a virus: the coordinated spread of coronavirus disinformation) 的研究显示,有关 “新型冠状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等错误信息,是由支持特朗普、QAnon 或共和党操纵的机器人账号传播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260 万条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推文,发现 10 个试图推动政治议题的典型机器人网络,共同推广了 “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的阴谋论,而这些网络是由亲特朗普社交网络构成。2018 年,牛津大学的两名学者基于 110 万条 Twitter 上与中国和中国政治相关的标签帖子进行研究,发现有大量针对中国的计算宣传,且旨在传播攻击或对抗中国政府的虚假信息和机器人账户在 Twitter 上非常突出。在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领域,对中国进行 “污名化”的西方话语操纵正在从传统媒体向智能平台转变。2020年6月11日,Twitter 关闭超过17万个所谓 “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账号,声称这些账号 “帮助中国政府传播抗击疫情的正面言论,并有利于中共的国际地缘政治”。这不是Twitter 第一次封中国账号,早在2019年8 月19 日,Twitter公司关停了4301个在大陆建立的账号,称 “他们正在通过协调一致的行动来传播、放大各种涉港信息,破坏香港示威的合法性”。这种以国家为攻击对象以及用平台技术霸权定向限制我国国际言论的计算政治宣传行为,将严重影响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


从世界来看,2016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 “舆论战”式的 “政治 宣传”中。在 “香港暴乱”“智利暴乱”“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危机”“美国大选”乃至 “ISIS 宣传” 中,人工智能操控已经成为各主体开展政治主张宣传、争夺受众注意力、改变受众政治认知的重要 手段。在国家安全方面,算法自主生成的内容成为武器,国家通过智能过滤分析向特定用户开展 “靶向”锁定,传播具有诱导性和带有情感倾向性的舆论,从而使社交媒体的跨国传播成为操纵他国 国内社会舆论的 “影响力机器”( the Influence Machine) 。牛津大学网络研究院2019 年 《虚假信息的全球秩序》的研究报告显示: 政府和政党是计算宣传的主要使用者,已有70 个国家采用计算式宣传 来操纵社交媒体,计算宣传的应用对象正在从国内受众向国际受众转变。


作为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应用,隐形的计算政治宣传是如何产生和运行的? 从社会 批判角度,它将对国家安全带来哪些风险? 作为处于舆论攻击对象的我国,应采取哪些措施有效地应对挑战,维护国家整体安全? 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从计算宣传出发,在计算政治宣传特征及演进历史的基础上,以国家安全视角,分析计算政治宣传的运行机理,剖析在算法驱动下的计算政治宣传对国家安全的挑战和影响,继而提出我国在防范计算政治宣传风险、维护本国国家安全的应对路径。


一、计算政治宣传的内涵

( 一) 计算政治宣传的内涵 

2016 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就计算宣传 (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社交媒体操纵 (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 、算法政治传播 ( algorithm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政治机器人 ( political bots) 、虚假信息 ( fake news/disinformation) 等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以社交媒体的算法来操纵信息流量、流向、 内容来影响公众认知的行为,应用在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本文仅讨论以算法和人工智能在国家政治宣传中的应用现象,将其称为 “计算政治宣传”。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互动,呈现辩证性特征。英国哲学家 Nick Bostrom 指出 “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颠覆性技术,它也可能是人类遇到的具破坏性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计算政治宣传会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的稳定性、国家治理的公平性、信息传播的有序性以及全球网络安全的持续性。人工智能在助力提升国家 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治理的同时,还将深化国家安全的向度和扩展国家安全的维度,形成技术安全悖论。随着人工智能的演进,被算法推动的隐形政治宣传或者操控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生态,政 治宣传也从用于 “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性”向“算法主导的武器工具性”转变,这将极大地影响全球政治生态和国家安全。而对于计算政治宣传风险的把握,一定要建立在对计算政治宣传运行特征的剖析基础上。


本文聚焦以国家为宣传对象而开展的计算政治宣传活动。首先要明确的是 “宣传”是在西方语 境下生成的具有文化霸权性质的词汇,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宣传与中国的宣传具有本质的差别。《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 propaganda 定义为 “一种借助于符号以求操纵他人信仰、立场或行为的系统的活动”。在 《牛津字典》中,propaganda 被定义为 “为获得某一政治领袖、政党等的支持,而呈现 出的错误或者片面的信息”。宣传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形态,一种操纵技术,隐含了强大的权力。


宣传起源于西方的宗教,最初本是中性的宗教用语,意指教徒传播教义,劝说非教徒信奉宗教的过程。因此,宣传最初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消极、否定的涵义。在19世纪,宣传应用在世界大战中,美国将政治与宣传相连,一国进行的政治宣传活动逐渐成为影响其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利益和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20世纪苏俄成立宣传部以及纳粹德国的大众教育和宣传部,使宣传中的意识形态与西方英美国家对立起来,在西方语境下,宣传感情色彩走向负面,呈现出强烈的贬义色彩,成为政治对手相互攻击的武器,且在冷战期间这种攻击达到顶点,专指“敌方的传播和说服活动,是一种将意识强加给被宣传者,意图改变其行为的活动”。可以说,在西方的语境下,目前宣传仍然具有负面的意识形态色彩,宣传也从战时的“意识形态工具”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内涵。但不可否认的是,宣传在中西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


对中国来说,宣传是舶来品,现代宣传是现代化的推动力,是民族意识不断被唤醒的过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宣传含义超越了西方语境下的具有意识形态对立色彩的“宣传”。在《新华字典》中,宣传指“告诉传达、向群众说明讲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语境下的宣传就是传播。虽然我国在国际化进程中,为了适应国际化进程和跨文化传播的需要,官方有意将“宣传”与“propaganda”区分,将其翻译成“publicity、diplomacy、communication”,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语境下的宣传与西方文化霸权语境下的宣传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的现象,计算政治宣传不仅是传播研究的内容,而且也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美国华盛顿大学学者塞缪尔·伍利 ( Samuel C. Woolley) 和英国牛津大学学者菲利普·霍华德 ( Philip N. Howard) 提出了 “计算宣传” (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并将其定义为 “在社交媒体网 络使用算法、自动化和大数据分析等工具,来散播虚假信息操纵公众舆论”。 他们将计算宣传的内容定义为虚假信息这一论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说计算宣传内容具有诱导性和迷惑性但并非都是虚假信息。互联网通过操纵算法管理在线信息以及通过大数据分析确定目标受众,为有效传播宣传提供了新的条件,计算宣传可以应用在包括政治、商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国内外政治博弈的加剧,计算宣传也越来越成为不同政治行动者有目的地操纵公共舆论的重要策略。计算宣传具有广泛的外延,在西方计算宣传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党选举、计算广告、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渗透等, 其中,以国家为对象的计算政治宣传,成为国际政治和传播学界关注的重点。


本文研究的计算政治宣传,特指国家计算政治宣传,是国家、类国家行为体、政客或者有政治倾向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运用智能算法进行预测和关联,通过操纵社交机器人、传播诱导性信息以及虚拟账户等自动化方式,实现在政治范畴对客体用户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操纵的行为。计算政治宣传是一种政治行为、技术行为。从手段而言,国家或相关政治群体,利用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如政治机器人、深度伪造、深度学习等算法技术开展对别国的新式宣传;从方式而言,相关主体通过误导性信息精准分发、政治符号的深度伪装达到操纵受众,以改变其政治态度的目的,其中客体既包括对象国的受众,也包括本国的受众,只是可能在计算政治宣传的内容上存在内外差别,在国内表现为煽动公众抗议、攻击政治对手等影响政治选举的行为,在国外表现为破坏国家关系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计算政治宣传是计算宣传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深度应用,也是各国开展意识形态对抗的升级表现。本文将从计算政治宣传的演变、传播要素、安全风险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 二) 计算政治宣传的研究缘起 

对于计算宣传在全球政治领域的使用方面,牛津大学网络研究院自2016 年就开展了 “计算宣传 研究项目” (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Research Project) ,2017—2019 年每年发布 《全球有组织的社交媒体操纵盘点》,重点研究以算法驱动的政府计算政治宣传行为。例如美国安全机构使用机器人在网络上推行 “美式全球安全问题”讨论,从政治选举入手,研究政治候选人在竞选时利用机器人推 广利己信息。牛津大学网络研究院 2017 年发布的 《水军、喷子和麻烦制造者》,从国家宣传角度, 比较了28个国家的网络宣传活动,指出操纵者开设官方网络平台或者账户,通过正面支持 ( positive support) 、情感评论 ( emotive comments) 、开喷骚扰 ( trolling and harassment) 、事实核查 ( fact - check information) 等手段来操纵社交媒体。2018 年发布的 《挑战真实和信任: 全球有组织的社交媒体操纵盘点》指出,很多国家正在用YouTube 等算法类媒体来传播虚假信息,展开政治宣传,以重塑用户对内容和平台的认知。近年来在社科领域,计算宣传的研究点集中在社交机器人和虚假信息的扩散、使用以及影响上。


在计算政治宣传的手段上,社交机器人、虚假账户操纵是主要方式。张洪忠等认为社交机器人包含了聊天机器人和垃圾机器人两类,它是在社交网络中与人进行互动的虚拟AI形象。Boshmaf认为社交机器人是一种智能程序,它可以自动发送信息和链接。作为一种智能算法,社交机器人可以在模仿人类行为和习惯基础上自动运行,政治机器人就是出于政治目的开展拟人行动的社交机器账号,对于我国来说,在香港“占中”、疫情信息扩散、中美贸易战、新疆问题等敏感议题上,政治社交机器人都对信息的扩散有重要影响,有学者以Twitter上中国议题的分布与互动为分析对象,解析社交机器人的舆论操纵行为,研究显示,与中国主题相关的推文中,20%由机器人操纵,且在操纵程度上,不同议题呈现差异。在国外,政治机器人最初在2012年应用在政治选举、政治动员中,在美国大选后,政治机器人研究者将视野扩展到全球民主,尤其关注俄罗斯、伊朗等国的舆论渗透。T.V.Ignatova认为,俄罗斯已经有很多应用僵尸网络来塑造社交媒体中的公众舆论。美国国务院专门设立的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宣传的“全球接触中心”在2020年发布《俄罗斯对美计算宣传策略》报告,分析来自国家对美国的舆论操控。


除宣传手段外,研究者聚焦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内容特征、扩散模式、传播路径等。和传统的谣言、假新闻相比,人工智能时代的虚假信息更具有误导性、操纵性、攻击性、政治性、虚假性。通过研究与政治相关的社交媒体话题标签,Howard发现人们分享的专业的政治新闻的数量始终少于极端主义、煽情主义、阴谋论、虚假信息和其他形式垃圾新闻的数量。社交机器人严重侵蚀了社交媒体的正常舆论生态,通过媒体操纵,虚假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点赞、转发等形式开展定向投放,形成“爆款”和“虚假繁荣”,不仅误导了受众的政治选择,还污染了互联网政治数据,使人们陷入“操纵黑箱”,难辨真伪。


国家计算政治宣传的潜在影响也是学者关注的领域,关于社交媒体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近年来成为各国学术界的研究焦点。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治和公共政策理念的交流、传播中促成的网络动员,可以缩小民众政治参与差距,但西方学者普遍批判计算宣传,认为它传播误导信息、操纵公共舆论的本质会加剧政治冲突、制造政治危机,在选举、战争、人权等有关国家民主安全的政治事件中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在地缘政治上,强国将部署和利用计算宣传来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以实现本国外交政策目标,计算宣传的行动者正在实行政治宣传的武器化,以掌控其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话语权。WoolleyS.C.认为,互联网的匿名性为国家政治宣传带来了便利性,国家或者政治团体发动的政治宣传呈现隐形状态,一些战略沟通公司被政府雇佣,在社交网络上开发并执行在线操作活动。随着国际话语博弈加剧,各国正在利用计算政治宣传的新方式,通过传播虚假的政治新闻来影响对象国受众,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全球风险,严重影响并威胁全球民主政治。国家通过议程设置、意识形态霸权、话语符号或虚假信息等策略,来破坏国家主权、国际议程、干预对象国的国家治理。从一定程度上讲,智能媒体驱动的国家计算政治宣传活动,正在成为信息战争的重要形式,对国际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Rahwan在Nature发文指出,对于机器行为要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建立必要的学科协同研究机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科学家将被宣传者、信息流、宣传者进行编码化、模型化和数据化,从机器人识别、社交机器人技术开发、仿真模型、信息扩散模型、虚假信息识别模型、网络攻防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是仅仅从算法升级、网络安全等角度来研究计算宣传的社会现象,并不能解释算法对社会结构、政治格局、政治认知带来的影响。大数据算法本身的可见性、偏颇性、黑箱性等问题逐渐涌现,如何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算法革命对政治传播或者政治宣传带来的影响显得十分迫切。


(三)政治宣传向计算政治宣传的演变过程

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特征和内涵”。信息作为构建政治合法性、形成舆论合力的重要力量,已经成为改变社会政治认知的隐喻框架和符号。纵观政治宣传的历史发展主线,在各国不同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的对抗演进中,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信息传播模式虽被冠以“政治宣传”“公共外交”“战略传播”“新型政治战”“混合战”“软实力”“巧实力”等名号,变化的是传播技术发展和政治环境,不变的是国家主导的意图影响国内外民众舆论的政治宣传实质。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刻意舍弃这一术语,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冠以不同术语名称的宣传活动。因此,在国家主导的计算政治宣传时代,这种标签化、去政治化、商业化、隐蔽化的智能舆论操纵,将更深入地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


1.世界大战时期:政治宣传得到蓬勃发展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信息战、心理战在战时对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典传播学理论“皮下注射论”“魔弹论”,以及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都是在研究战时宣传行为。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还在欧洲成立众多宣传机构以对抗德国纳粹党的宣传,如美国信息中心、信息协调署、美国之音、战时情报局等,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在国内设助理国务卿、新闻秘书等职务,以全力服务美国的对内、对外宣传目标。美国对苏联的宣传主要是对抗性的,即以贬低攻击苏联、社会主义,赞扬美国、资本主义为主要内容,政治宣传特征明显。对外,以战时情报局为例,其于1942年6月设立,在战争期间除了为美国政府提供战争咨询外,还通过传单、海报、报纸、无线电、电影等手段传递信息,同时也进行特殊的宣传工作,如发放火柴盒、肥皂纸等物品,火柴盒上都写有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这些宣传活动既配合了军事行动,也在欧洲宣传了美国的理念、形象、价值观,为战后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宣传活动奠定了各个方面的基础。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政治宣传主要是战时宣传,其宣传手段简单、公开,如散发传单、张贴海报、无线电广播等;宣传内容简洁、明了,主要是与战争、敌对国有关;宣传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切实的近期利益而非长远、宏观的战略利益,国家宣传体系逐渐成型但尚未全面发挥作用。


2.冷战时期:公共外交成为政治宣传主流

在冷战时期,东方和西方两大阵营开展以信息战为主要形式的意识形态对抗,美国新闻署的 “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马蒂电台”等成为对苏宣传主力。研究者认为宣传作为一种线下或历史现象,其特指苏联和德国通过操纵符号影响公众行为的信息传播活动,具有 “操 纵性”和 “有组织的欺骗”。以国家为主体影响他国民众认知的活动——— “公共外交” ( public diplomacy) 被提出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尤金·维特科普夫在《美国外交政策: 模式与过程》中指出,作为一种讲究方法地,用信息来影响公众舆论手段的公共外交就是宣传。美国国务院指出, “公共外交的发起者是国家或者政府,对象是国外的民众,政府通过传播等手段来了解和影响其他国 家舆论,改变和提高美国的海外国家形象,进而增加美国利益”。随后,美国提出 “文化冷战” ( Culture Cold War) 的概念,即通过新闻或者宣扬某种教义来影响人们认知的行动。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文化、宣传和政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冷战前期,政治宣传通过人际传播、报纸、 书籍、敌对电台、电影等形式展开; 在冷战后期,由于美国决定对苏联实施 “和平演变”,对苏联的 宣传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宣传内容偏向于文化、教育,宣传方式也逐渐丰富,开始注重长期性、隐蔽性,政治宣传的武器性、对抗性、工具性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


1968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地缘政治盛行,因此公共外交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公共外交一度备受冷落,直到反恐战争开始后又被重视起来。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分为政策类的宣传和文化类的输出,通过设立“和平队”、调整美国新闻署职能,以及电台、印刷品、电影等直接或间接宣传美国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第二类是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主要包括国际访问者项目、富布莱特项目等文化交流活动,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树立美国自由民主的正面形象。与战时宣传相比,公共外交的参与主体更加丰富,不仅包括政府、公众,还包括了众多媒体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客体也由敌对国、盟友国扩展到他国公众,同时进行方式不仅包括信息传播,而且注重文化教育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因此不同于单纯的军事宣传和政治宣传,不具有明显、强烈的压迫和意识形态对抗,隐蔽性强,更容易被受众接受。


3.反恐战争后期:整合式的战略传播兴起

在21世纪,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信息的制造和发布,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宣传的标准和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有效传播需要整合传播资源,影响关键受众、塑造美国形象成为美国政治宣传转型的关键,公共外交逐渐向战略传播演化。在反恐战争时期,公共外交成为美国反恐宣传的主流,在反恐战争后期,美国面对越反越恐的局面以及负面的全球形象,奥巴马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战略传播”,其被称为“精心运行的传播”,即为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而开展系统化、一致化、整合化的传播活动,其实质就是国家主导的宣传活动,将传播美国普世价值以及软实力作为战略框架。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由总统统一领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下,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国家情报联合体、反恐中心、公共外交、广播管理委员会等在内的诸多机构,来操纵国内外受众的认知。


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主要是在公共外交上建立起来,包括公共事务、国家广播、信息作战/心 理战。Loch K. Johnson 指出,战略传播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宣传活动,主要通过白色宣传即政府公开行动,黑色宣传即隐蔽行动,以及灰色宣传,即通过幕后收买意见领袖以及传媒从业者等方式来宣传美国价值观。2010 年 4 月,国防部成立了全球战略接触小组,负责全球性战略接触,美国国务院成立针对恐怖分子的 “反恐战略传播中心”,后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调整,在2016年,《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 Portman - Murphy Counter - Propaganda Bill) 将其改为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反宣传的 “全球接触中心”( the Global Engagement Center) ,旨在开展反宣传信息传播,以打击针对美国及盟国的宣传和造谣。战略传播时期的政治宣传由传统的单一机构向复杂机构转变,宣传手段也在由传统向智能发展。 


4. 网络政治对抗期: 计算政治宣传在混合战中应用

随着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国家也将宣传的主战场转向了网络,被算法推动的隐形政治 宣传或者操控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生态,“算法主导的武器工具性”成为大国对抗的发力点,政治宣传 开始向算法演进。2018 年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 “现代政治战”和 “混合战”概念,其包 括有意使用一种或多种权力手段 ( 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手段) 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层组成或 决策制定,一般是秘密进行的,报告指出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开展信息和影响性行动 ( information and influence activities) 是重要的方式。同时,报告指出,“美国应提升国务院协调部门的能力,将操纵 信息 (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列为有效形式,运用信息战、先进的网络工具,通过放大迷惑性、 说服性信息来加速和扩大政府的对外宣传影响力”。


为确保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2019年3月美国设立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发布 《美国 2019年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认为,AI 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而中国对美国AI 领导地位已构成巨大威胁,因此提出人工智能可用于处理情报分析、后勤保障、网络空间行动、信息操纵、 指挥和控制等领域,以确保美国领导地位。“深度伪造”用于产生虚假报道和信息,已经成为信息作战的一部分,其中,社交机器人是重要应用工具,它可以自动生成算法传播内容,与人类互动。操纵者可以通过社交机器人制造假新闻和垃圾信息来影响受众认知。社交机器人也通过社会动员、 政治干扰对政治舆论实施干预策略。在网络对抗时期,算法已成为国家之间政治抗衡的武器,以国家为主体,利用先进的AI 技术,以人权、民族、宗教、经济等话题为突破口,开展网络攻击、散播虚假信息、干扰政治生态的信息操纵行为,已经成为混合行动的重要形式。


二、计算政治宣传的运行特征

从理论上讲,政治宣传的过程,是传播内容不断被“政治化”的过程,因此,政治宣传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弃用的基本形态。从实践上讲,从世界大战到网络时代的新型政治对抗,政治宣传是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皆使用的制衡力量,囿于政治语境和国际局势的差异,“政治宣传”从显性的“施政方针”转向了隐形的“政治工具”。在“后真相”的人工智能时代,宣传主体更注重对事实的“使用”和“诠释”,“国家改变人们认知的混合操纵”成为“计算政治宣传”时代独特的运行特征。根据传播学的5W要素,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时期政治宣传要素对比,来审视计算政治宣传的运行特征。在宣传主体方面,形式从单一走向混合,从以政府为主导转向了以国家为主导,混合力量参与;在宣传受众方面,从泛宣传转向了精准传播,宣传指向性和宣传效果提升;在宣传驱动方面,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宣传从以主观和经验为驱动,转向了以理性和算法驱动,人的主观意识可以更加智能化的形式呈现;在宣传理念上,传统政治宣传基于强制力开展观点的灌输,而计算政治宣传基于价值和情感的迷惑,开展情绪煽动、社会撕裂的活动;在宣传内容上,从正面宣传向虚假信息和对真实信息的一种“操纵”转变,政治谣言成为宣传攻击的主要内容;在宣传方式上,从显性宣传转向隐形宣传,从硬实力利用转向“混合实力”利用,社交账户、虚拟社群、机器人、傀儡账户等支撑的隐形操纵取代大众传媒成为主要形式。本文将从宣传主体、宣传方式、宣传理念三个方面重点探析计算政治宣传的运行特征。


表 1 计算政治宣传的转型逻辑

宣传要素传统政治宣传计算政治宣传
宣传主体以“政府”为主导以国家为主导,混合力量参与
宣传受众泛众传播精准传播
宣传驱动主观和经验驱动理性和算法驱动
宣传理念基于强制力的宣传和灌输基于价值和情感的迷惑
宣传内容正面宣传虚假信息和对真实信息的一种“操纵”
宣传方式利用大众媒体和政府“硬实力”支撑的显性宣传利用“混合实力”的社交媒体、虚拟社群、机器人傀儡账号等支撑的隐形操纵

(一)宣传主体:以混合力量参与开展定向政治叙事

传统政治宣传以国家单一要素为主导,这其中的“单一”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参与部门单一,以国家宣传或者国家安全部门为主导开展;第二,参与行为体单一,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例如NGO、跨国公司、社会团体等中介代理没有被囊括在国家政治宣传中。但在自媒体时代,随着“用户生成内容”的实现以及公民自由权的提升,信息多元化倒逼政府改变以传统媒体单一正面宣传的做法,政府纷纷立足人工智能时代,将“混合式”宣传手段作为新时期“隐形操纵”的工具。以“国家为主导,混合力量参与”的计算政治宣传成为混合战争的主要手段。


混合冲突不同于传统军事热兵器战争,是一种不利用军事冲突开展的颠覆国家的行为。而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战、网络攻击和网络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今混合战中最有害的手段之一。“混合战”又称“现代政治战”,是国家运用多种行为体开展的“混合宣传”。“混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参与主体的混合,国家利用权力对所有要素全面运用,不仅国安和信息传播部门在开展相关工作,同时政府的各种行政机关、非国家行为体也参与其中;第二,参与主体运用手段的混合,指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有意使用政治、外交、网络、信息、军事、情报、经济等一种或多种权力手段来影响一国的政治结构或政治决策。其中,信息成为越来越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的领域。在算法推动下,国家可借助新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算法来操纵内容生产、信息消费、公众认知等,影响社会共同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形成。


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通过对在线信息算法的控制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受众分析操作,实现了对用户行为、背景、习惯、网络、倾向等画像的精准政治宣传。算法和编码作为影响社会文化和政治意识建构的隐形中介,通过跨国计算宣传,实现了对国际政治进程的干涉。


2017 年,受到线上操纵和虚假信息影响的国家有 17 个,自动算法生成的政治机器人 “通过定向传播,向特定受众传递了大量误导性或政治倾向性信息”; 2016 年美国大选前的几个月中,许多亚 文化群体组织在线组织力量操纵媒体,宣传亲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信息; 英国 “联合威胁研究情报组” ( Joint Threat Research Intelligence Group) 在 Facebook、YouTube 上定向传播 “抹黑,促进不信任,劝阻,阻止,延迟和破坏”的视频及内容。美国国际开发署 ( USAID) 在古巴创建虚假的社交网络用于政治渗透。美国的Romney、澳大利亚的 Tony Abbott、荷兰的Geert Wilders 以及印度总理Modi,以及英国政党利用Cambridge Analytica 数据分析公司来影响英国民众在脱欧中的态度。在算法时代,依托人工智能开展的定向政治宣传,成为影响国内和国际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


( 二) 宣传方式: 利用虚拟社群和机器人形成虚假繁荣

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宣传形式变迁有密切联系,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网络连接重新塑造了公众注 意力的中心,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同时也可能被计算宣传利用,成为冲突、争议与分歧滋生 的温床。心理学领域,吉布森提出了 “可供性”,“可供性”指生物 ( 或行为主体) 主体对效用的主观感知与技术的客观品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媒体的可供性分为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三个部分。也就是说,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虽然其提供的内容、技术、传播的可供性是客观的,主体会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和判断。现在我们处于 “弱人工智能阶段”,即计算机还没有自我创新和自我意识,但人工智能在政治领域,已经表现出了强大的威力,政治团体利用虚拟社群、机器人、傀儡账户等平台渠道,改变了社交媒体的可供性。政治机器人就是算法,仿照用户并与产生内容的代码融合,它通过自动发送大量垃圾信息、僵尸网络、关闭交换点或发起 DDoS 攻 击来达到政治目的,从而形成虚假性的攻势繁荣景象。在 Twitter、Facebook、Reddit 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机器人分为聊天机器人 ( chat bot) 和垃圾机器人 ( spam bot) ,算法可以模拟人际沟通, 在短时间内散布操纵类信息、广告和虚假类信息。在 Twitter 大约有 15% 的争议性信息都是由机器来制造的,社交机器人和吵架引导机器人在各类社会抗争运动中,被大规模部署。智能化趋势下出现大量虚假机器社交账户,2018年10月到2019年3月期间,Facebook共对 33. 9亿个虚假账户采取行动,较2018年4月到9月期间的数据翻倍,2020年Facebook第三期半年度的社区准则执行报告指出,一季度有 21. 9亿个虚假账户被移除,是去年同期的三倍,也较去年四季度的12亿接近翻倍, 这一数字逼近其23. 8亿的月活用户数据。由此可见,大数据中所包含的冗余数据和虚假数据的规模大的惊人。


由此可推断出,在人机交互的人工智能时代,AI 技术的发展挑战了人类与技术之间沟通的本体 论边界。机器人不仅仅是技术,也可以被国家或者政治团体操控形成隐形中介力,操纵者可以通过 制造假新闻和垃圾信息来影响受众认知,Ferrara 对法国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进行研究,指出社交机器人和虚拟社区自动发出了大量虚假信息影响大选。牛津大学 《挑战真实和信任: 全球有 组织的社交媒体操纵盘点》 ( Challenging Truth and Trust: A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 指出,很多国家正在用 YouTube 等算法类媒体机器人来传播虚假信息,展开政治宣传, 以重塑用户对内容和平台的认知。全球舆论场中的有害信息与日剧增,其传播力和影响力超过有益 信息,国家计算政治宣传加速了虚假信息的传播。


(三)宣传理念:基于价值和情感进行迷惑性沟通

传统政治宣传立足通过宣传来说服、改变人的认知,而计算政治宣传则基于价值和情感对受众展开迷惑宣传,而非直接说服。在后真相时代,极端性、攻击性的虚假信息通过煽动性的情绪注入、耸人听闻的标题和夸张的叙事表达,可以快速地达到特定受众,社会呈现出更多的分层和撕裂。研究结果发现,在两极分化的网络中,一些机器人能够将一部分人的观点转移到一个阈值以上,社交网络都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结构。人工智能技术在人与人的“连接”中,利用自动化计算介入内容生成、事实呈现、互动态度等。作为社交媒体交流手段的社交机器人,通过自动化程序来参与基于文本的社交媒体互动,从而影响交流的基调、态度、实质。在政治宣传中,算法在一开始就可以被设定成基于价值和情感的自动化沟通,进而通过算法的传播权力来实施隐形迷惑。内容提供者以数据为叙述参考,来有效过滤人们的在线体验,通过数据挖掘安排故事情节、态度倾向、语法规范、叙事风格等,从而更精准地发布策略性、干预性信息,以影响对象人群的认知。牛津大学2019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有52个国家使用表情包、创建假视频、传播虚假鼓动性的信息来操纵公众的认知,政府通过操控网络喷子、虚拟在线账户改变公共讨论方向,破坏网络空间秩序。同时,在信息的过滤机制上,组织化的政治操纵可以通过个性化定制导致信息的选择性曝光,不同意见的群体会迅速消失从而丧失话语权,最终政治操纵的群体同质化思维和态度被激发出来。

 

三、计算政治宣传的政治安全风险识别 

英国牛津大学人工智能治理中心研究员 Remco Zwetsloot 认为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将人工智能的风险划分为 “事故风险和滥用风险”。实际上,人工智能不仅存在因技术失控或管理不当所导致的技术内生风险,还存在因恶意使用所导致的技术外溢风险。随着人工智能在国家各领域的应用,这 一技术不仅对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具有很强的冲击,同时人工智能对政治安全带来的风险也可能会超乎预期。政治安全可通过 “国家主权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执政党地位巩固、意识形态广纳、政治制度恰适、政治秩序良好”来衡量。国家主导的计算宣传的政治安全风险,不仅将对一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秩序以及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到国际互联网秩序,因此国家主导的计算政治宣传将从全球治理有效性、国家战略竞争平衡性、社会秩序有序性以及信息传播的真实性等方面带来一定的政治安全风险。


(一)打破各国战略竞争平衡性,危及国家政治安全

网络平台以及网络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加速了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而且使计算政治宣传成为影响国家战略竞争平衡性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国对华采取遏制式竞争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随后国防部等部门发表《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2019年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2020年美国发布《“美国人工智能计划”:首个年度报告》旨在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人工智能研发,以应对来自“战略竞争者和外国对手”的挑战。上述文件的出台表明美国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而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计算政治宣传正在加速打破战略竞争平衡性,算法技术的产生实现了信息的精准投放,使操纵政治传播的效果成为可能,对政治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


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政治安全是核心,计算政治宣传对政治安全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挑战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政治安全的基础,公众的政治认同是合法性的根基。政治认同是指在对政治体系进行长期认知和评价的基础上,社会成员对其形成赞同和支持的态度。政治主体可以通过算法技术准确识别持消极政治认同的公众,并向其大量、持续传播攻击对象国政治制度的信息,这不仅会剥夺公众的政治认同,而且会使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断裂,对国家安全的多个方面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侵蚀意识形态的导向性。国际地缘政治的竞争已经转向空间领域,精英操纵的单向性、延后性的传统传播已经被大众参与的交互性网络传播颠覆,网络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动员等功能也是在国家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实现。但是,随着网络新媒体的普及和算法技术的产生,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变得更加困难。一是政治主体可以利用算法传播制造“信息茧房”使网民连续接触同质性的刺激信息,从而操纵公众舆论,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降低公众政治认同;二是国家借助计算政治宣传,可以规避对象国的技术监控和审查,实现高效的意识形态渗透。在“后真相时代”,计算政治宣传实施国可借助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高精度微目标操作,影响公众情绪、塑造受众政治偏执型人格,以威胁当政者组织的意识形态。


(二)扰乱政治秩序有序性,加速群体极化

互联网已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非正式途径,国家网络政治信息的传播,对政治体系的稳定特别是政治秩序的有序性将产生影响。传播共识能够促成合理的网络政治参与,促进政治认同的产生,传播非共识则会导致无序的政治参与,加速群体极化。有研究指出算法通过由人工写入的运算、对机器人的运用以及智能处理大数据,正在改变着信息源、议程设置、传播中原有的权力格局甚至社会共识的建构。计算政治宣传造成的“信息窄化”“人的极化”“技术无意识”,其“算法黑箱操作”,将给政治、资本权力的渗入埋下隐患。


在“后真相”时代,“情感”和“体验”取代真相,全球网络舆论呈现反智特征,容易让人陷入集体无意识以及信息的同质化,国家借助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以及政治机器人喧声造势,实现群体认知和情感的有效操纵,进而引导公众舆论走势,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对于公众来说,无归因表达、情绪化舆论具有普遍性,特别是涉及人权、种族、宗教等政治敏感问题的舆论,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政治焦虑是民众对政治公共领域的担忧,计算政治宣传为公民的政治焦虑提供平台,在网络上各种言论自由发表和碰撞,政治宣传可使舆论变异,政治谣言、虚假信息、负面信息的传播导致网络空间失序。


个性化的算法推介不仅扼杀了人们独立的政治思考和批判能力,互联网还导致了群体极化和政治撕裂。一方面,算法的符号化加快了人的异质化,数据画像给不同需求的人贴上标签,分属于同类标签下的用户,在不断被推送同质化信息,其同质化的思维模式、群体标签被固化,渐渐形成“信息茧房”;另一方面,算法的情感化加速人的极化,算法帮助具有极端倾向、分裂社会的喷子以及政治倾向的团体向特定目标投送信息,使高情感性与高互动性结合形成群体认同,通过这一机制计算政治宣传实现由个体到群体的传播,使得网络生态呈现极端化倾向。实质上,计算政治宣传可以激发网络政治焦虑带来的民众的非理性化表达,在网络社区中,民众更愿意扩散激发其内心情绪狂欢的信息,使网络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场域。


(三)破坏信息传播真实性,挑战公民话语权

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虚假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和繁荣,创造了一个更加不确定的环境。美国公共关系研究院(IPR)发布了“2019年社会虚假信息报告”,报告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mis/dis-information的信息是社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可以与枪支暴力(63%)和恐怖主义(66%)不相上下。MIT媒体实验表明,在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是真新闻的6倍,且更容易被转发。以国家为主体的计算政治宣传活动,成为宣传虚假信息的重要力量,它不仅扰乱了信息传播的真实性,更挑战和挤压了公民的话语空间,激发了个人和群体在线上线下的政治焦虑。


计算政治宣传加速了虚假信息传播。传统的社会传播系统是基于新闻媒体的信息流动开展,在社交媒体时代,算法成为信息和受众之间新的中介,将人与人、人与信息联系起来,操纵者通过算法,对大数据展开分析和预测,实现了对用户行为、用户背景、使用习惯、用户网络、用户倾向等画像的描述,从而通过分类、关联、推荐、过滤功能,向特定用户发送大量同质化的、虚假的、喷子式信息,以达到政治目的。一方面,霸权国家可以将符合其利益的虚假信息,精准传播至目标国家的目标受众,扩大该国的国际话语权,作出符合霸权国家利益的决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可以将某些国际问题作为抓手,大量编造并在国际社会中散布污名化目标国家的虚假信息,实现对目标国的打压、遏制。2018年Facebook清除5.4亿条虚假信息,2019年是3.3亿条。2019年欧盟委员会表示,Facebook、Twitter和Google要解决虚假信息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频繁抹黑中国,编造并散布“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谣言、谎言,其目的就在于掩盖自身失误,推卸责任和打压、遏制中国。


计算政治宣传挑战了公民话语权。通常认为,公民话语权是公民对国家和公共事务发表观点和言论的权利。公民话语权的实现,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从宏观层面,受国家法治环境、政治制度、地缘政治的影响;从中观层面,受媒介特性、媒体使用的影响;从微观上,受到信息传播内容的影响。人工智能驱动的傀儡账户、社交机器人、虚假信息等通过机器学习的精准传播,将未经审查的误导性和有价值倾向性的信息,传递给更多公民。这种话语的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使得公民被迫对某些信息“可见”,挤压了公民接受全源信息的渠道;另一方面,算法扩大了可见信息的范围,使大量信息从不可见变为可见,大量虚假信息被“算法黑箱”操控得以大范围传播,操纵者通过制造大量假新闻或煽动性言论使“操纵性信息”获得了可见性,从而产生了操纵舆论的危险。在计算政治宣传语境下,公民话语权失衡体现在强势阶层话语权的垄断性、群体的媒体接触性、信息内容的导向性等,拥有算法技术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标准制定上具有主导权,在信息资源获取、占有方面形成了信息鸿沟,加剧了信息鸿沟以及信息操纵的危险,从而挑战了公民的话语权。


(四)削弱全球网络治理有效性,加速世界政治对抗

全球治理是冷战后的概念,本质上全球治理是全球层面的治理,是国际上政府、公民和国际组织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合作。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治理参与的公平性以及治理目标的公共性,基于人工智能的国家隐形政治宣传,无形中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还将催生新的地缘政治风险。


当今,由于人工智能发展不平衡,技术割裂所造成的技术生态的封闭与失序就极易诱发一系列的新生技术风险。在网络时代,“信息殖民”成为地缘政治的新目标,网络空间成为霸权争夺的场所,信息殖民主义更具隐蔽性,技术强国可以利用信息实力加速信息的渗透和传递,使社会分裂加剧、数字鸿沟扩大。互联网传播的信息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国家可凭借人工智能实力,在全球广泛传播符合本国意识形态的信息,以增强短时间内全球对技术强国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另一方面,技术强国可通过制造对立化言论、采用污名化策略以及定向屏蔽言论等,以隐形计算政治宣传的方式向对立国开展舆论攻势,达到冲击别国意识形态,动摇国家政权和统治根基的政治目的。例如Twitter以禁止投放政治类广告的名义,大量定向删除来自某国的账号,除中国外,还在2019年关闭了1152个与俄罗斯有关的账号,以及7340个和土耳其有关的账号。有学者认为世界正在进入新冷战时期,其中,以信息宣传开展意识形态渗透将成为政治对抗的主要手段,而人工智能在政治宣传中的应用,将成为新冷战工具化的具体表现。


四、我国应对计算政治宣传的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以国家操纵的计算政治宣传正在改变国家安全治理的格局。算法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和国际地缘格局。世界步入“网络霸权时代”,一场侵犯与捍卫“信息边疆”的“网络战”已经打响,制网权已成为地缘政治中争夺的新焦点。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带来的社交政治机器人、傀儡账户、虚假信息等将促发更多的安全风险,技术应用监管的失衡性、安全治理的时滞性、国际舆论的失语性等还将进一步放大这些安全风险。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重要领域,是计算政治宣传攻击的首要目标。积极制定战略方针应对隐形的计算政治宣传,对防止外国势力的渗透,维护本国的社会稳定、政治安全意义重大。因此,我们要把以人工智能推动的计算政治宣传,提升到保卫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通过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构建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评估机制与保障体系,提升国际舆论的全球传播能力,以及拓宽多主体平台治理责任,来优化全球网络治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表 2 我国应对计算政治宣传的治理路径

治理路径 具体措施
顶层设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制定顶层应对战略
底层逻辑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提升国家情报预警能力构建风险评估和保障机制
治理范式国际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拓宽多主体平台参与治理增进国家间信任形成
传播战略增强国家战略传播能力建立“国家安全战略传播中心”提升国际话语权
公共教育提升媒介数据素养提升数据伦理约束提升媒介安全意识

(一)顶层设计:增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制定顶层应对战略

国家开展计算政治宣传,是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政治安全的威胁,我国应在参与全球网络治理的活动中,打造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朝着网络治理“行动共同体”转变,将话语、规则化为行动,增强实质性影响力,同时加快制定顶层应对战略,优化各环节要素,做好针对我国的计算政治宣传的风险治理工作。


一方面,我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动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自2014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清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已经从价值层面的探讨,走向工具层面的运用。基于网络空间主权的、发挥各国政府和联合国主导作用的多边治理模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倡议各国应遵循全球治理理论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强调主权国家的主导地位以及国家之间的合作,超越狭隘的单一国家中心主义立场,摒弃霸权思维。①面对国家计算政治宣传的治理,应推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构建具有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的标准体系,建立健全国际认同的技术风险治理框架。在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时,应在协商、执行、实施等国际合作的各个环节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引领网络全球治理的主导权、规则制定权,在网络国际治理中,形成中国特色和中国格局。


另一方面,立足国内安全,制定顶层应对战略。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没有摆脱冷战思维,依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整体上增强了导向上的迷惑性、理论输出上的隐晦性和传播方式上的隐蔽性。西方势力除了进行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政治上的“民主输出”和经济上的“贸易制裁”之外,就是发动“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其中利用新媒体开展的计算政治宣传,是实现意识形态渗透的助推器。我国要立足国内安全,整合军事、情报、安全、外交、公安、社会等各方面资源,强化国家安全战略情报在政治风险应对上的支撑作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风险评估,全面分析国际计算政治宣传的应用现状、国外针对中国开展计算政治宣传的态势、溯源计算政治宣传威胁并开展分层治理,提升应对计算政治宣传的顶层认知。统筹运用国家安全的各领域要素,制定协调一致的国家战略,有效预防和应对计算政治宣传对我国政治安全带来的威胁。


(二)底层逻辑:提升国家情报预警能力,构建风险评估和保障机制

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网络威胁的来源界定为国家政府、恐怖分子、工业间谍、有组织犯罪集团、 黑客主义者和黑客,其中提到来自国家政府的网络威胁不仅在于企图使用数据通信路径未经授权访问控制系统设备,而且包括利用网络开展诱导式宣传,需要对来自国家的宣传开展情报跟踪、分析和研判。宣传作为秘密行动的一部分,一直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在人工智能时代,作为国家安全 重要保障的情报,将为秘密行动开展提供更为智能化的支撑, “国家宣传情报” ( propaganda intelligence) 可以定义为: 情报的产生可指导宣传输出和对敌方宣传进行分析,以反映出对方意图的更广 泛情报,情报与宣传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 “全球接触中心”是美国国务院一个专门 “对抗” 俄罗斯、伊朗以及中国等国对美国进行所谓 “虚假信息渗透”的机构,其核心任务为 “指导、领导、 同步、整合和协调联邦政府的努力,以识别、理解、公开和反对旨在破坏或影响美国及盟国政策、安全或稳定的外国与非国家的宣传及虚假信息”。 针对开源和秘密的宣传情报分析成为其工作的主 要内容。在2020年5月,该中心给 Twitter 提交了 5000 个账号的名单,称这些账号都是中国政府用 来在境外社交平台上 “散布虚假消息”的 “机器人”,并不是真实的用户并称他们手上总共有25万个账号,这5000个只是其中 “一小部分”,但 Twitter 认为其中很多账号都是真实账号。因此,在网 络对抗时期的全球传播中,我国应树立国家情报意识,以应对来自美国的污名以及情报威胁。


提升国家情报预警能力。大数据的核心即预防、预测和预警,我们要在风险管理理念的指导下,在风险防范相关方面提出防范对策。当前,我国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开展跨领域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发挥新时代情报工作的保障、支撑和服务作用。在情报链(DIKI)上存在着数据、信息、知识、情报四个要素,数据处于基础的地位,获取客观真实的数据才能获取有效的信息,信息处于数据和知识之间,充当桥梁作用。大数据为国家安全情报提供了数据基础和算法支撑,通过数据挖掘和特定算法模型的分析,比对出网络、信息、人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发展趋势。我们要基于大数据,将散布在网络的计算政治宣传进行情报转化,利用人工智能环境,实现风险预测和预警。例如在风险评估上,可以根据网络政治谣言特征,如主题的热敏度、内容的可信度、信息的异化度、网络政治谣言存续度、信息演化度等,对政治谣言开展监测预警的情报工作。


构建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评估与保障体系。人工智能技术在情报分析中的大规模应用可能带来安全、法律、伦理等风险,我们要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保障技术的同时,做好风险评估工作,包括确保设计和构建工具以减轻模型和数据层的偏见,确保有适当的协议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确保对工具本身的有效性,避免执行的偏见和人为因素等。可以通过增加人工智能技术的自身技术安全性问题,例如,任何统计预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背后的不确定性。为了使风险评估工具的用户能够正确地解释其结果,至关重要的是,其预测报告必须包括误差线、置信区间或其他类似的可靠性指标。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工具与人员之间的人机界面交互问题,要建立技术纠错机制、自动化偏差解决机制、漏洞监测机制等,以作出较为可行的风险评估战略报告。


(三)治理范式:拓宽多主体平台参与治理,增进国家间信任形成

在国家安全治理中,除国家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也对治理过程、议题和效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当前算法隐形操纵带来的意识形态渗透、虚假信息传播扰乱了传统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国家稳定,而对政治宣传的应对不仅存在监测技术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来自治理主体的不平衡、利益难协调带来的信任缺失,为全球网络治理带来困难。


一方面,拓宽多主体平台参与治理。从治理主体来看,网络平台处于算法技术应用的最前沿,应当参与规则的制定和网络治理;从治理对象来看,算法和数据成为人工智能平台下重要的应用场景,要联合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社会团体、网民等多元主体开展数据治理和网络治理,并确定不同网络社会活动和治理中的主体性问题。2019年6月,联合国推出“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倡议各国政府与公司、民间社会和媒体进行合作。在应对计算政治宣传中,就政府而言,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条文,将法律赋予政府的管理网络社会的职权进行细化分工,理顺各部门之间的权力,确定协作的方式与机制。重视本国行业组织的指导性专业伦理规范建设,推动机器人伦理的法制进程;另外,为激发协作单位的优势和积极性,应该规定政府与社会协作主体之间的权责分配问题,避免政府对社会相关部门的过度管理,以发挥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和自律性。私营互联网公司要通过内容核查、用户验证、技术攻关等方式加强行业自律。同时,政府可以将其他社会力量纳入治理结构中。平台公司可发挥平台技术优势,开展平台的自我技术过滤以及针对违规政治宣传规则的制定,并积极参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


另一方面,增进国家间信任形成。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指出国际社会正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解决“信任赤字”成为我国开展全球治理的目标之一。国家间信任定义为一国在对外部世界作理性判断与认知的基础上,对他国形成的一种不设防的心理状态。网络空间治理是国家主权从现实世界过渡到虚拟世界进行治理的自然延伸,国家之间基于利益博弈、地缘远近、价值观念等不同因素,网络主权争霸、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等网络空间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国家互信的缺失,导致国家间竞争与冲突日益加剧。这就需要国家之间建立互信关系。开展应对算法政治宣传的网络空间治理,应号召各国加强国家间信任。目前国家信任建构困境,在于理性信任主导的信任模式,各国缺乏内部的情感信任和文化信任,以及外部的制度信任和持续沟通机制成为制约互信的原因。网络空间治理可通过构建协同的国家信任机制,并在互动过程中用情感基础、制度规范、交流互动等行为方式来维持信任关系,从而避免分歧,在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达成一致,共治共享网络空间这一虚拟领域。


(四)传播战略:增强国家战略传播能力,加快全球传播体系建设

2020年2月,美国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以及《人民日报》发行商列为外国使团;随后6月22日,美国国务院把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等列为外交使团,并要求凤凰旗下的一家墨西哥电台停止对美播报,中国驻美媒体受到美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双重监督;美国2016年推出《反宣传法案》,在国务院建立“全球接触中心”对抗外国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宣传;Twitter在2019年和2020年多次关闭“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账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以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的舆论围堵。


整合资源,建立“国家安全战略传播中心”。我国可联合宣传、外交、国防、司法、教育、安全等部门,在中央国安委设立一个国家安全战略传播中心,从事国家安全战略传播的具体工作。其主要任务,一是根据国家安全工作的长期目标,负责日常的国家安全战略传播,旨在为国家安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二是配合国家安全工作的现实需要,建立一套敏锐快捷的信息预警机制,对国际反华宣传展开危机预警、情报分析、舆论反制等。


强化顶层设计,有目标、有节奏、有体系地展开传播战。我国全球传播体系不仅要着眼在传统官媒、市场化媒体的出海,还要在中央层面提升治网话语权。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一直存在着西方强势话语压制的失衡的国际话语权格局。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中国以往一段时间基本上处于“缺席”或“失语”的处境。我国的国际传播媒体以及我国的网络平台,要承担着跟世界对话、打破西方媒介垄断、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任。在战略顶层设计上,应积极参与全球网络治理,继续提出、推动全球认同的互联网治理新概念、新理论、新主张,使网络主权、网络命运共同体等新概念在全世界落地,这是中国提升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国际话语权的根本方法;同时,在传播领域,增强国际舆论的全球传播体系建设。国际主流媒体要与国家安全战略传播小组配合工作,正视国际负面舆论、反击国际负面舆论、引导国际舆论导向,全力打造多媒体平台格局,提升新闻分发强度和力度,提升报道量、曝光度,逐步掌握国际话语权,将国际传播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同时要积极进行议程设置,不仅要回应世界,还要积极地塑造世界。在跨文化视角下,让世界网民认同,听得到、听得清、听得懂中国的声音。


(五)公共教育:提升各主体算法素养,增强全民媒介安全意识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斯坦福大学的Aneesh等分析师预测,在取代“官僚等级制度”的“算法治理”新时代,算法将接管公共和私人活动,算法作为智能媒体时代的智慧产物,需要人类在利用算法过程中,提高对它的应用范围、应用方式、应用风险等的认识。在计算宣传时代,“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算法操纵”“虚假信息”带来的算法风险对国家安全影响日益加剧,算法素养作为智能媒体时代各主体的媒介能力,需要社会通过专业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教育,提升各个主体在数据素养、媒介安全素养、媒介数据伦理上的能力。


第一,提升媒介数据素养。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是指人们有效且正当地发现、评估和使用信息与数据的一种意识及能力,包含数据意识、数据获取能力、分析和理解数据的能力、运用数据进行决策的能力以及对数据作用的批评和反思精神。对于算法数据创建者,可以通过建立编码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国家安全意识的培育、加快对数据算法开发的立法和规制、建立代码审查与监督体系等方式提升算法数据生产者的素养,将客观性、包容性、中立性融入编码过程。对于数据消费者来说,可以说人人都是数据消费者,这其中包括了媒体从业者、社会事务管理者、商业公司、普通公民等,通过公共教育,可以提升公民对数据的应用、分析、理解和批判能力。


第二,提升数据伦理约束。数据和算法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对计算机伦理的探讨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伦理包括:安全性、透明性、责任性、人类性、隐私性、自由性等。基于算法风险带来的决策制定的核心问题是缺乏责任感。在“数字科学主义”理念指导下,权力和权威正在从人到机器,机器实际上已经成为黑匣子,即使开发人员也无法完全理解算法的输出方式,算法的可靠性、客观性、透明性应该成为所有基于AI决策的基本要求。除由于算法错误和算法歧视带来的风险之外,政策制定者基于算法带来的决策不透明性也越来越大。对于数据生产者的伦理来说,意味着必须将它们设计成透明的,以便用户可以理解其使用的影响,并且对其进行持续评估,以便批评者可以评估偏见和错误;对于政策制定者的责任素养来说,算法应该成为其推行政策、开展国家治理的有用工具,避免使算法成为某种政治权力操纵的工具,使国际舆论生态陷入混乱状态;对于普通信息的消费者来说,媒介信息伦理约束体现在对信息选择、传播、加工过程中的道德能力和自律意识。


第三,提升媒介安全意识。媒介即人的延伸,在自媒体时代,媒介的安全关乎国家国民安全、政治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算法治理时代参与主体媒介安全意识的提升,是新时期媒体素养的重要内容。传统媒体素养注重培养媒体从业者和媒体受众的媒介使用能力,但在国家安全与媒体应用的关系上却缺乏应有的重视。算法时代,媒体安全意识体现在以国家安全理论的指导下,公民对媒介内容的辨识和批判能力,对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保护能力,对用户生产内容的把关,以及对数据的合理处理与应用。面对计算政治宣传,作为宣传对象的受众也需要培养自己的信息素养,要站在本国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上,去批判地审视智能媒体的推送信息,用批判的思维来认识算法的存在和影响。


结语

人工智能推动的计算政治宣传是新时期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形式,这种以国家操纵的隐形混合攻击正搅动着国际舆论和战略格局,并成为影响和塑造未来国家安全中的关键点。政治宣传在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与媒体技术的发展、国际安全治理息息相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安全风险也会改变现有的社会治理形式和国际格局。在传统安全领域,计算政治宣传将成为信息战、数据战、算法战的重要内容。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一种变革的技术,与核武器、飞行器和生物技术相提并论。可见,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混合信息战将成为改变传统战争的主要形式和有力武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计算政治宣传将改变世界舆论格局。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计算政治宣传使跨国舆论操纵、意识形态操纵成为可能。操纵国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情感锁定、定向轰炸的方式向对象国开展自动化的舆论攻势,各种政治谣言、虚假信息、政治焦虑和恐慌成为霸屏的主题,情感取代事实,真相成为这个信息时代最稀缺的价值。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以自动化的信息操纵开展的计算政治宣传,可以成为撕裂对象国国家舆论、破坏执政合法性的有力武器。


网络在带来政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政治差序和政治渗透。网络的跨地域性使全球范围内

的各种思想观点、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相互碰撞,也为各政治主体利用网络进行政治渗透提供了空间。互联网表面上使得每个国家及行为体通过共享网络资源而受益,实质上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绝大多数的互联网软硬件资源和话语资源,以隐形计算政治宣传为手段,开展网络政治宣传、意识形态渗透、政治动员及抗争,而网络发展处于劣势的国家无疑在网络政治活动中处于被动,主权国家的政治根基和法制基础被不断破坏,使国家政治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霸权将会拉大各个国家主体行动能力差距,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技术边缘化群体”和“舆论操纵对象”,而技术强国一方面凭借技术先发优势,可以在全球网络治理规则和标准上占有话语权;另一方面,可通过人工智能不断地投入,开展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计算政治宣传将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国家主导的操纵行为,将在更深程度上改变国际地缘政治态势。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政治本身是对国家治理活动的推动,但需要政府的规制与引导。互联网不仅使个体有了更大的主动性,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不断创新迭代的、相互联结着的跨地区网络,这个复杂的网络可能产生的问题实际上超越了决策者的想象。因此,对于中国而言,要从国际和国内网络治理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全球网络治理,积极倡导和践行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多边治理模式,在技术上、道义上、话语权上不受西方牵制;另一方面,要在国内积极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将网络治理与维护政治安全、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相联系,开展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标的网络治理。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可以“转场”,但从未“离场”,更谈不上“终结”,对人工智能嵌入政治带来的风险进行研判,通过法律、技术、社会、经济等手段来维护网络的良性发展,降低国外势力利用互联网开展意识形态渗透的威胁性,是全面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