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

营创商业评论 2021-01-21 23:09

营创君说 

整体而言,北方的防疫举措看来更为严格,近期宣布“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的省市无一例外都在北方,而这是否真的利于疫情的把控和城市的发展?《营创商业评论》今日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1


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绝对安全,那种总动员式的严格管理体制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不过,即便都在说“严防死守”、“绝对保证”、“坚决杜绝”,但就像早有人注意到的,各地的防疫模式、宽紧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


大体而言,北方的防疫举措看来更为严格。近期宣布“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的省市无一例外都在北方:


  • 12月19日,大连新增1例本土确诊,次日大连进入战时状态;
  • 12月23日,沈阳尹老太确诊,全市当天进入战时状态;
  • 12月25日,北京顺义区新增2例,全区进入战时状态;
  • 12月29日,黑龙江黑河出现1例确诊,全市放假、停运,1月2日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 1月2日,河北石家庄爆发多例,次日起河北多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最鲜明的对比是两座直辖市:去年11月8-9日,天津确诊2例,全市立即进入战时状态;而几乎同时,上海浦东祝桥镇营前村爆出新冠病例,但上海却仅仅是将该村列为中风险地区,市内其它区域风险等级不变。上海至今从未宣布过“战时状态”,以至于网上还有人写了一篇《上海无“战时”,只因张文宏》。


营前村出事时,我正在川陕旅途中,虽然离沪已有几天,但因为行程大数据飘红,不仅有些景区不让进,甚至广元、西安的一些宾馆也确定不再接待上海人,“随申码”根本不作数。西安的地铁、机场都是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全面戒备,而当我飞抵虹桥机场时,迎面的告示写着:“全国各地健康码都认。”


12月初,北京还没爆出病例,但我所见的情形也比上海严格很多:几乎每个胡同口都有人查健康宝(只认这个,虽然查得不严),进商场、饭店等任何公共场所也都要看。相比之下,上海可算是相当宽松,即便去年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也没这样,甚至在营前村确诊之后,除了地铁,也很少有公共场所一定要求你戴口罩。


北京的常态化防控(2020年12月初),每条胡同口都有人,这还不是“战时”的


也正因最近一些地方的“硬核防疫”有反应过度之嫌,1月16日新华社才发文《滥用“战时状态”或制造恐慌》,新华每日电讯也刊发《滥用“战时状态”不利于抗疫大局》,严厉批评这种做法“可能制造不必要的恐慌,也容易麻痹民众心理,淡化人们的‘备战’意识”,认为这样随意滥用是不严肃的,“更是一种懒政”,“上海、北京、成都都没有进入所谓的战时状态,照样控制住了,某些地方口号震天响,但是事情却做不好,还不让人说。


2


确切地说,这并不仅仅是“喊口号”的问题,而在于“严格”这个标准本身就是模糊的

因为,对于“多严才算对”,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尺度,甚至同样是“严格”,其实也有一个模糊的区间。这尤其表现在行政执行中的细节差异:京郊的河北“北三县”住着数十万通勤族,但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进京检查站,凡是属于河北管理的,对进京河北人,基本都是不放行的;反而是北京管理的检查站,持有符合规定的核酸证明,还可以通过。这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讲不通,只能从行政管理的逻辑来看:“拱卫心态”会主动加码

说到底,这并不是单纯“严格”与否的问题,而是拼专业性。打个比方,你手指伤口感染了,有的医生说消毒、包扎、吃药就好,都不用开刀,但有的人却说你得截肢。截肢的确可以避免扩散,但是不是已经严重到必须截肢,这我们身为普通人未必清楚,因为只有专业知识才能告诉我们那个准确的“度”在哪里

所以,如果没有专业性,那么极可能是“宽严皆误”;而专业性匮乏的情况下,加上宁紧勿松的政治意识作祟和行政惯性,很容易导致的决策便是越激进越好。在这一意义上说,它确实是懒政:反正不用多想办法,也不必考虑是否精准解决问题,直接上最狠的就是

虽然口号上说“不惜一切代价”,但现实是,任何一个地方能投入抗疫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处处设防的结果是处处防不住,因而“绝对的安全”其实等于“绝对的脆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方一些省市措施更严,但却出事更多。


这还并不仅仅是“代价谁来承受”的问题,还意味着决策思路和行政管理上的粗放,以及一种更注重“对上负责”的心态,因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背后所隐含的逻辑前提是:自己不必为“错杀一千”负责,却得为“放过一个”受罚

不仅如此,决策中缺乏专业性,也隐约可见这样一个涉及公共卫生的专业问题,在当地是被理解为一个政治问题的。一如我一年前就曾写过的,这样一来,很多人信奉公共卫生问题太重要,以至于不能仅仅交给公共卫生专家,专业人员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就被削弱了——而本来恰恰应该是他们才知道哪里该紧,哪里可松。

只是谈“严控”,把问题视为只有“宽紧”两种选择其实是会误导我们的,因为“严”需要划分两个不同维度:一是范围之广(“360度无死角”),二是执行效率之高。“绝对安全”试图在两个维度上同时提升,但现实中,往往管得太宽,执行效率就差,因为你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现代政治是在往相反方向进化,即精准地缩小、限制权力管治的范围,但提升执行能力,而这意味着走向分权和专业化。


3


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严控”,对流动性毫无疑问是一大打击,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恰是一定程度上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如果说付出的代价确实有助于防止疫情扩散,那倒也罢了,但就像“感染手指就截肢”一样,粗放式的管理所导致的结果,却是在过度反应之下让人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

这虽然只是疫情防控,但却不是偶然的,可以折射出当地政治治理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缺乏一支专业化的传染病防治队伍和公共卫生体系、专业人员的声音在决策中得不到重视、权力的一元化,以及对承受代价的弱者的权利不太重视。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政治生态对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友好的

北方城市之冬(来源:财新)

《王气黯然》一书在谈到北宋以降陕西的衰落时说,当时为了应对边患,有两种模式:河北的“乡兵”组织体现出国家对基层的直接控制较弱,经济上则是平民地主势大而国家干预能力较低;但在陕西,却是社区自治能力薄弱,国家的控制直达社会最基层,在行政-军事的一元化体制下,能把所有人力、物力都掌控在自己手中。这样的结果,是陕西在榷盐等经济活动上也成为全国实行最严格的地区,官营垄断化程度高,社区自治功能薄弱,原子化的无数小农一盘散沙,经济、文化上自发的活力逐渐衰弱

虽然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由古鉴今,也可见北方各地在防疫中的“严格”也绝非偶然,这体现出一种对社会的直接干预能力。这确实可以一时奏效,但经济、文化却是娇贵之物,偏好那些开放、流动、自治程度高的社会。一如我之前曾论述过的,东北衰落的原因也与此有关:社会生态单一、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官本位严重,在市场化之后都是沉重包袱。

北方近些年的衰落,与这种硬核防疫之举,恐怕正是同根所生。在前些年的“中国十大鬼城”中,虽然入选城市不一,但北方总是毫无例外地占了绝大多数,这正可见主政者可以不必太在意市场规律,大刀阔斧地推进自己的议程。

不管怎样,疫情总会过去,但它会留下什么遗产,才是更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虽然那种“越严越好”的呼声至今得到很多人的赞成,但我担心(但愿是多余的),在后疫情时代,这样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机制,将有可能加速北方的衰落



“未来科创领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项目:与北大清华大师级教授面对面小班学习,获AACSB等三重国际认证的名校MBA学位,全球仅1%商学院获此殊荣,点击“阅读原文”了解详情!



点击阅读原文,了解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