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北京,对标深圳,对标上海……只对标个皮毛,有用吗?

财经国家周刊 2021-01-22 20:50

文 | 王德培 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摘编自《中国经济2021:开启复式时代》,王德培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蓝狮子,2021年1月出版。


近几年,中国城市之间又刮起一场“对标风”。

武汉夺取“双胜利”动员大会,提出要全面推进“对标工作法”,社会治理要对标北京,营商环境要对标上海,科技创新要对标深圳,智慧城市要对标杭州。另一个省会城市南昌也提出:对标成都,打造山水名城;对标合肥,实施科技创新;对标长沙,发展流量经济。

▲武汉。图/图虫创


在此之前,对标口号喊得最响的城市当属青岛,青岛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学深圳,赶深圳”,强调“凡是深圳能做到的,青岛都要做到”,并把学深圳的目标细化到各个行政区,列出“学赶”清单。
青岛学深圳,不甘落后的兄弟城市济南,对标对象自然也不能比深圳差,提出要对标上海,甚至在2019年组织70余名领导干部,前往上海学习取经。

作为国内城市主要对标对象的上海、广州、杭州这些“优等生”,则纷纷将目光投向全球。上海提出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对标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深圳一直致力于成为像硅谷一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之都;杭州自筹备G20峰会起,便已同步推出国际化战略,将目标瞄准了“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

对标先进,比学赶超,俨然已经成为城市成长、向更高处攀登的“必修课”。

“标兵渐远,追兵渐近”

对标管理又称标杆管理或参照管理,最早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20世纪90年代,伴随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标杆管理被广泛引入政府改革与治理的过程中,成为促进政府绩效改进的战略性工具。

如今,城市纷纷进入对标时代,既是出于城市发展的一种路径选择,也是城市竞争白热化的无奈现实所致。古往今来,从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城市之间一场接一场或明或暗的城市竞赛,助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进而加速城市化向更高层级迈进。一些全球城市的先进经验确实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可参考借鉴的模板。

例如,纽约的开放式创新街区“硅巷”,为诸多城市提供了城市创新空间的建设样板;东京的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建设,则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有效范例;而伦敦成立夜间经济活动委员会来提振消费,亦成为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范本。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大秘诀,往往被认为是城市间的竞赛。

随着城市化登峰造极,城市竞争加剧,可以说是“标兵渐远,追兵渐近”,不进则退,慢进也退。加之,基于行政权力进行资源分配的城市竞争优势也在被大范围消解,在城市竞争愈发白热化的背景下,城市之间既互相提防又互相学习,争夺人才、资金、产业的戏码全面上演。

对于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更是如此。从GDP角度来看,上海雄踞百年的经济中心之位遭遇空前挑战。2000年深圳GDP相当于上海的36.6%,2010年相当于上海的56.4%,2019年相当于上海的70.6%。从创造力角度来看,上海似乎也要被杭州打趴下,“上海没有互联网”“上海是杭州的后花园”等论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强烈的危机感正是上海思变的动力,它主动通过对标全球城市来寻找出路。

盲目对标会让城市“失魂落魄”

在城市竞逐的当下,谁也不愿甘拜下风。然而,城市间的你追我赶从未停止,也从未跳出“大干快上”的窠臼。当下的对标风潮也是如此,仍是以政府规划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存在运动式的、机械式的对标设定。

最为普遍的误区是,误以为对标学习就是跟着目标搞造城运动,试图通过建筑物的“克隆”与硬件设施的模仿,实现城市的比学赶超。

典型的例子有摩天大楼崇拜。尽管超高建筑面临造价、管理维护、防风防震等众多挑战,但我国不少地方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情不减,甚至像义乌、华西村等县级市和村镇,也建起了超过300米的高楼。

▲华西村。图/图虫创意

然而,某些毫无章法的“拔高”反而会破坏城市景观,甚至加大城市负荷。没有相应的产业和人口基数做后盾,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与生活方式的模仿,无异于画饼充饥。即便能逃出外在模仿的陷阱,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容易让城市将对标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政策、路线、战略的复制粘贴。

例如,随着直播卖货新经济模式的兴起,广州、杭州等多地都提出要打造“电商直播之都”。然而,“电商直播之都”的背后离不开丰富、低价的商品供应,如“网红直播第一村”义乌市北下朱村,汇聚了5000多名短视频从业者,平均每天送出的订单在60万件左右,其背后依托的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8万多个商铺。

对于同样雄心勃勃要打造直播之都的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来说,即便积极打造直播基地、直播电商服务机构等,没有丰富的供应链为依托,商品拿不到最低价,就没有竞争力,“筑了巢也难引来凤”。

更有甚者,不顾自然规律和城市现实条件,“拍脑袋”决策、上马工程,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如被陕西7部门联合通知批评的“秦东水乡”项目。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易干旱的农业市,平时连道路绿化都缺乏资金,却要大手笔打造生态水乡,而所造的景观水系,一部分水源需要通过抽取地下水或调用水库水源、农业灌溉用水等进行补给,这与当地农作物缺水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如此严重脱离实际的“生态建设”,“魄力”之大实属罕见。

显然,外在的形能够模仿、学习,而内在的魂却难以创造,盲目对标的结果很可能是城市“失魂落魄”。更何况,用目标明确、规划长远的方式去完成发展战略,属于一种典型的目标导向方式,其背后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假设,以为人们完全可以控制、动员和操纵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

“旧船票”还能否登上“新客船”

城市发展从无具有普适性的标准模板。

一方面,二三线城市对标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瞄准全球城市之时,殊不知,某些曾经的世界顶级城市已把世界“带歪”。广州曾在21世纪初提出对标美国底特律,当时正是汽车工业的巅峰时代。然而,随着美国的工业化之路逐渐向以金融为主的服务型经济转型,底特律、匹兹堡这些城市也沦为铁锈地带。

▲美国底特律市中心。图/图虫创意

如今,这种空心化趋势仍未停歇,特别是一些激进的城市政府,如西雅图和纽约,正在通过增加税收与强化监管,把新企业推出市场。沿此路径发展,无疑只会重蹈城市空心化的覆辙。

另一方面,过去的经验无法延续到未来,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经典路径已不适用于未来的城市发展。互联网将全世界“一网打尽”,商品交换、信息交流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城市的聚集效应削弱,规模至上的竞争法则已失去前提。

硅谷能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之外异军突起,就是打破了规模与体量的窠臼,通过互联网的连接性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集聚限制。更何况,当新经济逐渐替代工业经济,城市的衡量标准除了有形的物质,还包括无形的精神和体验,“旧船票”已无法登上体验经济时代的城市“新客船”。

更为重要的是,确定的目标无法应对不确定的城市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城市发展中,许多无法预见的问题会随时涌现出来,城市所面临的风险已经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指数放大,风险链条的传导机制也越来越难预测,早已不是目标导向的城市发展方式所能应对的。

回归第一性原则

由上可见,城市对标发展背后的这种目标导向的“计划”思维,正面临方方面面的掣肘。事实上,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本就是在各种力量组合推动下的复杂过程,外在变量越是扑朔迷离,越要穿透混沌的表象,回归事物本质去探索其间的真实联系。也就是说,城市发展应回归第一性原则,不是目标导向,也不是外在价值取向,而是以自身为依据和尺度。

第一性原则其实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个哲学术语:“每个系统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不能被违背或删除。”只有回归城市本质去思考最基础的要素,从城市最本源出发寻求突破口,才能最快速、直接地寻找到答案,避免让城市沦为规划的“提线木偶”。

第一性原则既可以是自然的温情和生机——如在日本的濑户川,三四十年前,市民们在沟渠中放生了3000多条鲤鱼,为了让这些美丽的生灵拥有清澈的生活环境,保护水质成为市民义不容辞的集体责任,经过全民参与的清理河床活动,原本污浊难闻的下水沟渠,已经变成了清澈美丽的景观,成为这座城市的独特招牌;

也可以是传统的韵味和风情——如在京都,传统的町屋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和保护,当地人让大自然进入宅第之中,庭石、植栽、青苔、回廊、雨水、微风构成家居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深植于民间对传统空间的认识和喜爱,成为京都传统延续最大的力量;

还可以是历史烙印与新时代气息相糅合的以人为本的改造和重建——如在德国,柏林墙倒塌后,波茨坦广场这个原本荒芜破败的大工地,经过戴姆勒-奔驰公司、索尼公司以及阿西亚-布朗-波威利公司和特伦诺公司的共同改造之后,重新变得生动有趣,那里甚至还曾请舞蹈大师替起重机编了一支芭蕾舞。如今,波茨坦广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柏林中心,广场商务区创造的经济收入占柏林市的74%,其中57%来自新兴的创新型企业,23%来自旅游创收。

总之,正如美国城市规划“教母”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所言,城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催生和协调多种功用来满足不同人的多样而复杂的需求。

只有告别运动式的造城热、对标热,立足于城市自身,回归城市服务于人而非服务于城市,城市才会有创造力和人文气息,才有人为其前赴后继,谱写伟大的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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