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一周年,有些事情我们没打算忘记。

我要WhatYouNeed 2021-01-24 22:01


写在前面


一年了,你还记得吗?

 

一年前那个女生痛哭着一遍一遍喊「妈妈、妈妈」的医院门口,现在几个年轻人脱下口罩在那里抽烟,太阳照在地上。

 

一年前那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如今一群学生放学从它的旧址旁边路过,紧挨着的小区门口,保安在给出入的人们查检健康码。

 

过去一周,我们一直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之间行走,去看过去只在新闻上看过的地方,去和遇到的人聊天。

 

有曾经当过志愿者的人告诉我,不再是志愿者后,他们经历着从未有过的迷茫和落差;

 

有出租车司机,想要好好学习 ECMO 的读法,只为了在酒桌上和朋友吹牛逼;

 

有年轻人笑笑口,淡淡地说出一句「我家一层四户人,现在只剩我一户人了」。

 

今天的文章记录了我们此行遇见的 8 副面孔。

 

在这篇 8116 个字的文章里,我们想邀请你一起,走近他们,走进这座从苦难里脱身而出的城市。

 

一起穿过时间堆叠起来看似「一切恢复正常」的外壳,拨开符号化、浪漫化的话语和想象,去具体地感受那些正渐渐被淡忘、被消解、被改变的个人命运与历史。

 


 
 

假如时间回到两年前,2019 年正在经营着民宿生意的阿童,一定不会想到今天自己是以独立导演的身份示人的。
 
这位碰面时正大口大口吃着热干面的年轻人,命运的进程就在武汉封城、自己决定去做一名志愿者那刻开始转向,并且加速。
 
疫情期间,作为志愿者,阿童负责为医院调度急需的物资。开车跨省运送、搬运、与医院负责人核对数量,全程都必须由他完成。
 
第一次走进医院内走廊时的感受,让阿童印象深刻。
 
大概二三十个人坐在走道的两旁,他们面无表情,不言不语。空间死寂而无尽头,「他们真的好像就是在等死一样」,阿童说。
 
物资落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医生才走出来,告诉阿童这是医院收到的第一批防护服,「他看起来都快要跪在我面前了,一直说谢谢、谢谢。」
 
阿童很感动,但这是一份只有他能感受到的感动。
 
他直觉应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都拍下来,因为,这将会是一些很宝贵的历史记忆。


阿童与另一位志愿者一起运送防化服
 

一个又一个视频上传到网上以后,他很快收到了诸多媒体发来的私信,有的想要获得他视频的版权,有的想要和他合作拍新的纪录片。
 
就此,阿童从一个单纯的志愿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这场历史的一个记录者,他开始看见这场灾难里许多更为具体的人生。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剃了光头的女孩。
 
当时很多媒体报道这个女孩,把她渲染成一个舍弃自己的美丽去为国奉献的女中豪杰。但阿童在我们面前,给这个高大的想像泼了一盆冷水。
 
「那些媒体都没有真的和这个女孩聊过,我就和她真的聊过。她是个 00 后,一直都很想尝试剃光头,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洗头又确实麻烦,所以她就觉得,欸剃了也很酷。就这样而已。她才刚毕业,哪有什么远大的家国情怀。
 
很多医生和我说,我们这是工作,我们必须在。但你不一样,你应该赶紧走。我要是你,我也走。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没有感动的就说得很感动,其实人在没有很勇敢的时候,是可以不勇敢的。」
 
能够经历这些,并且因为志愿者的这个身份让自己走上了一条自己更喜欢的路,阿童觉得自己真是个幸运儿。
 
相比之下,阿童接触到很多别的志愿者,在结束志愿者生涯以后,生活反而变得更难过了。
 
他见过一位刚刚退伍的军人。这位军人和他说,自己在刚退伍的时候特别伤心,完全无法适应这个社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但碰上了封城,这位军人去当了志愿者,那种被需要、被感恩的感觉,让自己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然而疫情缓解后,没有人再关心自己身为志愿者的故事了。那种不被需要的感觉卷土重来。这位军人终于要真正地面对现实生活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从英雄回归为普通人,他被这种落差感紧紧扼住。
 
「疫情期间,志愿者是救世主、是上帝,每天都活得特别有激情。但真的结束以后,一切变得平淡了,人们重新面对琐碎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吃喝拉撒,要面对一些之前暂时被搁置了的现实。有人和你吵架、有人催你还债,甚至,回头一看自己公司都要倒闭了。
 
就像一个舞台上的明星,聚光灯再也不会为你开了。这个落差是很难受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阿童曾经创业的公司,也在疫情期间遭遇了重创。
 
还没有人去为失落的志愿者们发声,阿童希望我们可以未来对这个群体进行一个更深入的报导。
 
我说我会尽力。
 



之所以用「Chen」,是因为阿姨说自己的姓氏念 Chen,但她形容的那个字,输入法里愣是没找着。
 
Chen 阿姨一直一个人住,好多好多年了。每年年夜饭也一个人吃。她是一名环卫工人,扫金银潭医院外的街。
 
阿姨在这里扫了好几年了。即使是疫情最严重、金银潭医院成为最集中接收病患的地方时,阿姨也日复一日地、平静地扫着这条街。「没有区别啊,那时候就和现在这样,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后来,阿姨被单位派到了附近一家方舱医院搞卫生,每天有 100 块的工钱。疫情结束后,政府补贴了 401 块。分发的一日三餐也还不错,这些都让阿姨感到满意。
 
而且,还有一群人可以一起聊聊天。
 
阿姨虽然是武汉人,但一直自己生活、自己工作,她好久没有一群人一起聊天了。在方舱医院里,五湖四海赶来的医生、全市各地聚在一起的环卫工同行们,大家都天天在一起。后来武汉解封、方舱关闭,大家回到各自的地方,只用着一台老式按键手机的 Chen 阿姨,自然也和他们没有了联系。
 
「欸,还是怀念的,很多人嘛。」
 
问到疫情对自己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阿姨说没有,但她至今依然带着两层口罩。「这样带一年了,早就习惯了。里面的两天换一个,外面的一天换一个。」
 
阿姨摘下口罩来数给我们看。被口罩遮挡的下半脸,已经明显要比没有口罩遮挡的上半脸白了。
 
 
 

百步亭是武汉市的一个老牌社区。问过几个武汉人,那里最出名的就是他们建设得非常好的社区文化。
 
万家宴是这个社区文化的标志。而今年,万家宴已经决定停办。
 
我们来到百步亭的其中一个小区「百步龙庭」的花园里,有一群老人家正坐在长椅上晒太阳。
 
有一位老奶奶被其他老人家包围着坐在中间 —— 阳光最好的位置。见我们上前和这位老奶奶打招呼,其他老人家连声介绍:「她好厉害,她已经 94 啦。」
 
94岁的孙婆婆每年最期待的,自然就是除夕夜一家团圆。她一家二十几口人,年年都在除夕夜团聚。
 
去年她原本已经张罗好在外面吃一桌 14 样饭菜,可惜突然爆发的疫情让这顿团年饭无法成行。
 
又不巧的是,偏偏在年前,她被汽车刮倒,胳膊与腿部都受了些伤,无法经常走动。
 
封城的时候,多数时间都一个人躺在房内,社区的志愿者们会送食物上门。
 
对于这些,她却都看得好淡:「我 1926 年生,什么事情没看过,这一点都不影响我。」
 
1926 年,是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的那年。我们一起算算,到 1949 年,孙婆婆 23 岁,与我们年纪相仿。
 
二十多岁的我们正经历着因新冠而完全改变的日常,而彼时,她所见证的,是抗日、内战以后,新中国在伤痕累累的土地之上成立。
 
这么想,存在于孙婆婆至今 94 分之一生命旅途里的这个新冠疫情,似乎确实难言是什么大事。



 
在这群老人家聚集的角落旁边,还有一位独自沉默地坐在一边的老奶奶。她姓李,今年 72 岁。
 
她是在退休后搬来百步亭社区的。如今一个人住在一百三十多平方的空间里,女儿偶尔会来探望。
 
但她自己不会觉得寂寞。二月封城的时候,她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听电台里讲西方历史,各国政事如数家珍。
 
以前最要好的朋友,是一位能聊得来的老大爷,他们本是同一个单位退休的同事。那位朋友,在疫情期间,突发了心肌梗塞。城里交通阻塞,医院一床难求。「就这么去了嘛。」
 
李奶奶没有显得过于哀伤。眼神望向一旁,告诉我自己不打算认识新的人了。
 
「住着的人来来往往,不像以前那样。」
 
她觉得每天一个人散步、晒太阳,也挺好。
 
她最骄傲的是,自己的侄子,是皮肤科的博士生,疫情期间带着整个科室在前线救助,无人感染。
 
(孙婆婆、李奶奶均为拟名)
 



在 1 月 23 日清晨 10 点封城前 15 分钟,圆子一家五口终于摆脱了滞缓拥堵的车辆,一路驶出武汉,开往广西。
 
圆子没有意识到,有一层伤口,从汽车发动的那一刻起,就正在撕裂了。
 
遭遇了多番拒绝入住后,圆子一家最终在广西黄姚古镇的景区落脚,电话里店家勉强愿意收留一天。
 
拎着行李箱,踩在石子路上,周围风景大好,五个人却互不言语。圆子随手拍了张风景照,但没过多久就删掉了——这张存在相册里的照片像是时刻提醒着,自己是这座城市的逃兵。
 
出发前父母大吵了一架。妈妈是学校老师,觉得学校会需要自己。父亲担心的是,疫情大范围爆发,在武汉会一床难求。他七点多就收拾好了行李,然后催一家人起床。
 
「都这时候了,还在这里说集体需要你?自己不管了吗。不走就离婚。」父亲帮母亲打包了行李,圆子夹在父母中间,保持沉默。
 
在广西,舅姥爷和舅姥姥外出去小商铺买些东西,圆子反复强调,「你们一定要带好口罩。买东西的时候,不要乱摸,拿起来就买,买完就回来。少跟别人说话。」
 
夜里吹了风,圆子有些咳嗽。越咳嗽越紧张,圆子把房间门锁住了。脑海里止不住地想象——微博热搜上会写着「武汉一家五口 千里赴广西投毒」,担心自己的行程,甚至前一天和男友外出的细节也会被扒出来,她开始想,那些证件细节、自己的经历,全部被上载至互联网 。而学校里的朋友们都开始冷落她。
 
「我担心的是,网络暴力会将人简化,由一个生动的人变成一个标签、一个符号。而新的人,不会去了解真正的你,他们拒绝去知道我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只能是一个符号了,一个逃跑者或者一个投毒的人。」
 
圆子极度惊恐这种「被消失」的感觉。面对身边的人,多数人是有「容错度」的,可在网上,有任何的不堪,都会被拿出来当作靶子。
 
她想起此前做过的一个梦 —— 自己不记得做了什么事情,周围就有了各种传言。谣言在校园里、互联网上飘散,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刺向她。圆子无处可去,疯狂地逃跑,直到一家农户家里。那是唯一与互联网断开的地方。
 
而此刻,他们并不清楚,该逃去哪里。由于住宿一直难有着落,又始终觉得,家才是会带来安全感的那个地方。次日,五人决定返程。



 
车在服务区短暂停留,带着口罩的一家人成了服务区的异客。「鄂」字车牌醒目,令这个车位稀缺的停车场上,出现了紧连着的几个空位。
 
上高速前,父亲决定再加一次油。透过后视镜,圆子见到后车迟迟不肯跟进来,硬生生绕着加油站开了两圈。父亲看笑话般的笑声里,遮掩了一家人的难过。
 
路上落起了大雨。副驾驶前的雨刮器坏掉,雨珠与雾气遮住了圆子的视野。透过侧车窗,昏黄的灯光退去,家家户户都亮着灯,路上却空无一人。
 
返程的车子几乎只有他们一辆。他们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逆行者。而车位的空荡荡,对于一个要过年的城市来说,显得魔幻。
 
「你们要想好,进了这个栏杆,就出不去了。」收费站员工劝了劝他们。
 
圆子自始至终都在纠结着,却没想过遮掩什么。夜里,朋友圈被“守住,城在我在”的消息刷了屏,一种悲壮在蔓延着。圆子却决定,把出逃的原因与细节都写出来。她渴望留下些不一样的声音与真实的思考。
 
好在,回复多是支持她。甚至有刷屏的朋友留言,「能离开就离开吧。」这略有些诡异,那些主动表明壮志的人,竟然也在盼望着离开。
 
唯独,一个关系还不错的男性朋友,他将截图里圆子的信息抹去,却发在有许多公共好友的群里表示指责。圆子对这种行为感到不适——既不算公共层面的讨论,又非私下的交流,就显得有些莫名其妙。
 
圆子退群,删了那个男生。那一刻,她觉得有些心寒,她不再成为一个具体的人,而对方,也由于这件事从自己的朋友圈被抹去了。
 
「我意识到,如果是战争年代,眼前这些你熟悉的同学与朋友,也许会成为你的敌人。」
 
圆子没有感染病毒,没有成为那个风暴中心的人,但她始终察觉到一股未知的引力,又要将自己打散成标签碎片,钉在网络空间,同时又将自己拉去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里。
 
「没有人应该成为牺牲品。」 还好,有一个学弟这样安慰她。
 
武汉通常到了夏天,会遇洪水。2020 年的夏天,她不再觉得那是遥远的灾难了。她问爸爸,自己家的地下车库要不要垫上沙袋。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灾难,她察觉到到它们是可能发生的。
 
「我到现在才意识到,历史不只是存在于历史书里。历史就在我的生命里头。」
 
 
 

武汉刚封城的时候,狗哥就在等解封,他和朋友们约着,要一起去喝酒。只是没想到,这场酒一约就是 76 天。
 
「我是武汉街头文化所滋养的年轻人。」狗哥这样介绍自己。
 
我看见,在他身上没被衣物遮挡的地方,铺满了纹身。饶舌嘻哈、滑板、赛车、涂鸦等等,都成为他话题里的兴奋点。我们这些坐惯了办公室的采访者,像是来取经的。「武漢,朋克之都。」我心想,果不其然。
 
狗哥说,解封当天,路上鲜有行人。
 
唯独狗哥身着白色防化服与军用级别的防毒面具,与三位朋友在街上喝酒。面具不能轻易摘下,他就扭开滤嘴,从中插了一根吸管,这才喝到了啤酒。
 
早在一月中旬,他已嗅到了事态严重,从网上购买了许多防护设备。但热爱潮流文化的他,彼时所想,一是能防止感染,而更重要的是「挺酷的」。
 
久违的生机让狗哥难以忘记。作为纹身店合伙人的他,决定将店铺更名为「武汉解放者街区」。为了铭记,这座城市的封禁与解封,那些珍贵的自由与生机。
 
坐在沙发上,他身体前倾,不时跟着店铺的音乐晃动。被问到疫情是否影响了生活的时候,狗哥笑着跟我们说,「没有没有」。然后抽一口电子烟,嘴里吞云吐雾。
 
已是傍晚,朋友依旧来来往往,随意坐下。这里俨然一个小型亚文化根据地。
 
狗哥露出了左臂,今年新创作的纹身 —— 西班牙语的“种族”一词的花体字。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更新店铺的 Facebook 资讯,但会看到很多人在讲武汉病毒。作为武汉人,我太难过了,感到了某种歧视。但明明我感觉到我周围的人们、我们的种族,反而是格外坚强的。我就把它纹在了身上。”
 
对话进行地格外轻松、愉快。狗哥甚至想过,将自己上背部的纹身填满,或许可以填进去一些符号,像是「wuhan city」、防毒面具、救护车、口罩等等。
 
但是主要负责店铺运营的他,画工还不精湛,就将这一想法暂时搁置了。
 
临末,狗哥讲起了自己的住处。他们一层楼有四户人家。从封城初到解封后,门外的鞋子、轮椅、羽绒服,都没有再变化过。原本常打开门的邻居,也再也没了消息。整层楼只剩下自己一户人家了。
 
救护车从楼下驶过的时候,狗哥常变得沉默。而对于听者的我们,故事与沉默的浓郁程度,显然都超乎了想象。
 
 


在武汉著名食店「余记精粉世家」门口的塑料椅上过早的时候,我遇到了梁哥。他和我一样,刚吃完一份牛肉拌面。
 
我们对上眼。「走吗!」在他有点彪悍的招呼下,我上了出租车。
 
疫情前,梁哥在重庆做生意。武汉解封以后,他本打算回到重庆重拾旧业。
 
「手不和你握,讲话都先退后五米,那这怎么做生意嘛你说。我的合伙人后来就过来,支支吾吾地说什么现在情况不好啊。
 
那我们这么多年了,我懂嘛!我就说,行你别说了,我回武汉了。」
 
七八年前梁哥还没去做生意时,就是开出租车的。现在开的这辆还是以前那辆,去做生意后他把车给了侄子开。从重庆回来,他和侄子商量,两个人合伙开:「就赚赚烟钱过日子嘛。」
 
梁哥不觉得这是自己的日子变差了。相反,他总把「都会好起来的嘛」挂在嘴边。
 
「我还有一个外甥,是某个医院的防疫科主任。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要24 小时在岗,擅自离岗就要被撤职了嘛。他妈妈那个担心啊,天天打电话过来给我就哭。我跟她说有什么好哭的哇,都会好起来的。结果就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嘛。
 
我还有个朋友,我们现在都笑话他,叫他‘雷雄’。什么意思,就是雷神山下来的英雄嘛。最严重的时候,他都上了那个什么 E 什么的,体外肺循环的机器了。还是活下来了嘛。都会好起来的,你说是不是嘛。」
 
粉店离酒店不远,照片来不及拍,很多东西没来得及问,我就到了。
 
下车时,梁哥问我:「小伙子你知不知道那个 E 什么,到底叫什么啊?每次聊都说不清楚,老烦了。」
 
我说:「叫 ECMO。我们加个微信,我发给你。」他说好。
 
我们的聊天页面只有我发去的一张 ECMO 百度百科截图,以及梁哥回复的一个大拇指。
 
如无意外,以后这个页面都只有这两样东西吧。 
 
 


和小武见面的感觉是奇妙的。
 
我在一年前就知道他了。一年前的此刻,在疫情刚刚爆发不久、最为人心惶惶的时候,病情严重却无法入院的小武因为想要求救,开始在微博上写自己的患病感受和心情。
 
通过他的微博,许多像我这样的网友第一次具体地看见新冠病人的状态。也因此,原本只有 1 万粉丝的小武,短短几天时间,微博粉丝涨到了 163 万。微博给了他一个金 V 认证,认证头衔是「武汉武某某」。
 
过去的一年里小武接受了中外许多媒体的采访,包括澎湃新闻、BBC、CNN 等。在反复中他慢慢感到疲倦。今年以来,他拒绝了所有采访邀约,只接受了我们的请求。
 
小武是个普通男孩,他跟我说,他也是很想利用自己的这个知名度,出一个大名的,就街上行人走过都认出自己的那种。但想归想,在更现实的生活行动上,他却一直在隐藏自己,连下巴都不希望被我们拍进照片里。
 
以「新冠患者」而被人认识,这件事让他感到矛盾。
 
这种矛盾是伴随着他过去被嫌弃的一年相生的。在最开始发病时,女朋友帮他在各大业主群里询问大家还知不知道哪个医院还收治病人,「没有一个人真的在帮我找,所有人全部都在说我住在哪,要把我逮出来。」女朋友气得退了业主群,到现在都没有再加进去。
 
小武和邻居原本关系非常好,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但是得病以后,直到现在,近一年时间都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了。「那肯定是当时看到我家门上的封条,知道我的事情了嘛。别人不和我说话,那我肯定也不好意思和他说话了。」
 
有时,小武在电梯间遇见邻居,对方会立在原处不动,等小武进去,再搭另一班电梯。小武也学会了「自动避让」 —— 收到的快递让快递员放在更远一些的寄存柜里,而非放在楼下物业处。因为那里有知情的工作人员。
 
被破坏的不仅是和邻居的关系。在去年六月底,小武生日前两天,他邀请了几个关系最好的同事来参加他的生日派对。大难不死,这次的生日小武想和最喜欢的人们一起过。结果,没有一个同事答应他的邀请。生日当天,他和女朋友两个人在家冷清地庆生,没有蛋糕。
 
这个敏感的巨蟹座男孩,第二天就提交了辞呈。尽管在他患病期间,公司给他免费送营养品、还给他补贴资金,但他难以承受这种压力——在别人窃窃私语的时候,自己就会忧虑对方是否在讨论自己。



 
辞职以后,小武至今没有工作。倒不是不想找,而是不知道怎样隐瞒自己的病情。有一次他进入了一家公司的终面,面试官问他:「你为什么从前一家公司辞职?」
 
小武愣住了。他没有仔细想过如何回答,情急之下说自己是因为不想加班,「这个理由真的太烂了,哈哈。」小武自嘲着说。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烂理由,小武没有收到这家公司的 offer。
 
小武打算,如果到明年还找不到工作,就寻思着利用自己的粉丝量,尝试做一个视频博主。「那时候,大家总不会有歧视了吧。」
 
两个小时的聊天里,小武一直没有直呼新冠的名字,而是称之为「那个」。他依然保持着按电梯要隔着一层纸巾的习惯,在见我之前小心翼翼的和我说:「我前两天降温去打球有点着凉,现在有点咳嗽,你会不会....」还加了一个狗头。
 
最后,他送我们下楼。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想起他说康复以后,他把手机壁纸换成了「平安喜乐」。
 
这个曾经被新冠疯狂撕咬的男孩,最终能够寻得平安,真好。但这些撕咬留下的伤疤,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陪着他隐匿在他面前的万家灯火间。
 
 


最后
 
「真好。」最初看见恢复秩序的武汉时,我心头闪过一丝安抚。
 
在城市里行走与聊天,发觉痛苦的经验时常被讲述者简化。比起讲述,「翻篇」是他们更为紧要的事情。而那些默契、那些闭口不谈与转向一旁的目光,或许就已经代表了什么。
 
在疫情期间陷入焦虑的我,每天都看小武的微博。我看着他患病,看着他呼救,从重症室走出来。如今他坐在我们的身旁,我会长舒一口气,面前的人,是我无法用简单词汇所囊括的。
 
而我们也是第一次经历,在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面对面访问后,却始终不知对面的人的容貌。口罩之下的余恐与防备,是无法被「康复」一词轻易盖过的。我想,个体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远比群体的「清零」更为遥远。
 
这座用黄兴、蔡锷、岳飞等大英雄的名字来为街道命名的城市,或正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但成为一个英雄之前受过的伤,似乎依然潜伏在英雄斗篷遮掩的各个暗处。
 
有时候我会觉得,武汉人们自己都不觉这些伤疤的存在。但在更为暗隐的地方,在伤口愈合的深处,始终有股难以忍受、也无法靠挠一挠就止住的痒。
 
行程的最后,我们按照去年的约定,在肺炎疫情有所缓和、在封城一周年之前,登上了黄鹤楼。
 
从最高处远眺去,始终雾雨蒙蒙,长江隐在城市景色之中。路上的行人,有的在亭子下避雨,有的撑伞前行,车辆在雨水中飞驰。


去年的 1 月 27 日,
我们发布了文章《等肺炎过去了我们黄鹤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