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否奴役了城市?

高山大学 2021-02-23 18:55



高小山说



“人们为了生活而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而留在城市”,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如此描述城市。


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城市发展越来越快。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城市”应运而生。


什么样的城市算得上是智慧城市?有什么特征?我国的智慧城市发展目前处于什么水平?智慧城市未来会是幸福的城市吗?


未来,城市要往哪个方向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沉下心思考。

以下根据刘岱宗老师2020年10月31日在高山大学、GMIC及腾讯公益基金会联合出品的“科学公益直播”的课程整理而成,经老师审核后公开发布。

※全文5020字丨8分钟阅读

※作者丨刘岱宗

※整理丨邱施运

※编辑丨朱珍 


授课老师:刘岱宗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可持续城市部主任,WRI中国办公室传播主任。

刘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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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城市,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诞生了。随着一个又一个技术的发展,城市一次又一次蜕变。上一期“这3000年来,城市都经历了什么?中,我们透过历史滤镜,回顾了对城市发展举足轻重的15项技术,让城市变得更宜居、更智慧。今天,我们进一步探讨智慧城市的现状和未来。


智慧城市的现状:为什么而智慧?

 
今天的智慧城市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中国:城市投资型


谈世界智慧城市,肯定离不开中国。
 
根据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德勤2018年的报告,在全球700多座自我定义的智慧城市中,中国占了500座,欧洲90座,美国才40座。
 
但平心而论,中国智慧城市的标准显得简单而表面。

第一,“大显示屏”的智慧

我们往往着眼于交通、消防、治安等大屏监控中心,仿佛屏幕越大,就越智慧。但随着今天移动互联网的强化,大屏前的中央决策其实意义已经不大,很多决策能在手机上以分散式接触进行。

第二,“大数据收集”的智慧

我们倾向于用各种大脑收集各类数据,仿佛数据越多,就越智慧。但我们却缺乏这些数据的应用机制——这就成了光有脑、没有手的大头娃娃型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运作的哪方面依靠收集的数据定夺,哪方面听凭领导人的智慧决策,需要一个流程和系统。

第三,“404应用”的智慧

众所周知,404代表着保密。就算一座智慧城市能分析、能执行很多事,如果无法向社会开放、让老百姓参与,这样一种不被感知的智慧,意义是存疑的。另外,这样的数据若无法被校验,也难免质量低下,由此,我们提炼数据的能力更是难以提升。

印度:国家愿景型


作为中国身后的追兵,2015年,印度中央政府提出了打造智慧城市的愿景,选取了100个城市作实验田。但相比之下,它资金没那么大,中央集权性低,这愿景无法由中央执行,必须靠真正掌握资源的邦政府推动。

于是,中央政府仅仅负责设定目标、考核体系及定义,提出有关智慧城市的系统化框架;至于具体怎么干,全权交由邦政府及城市政府落实,中央不介入、不干预,连资金也给得少。
 
这其实是通过弱化政府的职能,实际上是强调了市场经济的主导和公众力量的参与及互动;也是借着智慧城市的市场技术革命,去倒逼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一点,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迪拜:技术至上型 vs 维也纳:民生为本型


某位智慧城市专家曾在一个月内,前后考察了两座智慧城市:迪拜及维也纳。

2018年,迪拜在世界政府首脑峰会上,宣布自己要成为世界最智慧的城市的宏愿;随之,它也迅速成立了一个叫智慧迪拜的特殊机构,并任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人工智能部长作为智慧迪拜的领袖。

但是这座智慧城市,并没有考虑市民的真正需求是什么。

比如它在蓝图里将自动驾驶汽车设为了核心的发展方向,但在现实中,正常时段叫个出租车需要等上一个小时,而且没有其他交通模式可以选,街道上甚至没有人行道。

而另一边,维也纳作为欧洲智慧城市的先驱,同样在推动无人驾驶汽车,但着眼点就跟迪拜完全不同。

经过研究,它发现无人驾驶汽车总是在社区中穿梭,导致了本来宁静的街道变得烦躁而危险,衍生不少民生问题,于是对无人驾驶系统的站点、路径做了规划和限定。

另外,它虽然强调无人驾驶汽车的划时代作用,但另一方面,仍积极优化公共交通系统,作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

前者自上而下、后者自下而上的思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拉斯维加斯:囚徒困境型


世界最大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在意识到把城市命运都压在赌博产业上的风险之后,也正往智慧城市转型。于是,它拿出城市核心区里的一块地域当作智慧城市的试点,让智慧产业无需复杂的流程,对自己的产品、技术进行试验,借此拉动整体城市发展的链条。

然而这当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样的措施就算吸引来了科技产业,它们也不会以拉斯维加斯为运营中心,将办公室、资源转移过来,因为这里缺少教育设施、人才基础、福利体系。

这意味着它把城市资源开放了,却不一定能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经济机会。换言之,拉斯维加斯式的智慧城市,本身是另一场赌注——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很多三四线城市正面临的问题。
 
未来,自己居住的城市要往哪个方向走,这问题值得我们沉下心思考。


智慧城市的隐忧:技术沙文主义



这是一张著名的图——一家全天制的健身房建在二楼,而一楼“贴心”地在离大门不到十米处安装了两座手扶梯。但实际上,这些人既然是奔着运动而来,这样的距离完全可以走楼梯,没有手扶梯的需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为了供应技术而创造需求”的案例。
 
智慧城市的意义,在于借助科技让市民的生活变得更安全、便利、精彩——即:技术服务需求。

但从中、美、印、欧的情况可以看到,现阶段智慧城市的一个主要通病,恰恰是被技术反客为主、牵着鼻子走,我称之为技术沙文主义。


技术沙文主义主要体现在:


一、自上而下,从技术精英的角度出发,不了解市民真正的需求,也忽略城市更大的挑战,如环境污染、社会平等和住房安全等难题。


二、高估科技,以为更尖端的城市科技等同于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三、自我标榜,从上帝而非普通市民的视角来看待城市,把城市看作是展示技术和实现理论的实验场,不选择让老城更优更善,而是选择在一张白纸上从零开始建一座新城,堆砌各种能想到的尖端技术。


四、忽略隐私,以了解市民为名,建立庞大的人类行为数据库。



无处不在的上帝视角,总是如同第三方在看一个培养皿或音乐盒里的城市,而非以人的视角、第一人称来观察这个城市


从比尔·盖茨的智慧城市、丰田公司的编织城市、亚马逊的太空城市,我们都可以看见技术沙文主义的痕迹。

城市问题,不总是科技问题。我们需要先提出正确的问题,再去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科技可以辅助我们发掘更新、更好的方案,但科技本身不是解决方案。

一旦我们陷入技术的蛊惑,我们将建立一个外表智慧的城市,但在这些“智慧”底下,却始终积累着负担老百姓的各种不便、不当、不平及不公。


智慧城市的未来:人文驾驭技术


问题在哪里,出路就在哪里。问题的反面,就是出路。

任何城市,都是以人为本——先找到城市本身的需求和愿景;再在这个基础上,跨学科合作,重新审视科技和行政体制、社会文化的关系,将它们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服务城市的需求,从而带来更深层的变革。

这才是科技真正的创造性。

其中的科技,可分作五大要素:数字孪生设计、微型交通系统、智能生活空间、韧性调节体系(面对危机时的调节能力)、城市循环机制(资源安排上的效率及可续性)
 

另外,雅克布斯认为,与其专注于优化城市的物理系统,我们更应该聚焦在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上——不断制造出偶然的互动与交流,让城市成为孵化新可能、新模式(如艺术、音乐、文化、时尚)的摇篮。

而这些互动性,可以朝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一、提升人口的密度;空间越小、人越多,产生互动的机会就越大。

 

二、增加人口的多样性;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国籍、思想的人群,更能碰撞出新的机遇和火花。

 

三、从建筑设计上,引导人群的互动性;公共广场、街景和社区的人性化设计思路,能引导着人们探索城市的魅力,并打开自己彼此交流。

 

四、从体制开放上,促进民众的参与度;给予市民决策的权利,让大家参与到城市的成长和发展里,可以把城市本质分散的个体凝聚起来,让市民拥有归属感。



而硬指标上,我们或许也可以借鉴旧金山RTKL团队前几年的调查分析。他们在过去30年里表现优异的50座北美城市中,发现了城市繁荣背后的一些共同规律。


拥有密集的核心区(每平方公里至少7800人),容积率不少于1。

核心区的边界清晰确定,同时高度错落有致,但一般不超过15层。

主干道的网络设在核心区外,区内则由次干道、生活性街道和支路连结。在这点上,北京CBD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主干道穿过核心区,把东三环分成了东区及西区,这对长远发展来说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核心区适宜步行,规模在1-4英亩之间、长宽比不超过4:1,步行通过的时间保持在5分钟之内。

核心区提供丰富的交通出行方式,同时排序上以步行、自行车、公交车、轨道车为优先。

核心区具备混合功能,支持多种日常活动——其中居住用地至少占25%,而最佳状态是办公、居住和零售商业各占三分之一。

核心区可用土地的开发量不超过50%,同时开敞空间及树冠覆盖面积不低于15%。

核心区内重要的开敞空间,如公园、教育设施,都应位于步行或自行车可达的范围之内。


哪怕时过境迁,一些经验是不变的,因为它们代表着人性,和人性本质交缠在了一起。未来固然充满不确定,但在不确定性中,我们终能找到自己的确定性,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愿景,以及一些通往繁荣的原则规律。



问答精选



Q

人口上,未来中国的一线城市应该增加、维持或是减少?像北上广深这种超级大城市的人口是否存在上限,而这都受到了什么因素的制约?


刘岱宗:这是一个挺好、但也很大的问题,有点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
 
城市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农村的重复建设多、资源效率差,人们自然而然地汇聚到一起。不管是中国、印度、埃及等古文明,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城市,这证明了城市是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诉求。

在城市资源的高效率下,人们的幸福度会增加。据统计,在人口达到1000万以前,城市的幸福度增长都是正态的,效益大于弊端;过了1000万,效益增加曲线开始放缓,而弊端开始加快,像是交通、医疗、教育、环境等问题。随着人越来越密集,弊端会超过效益。

然而,这曲线同时又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人们的生活方式、技术水平、社会体制,所以它很难明确表明问题本质是什么、人口上限在哪里。举个简单的例子,3000万人口可以宜居如东京,也可能窘迫如墨西哥、巴西。

所以,现实中城市是否达到了人口上限,更多还是取决于政府的管理能力、人民的教育水平,而不是绝对人口。


Q

请问您怎么看待北京的智慧化水平或特点?中国二三四线的城市,在智慧城市的布局上有什么不同的痛点,以及相关的解决方案吗?


刘岱宗:就像我们所强调的,一定要先理解城市的需求、目标、愿景,然后回过头来才能评价和判断北京在执行上成功与否。追求的价值观不一样,评判的方法、维度大相径庭,得出的答案也迥然不同。整体上,只要当地人觉得活得舒适、感到宜居,那或许就是一个智慧化城市的标志。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区别开“智慧”和“智能”。智能是形容技术的,而智慧是更广泛的概念,不跟技术绑定——有时候抛弃技术反而更智慧。智慧,还是要回到人本身。现在人们对智慧城市的认知,实际上更偏向智能。


Q

智慧城市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让以老人为代表的不敏于科技的群体不掉队而真正受益;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岱宗:智慧城市,应该是全市民共享的智慧城市。在城市规划中,你需要把城市里的各个群体,包括各年龄层都考虑进去,让老年人、孕妇、残疾人士等等都能参与进来。


这也意味着在城市规划与决策过程里,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的发言和反馈机制,让这些群体去充分表达他们体验的感受和想法。


Q

在智慧城市的愿景规划里,数据收集是几乎所有解决方案的底层基础;但与此而来,不可避免的是人们对隐私、对监控的担忧。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我们想避免被智慧城市追踪,就只有离开城市。您是如何看待智慧城市的隐私问题及解决方案?


刘岱宗:这是问到根本上了。这个问题其实不在于什么云技术、大数据技术,而是在于它背后的决策体系:是否盲目地收集数据,同时又打算怎么使用它、管理它。


这点,我们可以通过政策管理体系降低它的隐患,像是欧洲就最先出台了数据隐私条款,意识到人民隐私保护的重要,去制约城市管理者、技术公司。人脸识别、滴滴、BAT等数据泄露问题是存在的,而问题一旦出现,再想堵它就异常困难,所以数据系统跟决策体系必须平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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