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先生辩一诬

史料搬运工 2021-02-24 12:25

今天是胡适先生去世59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前些年,有人撰文爆料称:“从台湾解密的档案,就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可以查实,1951-1955年期间,蒋介石先后秘密给了胡适9次钱,“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万美金。”作者据此分析称:“胡适不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①


这种指控可谓严厉。其所涉关键有二:


(1)胡适有没有拿蒋介石的钱?

(2)胡适有没有丧失独立人格,沦为“御用文人”“雇佣打手”?


试分别言之。


一、赠金确实存在


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 中,确有一组蒋介石与俞国华1950年代的来往电报,涉及到对胡适的秘密资助,共九次,每次金额五千美元。电报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笔。1951年5月15日——“俞国华同志: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适之、陈立夫各位美金各五千元。中正。十五日。”

第二笔。1951年12月11日——“俞国华同志:本月十七日为胡适之先生六十诞辰,请予[与]宏涛同志代往祝贺,并送其美金五千元为盼。中正。”

第三笔。1952年6月19日——“俞国华同志:请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代送为盼。中正。”

第四笔。1953年2月5日——“俞国华同志:即送胡适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

第五笔。1953年7月17日——“俞国华同志:代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又托谭伯羽先代汇德友鹰屋君叁千元为盼。中正。”

第六笔。1954年5月1日——“俞国华同志:请发胡适与于斌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中正。”

第七笔。1954年9月3日——“俞国华同志:请即送胡适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

第八笔。1954年12月6日——“华盛顿。密。俞国华同志:本月中旬或须拨用美金叁拾万元,望先筹备,届时候电拨付即可也。又胡适之、陈立夫二位各五千元,顾大使一万元,吾弟三千元,待年终如数分送为盼。中。”1954年12月14日——“华盛顿。密。俞国华同志:除前数之外,须另备贰拾叁万元,一并凭函于本月下旬候领可也。胡适之先生款仍照送为宜。中。”

第九笔。1955年5月11日——“俞国华同志:本月底发胡适之、陈立夫二君美金各五千元可也。中正。”1955年5月16日——“台北。密。总统鉴:真电敬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又,职拟于本月廿七日离美返国,行前钧座有无指示,乞电示。职俞国华叩。” ②

亦即,蒋介石确曾多次向胡适馈赠美金。至于胡适是否接受了这些馈赠,蒋介石、胡适与作为中间人的俞国华,均未留下明确材料,只能依赖推测。如近代史学者陈红民教授的结论是:“全部电报读毕,笔者断定胡适是肯定领受了的。因为蒋介石不会在一连碰壁后,还数年一如既往地奉送。而且在经办此事的俞国华回复蒋介石的电报中,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一句。‘照发’一词,应是‘照前例分发’之意。”③

台湾学者任育德,也依常理推断认为:“胡适当时难以拒绝蒋介石的私谊往来及金钱馈赠。毕竟胡适夫妇年纪渐长,胡又有心脏病,不堪劳巨。他们靠有限储蓄与少许养老金维生,……(胡适)不轻易向外界告白财务,只在1956年对赵元任说出真心话:‘ 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但生活所逼,对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藉名目所予赠金也不得不收。” ④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则认为:“我们不确定胡适是否全数接纳蒋的礼金”,“(去台后)蒋介石可能以此名义(“总统府资政”)在经济上资助胡适”。⑤

二、为何要“赠金”?

笔者也倾向于认为胡适至少接纳了蒋介石赠送的部分礼金。

理由如下:

第一。1951-1955年期间,胡适在美国,就收入与支出而言,确实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只有1950年7月-1952年6月,有正式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年薪5200美元。按胡适自己的详细计算,每年生活费至少需要6600美元。胡适还患有心脏病,医疗费用也是个沉重负担。⑥据曾在胡适身边工作的杨树人回忆,1949年赴美前夕,胡适曾对他感叹,“我在美国,两人(胡适与太太)要用×百元……我的一点小储蓄都用完了”。若无外界资助,胡适恐难弥补上述亏空。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理由——胡适赴美,实是应蒋介石的要求。蒋、胡在大陆最后一次晤面时,蒋明确要胡适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我止要你出去看看。”胡适抵美后,蒋随即致电,希望其利用在野身份与个人声望,“协助少川大使(顾维钧)”,向美国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1952年8月,胡适的图书馆工作合约期满,英国牛津大学有意聘请其为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胡本已回信表示接受,但考虑到来美始末,又转请叶公超、王世杰等与蒋商量,蒋表示不妥,胡遂婉拒了牛津的邀约。此后直至1958年回台,胡适始终没有正式的工作。

换言之,胡适在美流亡,其本质,乃是为蒋介石主持下的台湾当局充当不是“大使”的“大使”,其生活困境亦由此而来。于情于理,蒋介石都应该对其进行资助;于情于理,胡适也都可以坦然接受。惟此种内因,不便对外公开——否则便损害了胡适的“在野身份”,不利于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无论胡、蒋,生前皆未公开这项资助。⑦

1955年,俞国华自美返台任职,档案中便再也难寻向胡适赠款的电报。不过,资助可能还在继续,只不过蒋介石已不再通过电报指示俞国华办理。如1957年3月31日,蒋致电“驻美大使”董显光,询问“胡适之先生出院后体力已复元否?……其医院经费想已代付,其数几何?盼示。”⑧

1958年,胡适返回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以在野身份在美国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的工作正式结束,胡适遂不再接受来自蒋的资助。回台前,胡适致信史语所所长李济,希望由自己出钱,在南港借一块地,造一所小房子,以便就近利用史语所的藏书从事研究工作。李济接信后,向“中研院”做了报告,旋即被蒋介石获悉。蒋下令拨地盖房赠与胡适,经费从蒋的稿费中开支。胡适闻知后,再次致信李济,表示:“我为造房子的事,深感不安,现在更感不安。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1)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2)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自己出钱建筑。”同时汇寄2500美元作为建房款,并说:“如有不敷,乞即示知。”⑨最终,南港的住宅在胡适的坚持之下,被划归为“中研院”的“公家宿舍”。胡适在院长任上去世后,其夫人即自房子中搬出。稍后,“中研院”将该住宅改造成了“胡适纪念馆”。

胡适身后遗产不多。南港的住宅财物,经清理仅得余款135美元。惟友人高宗武在美国替胡适经营股票,经清算后,尚有本利合现金共七千余美元。⑩

简言之:(1)胡适在美期间确曾接受过蒋介石的资助;(2)胡适赴美,系从事一种不在编制内的“特殊公职”,蒋有义务保证胡的基本生活无虞,胡亦可坦然接受蒋的增款;(3)胡适遵循内心的道德律,结束“特殊公职”返台后,即不再接受来自蒋的赠款。

三、胡适与蒋介石的真实关系

接受蒋的赠款,以在野身份向美国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是否等同于胡成了蒋的“御用文人”和“雇佣打手”?

答案是否定的。一者,胡适滞留美国为台湾当局寻求“精神与道义之声援”,与其本人既往的政治立场一致,不存在被收买被雇佣而作违心之语这种问题。二者,此时的蒋,也尊重胡适的人格,在赠款时以满足胡适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为限,且一度将胡适视为自己“不易得之诤友”。

蒋胡关系始于1920年代。“九一八”事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事变之前,胡多次公开撰文,批评蒋及南京政府“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和财产”。事变之后,胡仍反对“一D训政”,但为抗日救亡计,对南京政府已转取拥护态度,曾公开表示:

“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


对于蒋介石个人,胡适也改采规劝立场,望其跳出D派利益,不要做一D领袖,而要做一国领袖,并公开撰文寓劝于褒:“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⑪

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应蒋介石之邀,打破了自己不入政界的旧誓,出任驻美大使,致力于推动美国对华援助和对日作战。上任伊始,胡曾对路透社记者公开解释:“蒋委员长命予为驻美大使,此为吾生之一转捩。……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业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抵御日军侵略)。”⑫不过,在具体的对美政策上,胡蒋之间,仍存在许多分歧,也闹出过一些不愉快。

抗战胜利后,胡适成了多方政治势力争夺的目标。胡有心以在野身份发挥能量,故一再拒绝蒋的邀请,不愿进入国民政府任职。但当时代演变至必须站队的地步时,他的立场仍倾向于国民政府,曾表示在“最危难的时间”要与蒋“站在一起”。蒋亦在日记中感慨称:胡适乃“殊不易得之诤友也”。⑬

滞留美国为台湾当局寻求“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期间,胡适的这种“诤友”本色未曾稍改。他对台湾当局的批评、对蒋的逆耳之言,仍相当尖锐。譬如,1951年5月15日,蒋命俞国华向胡赠款五千美金。5月31日,胡却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劝蒋“提倡实行多D的MZXZ”,建议“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并希望“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信中还检讨了蒋在大陆时期的施政,批评蒋“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正是其丢败退台湾的关键因素,希望蒋能站出来公开“罪己”,这些“罪己的话不能只说给国民党人听,而是要说给全部的中国人听。读到这样的来信,蒋自然是不高兴的,故回信中对这些建议不置一词。⑭

同年6月份,台湾某杂志刊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抨击金融管制弊端,引发当局强烈反应,欲严惩刊物相关人员。后经多方疏通,以杂志再刊登一篇赞誉当局政策的文章《再论经济管制措施》了事。胡适在美,读到前后两篇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异常愤怒,随即致信抗议,刊于该杂志。信中写道:该杂志既然“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人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胡的抗议,让当局颇为恼怒。⑮

1952年末,胡适短暂返台讲学,期间与蒋介石有数次谈话。据胡日记,1953年1月16日:“蒋公约我吃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并说蒋以“总统”名义,“屡次加刑”,是违法的。⑯

蒋日记中,也记载了此事,与胡日记的叙述大体吻合:“[昨]晚课后,约胡适之先生单独聚餐,谈话二小时余。对余个人颇有益也。甲、汪裕泰外汇套汇冤枉案。乙、总统只有减刑权,而无加刑权,不可滥用其权之意。丙、保安司令部与特务人员之作威,令人不敢言。丁、教育界待遇太微薄。戊、效忠总统之标语,不应有。惟此余答其今日国家未恢复,一般官兵对效忠国家标语不能深入,而且事实上今日国家仍须由总统领导来恢复,过去总统下野,国家沦亡之教训,不能不深切注重,故余对此标语未予阻止也。其他皆为金石之言,余甚感动,认其为余平生之铮[诤]友也。”⑰

由这些尖锐的逆耳之言,不难窥见胡适的那熠熠生辉的独立人格。

蒋胡之间的这种“诤友”关系,结束于1958年胡返台担任“中研院”院长之后。终结的导火索,是蒋亲自出席胡的就职典礼,发表精心准备的贺词时,却被胡当场“纠正”,大失颜面。事后,蒋在日记中愤然写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⑱


蒋以“不久于人世”之词,加诸于胡适身上,可见此次冲突,对其刺激之深。此事之后,蒋、胡友谊宣告崩裂。在蒋日记中,胡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了“不送钱就反腔”、“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的卑劣小人。⑲显然,这些愤慨之词,并不能反映蒋、胡二人1951~1955年间的真实关系,亦非对胡适人格的中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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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胡适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环球时报-犀客,2015年02月26日。
②③转引自:陈红民,《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胡适关系补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原件藏台北“国史馆”。
④任育德, 《胡适晚年与蒋介石的互动(1948-1962)》, “国史馆”馆刊2011年12月,第三十期。
⑤黄克武,《胡适、蒋介石与1950年代“反共抗俄论”的形成——1949年后蒋介石与胡适在思想上的一段交涉》,收录于《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2012。
⑥⑦杨金荣,《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三联书店2003,第80页。
⑧转引自:陈红民,《胡适研究的新史料》。
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5-2556页。
⑩夏侯叙五,《胡适与高宗武往来书信》,《江淮文史》2009年第6期。
⑪胡适,《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180号,1935年12月8日;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
⑫香港《申报》“伦敦二十七日电”,1938年9月28日。转引自:高志勇,《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2010,第115页。
⑬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P374。蒋介石日记,1947年3月18日。
⑭《胡适致蒋总统书》,1997年2月27日台湾《联合报》第37版首次刊布。
⑮耿云志,《胡适年谱》,1989,第385页。
⑯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第03页。
⑰蒋介石日记,1953年1月17日。转引自: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下同,不赘。
⑱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蒋当天致词,借大陆批判胡适一事,盛赞胡的品德,且希望“中研院”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攻使命,胡适则回应称“总统夸我的话是错误的”,自己被大陆批判,“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中研院”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何以如此不给蒋台阶?笔者以为,或许与1957年蒋经国发起的规模浩大的对胡适的不点名批判运动有关。
⑲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