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研究中的“开放性”思维与实践

质化研究 2021-02-24 20:30



“以定量思维进行定性研究”是目前社会科学定性研究中最为常见且致命的问题之一。作者批判性地剖析“以定量思维进行定性研究”的常见表现及其症结所在,尔后再正面地论述“开放性”之于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的实践可能与受限条件。

作者:黄盈盈

来源:《学习与探索》 2019年第12期

摘要

“开放性”之于定性研究的意义在于定性研究方法论所强调的整体性认识、深度的意义探究、互为主体的理解与建构以及对充满差异且不乏矛盾冲突与偶然性的生活逻辑的剖析与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解释。它也是定性研究区别于定量研究最为主要的特点之一,其背后触及我们对于社会、生活与人的认识与想象。“开放性”需要既有理论、相关知识、生活经验的积累作为前提与促进因素,也需要有一个被视为有着不同程度与弹性标准的衡量尺度对定性研究的质量产生影响。落到实践层面,从研究问题的提出、具体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选取、资料收集与分析等整个研究过程都需要进行“开放性”的及其限制条件的思考。

关键词

论方法定性研究开放性定量思维研究过程;


笔者在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教学实践中发现,在定性研究方法逐步受到重视的今天,适时的停顿与检视无论于研究还是教学而言都是必要的。在教学与对话过程中,“以定量思维做定性研究”——其主要症状是“缺乏开放性”——正是笔者感受到的非常突出却缺乏集中论述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已有文献中,有关定量与定性这两者的关系(包括争论以及综合)的论述已经相当多,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中量化思维本身的批判(包括大数据批判)也有不少[1][2][3];但是对于“定性研究中的量化思维”的问题,学界仍缺乏足够的警惕与检视。笔者就从这里入手,批判性地剖析“以定量思维进行定性研究”的常见表现及其症结所在,尔后再正面地论述“开放性”之于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的实践可能与受限条件。换言之,本文无意于直接与“定量调查”研究对话,而是面向对“定性研究方法”感兴趣的学界同仁。

 

笔者以“开放性”为切入点来理解定性研究以及批判量化思维的影响,在整体上延续介乎偏向理论及认识论的方法论与具体方法之间的“论方法”以及对于研究者及更多或显或隐的社会角色参与其中的“研究过程的研究”之脉络。即把方法作为研究的对象,力图在实践基础上做到切身且切实的、基于“术”(而非羞于谈“术”,甚至走向神秘主义或者在“后现代真相质疑”的借口之下无视经验研究)而超越“术”(也绝非固守方圆与规矩的方法技术主义)的方法学探讨。秉持这种方法认识与态度,笔者希望借“开放性”的讨论丰富中文情境与语境中的方法学研究,1也在实践层面促进定性研究的质量以及定性研究方法的相关教学。

 

“以定量思维做定性研究”之批判


据笔者的有限观察,除了人类学领域之外,“以定量思维进行定性研究”是目前社会科学定性研究中最为常见且致命的问题之一。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2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但是相当一部分依然停留在形式或者名义上,从整个研究的思考方式到实际操作过程、包括评价都深受定量思维的制约(不仅仅表现在已广受批评但是依然甚为常见的追求量上的“代表性”与面上的“推论性”)3“定量思维”自有一套系统且发展成熟的认识论、方法论与相关的具体技术,落到研究方法的层次主要就是“定量调查”,但是它比“定量调查”显然更为宽泛与抽象,甚至也不局限在研究范畴,是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各类评估体系所秉持且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习惯于“定量思维”,或者说深受“定量思维”的影响,也并不等同于一定懂得如何做好定量调查。这是细述之前,需要加以说明的两点。不管哪个层次,“定量”作为目前的社会科学界乃至更广的社会层面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有关的文献与论述已有不少,不再赘述。下面仅就笔者在教学与交流过程中观察到的“用定量思维做定性研究”的常见表现方式4做一简要概括与分析,以此引出后文更为积极的“开放性”论述。

 

首先,“以定量思维做定性研究”体现在对于“实证”的强调以及研究中所蕴含的假设检验式的结构化思路上。

 

在定性研究的文章之中(包括在一些方法课程以及学生论文答辩提问之中),“实证”这一概念经常出现,而对于定性研究“科学性”的质疑也并不鲜见。这里必然触及我们对于“实证”“科学性”的认识与理解。这两个核心的方法论概念都有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在社会科学界也不乏更为复杂的论述与批判性分析[1]5暂且不加细分地从一个方法实操的角度来说,“实证主义”“科学性”相对于哲学思辨的、价值判断的、道德评论的、社会议论型的研究,就其对于经验材料的重视而言,同样适用于定性研究。但是,在尊重经验世界与实地研究的前提下,“实证主义”这一方法论所沿循的自然科学路线与其所强调的(绝对)客观性、可测量、可重复、可控性的意涵以及相应的对于“社会”“人”的假设与想象则在根本上区分了定量与定性这两种方法。而“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不管我们是否要在根本上质疑这一学科命名的后缀,至少它已不再是一个想当然的不需要研究与讨论的自明式、前设式问题。可以达成基本共识的是,在经验研究的层面,可以被客观测量的“科学性”并不是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取向,价值、理解、意义以及相应的主观性、主体性、复杂性与可变性等诸多概念在“定性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这是我们认识定量与定性之区别的方法论前提。因此,在定性研究中频频以“实证主义”自居或者以“客观科学性”来质疑定性研究本身即是定量思维的体现。在同意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我们再来从实际操作层面讨论定量思维在“定性研究”中的常见表现。

 

在“实证”思路下定量思维的更为具体的表现是假设检验式的提问。虽然研究问题往往并不是直接表述为“XY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定量调查的最主要目的与最典型语言之一),但是设计思路往往是一脉的。比如,笔者经常在定性研究中看到“X是否影响Y”类的研究提问。这类提问显然连基本的开放性也没有,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这类问题是没法回答的,而控制变量恰是定量调查中的概念,可控性也是定量思维的表现。换言之,这类提问只适合于用定量的方法进行分析与回应。还有一种变相的形式是希望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来考察“X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有哪些”“影响X的根源有哪些”,这种提问更为常见,也貌似更为“开放”。且不论这类提问经常蕴含的更为深层的直线“因果推论”6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在表面看上去是“开放”的——并没有设定Y是什么,而且笔者也认为定性研究需要去思考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与运作机制,但是在实践层面,结合后面的研究设计,尤其是访谈提纲,经常会发现这个“是什么/有哪些”也常常是事先设定好的,比如从社会政策层面、家庭关系层面、个人层面(甚至更为细化的影响因素)入手进行提问,然后在最后的论文写作中“扎根式地总结”出这三个层面对于X的影响。这样的研究设计根本没法做到“扎根”与“开放”,跳不出事先所设定的这三个层次的影响,只不过是进行了一些细节的填充(甚至都没有)。还有的研究甚至在研究问题部分直接提出了包含有明确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研究假设”类字样,然后在最后对其进行回应。

 

不管以上哪一种表现形式,都在强调结构化的特点。这种结构化的设计思路,对于从材料出发来进行理论提炼的定性研究来说都是致命的,还不如好好设计成定量调查。这种思路极大地受限于研究者的认识框架,不可能获取研究者思维框架之外的大千世界中不同人生的丰富经验与认识,而这种框架内的有限认识又反过来加固研究者原有的假设甚至偏见,不断循环与巩固。此类冠名为“定性”的研究所获得的很容易是“已经知道的”“没什么新鲜”的知识,这不仅难以获得新的知识以及对于已有文献与认识的挑战,反过来又会构成关于定性研究“你不说我也知道”的质疑与诟病。

 

这类假设检验式的结构化思路,一方面是不自觉地受到定量思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对于“未知”“不可控”的不安与没把握。即如果没有事先做出足够的设定,担心最终会迷失在大量的材料之中无法提炼与写作,而这恰恰也是定性研究的难点,同时也是其魅力所在。这个担忧也触及我们对于“设计”与“开放”之关系的认识,包括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议题——理论在定性研究中的位置。笔者将在后文加以正面论述。

 

其次,“以定量思维做定性研究”也表现在更为具体的对于科学技术(包括软件)的崇拜以及对于标准化操作的依赖。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近年来有一种越发依赖软件分析技术与标准化操作指南类的方法培训倾向,其细化与“技术化”程度,或者可以称之为对“方法主义”[3]的崇拜令人担忧。诸如NVivo,Atlas.ti等定性数据分析软件在社会科学界的推广与相关培训就是其表现之一。在笔者看来,此类数据分析软件的应用与推广已经不仅仅是出于便捷考虑(从手工操作到计算机编码与管理),而是以提高定性分析的精确度与结构化为宣传目标。尽管,NVivo依然需要研究者对于主题词的设定以及通过阅读文本来进行编码与写备忘录,且相比于SPSS类定量软件,也更加强调定性分析软件在使用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复杂性,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这类“计算机辅助质性研究软件”开始被作为(甚至宣称)更为“科学性”的分析技术越来越受到青睐(尤其是初学者)。类似软件或者相关的分析技术对于某些词汇的“出现频率”的计算以及对于文本过于细致与切割的编码,使得生活的经验材料变得越来越僵化,对于资料的解读也越来越去情景与去语境化而流于文字游戏,在很大程度上过于强调技术性操作而远离、甚至是背叛了“定性研究”的主观性、模糊性与情景化特点以及最终对于生活世界的一种整体性把握。可以说,技术软件的应用使得定性研究的分析看上去具有更强的“科学性”与可控性,可是如前面所言,其所追求的科学性与可控性,包括后期分析与结果呈现的结构化与可视化(甚至是数据化处理与表述),从根本上说就是走错了方向;这类软件名称里面的、仅仅为“辅助”性质以及对于软件背后的方法论原理的讨论与反思被严重忽视。而这整个“定性研究分析软件”日益受到推广与崇拜的背后,则是更为宏观的科技与人脑的竞逐与争议。7

 

除了对于软件技术的崇拜之外,对于访谈室的标准化情境式设定,尤其是某些领域(包括学界及市场调查)对于焦点组讨论室的标配性设定(圆桌、麦克、单向镜、录像设备)也是量化思维的表现之一。这类“标配”凸显了标准化、人为控制的空间设定,违背的正是定性研究对于生活情境的强调与现实世界的“不可控性”,在方法上忽视了对于耳闻目睹、感受、体验等多种方式的重视。此类资料收集过程中的标准化人为设定以及对于研究过程的“可控性”追求,无视的正是研究方法背后的理念以及对于人、群体与社会的复杂化认识,凸显了自然科学的定量思维方式。

 

如果再严格一点,聘用(专业)访谈员来收集资料的做法也是量化思维的表现。对于定性研究来说,研究者需要参与访谈资料的收集,即便是作为一个团队,访谈员也必然是研究团队中的一员,要参加整个研究的讨论之中,而不仅仅是资料收集者,更不是经过标准化培训的调查员,这是在实操层面区别于定量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其背后是对于“访谈结果是研究者与被访者及更多社会角色共同构建的结果”“互为主体性”这类定性认识以及定性研究对于“互动”“现场感”“切身性”“随机应变”“循着新线索而变化”等诸多特点的重视。专业访谈员以及研究者仅仅依赖录音或者已经转录成文的文本进行解读与理解,过度地依赖于“说”(且经常缺乏深度)以及间接性的“语言”,其局限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不可切割的整体研究,现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研究设计/项目申请、访谈、转录、软件分析、报告写作…… 而这种做法借鉴的正是定量调查的常见操作。在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学科专业化的弊病也日益渗透到定性研究之中。这样的做法正日益从原本“无可奈何”的现实条件所限到越来越变得具有“正当化”“想当然化”而缺乏应有的警惕与反思。

 

最后,“定量思维”还蕴含在方法学习的思路与期待之中——希望有明确的、可操作的、能速成的教科书或者方法指南。

 

这一点,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感触颇深——学生期待清晰地列出一步步是怎么操作的。笔者对于“方法课”以及社会上越来越多见的“方法培训”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笔者认为(定性)方法(包括方法论也包括“术”的层面)非常重要,而基于实践的教学与交流也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又深知方法是不可能坐在教室里教出来的,尤其是缺乏操练的短期培训。当看到有那么多学生痴迷于“告诉我具体怎么做”(怎么能够进入田野、怎么能够让人说真话、怎么处理一堆材料、怎么写出报告)的处方式提问,执着于具体的步骤与技巧(以及上课忙着拍PPT的行为),经常觉得无可奈何。笔者不反对方法的讲座与教学,尤其是在定性研究方法在目前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情况下,此类实践是有意义的。但是,笔者反对象牙塔里的思辨与想象、教条式的标准化课程以及这种量化(量化也需要实践与操练,这里指期待标准化操作)的学习思路。即便是掺杂了复杂思考与实践的定性研究方法课,也只能是一种经验分享式教学,以作为辅助手段与点缀。如果不下水学游泳、不花时间与经历来“混”社会、不愿面对复杂与流变、不愿付出情感与将心比心,无法正视现实世界里(包括自己)的纠结与矛盾,而是期待通过标准化课程学会方法技巧,期待用一种短平快的方式就能做好定性研究,期待别人来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办”,那是天方夜谭,也是投机取巧,更是惰性思维。在这种态度之下,方法只能成为一种为某类观点或者目的进行“科学”正名的幌子甚至帮凶。当然,这也已经超出了“量化思维”与研究质量的问题,而触及更为广泛的研究态度与伦理议题,甚至是越发依赖心灵鸡汤与各类指南的生活态度与社会风气。

 

作为小结,定性研究中所有这些自觉不自觉的“量化”表现,或许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或许看上去更加“科学”及有迹可循,或许因为迎合了某些需求而更有市场与追随者,但是其与定性研究的方法论旨趣以及这一方法所蕴含的对于社会、人、日常生活的认识越来越远。这类“定性研究中的定量思维”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检视与警惕,定性研究的特点与优势一定得不到发挥,定性研究的质量也不可能得到保证;而更加糟糕的是,“定性研究方法”也将停留在一种名义上以及可能被利用的工具而偏离学术的志向。道理并不深奥,但是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却是如此常见,这也不得不让笔者怀疑到底我们是缺乏“方法”的知识与训练,还是缺乏这份做研究的耐心与投入,亦或缺乏那些支持学术志向的平台与机制。对于“以定量思维做定性研究”的上述表现的批判,从正面来说,也是希望促进学界对于定性研究之“开放性”的认识与贯彻。

 

定性研究的“开放性”思维及其实践可能


有关定性研究的“开放性”特点,在已有的方法讨论中多多少少已有所触及,只是比较分散。在借鉴以往学者的分析并结合笔者的实践认知,这一部分将对“开放性”进行集中的正面论述,触及对于“开放性”的理解、实践的条件以及在具体研究中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参与观察、访谈法、焦点组讨论)不同的开放程度与改善可能。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开放性”是定性研究最为重要且需要在实践中努力贯彻的特点之一;且“开放性”不是一个“是否具有”的“一刀切”式评价标准,而应被理解为一道有时空限制的弹性光谱,不同的方法在“开放”这一光谱上位于不同的轴点,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

 

()开放的设计理念


要理解定性研究的“开放性”,首先需要辨析其与“研究设计”之间的关系。“研究设计”似乎已是教学与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可是,从本意上讲,设计即是一种限制与边界的划定,多多少少都会与“开放”形成张力。那么,定性研究要如何进行“设计”,在此过程中又要如何思考“开放”?或者,如潘绥铭在《论方法》一书中提出的,要如何理解“开放的设计”[4]232?

 

有学者以“手艺”或“技艺”来形容定性研究中实践与经验的重要性[5][6],而潘绥铭则经常以“谈恋爱”来描绘性研究中相互交往之重要以及结果的不可预测,以出门“游山”来比喻研究设计的“开放性”。“定性调查就像是出门去游山。从北京出发,原本打算去泰山;结果半路上获得新信息,转而直奔喜马拉雅山;又在更新信息的指引下,走向普陀山;最终却可能来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高地;甚至徒劳无功地返回北京。”[4]232

 

在这个比喻中,一定程度上“看山”是一个设定的研究目标,但是具体哪座山以及如何看、能看到什么、走向何方,甚至于是否看得成都是一个未知数。由于定性研究不像定量研究是以假设检验为核心目标,而讲究对于未知信息丰富性的探索、讲究理解与意义的探究[7],它不但允许研究过程中的转向,而且鼓励转向,把依据所得线索而进行的转向、把超越及挑战自己认知的那些新认识视为难能可贵的发展,即使最终不见得成功(在写作与发表意义上),也照样为之喝彩,因为那里面同样有深切的体验与感悟[4]232。此外,与定量调查的标准化测量相比,定性研究讲究人与人之间打交道,而人各有志,两个不同的人在某个具体的交往情境中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是研究者事先无法预料、也不应该自行假定的。换言之,在纷繁复杂的经验世界里,研究者要有一颗探究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一种尊重不同生活逻辑的胸怀、应对不熟悉甚至突发状况的心理准备以及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随时进行切身思考与积极反思的能力。

 

“开放”绝不等同于毫无基础、随心所欲。潘绥铭在《论方法》中提出了三大“库存”:理论的积累、相关知识的积累以及生活经验的积累。这三点在其他学者那里也多有强调。理论与经验资料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方法领域的一个关注重点,并形成了从理论出发的解释性研究与基于现实经验的探索式研究两种基本路径[8]。无论哪种,都有理论的影子,也都需要理论的支撑与启发,只是不同路径对待与使用理论的具体方式有所差异。而笔者更倾向于不是用以印证某个既有理论概念而是可以提炼与生发新的理论概念的定性研究(哪怕刚开始只是某种新的认识、类型学或现实逻辑的概括)。保持定性研究的“开放性”意味着原有的理论知识不能作为先验的解释框架,而不是经常听到的“不要理论”的误解。常识与生活经验的知识亦然。在笔者的理解里,这些积累构成的是一道散布着闪光点的背景墙与知识库,可以增加我们寻找问题的敏感度并有助于后期对话的形成,而不是一个在资料收集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结构化解释框架,后者的做法极大地局限了材料层面的开放性,也局限了从研究中获得的新认识。即便是对于从理论概念出发的解释性研究路径,在对待经验资料方面也需要有开放性的视角,因为,经验资料的理解、分析与提炼,其目的是为了与既有理论概念进行更为积极与平等(包括批判性)的对话,而不是拿既有概念来套用或截取所需资料。后面这种做法既做不到尊重日常生活经验[9]又把握不了复杂的现实逻辑[10][11],而且也容易造成目前定性研究论文中常见的不接地气或者理论与材料两张皮的问题。换言之,对于定性研究而言,笔者更倾向于用从生活现实逻辑出发的概念提炼与理论对话[12][13][14]

 

开放的设计一定也是可变的、动态的设计,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要不断调整与重新“设计”,更甚至于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设计”。在现实中,由于项目申请或者开题报告的硬性要求,研究者往往需要提出研究问题与具体的方案以显示研究的潜在价值与研究者的能力及研究可行性,但是即便如此,这种设计需要留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开放性”这一原则首先要提醒的就是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问题与方案都是可以变化的,而且应该随着资料的增加与认识的深入而有所调整。如果这样的提醒与警惕都没有,那么要在研究过程中实践“开放性”就几无可能。

 

(二)在研究过程中实践“开放性”


落到实践层面,从研究问题的提出、具体方法的选择、研究对象的选取、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等整个研究过程都需要进行“开放性”的思考,当然也包括对于现实限制条件的认识与可能的突破。在这里,不仅研究过程需要被进一步打开,“定性研究方法”也需要被细化讨论,而“开放性”也呈现为更为动态与不同程度的光谱式理解。笔者将结合教学与研究中的例子来展开一些基本的讨论。

 

1.研究问题的“开放性”


定性研究的研究问题不仅仅在表述上是开放性的——比如“xx呈现为怎样的特点”“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如此”(而不是“是否”类的结构性问题),而且提出的过程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提出问题需要一个过程,较为可行的做法一般是在提出问题之前有一个前期的准备——不仅仅是指必要的文献准备,也指经验层面的田野准备,以避免象牙塔式的提问。即便如此,在整个资料收集过程中,要保留随时调整问题的空间。当然,前面准备得越充分,对这个问题的前期认识的积累越丰富(包括经验认识也包括对于语境的把握),后期越有可能只需微调而不是推翻重来。

 

举个反向的例子。笔者的学生结合已有文献与自己的兴趣(以及研究可行性)希望对变性人进行口述史研究。在接触这个变性朋友之前,学生花了很长时间进行“理论准备”,并提出希望了解“变性之后一个人的性别角色如何按照社会所规定的另一个性别进行表演”这样的问题,甚至想好了用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加以解释。这样一种研究问题的设计,在表述上有一定的开放空间——“如何”类提问,可是又有太强的理论假设——认为变性人一定是要按照另一个性别来生活。可是在接触了被访者之后,得知这位“男变女”的朋友压根没有要去学习女性的社会角色,甚至连声音都没有打算刻意去掩饰。好在学生在12次访谈后认识到这个问题,不再执着于性别学习与角色转换的问题,而是跟随聊到的感兴趣的点展开追问与分析,到了最后的硕士论文写作阶段,问题已经变成探讨“变性人作为一个个体,她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一方面,社会对她如何进行规制?另一方面,她又如何在这种规制中去获得个人的相对自由?进一步讲,这种相对自由得以获得,需要什么样的基础”[15]?类似的情况在笔者接触到的学生作业与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经常出现。

 

2.具体方法的“开放性”与光谱式理解


研究问题的开放性也与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密切相关。具体的方法也可被视为光谱。一般说最为结构化的一端是封闭式的定量调查,另一端则是长期的整体性原则之下“拓展(各种)边界”的田野调查,8而在这中间则依次分布着一对一访谈/小组讨论、多次访谈、口述史(必然多次且有较为充分的文献准备以及依据线索的提问)等等。只是,程度的变化最终将导致质的变化(方法论的不同),越靠近“定量”的一端也就越偏离“定性”的方法论追求。

 

换句话说,就常见的方法而言,在开放性这个维度上,综合了多种方法(包括相关历史文献与背景信息),允许较长时间与多维空间的田野调查是最为理想的,这种方法相对应的研究问题的提出、资料收集方法的多维运用等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开放”,也最具弹性,最有可能超越方圆与各类边界。而社会科学中广为应用的一次性一对一访谈,其开放性是非常有限的——不仅是时空层面的封闭,也包括方法多样性方面的局限以及研究问题可调整空间的局限。在有限的与被访者接触的时空里,一对一访谈往往不允许“跑题”,访谈提纲则需要围绕着所设计的问题来展开以避免所获得的资料无法回应研究问题。可是,这样的极度依赖于一次接触中的“说”的做法一方面非常受限于设计的研究问题是否合适,另一方面也在追问以及更为多维整体地理解某个人、某次事件、某类议题方面存有很大的局限。这种做法也基本做不到“深度”且有很大的陷阱[7][12]。可是,我们对于“深度访谈”中的“深度”的检视与建构性论述依然不够;即便是很多研究宣称做“口述史”,如果只能做到一次访谈,也缺乏应有的文献准备与“史”的意味,往往也就是一个多少有点时间与生命历程感的浅度访谈而已。9做不到深度、综合性与开放性的资料收集工作最终也将离“定性研究”的旨趣越来越远。

 

退一步讲,即便做不到追求整体性原则的田野调查,也应该尽量接近于光谱的这一端,考虑多次访谈,而且是结合观察、接近生活情境中的多次访谈,以消解过度依赖“说”而带来的局限。且尽量结合相关文献、尽可能多地开展相关人群的访谈以达到对某个人、某件事多维的理解以及资料层面的多方对照与比较(并非测谎,而是丰富资料以及在矛盾冲突中加深理解与整体性)。再退一步讲,即便由于某些现实的原因,被访者只能接触到一次,在一次访谈中也要尽量进行开放式提问与依据新信息与新线索的追问(包括对所提重要词汇与说法的追问、对事件细节的追问、对理解的追问、对貌似矛盾的说辞的追问)[4]。而检验访谈过程中的提问是否封闭的一种最为简单的做法是:看这些问题是否能直接转换成问卷、设计出类封闭式提问与可供选择的答案选项,整个对话是否都局限在一问一答的形式。如是,则一定形不成“开放”的对谈,而越发接近光谱的另一端:封闭式的问卷调查,也必然丧失定性研究的优势。

 

此外,非常重要的是,虽然在教学中各种具体的定性研究方法是分开来讲述且会比较各自的优缺点,但是只要是服务于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在实践中不拘泥于采用某一种具体的研究方式——田野调查中当然可以包含访谈、文本,访谈也不妨尽量结合观察与相关文本,结合线上的观察、聊天与线下的访谈…… 但这么做的前提是:方法要与研究问题相匹配、资料分析策略要与具体方法相匹配。换句话说,在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各类方法特点(包括局限)、有能力进行信息辨析与整合的前提下,共享方法论基础的定性研究具体方法之间的界限是可以也需要被打破的。

 

3.研究对象选取层面的“开放性”考虑


开放性还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从学术角度来讲,田野点以及访谈对象的选取应该是依据研究问题而来,而非方便性原则。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结合可行性,往往需要在学术理想与可及性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有关研究个案的选取,除了人类学对于田野点选取的介绍,不少社会学者曾做过专门的论述,比如卢晖临、王宁、渠敬东等对于“个案性”(而非“代表性”)的讨论触及我们对于定性研究方法的整体性认识[16][17][18];应星对方便性原则(家乡调查)进行过质疑,强调问题意识、定性研究所追求的复杂性在考虑选取田野点方面的重要性[10]。相比而言,具体的有关一对一访谈在触及访谈对象的选取时的考虑因素及其背后理念的讨论相对较少,或者不够充分。理论饱和原则经常是作为一个理想型而存在,现实中比较好把握的是信息饱和原则(尽管“饱和”本身也是一种理想型)。在这个方面,除了国外不少文献的引介,潘绥铭、姚星亮、黄盈盈进一步结合现实条件论述了信息饱和原则的几种可行性理解并提出了对象选取的最大差异法,讨论如何依据已经获得的访谈信息来展开下一个访谈对象的选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研究对象选取方面的开放性——即不是事先就设定好访谈哪些人,而是依据每次访谈所获得的信息与认识,寻找下一个访谈对象,一直到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可以回应提出的研究问题,或者从更为现实的角度出发,一直到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可以形成某种认识、写成一篇论文。这样的做法也是定性研究对于“边收集资料边分析”原则的具体体现。这种滚动式的、线索发展式的资料收集方式必然要求保持“开放”的思维与态度。

 

4.资料的逻辑与分析的“开放性”


有关资料分析过程中的开放性,在已有的扎根理论与经验资料及个案分析文献中多少都有所触及,但依然期待更为明晰与深入的集中讨论。在分析与写作中如何保持对于经验资料以及现实逻辑的尊重、如何保持对于故事套路与附着于资料之上的尘埃(甚至是陷阱)的辨识、如何保持理论对话的开放性,实践起来非常之难(可以说是研究中最难的环节),不仅需要对资料的充分认识与理解、对社会情境与对话语境的熟悉与把握,也需要理论与生活经验的积累、社会的洞察能力以及对于同生活在社会规范之下的研究者自身思维局限的认识与反思[12][13]。把研究者带入分析的范畴,这样的认识经由反思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研究者的洞察力、思考力与反思力这三个无法量化却并不虚无的重要方法学概念依然亟待进一步论述。这三个相关能力与素质的训练不可能是短期的,也必然需要走出校园、历练人生,且与时代背景与个人境遇息息相关。相比于刚刚退休的一辈社会科学研究者,这是我以及大部分同龄学者的短板与局限,也不是我这篇小文章可以论述透彻的。

 

以上的梳理依然简要且基础。有关“开放性”的论述及其在研究过程中的每个步骤、每类具体研究方法中的体现与实践都可以且需要单独成文进行详述,也期待更多学者的细化与深化,在扎扎实实经验实践(这不仅关乎能力,更关乎态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开方法、思考方法,强化对于“开放性”这一定性研究思维的重视与理解;也避免停留于学理与思辨而忽视实践以及对于方法之“术”的想当然化。唯有如此,一种非神秘主义的更为整体的、深度的、超越边界的方法学实践才有可能。

 

“开放性”的意义及受限条件


针对定性研究方法教学与实践中所遇到的“以定量思维做定性研究”(除了“代表性”与“推论”之外的)的三类常见表现及其问题,笔者提出应该对定性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原则进行进一步讨论,并打开研究过程,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分析实现“开放性”的可能。

 

“开放性”之于定性研究的重要性,源于定性研究方法论所强调的整体性认识、深度的意义探究、互为主体性的理解与建构,以及对充满差异且不乏矛盾冲突与偶然性的生活逻辑的剖析与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解释。它也是定性研究区别于定量的最为主要的特点与优势之一。其背后触及我们对于社会、生活与人的认识与想象以及“研究何为”“社会科学何为”等学术志向层面的探讨。缺乏“开放性”,或者说过度受限于研究者既定的思维方式与设计框架、过于依赖技术与标准化操作的做法、期待速成的教学与指南等等做法都会影响定性研究的质量。而实践“开放性”需要既有理论、相关知识、生活经验的积累作为前提与促进因素,更需要研究者的自觉与反思能力。带着一定的模糊性与动态感,“开放性”也应被理解为一个有着不同程度的光谱式呈现而非一刀切的既定标准,以此来衡量定性研究的质量。

 

在落实的过程中,如何做到把已有的知识与理论储备作为有用的信息库而不是认识经验世界的限制,如何展开开放性的设计,如何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实践“开放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受限因素不仅仅来自身处这个经验世界的研究者的局限——包括思维层面的、态度伦理层面的、生活经验层面的、时空精力层面的、能力与洞见层面的,也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影响——现实的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背景以及社会氛围、教学机制与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即便如此,时刻的提醒、检视与反思无疑是必要的,不存在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开放性”,但是积极思考与实践在现有条件下可以“如何做得更好”、保持着学术层面的理想式想象与追求则永远是重要的!这里不仅仅包括对研究者主体性的认识,也包括如何创造积极的社会条件与学术平台(包括学术共同体)以促进类似的思考与实践。

 

笔者所碰触的方法论道理并不深奥,甚至略显粗浅,对于“量化思维”若干表现的检视与对于“开放性”的具体实践可能性的分析也有待细化,但是,就目前笔者所观察到的学界的方法学讨论语境以及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有违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以及如此之常见的“以定量思维做定性研究”这一现实背景而言,现阶段此类讨论依然必要且重要,相关警惕与批判也值得一再强调与深化。

 

参考文献

[1] 叶启政:《实证的迷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2] 潘绥铭:《生活是如何被篡改为数据的?——大数据套用到研究人类的“原罪”》,《新视野》2016年第3,32-35页。

[3] 渠敬东:《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2016413日。

[4] 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 Bernard,H.R.,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Qualitative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Walnut Creek,CA:Altamira Press,2001.

[6] 郭佩宜、王宏仁:《田野的技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版。

[7] 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53-68页。

[8] Johnson,Jeffery C.,“Research Design and Research Strategies”,in Bernard,H.R.,eds.,Handbook of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Walnut Creek,CA:Altamira Press,1998,pp.131-171.

[9] 折晓叶:《“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社会》2018年第1,1-29页。

[10] 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2018年第1,30-53页。

[11] 周飞舟:《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社会》2013年第3,39-50页。

[12] 黄盈盈:《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从性故事的讲述看“叙述”的陷阱与可能》,《开放时代》2018年第5,163-184页。

[13] 黄盈盈:《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14] 黄盈盈:《艾滋病与生活逻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15] 陈信波:《变性人与社会的互动分析——基于一个个案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16]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118-130页。

[17] 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123-125页。

[18] 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1-36页。

 

注释

1  在大陆的社会科学界,有关定性研究及其特点的教科书与学术讨论在近年也有所增加(除了略早陈向明的《社会科学与质性研究方法》,比如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系列方法丛书、20182019年《社会》及其他学术期刊上有关社会学田野调查及“个案”研究的专题讨论以及日益增加的各类方法研讨会与培训班),研究触及访谈的“深度”、口述的特点、扎根理论、对于个案与总体性特点的论述,对于方法背后的社会底蕴与现实逻辑的分析以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不同方法论议题与民族志写作的诸多反思。包括笔者在内的、潘绥铭老师的团队在不同阶段也基于团队的研究与教学经验对定性研究方法学(包括对于定性资料的量化处理的批评)、论方法的意义与具体实践有过不少论述。现有的讨论多少都有从不同层面、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开放性”的问题,但是论述比较分散。

不排除有些研究是由于跨学科合作的需要,甚至是出于项目申请的需要,即如果写上定性研究方法,或者包括了定性研究的综合方法,某些基金更容易申请成功;也可能出于定性研究更容易操作的(错误)认识;当然也有研究者看到了定量调查的局限,而依据自己的研究问题希望可以采取定性研究。

对于定性研究的(量上的)“代表性”与相应的研究结果的推论方面的质疑是最为常见的、以定量的标准来评价定性研究的错误。这一问题在现在的论文写作以及评审意见中依然常见,也是很多学生论文在“不足”中会有所论述的(对不足的错误认识)。笔者在这里不对其进行专门分析主要是因为已有文献在这个问题上的集中讨论已经非常之多,虽然在实践层面依然需要警惕,但是在认识层面无需再次强调。

4 行文中难免会对“量化”思维有所简化,但是至少笔者会说明是在什么意义上做此理解与解释,以备磋商。

有关“实证主义”的论述已经非常之多,除了叶启政的《实证的迷思》对其有详细而批判性的论述(2018),对于科学的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STS相关领域)则在近年不断开始涌现,把“科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历史梳理与批判性分析。

6 因果的判断,尤其是线性因果的推论也是量化思维的一个反映,参见Abbott,A.:The Causal Devolution,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Vol.27,No.2,Nov.1998,pp.148-181

7 NVivo的背后原理需要有更为详细的论述,本文因为重点与篇幅原因,仅仅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可能相关的论述过于简化,但是这样的警惕并非子虚乌有。更多的讨论、争论与反思是必要的。

田野调查除了强调多种方法的并用,也有讨论文学作品作为资料的一部分、历史文献的纳入等等。笔者对“田野边界”也有过论述,包括对于地理边界、心理边界与文化的认识,在扎实的实地参与观察的基础上(这是前提!),相关会议可以作为方法的一部分,还有更为广泛的长时间对于相关情境、语境与某类议题的积累性认识的重要性等等。

有关口述史的具体方法讨论,参见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胡鸿保老师所做的相关评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