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1800多个扶贫干部,值吗?

酷玩实验室 2021-02-25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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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很少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就如同北上广和三四线,前者觉得后者“身在福中不知福”,后者觉得前者太过矫情。
 
这个世界,最不能感同身受的,是
 
尽管目光所及,几乎你看到的所有人都在强调自己是“打工人”。

(图源:界面新闻)
 
朋友圈大年初五“求财神”的文案,要远远多于除夕。
 
但人们看到这样的数据时,还是会莫名诧异——中国,还有“这么穷”的人?
 
10亿人没坐过飞机,12.6亿人没有护照,全民本科率4%,90%的人没有喝过星巴克,5亿人没用过马桶……
 
51.1%的网民月收入不足3000元,15.3%的网民有收入但月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
 
当然,还有那句引起最多讨论的:
 
6亿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
 
这些,一直是公知们用来编排“大国小民”最好的素材,什么“天天发射火箭飞船,解决民生问题,比登天还难”,什么“只知道给非洲减免债务,对国内的情况视而不见。”

(图源@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儿)
 
好在这是2021年,经历过新冠疫情,看过了2020年一整年世界各国的魔幻操作,这样的声音,终究还是没了市场。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没办法,我们的底子,太薄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中国人当时的样子,神情麻木,面黄肌瘦。

所以,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才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写道,“新中国解决不了5亿中国人吃饭的问题。”
 
确实很难解决。回过头再看,为了解决温饱,我们得“跨过鸭绿江”,我们得研究原子弹,得用几代人的热血,去换取……

(图源腾讯网)
 
即便如此,贫困,仍积压在我们身上。
 
事实上,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1930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在文中,他乐观预测,人类将在100年后彻底摆脱贫困。
 
他给出的理由是,“随着科技革新和资本积累”,直白一点说,富人抠出指甲缝里的一点,也能让穷人吃饱。
 
但91年后,他们不仅“不抠”,还想把穷人“过次油”,把骨头嚼碎吃了。
 
正如美国得州正在上演的一幕:
 
数百万人饥寒交迫,等待政府援助,但市长却说,只有强者,才配生存。

(图源凤凰网)
 
也就在得州“陷入黑暗”的这几天,中国在开一场表彰会——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这个曾经拥有世界最多贫困人口的国家,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
 
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
 
在人类文明史上,都绝无仅有。
 
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定义,但我想说,这是一场理想主义者的胜利
 


01

 
超1800余人,这是截至2020年底,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工作人员人数。
 
理想主义者,从不畏惧牺牲
 
他们留有的,是遗憾
 
黄文秀牺牲后,我们才开始了解她的故事:
 
黄文秀的父母都患有重病,没有劳动能力。而她的家庭,也刚刚脱贫,不到三年。
 
读书那几年,她没有回过一次家,打工、攒钱,然后接自己的父亲,来了一趟北京。
 
也是在那一天,父女两人,认真讨论了黄文秀的未来。
 
没有人知道,这位一生与大山作伴的老人,如何说得出这样一句话:
 
“你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要回到家乡来,做一名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图源观察者网)
 
这场谈话之前,黄文秀是拥有更好选择的北师大硕士。
 
这场谈话之后,黄文秀的选择,是成为广西百色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的第一书记
 
1年2个月20天里,黄文秀带领村民,把百坭村砂糖橘的产量,从6万斤,提升到50万斤,她还为这些特产,找到了销路。
 
百坭村,第一次有了路灯,第一次有了产业园,第一次使用电商平台……这些,都是黄文秀带给这座村庄的变化。
 
但黄文秀,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多,不够好。
 
她的电脑屏幕,是一张百坭村被洪水淹没的玉米地的照片。
 
而她生前发送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希望还有吸取教训进而改正的机会。”
 
黄文秀,没等来这个机会。2019年6月17日凌晨,她在返回乐业县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她牺牲后,我们在她的日记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话,“我还不够勇。”

(图源央视网)
 
因为“不够勇敢”,村里的脱贫产业路,还没有修好;幼儿园,还没有新建;村集体公司,也还没有成立。
 
这些,都是黄文秀生前最为挂念的事情。

2019年12月,在黄文秀牺牲三个月后,百坭村的产业扶贫路修通;2020年11月20日,黄文秀牺牲622天后,广西自治区政府宣布乐业县脱贫。
 
这也宣告着百坭村103户474名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时间的跨度,不止于此。
 
黄文秀是通过国家的助学政策,完成的学业。
 
199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教育部出台相关政策,助学贷款,正式登上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舞台。
 
考取大学的贫困学生,每年可申请无息助学贷款,最低8000元,最高12000元——这也意味着,以往让一个贫困家庭“砸锅卖铁”的学费,得以解决。
 
再加上学校的助学金、勤工政策,一个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截至2019年底,助学贷款已经帮助1400万贫困生,走出了沟沟壑壑,踏上了平坦的人生。
 
黄文秀,就是这1400万分之一。这份理想主义的种子,也就此埋下。


 (图源新华网)

所以,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黄文秀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成为一名第一书记。
 
薪火相传,莫过于此
 
和黄文秀一样,余永流也在助学政策的帮助下,从村里走出。
 
大学毕业后,他同样选择回到家乡。2018年3月5日,距离余永流女儿出生仅有一个月时,他主动申请前往贫困村驻村。
 
2021年12月1日,余永流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不幸离世,年仅33岁。
 
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他的电脑中,找到了一封未曾发出的家书。这封信,写于他女儿出生后的第21天,题目叫做《呈公主殿下书》:
 

“请饶恕臣今日又不辞而别,殿下尚在襁褓,未成满月,臣本不应早早辞别,留下殿下哇哇作语,臣心实有不忍,惭愧于心,敬呈其书,以表心志。



没能等到殿下茁壮成长,是遗憾。但余永流的不辞而别,是为了“不遗憾”:
 

如今国之力日益强盛,诸般利好之政策普惠于民,寒门学子不再有无钱就学之惑,疾者不再有就医之难、贫者不再有危房之忧、进出不再有道路之艰,诸如各类就业择业培训如雨后春笋,臣之力亦在其中,臣之乐亦在其中。”



(图源新浪财经) 

为了这些愿望,他愿意倾其所有
 
黄文秀,也是这样。那1800多名倒下扶贫一线的扶贫干部,也是这样。
 
2012年以来,全国累计选派50多万名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派出300多万名干部驻村帮扶。
 
每一支烛火,便是一把火炬。穿破云雾,照进大山
 


02

 
理想主义者总是先行者,即便这条道路孤独而崎岖,且无人问津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有贡献的经济学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们的评语是,“今年的获奖者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有关消除全球贫困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

(图源FT中文网)
 
这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答案,包括什么?
 
比如,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免费的预防性医疗措施
 
他们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全球倒数第二的国家尼日尔做了随机实验。实验的结果表明,提高学生成绩最快速、最显著的方式不是修学校、捐书,而是给孩子们打抗蛔虫药物。
 
这一举措会使学校缺勤率下降25%,是真正意义上的“低成本、高效率、影响深远”的方法。
 
但这一办法,新中国在刚刚成立时,就已经用过
 
曾经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在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上发言的王桂珍曾经讲过,霍乱需要打预防针,有的病人为了插秧不愿意打,我们就去田头帮他们打。
 
无论如何,一定要做到一针不漏
 
面对血吸虫病,也是如此。1952年,中国有1000多万吸血虫病人。
 
为了根治这一传染病,又是全民出击
 
我们今天调侃的“多喝热水”,也是为了预防疾病——生水细菌太多,这是成本最低、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图源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就是凭借着这样的决策力与强大的全民动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先后战胜了霍乱(1957年)、血吸虫病(1958年)、天花(1960年)、疟疾(1970年)、肺结核(1975年)等多种传染病。
 
而中国居民的人均寿命,也在短短的三十年间,翻了一番——由1949年的35岁,升至1981年的67.8岁。
 
这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值得几个诺贝尔奖。
 
这三位经济学家中,有一对夫妻档,这一观点其实在他们的著作《贫穷的本质》中就有提及。
 
他们在书中提到,穷人的钱更多的花在了治疗而不是预防上。
 
而新中国的领导人,早在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
 
5亿中国人,一共收到18亿支牛痘疫苗,都是免费的。
 
而当天花在中国几近绝迹时,1959年,世卫组织才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消灭天花的运动。当时的中国,甚至都不是世卫组织的成员。
 
而1980年前出生的中国人的左臂上,都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这种印记在今年也曾被提起——《唐人街探案3》里,小林接种的是卡介苗。
 
1950年起,新中国开始为儿童接种卡介苗,后来,又普及至新生儿。

(图源网易健康)
 
《贫穷的本质》里还有一个观点,缺少信息来源会导致贫困。
 
为了打破这种社会壁垒,1999年起,中国开始了“村村通工程”。公路、电力、电话、电视、互联网……
 
城市有什么,乡村,也在跟进配套什么。
 
你一定看过“悬崖村”的相关报道——它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尓莫乡的一个村庄。
 
山底小学到山顶村庄的海拔高差约为1000米,进出的方式,只有一片落差800米的悬崖。
 
2015年,四川省拨款100万元,为悬崖村的84户贫困户,修建了一条钢筋结构的梯道。
 
2017年,悬崖村有了通讯信号。同年,进山货物索道也开始运营。
 
这个“天生”与世隔绝的村子,开始与外部社会同轨
 
2020年,悬崖村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受益群体,搬进了位于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

(图源每日头条)
 
为84户人家,拉一根电线,修一条路,建一座通信铁塔,值得吗?
 
在理想主义者的眼里,有些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
 
2017年,单是深度贫困地区,国家就投入资金超过3400亿元。
 
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去算过这笔账。从“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开始,成本这一概念,就已经不存在。
 
这个过程,不需要什么评论去溢美,不需要什么奖项去证明。
 
因为它保障的,是每一个中国人,平等而有尊严地活在这片土地的权利。
 
 

03

 
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条,刊发了一篇名为《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信件。

(图源人民网) 


这是一名叫做王绍据的新闻科长的采访纪实——他去往的下溪村,因为贫困,只剩下81人。
 
原本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但现在,下溪村叫天不灵,叫地不应
 
回到家后,王绍据根据见闻,写了一篇稿子送往省城。当时的编辑劝他,你这是在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抹黑。
 
思索一夜的王绍据决定,把稿件,寄往《人民日报》。
 
正是这一封信,开启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序幕。
 
大幕拉开,前路却漫漫
 
1990年,根据世界银行每人每日生活费1.9美元的标准测算,全世界共有19亿极端贫困人口,其实80%,集中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南亚地区。
 
中国,更是当中的“重灾区”。
 
东西帮扶、转移支付,各种“中国经验”,被不断创造出来。2012年,在历经20多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后,中国的脱贫工作,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9899万,这是中国2012年的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中国脱贫的“最后一公里”,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如何帮他们脱贫,这些问题,都摆在了眼前。

(图源央视新闻)
 
2013年11月3日,精准扶贫,被首次提出。
 
2015年,中国动用了200多万人,对这9877万人进行了重新识别,补录了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贫困不准人口929万。
 
现在,他们是谁,他们在哪,我们已经了如指掌。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实现脱贫。
 
也是在那一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会议宣布,到2030年,要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还是那一年,中国承诺,要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
 
而接下来的故事,属于黄文秀,属于余永流,属于9899万奋斗拼搏的中国人。
 
属于近300万的理想主义者。
 
2020年,受新冠肺炎影响,全球有1亿人会陷入极端贫困,这是世界银行自1990年编制该数据以来,增加幅度最大的一次。

(图源AcFun)
 
与此同时,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均脱贫摘帽。至此,脱贫攻坚,取得根本性胜利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胜利,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尾声
 
 
还记得刚刚提到的王绍据么。
 
因为那封信,1989年7月,一没大学文凭、二没办报经验的他,被当时的宁德地委书记,任命为《闽东报》的负责人。
 
当时的宁德,也很贫困。
 
有些种子,在那时,已经埋下。
 
甚至更早,早到1921年,早到那个照耀中国大地的理想主义者。
 
那个理想主义者曾说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这个理想主义者曾说过,“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这些承诺的兑现,是理想主义者,独有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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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央视纪录片《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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