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90后生育困难女性的个案研究

质化研究 2021-02-27 20:20



在传统中国社会,组建家庭的意义主要在于生儿育女延续家族血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早生早育”等传统生育观念深入人心。据原国家卫计委公布的信息,针对生育困境,我国年均完成辅助生殖技术治疗70万例。施行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经受了身体和心理双重痛苦,人生进程被破坏,生活世界的多个面向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起来看看作者进行的90后生育困难女性的个案研究吧~


作者:邱幼云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


摘要

作为一项微观的个案研究,文章将微观现象嵌入于中观和宏观的社会与文化脉络之中对90后生育困难女性进行社会学分析,尝试将微观经验研究结合中观的生命历程理论和宏观的生育制度与生育文化,做出本土化理论反思。研究发现,社会建构下对90后生育困难女性的贬抑嵌入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复杂网络中,使其遭遇身份被否定、人格被贬损并产生消极的自我身份认同。面对身份贬抑,她们在社会关系上采取回避熟悉社交情境的应对策略,同时,作为能动的主体,她们营建生育困难女性朋友圈作为积极的关系重塑策略。这一过程是关系断裂与弥合的过程,也是结构力量与行动力量相互交织、互相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身份贬抑;关系重塑;90后;生育困难女性

   



问题的提出


生育关系着人类的生息与传承,它不仅是一种生殖意义上的个人行为和家庭私领域范畴内的事,也是人口均衡健康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组建家庭的意义主要在于生儿育女延续家族血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早生早育”等传统生育观念深入人心。时至今日,人们的生育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繁衍生育、传宗接代已不再是婚姻的首要目的。不过,至少生育一个小孩仍是大多数家庭普遍的渴望[1]。90后已为生育的主力军,尤其是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背景下。结婚生子、繁衍生息似乎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一些有着佛系生育观的90后还在纠结到底生还是不生,另一些90后却难以自然受孕,饱受不孕不育之痛。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育龄妇女面临生育困难问题,据统计,超过5000万的女性受不孕症困扰[2]。据原国家卫计委公布的信息,针对生育困境,我国年均完成辅助生殖技术治疗70万例[3]。施行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经受了身体和心理双重痛苦,人生进程被破坏,生活世界的多个面向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4]。


对女性生育困境议题的社会学研究以国外文献居多,国内涉及此议题的学者尚不多见。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不孕症是一种带有污名标签的疾病,生育困难女性常常被嘲笑,被贴上不正常、没用、离经叛道、性无能、道德堕落等等负面标签[5][6][7]。至于如何应对这样的困境,多数女性首先会想方设法让自己怀孕以去除污名[8]。对她们而言,这样的生育困境是难言之隐,在社会交往上,她们往往会选择隐藏生育困难,退出与熟人的人际互动,避免被污名或保护自己的隐私[9]。有学者认为去除污名标签的根本在于消解母职重要性的社会规范[10]。从现有的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对生育困难女性的研究,多数是医学视角主导下的经验性研究,在社会学视角下对生育困难群体做实证调研和理论探讨的研究尚不多见。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侧重经验取向,从心理学或社会工作的角度,分析女性因生育困难而被贬抑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关注生育困难带来的心理后果,并引入相关的社会工作介入实践[11][12];另一类是以理论研究为主,考察外界社会文化机制对生育困境的影响[13][14],关注生育困难与污名化、社会歧视的关系,以及受此影响的女性的自我认同感、家庭关系等议题[15]。


这些国内外研究成果极富启发性,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不过,已有研究大都预设了社会结构对生育困难女性的消极作用,忽视了女性本身也是积极能动的主体。面对由生育困难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失序与乱序困境,90后女性采取何种策略、基于何种逻辑,最终如何重塑关系?基于此,笔者采用社会学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去关注生育困难带来的身份贬抑背后的文化意涵,考察她们的生育困难遭遇,再现个人、群体和社会的互动,探寻其中隐含的运作机制与逻辑。


考虑到调查对象的特殊性,笔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个案访谈、实地观察来收集资料。由于生育困难经历是一个私人敏感议题,要找到配合访问的被访者并不容易。笔者曾尝试通过网络公开招募受访者,但碰到较大的困难。因为担心“没面子”、被耻笑,她们一般不愿敞开胸怀向他人倾吐自己的经历,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生育困难是很多人的难言之隐。笔者以自己曾有过多年生育治疗经历的“局内人”身份联系熟悉的“病友”,并以“滚雪球”的方式最终找到14名90后被访者。



从外在否定到内在认同的身份贬抑过程


1.女性身份被质疑与否定


女性在人类的繁衍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成为母亲是女性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很多人将生育视为生命中的某种实现,而这也是社会对女人的普遍期待。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在30岁之前,医学上以35岁为界,将超过35周岁怀孕的女性称为高龄孕妇。在此背景下,适龄妇女,如果不能在人们期待的时间内生小孩,往往会面临巨大压力,同时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流言蜚语,被贴上污名标签。难以生育是私领域范畴内的“秘密”,而且没有明显的外在特征,人们可以通过不向外界透露来隐藏秘密。有学者将其称为“秘密污名”[16]。事实上,在我国社会情境下,要掩饰生育困难的事实并不容易。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社会性时间”规定了人们主要生命事件、社会角色发生的为社会所普遍赞许的恰当时间[17]。如果女性在特定的生命阶段(即婚后不久的生育年龄期间内)没生育,就违背了社会对她们的“社会性时间”期待,于是,就算身体特征与其他“正常人”无异,仍很可能成为不孕的怀疑对象,甚至被视为异常者。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下,已婚而未育很难成为一个秘密。而难以生育的90后女性,最害怕被公开提及的可能就是生孩子这个话题了。他人对其生育状况的询问或礼貌性关心,即使是出于善意,很大程度上还是会让她们感觉受窘和难堪,有学者将其称为“非正式的制裁”[18]。很多受访者谈到自己有被催生的经历,“怎么还不要孩子?”“早点生一个吧,生孩子要趁早!”“肚子怎么还没动静?”......他人时不时的热切“关怀”让她们更感觉到自己与他人不一样,并产生“难以像正常人一样被接纳”的感觉[19]。


“别人会怎么看我?”是她们内心常有的疑问与担心,这个问题涉及社会认同。在我国主流的文化观念里,母亲这个身份被赋予很高的地位,女性的身份认同与其生育能力紧密相关,生儿育女是女人生命历程中的必经阶段,也是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肯定和普遍期待[20]。母职的社会文化建构让没有孩子的女性焦虑不安地质疑自己的性别身份。女性的自我价值感、性别认同、婚姻的意义、社会价值主要通过母亲的身份得到体现和确认。有被访者说,“我老公责问我能不能像个女人,生孩子是女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为什么不能像‘正常’女人那样生小孩......没有孩子,人生是不完整的,家庭也是不完整的”(Q女士)。一旦被诊断为不孕症,很多人就会受到丈夫及其父母的指责,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认同感或归属也因此受到挑战。


还有一些更让人感到难堪的是带有贬低性的话语。很多被访者谈及因没有孩子被人在背后说闲话。被访者Z女士毕业于知名大学,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最大的缺憾是还没有生育小孩,“一些亲戚见了我就说,女人有事业再好算什么?女强人有什么用?工作那么拼命干吗?没有孩子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好像我在事业上的成就都没有意义似的”(Z女士)。另一名被访者H女士事业成功,收入颇丰,前几年她想再买一套房子,却受到公婆的训斥,“没有孩子,买那么多房子干吗”。因为没有小孩,她在事业上的成就没有得到公婆的认可,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她受到的训斥表明,在公婆眼里,生育才是为人妻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孩子就没有理由买更多的房子。还有两名受访者目前是再婚,在前一段婚姻中,前夫认为没有孩子女人不配“为人妻”,于是婚姻走向解体。


可见,对生育困难女性的污名是外在力量建构的一种标签,原因主要是社会对母亲身份的高度重视。虽然现代女性有更多人生选择,但母亲身份是女性至关重要的社会角色。就算是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成功的女性,也很难脱离社会角色规范,坚持自己的选择和偏好。尤其在我国注重生育的文化里,孕育新生命被视为建构女性身份的关键。女人婚后未能在标准“社会性时间”内生小孩,就背离了社会和家庭的期许,并很可能遭遇污名,其核心文化身份也被迫走向瓦解。


2.人格遭到羞辱与贬损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阐述了疾病的隐喻,即将疾病转换成道德批判的过程。个体患(特定的)病是因为他们有道德缺陷,疾病是耻辱的、罪恶的、堕落的、肮脏的、羞耻的[21]。生育困难90后女性身份的社会建构,受到社会性别文化作用下的道德审判和道德质疑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情境中的社会排斥。一个妇女在生育年龄期间不能满足他人对其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期望时,很容易被视为异常者而受到侮辱,被贴上“不正常”“不下蛋的鸡”“扫帚星”“废物”“道德堕落”等负面标签,或者被视为不成熟、自私、心理有问题[22]。很多被访者坦言自己因生育困难而遭遇过语言暴力、人格被贬低,或被公然妖魔化。比如,有受访者被丈夫训斥“不能生,是个废物”,公婆时不时给她脸色看,视她为“扫帚星”、家庭的累赘。


事实上,怀孕生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理过程,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失败,此外还有现代医学未能查明原因的不孕。但在有些人看来,生育困难并非单纯生理意义上的疾病,而是一种与不良品行相联系的疾病。比如,有人质疑生育困难女性的性道德,将生育困难与私生活混乱、生活作风不检点、堕胎、性享乐等负面特征联系起来。被访者D女士婚后多年未生育,村里就有关于她私生活的不少带有侮辱性的无端诽谤,“以前处过很多男朋友,不是什么好货色”。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生育困难女性及其家人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而遭到带有某种诅咒意味的报应,比如祖上不积德或人品不好而受到惩罚。侮辱性的语言有时不仅针对女性本人,还可能会延伸到其父母、公婆家。道德危机与“面子”相互作用,更让生育困难女性觉得不光彩、没面子。


总之,各种流言蜚语和侮辱性舆论让这些原本就心理失落的生育困难女性更是雪上加霜,使她们不仅要忍受生理痛苦,还要蒙受社会歧视所带来的屈辱,并由此产生焦虑、恐惧、沮丧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和消极的自我认知[23]。


3.消极体验的自我内化


传统文化下女性身份被质疑与否定、道德审判下人格被羞辱与贬损都是经由社会期许所要求而来的,是外在建构而成的。对90后女性而言,生育困难不仅仅是一种医学诊断,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定义。其痛苦的实质与无法按照生命历程的一般规范(即在“社会性时间”内怀孕生子)继续生活有关。这些规范既得到他人的强化,也被受影响的个体所内化和认同。多数女性也认可母亲身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当遭遇生育困境时,她们会因自身无法达成社会文化赋予的母性天职而怀疑自身的女性角色身份,自我完整性也因此受到挑战。


在被访者看来,生育困难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越发觉得压力和责任更加重大,更感到焦虑不安,进而产生自我贬损和自责行为。内化的身份贬抑使她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感到自卑和耻辱,这也反映出她们认可并内化了外界的刻板印象和负面标签,并认为生育困难是一件难以启齿的、很没面子的事。有被访者提及自己的感受,“想要孩子是女人的本能,是正常的需要......有一次被邀请去参加亲戚小孩满月宴,大家或善意开玩笑或有意嘲笑我怎么还不生小孩,回家后我哭了好久”(D女士)。由于没有生育孩子偏离了本人及他人期望,在有母亲或孕妇的场合,或接触到跟小孩相关的消息时,她们尤其感到痛苦和焦虑。越是认同社会对为人母是女性天职的观念,对痛苦和羞辱的感觉就越深。


一些受访者试图理解生育困难的意义,她们将没有孩子与可能的过错联系起来并产生强烈的内疚感。很多被访者谈及生育困难让自己感觉做人很失败,或是责怪自己做了什么坏事受到上天的惩罚,甚至归因为“上辈子造的孽”,这种自我污名体现了90后女性对自己的不接纳。有被访者对难以生育的解读如下,“可能上天不打算给我一个小孩;可能上辈子我坏事做太多了,现在受到惩罚;可能我不会是一个好妈妈;可能......我一直想着这些事情,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Z女士)。可见,在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里,多数女性将外在的身份贬抑内化,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并为此产生强烈的内疚感。由此看到,在外在建构与自我认同的合力下,生育困难的90后女性遭遇到了身份贬抑。



从消极回避到积极抱团的关系重塑策略


1.回避熟悉的社交情境


作为互动关系中的参与主体,生育困难女性对身份被贬抑的感受也会影响其应对方式。中国文化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生育困难却可能导致这些联系中断。如前所述,一旦无法在“社会性时间”内怀孕生子,女性就很可能会受到来自公婆和亲朋好友的指责或流言蜚语。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难以生育,减少被污名的可能,很多人会刻意回避、退出社会交往、与熟人保持距离,具体包括搬家、离婚、辞职等多种形式。


回避和疏离、将自己从熟悉的社交关系中孤立出来是被访者应对他人询问与关心的主要策略。其中4名受访者通过搬家、外出工作的方式在地理空间上远离熟悉的环境,7名受访者虽无法在地理空间上与家族成员拉开距离,但采用不参加社交聚会等方式减少与熟人的交往来改善被贬抑的处境。被访者中,有的为了躲避各种闲话,远离家乡到外打工。远离夫家,淡化联系可以大大减少女性被责难。F女士为了实现怀孕,也为了逃避公婆的指责,从遥远的云南来到上海进行治疗,并在医院附近开了家旅馆,经济上的自立让她有勇气远离夫家,在地理空间上与熟人保持距离。这些个案都是通过在物理空间上远离夫家、淡化联系、经济独立来保持社会空间上的独立,以避免卷入由于生育困难所牵涉到的舆论控制中。面对同龄人的同学朋友也是如此。因为在女性朋友的聚会里,谈论孩子是必不可少的话题,此时没有孩子的女性会显得特别落寞,难以融入。于是,很多人“不敢参加同学聚会,大家讨论的话题都是孩子......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去告诉他们自己的情况,慢慢地不想再有联系。不敢翻看朋友圈,大家都在晒娃,看到一圈孩子热热闹闹心里难受”(S女士),这就是生育困难女性回避与熟人社会交往的真实感受。


以上案例呈现的是生育困难女性通过回避和淡化与熟人的社会联系来维持正常生活的策略。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的“资本”让她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回避社交情境。事实上,生活在熟人社会(如农村地区)或是社会资本(如学历、收入)不足的人,很难真正回避与熟人往来的环境,对她们而言,要改变不利的被贬抑处境并非易事。比如,有受访者家在农村,在农村没有小孩是很没面子的事,但她是一名全职家庭妇女,没有自己的收入,只能留在老家,默默承受来自亲戚和邻里异样的目光和各种舆论。


由此可见,远离熟悉的社交情境、主动孤立自己是很多生育困难女性常用的关系重塑策略,但这种策略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经济等的资本才能实行。并且,这种规避策略会导致她们的社会关系逐渐萎缩甚至断裂,从而失去他人的社会支持。因此,这是一种消极回避的抵抗策略。此外,这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建构了贬抑生育困难女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暗示了污名存在的合理性[24],无法让她们真正从社会偏见和歧视中解脱出来。


2.营建生育困难女性朋友圈


90后生育困难女性面临的污名化处境,或多或少影响到她们的正常生活,干扰她们正常社会功能的发挥。然而,她们并非消极任由外界力量打造和支配的客体,而是灵活适应变化的主体。在熟悉的社交情境中,她们采用回避策略,但在相对陌生的其他社交领域内,她们则以积极行动者的姿态经营和重塑关系。


这主要体现在营建生育困难女性朋友圈、在网络世界重建社会关系网,这是笔者在调查中观察到的具有社群共享意味的关系重塑策略。


虽然这种朋友圈多为网络虚拟关系,极少有实地见面交流,但这些关系网却为她们提供了集体身份认同。与其他生育困难女性交流,有同病相怜的惺惺相惜,更容易敞开心扉,以重构自身的身份意涵。本次访谈中,所有受访者都加入一个或多个生育困难女性朋友交流圈,Q群、微信群等,她们一致认为这些社交网络是她们获得新的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在群里经常有人分享各种治疗信息,也有针对热门影视剧、影视明星的闲聊,或是对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的看法,等等。她们在网络里分享支持,互相提供信息、建议,以及闲聊,发展友谊,逐渐建立起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对于朋友圈的意义,一名被访者的话很具有代表性,“周围的同龄人都有孩子了,二胎的也很多,我一直怀不上,怎么这么惨!到群里聊一聊,心情马上放松了很多。在这里很多姐妹和我一样,我不孤单,不无助。群里时不时有姐妹成功怀孕的消息传来,大家相互鼓励,我就有信心和勇气去面对了”(B女士)。原本相互陌生的人,由于共同的疾病、类似的经历而聚在一起,彼此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安慰、互相鼓励,在一定程度上对外部世界达成共识,并获得集体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使她们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孤独存在的个体,这种群体归属感让她们获得前行的勇气、看到治疗的希望。


在这个“可说的”圈里,同病相怜的姐妹敞开心扉互相交流,释放身心压力[25]。这种袒露让她们在心理上放下重担,无须处心积虑去掩饰自己遭遇的生育困境,可以更轻松地调整目标,在积极治疗的同时继续努力奋斗,找到新的社会支持来源。她们有一些关于生育治疗的疑问在群里询问时,常会得到其他姐妹热心解答。有时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还会组成线下的互助圈。


在戈夫曼看来,这样的“病友”交流圈即是“后院”,在这里,受贬抑的人“无需遮掩,既没有必要设法隐瞒污名,又不必过分在意、处处想方设法对它视而不见”[26]。在这样高度同质的群里,人们之所以无须遮掩,是因为她们“同病相怜,而且多数是在网上互动的,没什么好尴尬的”。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与那些真正理解污名滋味的姐妹“结成互相怜惜的圈子”来抵抗外在的贬抑[27]。一方面群里的女性朋友都是饱受生育困难之痛的人,除了感同身受,相互交流不用避讳,降低了她们自我贬抑的程度;另一方面,网络社交平台提供的匿名感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所没有的,这也是生育困难女性的重要考虑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以网络虚拟社交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生育困难女性朋友圈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圈仍有不同。在网络社区里的人,具有匿名性和陌生性特征,但由于其虚拟性特征,受贬抑的生育困难女性很难从中获得长久的抚慰和稳定的社会支持。


除了营建网络朋友圈,还有人在经历了内疚和沮丧后,调整好心态接受现实。她们意识到生育困难带来的贬抑,但并没有一直沉浸在痛苦中,而是采取积极行动,努力走出阴影,转移注意力,不过分把生活聚焦在生育一事上。有的人通过经济和事业等其他方面的成就来增强个人控制感,找到新的人生价值。正如一名受访者所言,“刚开始非常痛苦,后来想开了,生育上有困难跟感冒有什么不同呢?这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我羡慕别人儿女绕膝,别人可能也在羡慕我事业有成、经济独立,不用为育儿所累”(D女士)。由此可见,90后生育困难女性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外在的贬抑,她们在面对生育困境时,会积极主动调整外在身份建构或转而抗拒、反转贬抑处境,从而弱化负面体验。



小结与反思


本文通过个案访谈和实地观察来探讨90后生育困难女性被贬抑的体验、关系重塑策略及其背后隐含的运作逻辑。研究发现,因生育困难而遭贬抑是社会建构与个体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社会建构下的身份贬抑嵌入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复杂网络中,她们因未能履行生儿育女的文化规范而蒙受污名,遭遇身份被否定、人格被贬损。另一方面,很多人内化了主导意识形态,将自己视为“她者”,这同时也在进一步强化女人必须生儿育女、履行母职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当然,面对生育困境,她们也是积极的行动主体,积极调适、寻求平衡,花费了大量的心思来重塑关系,比如采用回避熟悉的社交情境或是营建生育困难姐妹朋友圈,一些人通过接受教育、经济独立等来增强抵制外界贬抑的能力。这个过程是关系断裂与弥合的过程,也是结构力量与行动力量相互交织、互相作用的结果。然而,个体的努力应对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只有通过质疑母职规范的有效性才能从根本上去除受贬抑的污名标签[28]。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90后女性的性别意识普遍增强。如果社会(包括90后女性自身)将履行母职作为女人生命中一种重要而非必需的选择,没有生育孩子的女性也能被社会接纳和尊重,那她们将会从生育中解放出来。


本文对90后生育困难女性身份被贬抑处境及关系重塑策略的探讨是一项微观社会学研究。而任何微观现象无不嵌入于中观和宏观的社会与文化脉络之中。在此意义上,本研究也可作为一项中观与微观视角的链接点。具体而言,可以把生育困难女性群体被贬抑体验背后的社会互动放入生命历程理论中加以考察。国际学界一般承认,生命历程理论有两大范式,一是北美由埃尔德集大成的范式,另一个则是欧陆以科利为主的范式[29]。一个侧重中微观(年龄、轨迹、变迁、事件),一个侧重宏观制度,但二者都或多或少忽略了性别差异[30]。这与西方思想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论有关,后者体现为抽象的、普适主义的人性论或哲学人类学预设,从而一直遮蔽了两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思潮虽然突出了性别差异,却又过分强调社会建构论,从而敉平了性别的自然差异。本研究凸显出女性生命历程是由自然、社会制度与个人轨迹等三条线索交织而成,而且其中自然因素的影响力大大不同于其在男性生命历程中的作用。换言之,就两性生命历程中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复杂交织而言,女性大大不同于男性,其“经带胎产乳”等独有的自然历程也应区别于既有范式加以考察。这也是本文的拓展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同样可以把本研究视作微观与宏观研究的联结。文中多次强调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它构成了生育困难女性被贬抑的社会文化背景。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可见,哪怕是本研究偏重于微观互动策略,也离不开长时段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因此,自费孝通以来,生育制度成为中国社会学传统关注的对象。然而,费老晚年批评自己早年的研究受功能学派影响太深,导致“只见社会不见人”。本文在撷取生育过程中关键环节即女性怀孕加以研究之余,将考察重点放在具体的人身上,以管窥当代中国社会生育制度变迁。


那么微观层面的互动策略研究、中观层面的生命历程理论与更宏观的生育文化与制度变迁,三者之间是否能够形成联系呢?事实上,生育的前提是男女。我们不仅要克服功能论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困境,而正如上文所述,我们还要克服西方思想传统中“只见男不见女”以及“只见社会不见自然”的盲点。因此,对于传统生育文化的遗存,我们可以悬置其规范性要求—体现为带有规范性的、应然的传统观念(如礼教)—而进一步发掘传统思想中“见男又见女”“见社会又见自然”的经验部分,以为构建中国本土化生命历程理论的思想资源。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借此考察西潮冲击下近现代的生育文化与制度的变与不变。于是,宏中微观三个层面兼有的总体研究可以就此汇聚。而同样,笔者希望本研究能以小见大,并作为迈向这一总体研究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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