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呦,别的那样呦!

贵圈 2021-04-04 14:00

文 | 法兰西胶片

 
这两天,周围的女性朋友都在谈《我的姐姐》,她们在此的表达欲无比强烈。

那男性的内心感受大多会是什么样呢。

可能就像曹保平导演昨天在《我的姐姐》首映礼上说的那句玩笑话,他说:“作为男性,看完感觉身上有种原罪。”

原罪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参与这件坏事,但你发展到今天的形态,有时代的裹挟,而时代造就了这件坏事,你就无形中成为了共谋。

《我的姐姐》讲的就是时代的共谋,受害者本人也正参与对自己的侵害,21世纪头20年都过去了,这种情况仍在发生。

所以电影特意把故事地点选取在成都(不仅仅是编剧生长在成都),不是“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而是这个在全国来看“重男轻女”现象并非显赫的地带。这种选择,直接掐掉了那种一旦选取农村乡镇就会有“看着挺无奈,对你很同情,但水好深,咱也改变不了啊”的本能反应。

目的就是让你意识到,这事就发生在你身边。

那么,最终是谁被谋杀了呢?

是一件红裙子,是那个少了底座的套娃,是一代代像安然(张子枫 饰)、姑妈(朱媛媛 饰)这样的女性青春。



我自己是家里的独生子,我也有一个六岁大的儿子,我和妻子没有想过再为他添置弟弟或妹妹的打算,毕竟儿子也没有这样的诉求。我觉得,养一孩,在我能力范围之内,这就很好很好了。

所以让我100%领悟《我的姐姐》传递的痛苦,去体会那种反人类的剥夺,这从经验上就决定了,我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编导也是聪明的,面对这种极端情感,它必须给一个带有抽离情绪的东西,我自己又很喜欢形而上,所以全片最触动我的一场戏,就是安然在一只鸟儿可以自由降落起飞的天台上,披着已故父亲的皮夹克,把脑袋埋在里面,唱着“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那一刻,没有任何狰狞、控诉和吵闹。但我真的是浑身发麻,被命中了。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的那呀呦 别的那呀呦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这是抗战时期,西部歌王王洛宾发现并重新改编的维吾尔族民歌,叫《青春舞曲》,咱们肯定打小都学过。

“别的那呀呦”就是新疆话“小鸟呦”的意思。

这首歌如此轻快,却又带着一种恨不得时光能倒流的悲伤。

这些悲伤怎么积累的呢?

安然身上,至少背着四、五个方向的情感投射。

她随便一句面无表情的台词,例如“表哥把我当沙包打,姑父偷看我洗澡”,就能单开出一条叙事线。

寄居在姑妈家长大的安然,她的首位情感,其实是对父母的依存感。她想考医科研究生,做给父母看,那绝不是一种报复啊,而是家庭血缘上的牵引,她曾经还是得到过这份爱的,她想一直得到。

但父母意外双亡,她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了,这是巨大的情感真空,雨夜里,翻相册,在父母遗像前哭泣,这种失落一定是首位情绪。

从这一点看,《我的姐姐》又是最普世的。

她甚至极力反对小舅(肖央 饰)穿爸爸的皮夹克,但最终她又把皮夹克送给了小舅,她好希望舅舅能做自己的爸爸。



另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最没人性的一点,就是父母为了二胎生个男孩,让安然装瘸子,扮演小儿麻痹,在因穿了红裙子跳舞而伪装失败后,从此戒掉了裙子,以至于后来小舅舅送来三条裙子,她竟然躺在床上,暧昧地遐想起来。

这种情境非常隐性,因为它完全封闭在家庭中,等于说,她的性特征是一直被打压的,被束缚的。看一眼电影海报,张子枫的发型,穿着,都很不女孩,但角色的心底是渴望做女人的,她说自己将来还要结婚生娃,虽然有可能是句气话,但她心里有这个意识。



成年后,安然的这种逆反的自由主义特征,自然是吸引了保守的乖巧的富二代小哥(梁靖康 饰),她们的恋人状态,她们的每一次约会,可能对小哥来说都像天台的无间道冒险一样。小哥后来被失恋,他抱着自己的一箱子东西,说怎么也没想到谈了5年恋爱还会分手,像人生第一次被炒了鱿鱼。



这是对长辈与平辈,还有就是对晚辈,是的,弟弟是平辈的称呼,但在安然面前,弟弟就是一个晚辈。在育婴这个情节上,安然被调动的更多是一种母性,我们在得知她是护士之前,所有的家庭戏都没有任何作为护士的体貌的痕迹,因为这种职业描绘要让渡给母性。

从地铁站故意走丢事件开始,我们就知道,姐姐的抛弃计划不大坚决了,它不是对自己奔向自由的反悔,而是,她内心掩藏的母性人格在冒头。育婴本身就是对自己的认知的补充,舅舅使坏,让弟弟管姐姐叫妈,这个称呼除了制造当时情境上的尴尬,还有一份情感隐喻在,就像她背起弟弟时,弟弟说,你的气味和妈妈一样。


▲ 《我的姐姐》成为姐姐特辑


后来把弟弟过继给舅舅时,却看到舅舅任之不管,安然怒气爆棚,那俨然是一副做家长的驱动力。

这一刻我感觉到的是,《我的姐姐》观点是尖锐的,但情感又是广茂的。她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在一刀捅破了青春的布衣,却又恰巧插进早就收在衣服里面的刀鞘。

当然,《我的姐姐》写了两套女性青春,安然是明线角色,那还有更能升华主题的暗线角色。

姑妈,一个操持了一天家务活,躺在沙发上仰头望月的姑妈。



月亮本身就是太阳的反光,有时候,就是这反光,也能照得人睁不开眼。

对我而言,如果安然唱《青春舞曲》是最刺痛的情节,那能与这情感力量相抗衡的,就只有姑妈念俄语了。

姑妈每念一个俄文词汇,我想到的就是之前一个表演场景:打包咖啡的时候抿一下咖啡杯;吃西瓜的时候从中间开始挖;还有听到安然对姑父的猥琐的控诉,她转身,用力地拧了一下毛巾,那水啊,哗啦啦的,不像毛巾里拧出来的,像是从泪腺里涌出来的。

朱媛媛是庶民角色练出来的演技天后,她分别从嘴部运动、手上的动作和声效三个角度来诠释人物心理。

这些表演的积蓄最终全部汇聚在念俄文上来,所以念俄文不需要外露什么,就能很戳,那是《囧妈》全片最想做到,但却完全没有做到的部分。

那是一种从没被真正关注过得牺牲——伤感的青春留在了远方,但我从没去过那里。

这一代女性最大的悲剧不是你接受了这份苦难,而是你在接受后执行它,熟悉它,维持它,直到不再感知到它。

狠啊。

《我的姐姐》的豆瓣剧情简介,只有一句话。



连一个标点符号的停顿都没有,连一个演员角色都插不进来。

因为它所散播开来的情绪太难用“剧情简介”来概括了,它概括得越具体,反而越偏离。

其实,曹保平导演除了开“男人原罪”的玩笑,也提到,“这个电影在当下中国呈现了一个特别新鲜的人物关系,中国独特的历史造就了很多家庭是独生子女,姐弟的关系对很多人很陌生,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个问题,看得我也很感动。”



我尤其乐于看到一部剧情电影能以这种面貌在电影市场上放光,在它类型模糊掉的时候,观众还会觉得这个东西和自己有关,这就成了真正的电影刚需。

可能我唯一担忧的,就是中国观众,什么时候能接受一个开放式结局。

或者,能从一个看似开放的结局中,察觉到一种情绪倾向。

它就像唱《青春舞曲》。

这么难过的内容。

欢快地唱,唱到笑容绽放。


实习运营编辑 | k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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