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控辩,聋人女孩选择做律师

新京报 2021-04-09 08:14

这个年轻的女孩却选择了这条“艰难、未知的路”。今年,谭婷成为全国首位通过国家法律资格考试的聋人。


文8123字,阅读约需16.5分钟

▲普法讲座上,谭婷与一位聋人女孩交流。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立军


谭婷蒙了几秒。她看到会议室里有两种“声音”——老人们热络地聊着天,寥寥十几人在打手语交流。


手语翻译提醒她:“很多人看不懂手语,你能说一说讲座的内容吗?”


在五六十双眼睛的注视下,谭婷缓缓比画着自我介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说话时音量高,咬字重,尾音有些含混不清。


她脸上一直挂着笑。尽管戴着助听器,她依然无法听见任何说话的声音,尖锐的声响传入耳内,她才能感知到一丝细微的响动。对于这个28岁的聋人女孩而言,在这里,微笑是唯一的通用语言。


这是实习律师谭婷做的第一场普法讲座。她试图用文字、口语和手语三种方式,解释一个法律问题,“高空抛物有犯罪的可能性吗?”


聋人当律师,听起来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将这个群体隔绝在了主流生活之外。在听人(听力健全人)看来,“聋人听不见,说不清楚话,甚至无法说话,怎么和人沟通,帮人打官司?”


这个年轻的女孩却选择了这条“艰难、未知的路”。今年,谭婷成为全国首位通过国家法律资格考试的聋人。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她要克服的困难远不止“听不见”这一件事。


▲备考中的谭婷,每天几乎都最后离开律所。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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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荒漠”


3月30日下午,重庆大渡口区残联的一间会议室里仿佛分出了楚河汉界,区隔开打手语的聋人与听人(听力健全的人)。

手语之间的交流热烈,你来我往。谭婷讲“从不同楼层丢下一颗鸡蛋”的故事。聋人们的目光聚焦在她身上,不停打着手语回应。


听人反应各异,有人的目光不停在聋人之间流转,偶尔学一个手语动作,做个往上抛的手势,一边说,“丢出去”。有人坐直身子,仰起头,读着ppt上的字,上面是《民法典》里关于高空抛物的规定。


谭婷打手语的速度越来越快,表情搭配手上动作,渐渐无暇再顾及口语,只在飞速打完一句手语时,停顿高声问大家,“对不对?”


实际上,她接收不到任何声音的回应。


几位聋人是手语普法讲座的熟面孔了。以往的讲座,谭婷都会收到反馈,“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是违法的。”


这一次,一位聋人上前拉住她,兴奋地比画。告诉她,“生活中见到很多高空抛物,但他们完全不知道,高空抛物是违法的,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聋人获取信息似乎总是滞后许多,即便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很难触及到这些信息。一位聋人大爷手里攥着一张公交卡,谭婷打着手语问他,“没有领免费的公交爱心卡吗?”大爷面露疑惑,急切地打着手势,“什么是爱心卡?”谭婷便从包里翻出爱心卡和残疾证,一步步教他怎么办理,他咧开嘴笑,双手握拳竖起大拇指,往下弯两下。


谭婷接到过各样的咨询,聋人们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福利政策,比如生育补贴、残疾人补贴;遇到问题时,他们不知道应该找哪些部门求助。甚至有不少聋人问过谭婷,想离婚应该怎么做?去哪里能办理?


很难去统计,在全国,像这样的聋人有多少。“聋哑人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薄弱到一个无法形容的地步。”唐帅是谭婷所在律所里唯一会手语的听人律师,他的父母也是聋哑人,很多聋哑人喊他“唐法师”。


他看到的是,能与聋哑人无障碍沟通的律师,全国范围内寥寥无几。“聋哑人也想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参与法律生活,当他们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有门可诉,当他们触犯了法律时,可以弥补和补救。但这些对他们而言,非常非常难。”


在唐帅看来,聋哑人的圈子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远离了主流社会,他形容,这个圈子好比是法治社会里的一片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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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一环的沟通


2017年,刚大学毕业的谭婷在网上看到唐帅招聘聋人助理的信息,她看过这位手语律师的报道,知道他帮助过很多聋人。


谭婷发去信息,“我能够来做点什么吗?”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聋人找来律所求助,发来线上咨询的聋人更是不计其数,而律所懂手语的律师只有唐帅一人,无暇顾及。其他听人律师尝试学习手语,往往今天学了几句,过几天又全忘了。


谭婷和几位聋人大学生就这样进了律所。她要做的是听人律师和聋人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但刚进律所,谭婷就感到了挫败。唐帅一看她打手语,便直摇头。她打的是特殊教育学校学来的“中国手语”(普通话手语),而唐帅打的是聋人圈里惯用的“自然手语”(方言手语)。


“这之间差别太大了。”唐帅说,自然手语是聋人依靠视觉进行的象形表达,而中国手语的词汇和语法是一套人为设计的体系,很多词语比画时使用的拼音字母,比如“TS”,可以代表“唐帅”,也能在不同语境里指称“泰山”“唐诗”等含义。


语法上的差异带来的歧义更甚,中国手语的语法更接近于听人的表达。譬如,你用中国手语比画“灭火”,聋人先看到灭火的动作,再看到“火”,“他可能以为火灭了,又着了。”


来咨询的聋人,只有少数人识字,发来的文字,是一串词语的组合。更多的聋人只能依靠手语,他们大多很激动,重复打着手语,“骗我,借钱,我。(我借钱给他被骗了)”。皱眉、撇嘴,喉咙不时发出声音,手势、身体动作幅度很大。谭婷打手语问他,你和他什么关系?他们会重复回答,“他,借钱”。


也有聋人告诉谭婷说自己被人打了,谭婷问他,什么时候被打了?他回答不上来,就讲一大堆事情,想到什么讲什么。


聋人的手语里涉及各种地点、人名的方言表达,谭婷很多看不懂,她不断打出自己猜测的意思,直到对方能看懂,两个人才能确认完成。


看懂一个聋人咨询的问题往往就需要几十分钟。转述给律师时,律师提醒她,漏掉了一些问题,一来一回多次,密密麻麻写了一整张纸,才能了解一个当事人大致的信息。


▲谭婷的法律书和记录案子的一些笔记。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与听人律所的沟通,也让谭婷感到懊恼,“我自己知道,但我没办法说出来。”


因常年在特殊教育学校,平日里开口说话的机会少,谭婷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她的声带退化,吐字时声音含混连成一片。


很长一段时间,与正常人沟通的障碍让她陷入尴尬,去超市结账时,她看错了价格的小数位,收银员会“啪啪”拍几下收银台,台上的小物件都被震动起来。车上没有报站的字幕,她坐到了终点站,司机会冲到她面前,大吼着催她下车。


谭婷怯于开口,她听不到回应,只能从对方的神情里读出些许信息,沟通缺失了最重要的一环,她叹着气说,“盲隔离了人与世界,聋隔离的是人与人。”


初中时,一次放假回家,张口和父母说话时,她突然发现,父母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了,她口型夸张地喊爸爸妈妈,他们依然很茫然。


她一度崩溃,以为自己不能说话了。回学校后,她找到一位听人老师,张口说给他听,也读课本上的诗,老师鼓励她,以后可以多读出来。没有人真正告诉她,她的发音到底对不对,她只能使劲说,重复说,让自己保持说话。


直到有了手机,把语音翻译成文字的软件,才给了她实时的反馈。她用来练习发音,自己摸索着说,看文字翻译准确了,她便判断自己说对了。


起初翻译出来总是一串乱七八糟的文字,一个词要读上百遍、千遍,她才能看到准确的文字。纠正一些字的发音很难,现在她依然发不清楚l和N,S和SH的区别,口型相似的词语,更让她困惑,比如兔子和肚子,她只能囫囵发音。她无法判断发声音量的大小,说话总是很用力,往往感觉到嗓子肿痛,才意识到发声时用力过猛。


高冬梅律师记得,最开始哪怕谭婷说话很慢,她也只能猜出几个字,一句话需要她重复说两三遍,才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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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知识,会让我有安全感”


谭婷是在8岁时失去听力的。记忆里小学的教室墙上刚贴上标语,“请说普通话”,但“还没系统接触普通话,我就听不到了”。

时隔20年,谭婷关于声音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她只记得最开始是耳朵里的疼痛,慢慢听声音变得模糊了。医生诊断是中耳炎,在她的耳后和手上插上银针,治疗后情况更糟糕了,父母在耳侧大声说话,她几乎都听不见了。


父母带着她到攀枝花、昆明的大医院,医生诊断为神经性耳聋。


山村里没人知道,一个听不见声音的女孩该怎么上学,她只能辍学在家。过去一起玩捉迷藏的小伙伴,一见到她就跑了,村里人看着她,嘴巴开开合合,她“只感受到一片死寂”。事发后很长时间,女孩陷入了难以抑制的自卑情绪里,这个世界上只有她听不见?她一度以为自己是怪物。


白天父母去地里干活,弟弟去了学校,她一个人在家,翻家里的课本和字典,拼着拼音读,抄在纸上记下来,“做梦都想上学”。


再回到学校已是五年后。父母偶然得知西昌有接收聋儿的特殊教育学校,带着她去,学校只有一、二、五年级,13岁的她重读二年级。老师用手语上课,她才开始学习手语这门“第二语言”,很费劲地跟上功课。


特殊教育学校是在一所普通小学校园里,相隔一扇铁门。课间时,普通学校的学生路过,指着比手语的他们笑,长期在异样的眼光下,谭婷写道,“我们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奇怪的动物。”


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外地孩子只能在寒暑假回家。谭婷不让父母来接,自己坐五个小时的大巴回家,老师叮嘱她,不要在外面打手语,一些坏人知道你是聋人,把你拐走了怎么办?


初中时她去了乐山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读,离家更远一点。有时候坐公交车,看到有人打手语,旁边的人会下意识紧紧捂住自己的包。


有一天,班里一位女同学没来上学,父母找来学校,谭婷才得知,女生失踪了。在公开场合打手语一度变成她的禁忌。


父母和她也只能通过文字交流。父亲只读了小学,母亲不识字,为了和她交流,母亲提出要跟着她识字,翻得皱巴巴的小学课本又派上了用场,有时候母亲学得不耐烦了,把课本丢在一边,摆手摇头,“太难了,不学了,”但过不了多久,她又会重新拿起课本,一笔一画描着字。


16岁时,谭婷在学校艺术团第一次接触到舞蹈。刚开始跳得很僵硬,同学打趣她跳起来像个机器人,她便把课间、周末都用来练习,甚至看书时也会压腿练基本功。


2009年,她被成都残疾人艺术团选中,参加了全国舞蹈比赛,还见到了跳《千手观音》的舞蹈家邰丽华。“周围的人肯定会有这样的声音,你声音都听不到,怎么去跳舞,可你看她们,还是可以跳得这么优秀。”谭婷说。


谭婷参加大学艺术团的手语舞表演。受访者供图


进入残疾人艺术团当舞蹈演员,是一条对听障人士来说已经较为成熟的路。但谭婷还是更希望能读大学,像普通人一样学习知识,以后也能从事脑力工作,“学习知识,会让我有安全感。”


考上大学时,谭婷记得,特殊教育学校旁边中学的老师很是吃惊,“聋人也能考大学吗?”谭婷说,“我们只是听不到,其他都和大家都一样,我们想做什么,也可以通过努力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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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律师


很难说清是哪个案子让谭婷决心要考法考,成为一名律师。


聋人的求助大多在下午或晚上,也有很多人在工厂打工,周日休息时发来视频,情绪都很激动。谭婷没办法独立给他们解答疑惑,等待律师答复的时间,有的聋人不肯挂断视频,脸上一直挂着很焦急的神情。遇上律师忙案子的时候,等待的时间更长。


有一次,有聋人表露出想不开的情绪,甚至有轻生念头,谭婷急得不行,但当时她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法盲,她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他聊聊天。谭婷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她多学习一点法律知识,也许能更好地帮助他们。


经常有聋人来律所“报案”,有时是几个人,有时是几十个。谭婷记得,最多的一次来了两百多人,很多聋人抱着被子来的,他们把钱投资到一个名叫“龙盈”的公司,负责人是一位在聋哑人圈子中颇有影响力的聋人企业家。“他打着帮扶聋人的名义,告诉他们要带着大家赚钱,大家就相信他。”


谭婷与来律所求助的聋人沟通。受访者供图


律师们带着她和几位实习生,挨个向聋人收集信息和证据。她发现,很多聋人都没有保留证据的意识。她们和律师通宵整理材料,没地方住的聋人就整夜坐在律所里。


还有聋人拿着一堆照片,告诉其他聋人,自己在国外开公司,可以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只要能借钱给他,以后翻番还给他。很多聋人就相信了,哪怕自己没钱,去借钱也要借给他。来律所求助时,他们都还不明白“借”和“骗”的区别,他们只关心,“钱能要回来吗?”


涉及恋爱与婚姻方面的咨询也很多。有一个聋人向谭婷求助,他连续被网友骗婚四次,都是在网上认识的女朋友,还没见过面,对方都结婚为目的,喊他准备“彩礼钱”。等到他转钱后,对方便联系不上了。“同样的套路,他就这样被骗了四次。”


一位不识字的女性聋人,“被”嫁给一个健全人,多年来一直被家暴,她要离婚丈夫却不同意,别人告诉她可以去起诉离婚,她试了很多次,援助律师都告诉她败诉了。她找来律所,谭婷一看文件上写的是“撤诉”,谭婷问她,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冬梅刚接手聋人相关案件时,问过谭婷,为什么聋人容易被骗?谭婷当时的回答是聋人都很单纯。其实,聋人被骗都是有缘由的,“骗聋人的都是聋人。聋人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有些是因为对钱的渴望,他们找工作很难,生活很难,想快速得到钱,有的聋人则是渴望得到感情。”


谭婷说起,感觉心里很沉重,“我不知道怎么讲得让你们理解,我想为他们做些什么,这都是我学习法律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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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劲


2018年5月,谭婷和同期的4位助理下定决心备战法考,唐帅和律所律师的“魔鬼训练营”开始了。


上学期间,她们与社会之间像隔着一层屏障,灰色地带被过滤了。唐帅认为,聋人要成为律师,必须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会法律逻辑思维,“聋哑人的世界里只有两种颜色,黑与白,对与错,善与恶。我们要用很多的例子来打通他们的逻辑关,告诉她们有灰色地带存在。”


那段时间,唐帅一见谭婷,总要给她出个情景题,大多来自于他办过的案子,要求她说话作答。


高冬梅律师讲的是刑法,她把讲义用文字打在ppt上。她记得,谭婷几人当时很疑惑,犯罪的人要得到法律的惩罚,为什么律师要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谭婷想起大学时候看“杭州保姆纵火案”的新闻,不明白为什么律师要为这么残忍的人辩护,那时候她觉得“这个律师有点坏”。


高冬梅列举了很多冤假错案帮助她们理解。谭婷说,“现在能慢慢理解了,被害人的权益,犯罪嫌疑人的权益,都要保护。”


距离法考只有不到半年时间,考虑到文字讲课的进度太慢,律所的律师分别帮她们找齐刑法、民法等各种课程,让他们先自学,有不懂的地方大家再一起讨论。


听不见,谭婷只能依靠眼睛学习。要兼顾工作,凌晨五点多她便起床,抱着书在轻轨上刷题,到律所后对着电脑就是一天,有时一看到字就感觉眩晕。


下班后,谭婷继续学习,丈夫在律所做生活助理,他会借用唐帅家里的厨房做一盆凤爪,拿到地铁口摆摊,律所每个人几乎都尝过“充满爱的,特别好吃的凤爪”。


周末时,谭婷常去书店,她喜欢阅读,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学习知识。受访者供图


到晚上十点,坐轻轨回家时,她还会抱着真题书刷题,律所离家远,他们得转四趟轻轨,担心错过站,丈夫要盯着报站的屏幕,到站喊她时,发现妻子抱着书睡着了。


第一次法考,五个人都没考过。通过法考客观题考试的只有谭婷一人,她的法考主观题成绩差了10分。


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有人决定退出这场“马拉松式”的学习。他们说越学越没有底气,学不懂;也有说过了三十岁了,要结婚了,经济压力比较大,打算先去找份工作赚钱养家。


这三年,律所里来来去去的聋人助理有三十余人,厚厚的法律教材和真题堆满办公桌,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桌上又空无一物。


坚持下来的只有谭婷与其他两位。唐帅记得,谭婷无数次红着眼睛来办公室找他,“说她觉得学习法律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魔咒,太难了。”后来,他一看到谭婷表情不对,马上说一句,“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不用说了,我告诉你,要放弃不可能。” 


转过身,他找来谭婷的丈夫,打着手语告诉他,“你要多开导谭婷,在生活里多制造一点浪漫,她不坚持下去可惜了。”“真是和老父亲一样的。”唐帅调侃说。


其实,谭婷之前没真动过放弃的念头,但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学习,脑海里紧绷着一根弦,总有压力过大的时候。丈夫很少说些什么,只会默默地搬个凳子坐在她边上,陪着她看书。


第三次临考前,谭婷突然收到母亲确诊癌症晚期的消息,赶到成都的医院时,母亲的身上插着管子,翻个身都疼。这是谭婷第一次想放弃,她没办法离开母亲几天去参加考试。


母亲却强撑着拿手机打字,告诉她,“你必须要参加考试,你应该为自己、为社会而活,应该去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以后帮助那些底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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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人真的能做律师吗?


实际上,在谭婷第三次法考成绩出来前,唐帅心里也没底,没有人敢打包票,聋人真的能学好法律吗?


法考成绩出来时,谭婷正在医院,她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母亲很高兴,写道,“以后要做个好律师,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作为第一个通过法考的聋人,谭婷开始受到很多关注。她收到一些在读的聋人学生的信息,“要好好学习,希望以后也学习法律,能加入这个团队”。


也有人问谭婷,“你听不到,怎么去开庭,难道要配一个手语翻译吗?”


“与其来问这个问题,不如想想,怎么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谭婷正色道,“聋人除了听,什么都能做。”


她解释,其实律师的很多工作都能在法庭外面完成,“我们是一个团队,我可以和听人律师一起办理聋人的案子,我学习了法律知识,能够更好地提供帮助。”


然而实际上,团队合作里的难题也显而易见。即使在团队里,因为听不见其他听人律师关于案情的讨论,对于案情的跟进很可能会因此滞后,她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一一沟通,填补这个“空洞”。


3月底,密集的采访找到谭婷,她忙到晚上才有时间点开手机,每天都有十几条新的好友请求,大多写着,“急事,我是聋人。”依然是婚姻与借贷相关的问题居多。


谭婷发现,由于不懂法律,等到很多聋人来律所求助时,事情已经变得很是棘手了。


3月30日傍晚,谭婷接到视频,一位聋人女生眉头紧皱,眼圈通红,不时捂着脸。不久前,女生的哥哥找到律所求助,妹妹被人强奸。家人都不懂手语,平时与女生的交流不多,直到女生生下孩子,才告诉哥哥自己的遭遇。哥哥马上去派出所报了案,这一举动吓坏了妹妹,她拒绝与家人沟通,什么都不愿意再说。


让谭婷意外的是,视频一接通,女生见到屏幕里的聋人姐姐,一下心防就卸下了。“可能是我能够站在一个聋人女孩子的角度和她沟通,并且我在律所工作,她愿意和我敞开心扉谈她的遭遇。”


谭婷才了解到,原来,事发后,女生一直遭到对方威胁,让她以为这件事情两个人都有错,她是做了见不了人的丑事,如果报警,她自己也会坐牢。


▲谭婷与律所另一位聋人助理。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摄


这是谭婷成为实习律师后,将全程跟进的第一个案件。唐帅告诉她,“很棘手,聋哑女孩遭到强奸的案子,几乎都错过了最佳的取证时间,缺少指证强奸的证据,很多聋哑人的案子,听他们叙述完犯罪手段,我们比他们还窝火。”


“类似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多,没有人告诉过她们,遇到这些事情时,她们应该怎么做。”谭婷说,比起上庭辩护,聋人群体普遍缺乏法律和维权意识这一现状,显然更牵动着她的心。


她拍过几条普法视频,都是聋人咨询里常问的问题,解释“离婚冷静期”“重婚罪”以及“案底能不能消除”。但这样的普法视频只能辐射到很少一部分聋人, 她想用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事,“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如果想去把它们做好,我需要更努力地学习。”


这样也被质疑,有人问唐帅,这是不是一场作秀,目的是要把谭婷打造成为律所的一个品牌。


“无稽之谈。”唐帅听到之后很“冒火”,“这不是个可以炒作的话题,也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谭婷会受到关注,是因为全国近3000万的聋哑人群体需要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


在他看来,“谭婷们”必然会出现,“现在有了聋人律师,以后也会有聋人法官、聋人检察官,甚至可能会出现专门处理聋哑人案件的法庭。到那个时候,沟通不畅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个边缘群体形成的闭环才能被打破。”


谭婷没想那么远,她专注于眼下。继续学习法律,把口语练好,专心普法讲座和参与的每一个案子,“走一步看一步。”


“很多聋人看到我的行动,他们可能会更有勇气追求自己的梦想。”她在手机里录唱了一首歌,叫《消愁》,听不到曲调,她就用自己的声音哼唱。她最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于是可以不回头地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


值班编辑 花木南 吾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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