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诗人的致敬让我害怕得像一条狗”丨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1-04-09 08:34

当我们站在此时此地回看波德莱尔,回看《恶之花》,就像一场溯流而上的旅程,我们由此回到现代主义艺术的发端现场:一片新颖、茂盛且荆棘丛生的诗性森林,一个孤独、狂热又忧郁的灵魂。


充满悖论的“恶之花”在巴黎长出,也只能在巴黎。大都市的繁华与荒芜、芳香与腐臭、光明与黑夜、希望与焦虑,共同容身在巴黎街头。波德莱尔迷恋地游荡其中,独自一人又被人群包裹。在这包裹中诗人警觉地睁大眼睛,在寻找着什么。“他寻找什么?”评论现代艺术家时波德莱尔自问。“这个富有活跃的想象力的孤独者,不停地穿越巨大的人性荒漠的孤独者……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


波德莱尔比任何艺术家都更急切地想要捕捉他所说的这种“现代性的东西”。他反叛古典主义式的写作,试图在现代生活中找到诗和美。置身现代社会的氛围中,波德莱尔发现,现代性正是那些“过渡、短暂、偶然”的事物。在与这些事物短暂、不期然的相遇中,他感受着瞬间之美带来的“惊颤体验”(本雅明语)


在《恶之花》的《巴黎风貌》中,波德莱尔和赌徒、盲人、骗子、妓女、小偷相遇,他看见他们,投以匆匆一瞥,却像照片一样被定格。这些人形象丑陋,行为堕落,但他赞颂。他从他们身上发掘诗性之美,就像他在腐烂的尸体上发现美——“天空凝视着,这尸体真是绝妙,/像花朵一样地开放。”作为恶之一种,尸体与花的并列,带来强烈的感官和想象刺激。赌徒、骗子、妓女,甚至尸体,都被波德莱尔升华为美,但他知道他们是恶的。这些恶由资本主义大都市巴黎造就,由当时平庸、闭塞、僵硬的社会造就。这样的社会同样导致了诗人苦闷的精神,忧郁的心灵。他书写他们,歌颂撒旦,他在撒旦身上觅得反抗的勇气,在堕落之人的境遇中倾注对社会的批判的激情。但最终,他失败了。《反抗》之后,就是《死亡》。死亡是波德莱尔最后的慰藉,寻找“理想”的另一个起点,但这起点又是如此虚幻。


今天是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某种意义上说,纪念波德莱尔就是纪念现代主义诗歌的萌生,从中也许还可窥见现代诗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诗人树才在纪念文章中说:


“我认为,现代诗已走到一个极端个人性的悖论里。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困境。怎么解决?要么,我们把波德莱尔的现代诗传统’横向‘继承过来,用声音、韵律、象征——用身体的投入和生命的冒险来换取写诗的材料;要么,诗歌离开原来的美学尺度,创造一种新的美学尺度。先锋的探索,恰恰需要对‘横向’的翻译嫁接和对‘纵向’的血缘传承的批评意识。”(导语:张进)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9日专题《波德莱尔 忧郁的反抗者》。



撰文丨树才

01

不可思议的反叛行为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63岁,父亲去世那一年,波德莱尔才6岁。与父亲相伴的6年是波德莱尔幸福的童年时光。巴黎市中心有一座非常美的花园,卢森堡公园,父亲经常带他去那里玩儿;作为画家,父亲也经常带他去看各种美术馆。卢森堡公园里有很多优美的雕像,父亲会给他讲那些雕像的故事。波德莱尔死后,因为《恶之花》带来的盛名,他也化身为雕像,站立在公园的一块绿草坪上,仿佛他又回到童年时经常玩耍的地方。我每次去巴黎,必访卢森堡公园,潜意识里就是想去拜谒波德莱尔的雕像,只见他面容清秀,目视远方,一只手斜插在上衣胸口前,路过的风常常徘徊不去,仿佛想从他沉默的嘴唇间听见几行诗句。



波德莱尔的母亲卡罗琳·杜费斯结婚时年仅26岁。她性格忧郁,感情细腻。波德莱尔6岁丧父,同年轻的母亲相依为命。正当幼年的波德莱尔享受这一段“充满母性柔情的好日子”时,母亲却改嫁了。继父欧比克是位军人,当时的军衔是少校,后来一直升到少将,还做过大使。先是幼年丧父,旋即母亲改嫁,这两个事件对波德莱尔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作用。


母亲改嫁不是7岁的波德莱尔能阻拦的,但他肯定不乐意。他后来说过一句话,意思是,有像我这么敏感的一个儿子,做妈妈的不该改嫁呀!这显然过于苛刻。但7岁的男孩子有他稚嫩的心理结构,有他个人的理解角度,他会觉得母亲对他的爱被一个闯入者抢走了。在母亲的新婚之夜,他把新房的钥匙扔出窗外。


波德莱尔随继父一起生活后,幸福的童年一去不复返。隐秘的抑郁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在波德莱尔身上表现得很明显。波德莱尔后来生活中所有不可思议的反叛行为,比如跟他深爱的母亲失和,通过各种方式对抗他的继父,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波德莱尔学业优秀。拉丁语、修辞、作文都很出色。但他在日记里透露,他非常孤独。孤独,成了波德莱尔内心过早体味到的东西。转眼,波德莱尔高中毕业了。面对要上的大学和未来,波德莱尔的继父希望他走仕途,但波德莱尔不肯。他宣布:我要成为一名作家!这对一个官员家庭来说相当于一个丑闻。于是,父母悄悄安排了一次远行,让波德莱尔坐上邮轮到印度去。继父在外交界有一些朋友,他希望儿子在印度得到历练,回来后应该可以谋得一个外交职位。但德莱尔登上邮轮后,只到了留尼旺岛就不走了。9个月后他返回巴黎。他自负地宣称:“我口袋里装着智慧回来了。


回巴黎后,波德莱尔到了领取遗产的法定年龄。他不顾父母反对,将生父留给他的10金法郎全部领走。这是一笔巨额财产。波德莱尔把遗产的使用也当作一种反抗方式。他过上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生活。两年过去,遗产花掉了一半!继父跟母亲商量,不能让这个浪荡子再这么奢侈下去,未经波德莱尔同意,他们就找了一个公证人。继父请公证人来管理剩下的财产,规定每个月只给他200法郎。波德莱尔只能接受。糟糕的是,欠债还不上了,他成了一个负债之人。


该怎么反抗呢?苦闷、喝酒……或者,干脆自杀吧。波德莱尔真的自杀过一次,但自杀方式有点可笑。1845年6月30日,他拿起一把小小的水果刀,狠狠地扎了自己一刀。虽说鲜血四溅,但死是死不了的。他想以此来反抗父母这个见鬼的决定,但他还是没有力量把它掀翻。自杀未遂,他只好回家跟父母生活了一段日子。不过,波德莱尔很快就决定再次离开这个资产阶级家庭。这次是彻底离开了!他搬进了拉丁区,跟一位混血姑娘让娜·杜瓦尔住到一起。杜瓦尔是一个小剧场的演员,也就跑跑龙套,但魅力十足。一方面,她拥有所有美人“恶”的地方,懒惰、撒谎、粗俗,另一方面,她非常漂亮,情色饱满,能给人带来感官的极乐。波德莱尔始终没有结婚,长久相伴的,就是这位“黑维纳斯”。


尽管在文学界赢得一些虚名,波德莱尔却债务缠身。比利时成了他想象中的避难所。1864年6月他抵达布鲁塞尔。他想通过演讲和出版作品赚钱,但算盘落空。最后两年,他的生活是凄惨的。1866年3月的一天,他同两个朋友一起游览那慕尔的圣-鲁教堂时不慎摔倒,导致昏迷、失语和偏瘫。


母亲把他接回巴黎,他在杜瓦尔医生的诊所里住院。不少朋友前来探望,圣勃夫、邦维尔、勒孔特·德·李尔等。保罗·莫里斯夫人还特地为他演奏瓦格纳的音乐。为了减免住院费用,诗人朋友们还为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雨果、巴尔扎克都参与了,连讨厌他的梅里美也签了字。波德莱尔是在失去语言的哑巴状态下死去的,很痛苦。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永远闭上了眼睛。他死后被葬入蒙巴纳斯公墓,不得不和他痛恨了一辈子的继父欧比克挨得很近。


02

“恶之花”的绽放

“恶之花”的法文是Les Fleurs du Mal。懂法文的人知道, “花”在这里是复数,不是单数。“恶”则是一个抽象名词。“恶之花”这种译法让“花”成了单数的抽象之花,失去了“花朵”的直观形象和芬芳香味;实际上,这“花”更是“恶之众花”,是可触可闻的鲜花。波德莱尔用心血栽种和浇灌这些语言之花,它们的香味是奇香、异香,一种扑鼻的浓香,一种麝香那样的极致之香。

《恶之花》让波德莱尔重新发现了“美”。他打破了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恶”具有某种双重性,既有邪恶的一面,但又散发着一种异常的美。诗集中的一百多首诗, “教”我们用新的目光去品味恶中之“美”。而这种“美”同“现在”或“此刻”有关。在《1846年的沙龙》一文中,波德莱尔写到:今天很少有人愿意赋予“现在”这个词以真实的、肯定的积极意义。他强调“现在”的价值,但又赞美作为“美的源泉”的个人感觉。这说明波德莱尔对美的理解,建立在对“现在”的个人感觉”的基础之上

《恶之花》,作者:夏尔·波德莱尔,译者:郭宏安,版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

1857年7月11日《恶之花》面世,奠定了波德莱尔在法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这是波德莱尔的生命之作。他说:“在这本书中,我放进了自己所有的心、所有的柔情、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仇恨……”这本诗集让他一举成名,也带来数不清的非议、指责和围攻,最终惹出一场官司。他的诗作如《给一个太快活的女人》《下地狱的女人》,有人读了根本无法接受。面对这样一场革命,资产阶级的愚蠢马上露出面目。一个记者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攻击波德莱尔的诗“亵渎宗教、伤风败俗”。当然也有人替他辩护。在1857 年8月20日进行的诉讼程序中,辩护人以缪塞、莫里哀、卢梭、巴尔扎克、乔治·桑等著名作家为例,指出“肯定恶的存在并不等于赞同罪恶”,但这并没能让充任起诉人的代理检察长信服。审判结果:“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 “伤风败俗”的罪名成立。波德莱尔和他的出版商遭到惩罚。诗集中有 6 首诗(《首饰》、《忘川》、《给一个太快活的女郎》、《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吸血鬼》)被判必须删除。这一审判结果完全出乎波德莱尔的预料。他还以为会被宣告无罪呢!更让他感到耻辱的是,法庭居然用对待罪犯的字眼对待一位诗人。这一判决是什么时候被法国最高法院撤销的?将近一百年:1949年5月31日。

1861年,《恶之花》第二版出版,波德莱尔删掉了 6 首诗,又新添了35首。第二版获得巨大成功。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诗人欣赏他,把他视为一个诗派的领军人物。后来成为大诗人的马拉美、魏尔伦,还专门写文章赞美。但对波德莱尔来说,赞美似乎来得太晚了。由于病痛折磨,他已感受不到什么喜悦。他这样回应年轻诗人们对他的致敬:“这些年轻人……让我害怕得像一条狗。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面对不被理解,波德莱尔说:“只有绝对居心不良的人,才会不理解我的诗的有意的非个人性。”这里的“非个人性”是关键词。波德莱尔的诗每一首读来都有一个主人翁“我”,但波德莱尔真正的意思是,一首诗因为是语言的杰作,一定有“非个人性”,而这“非个人性”恰恰就是人类性。人都有个性,但诗人在表达个性时,恰恰是通过这种隐匿个性的方式,是一种“非个人性”的方式。

我认为,大诗人有两种,一种是圆满完成的诗人,有生之年所有能得到的都得到了,所有能探索的都探索过了,才华充分发挥,作品受到公认,比如瓦雷里;另一种是天才早死的诗人(完成的诗人一般不会是天才诗人),比如法国的兰波,中国的海子。才通常有一个不幸的特点,就是早死。但他们都死在节骨眼上。这个节骨眼,就是对他们的天才的验证。当然,并不是所有早死的诗人都是天才。像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有自由的勇气,有反抗的意志,有创造的能量,有品尝危险、体验极致体验的行动能力,这才是天才的标志。

03

对诗歌形式的实验

《恶之花》中有一首诗,被认为是波德莱尔作品中最精妙的,诗名为《黄昏的和谐》。反观们的现代诗,大多数缺乏对形式的敏感,而实际上,在一首真正的诗里,一定有特殊的形式隐其中。波德莱尔有对“形式”的天才敏感

波德莱尔这首诗有很多译本。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敬容的译文。陈敬容把它译成《黄昏的和歌》:

时辰到了。在枝头颤栗着,
每朵花吐出芬芳象香炉一样,
声音和香气在黄昏的天空回荡,
忧郁无力的圆舞曲令人昏眩。

每朵花吐出芬芳象香炉一样,
小提琴幽咽如一颗受创的心;
忧郁无力的圆舞曲令人昏眩,
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

小提琴幽咽如一颗受创的心,
一颗温柔的心,它憎恶大而黑的空虚!
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
太阳沉没在自己浓厚的血液里。

一颗温柔的心,它憎恶大而黑的空虚,
从光辉的过去采集一切的迹印!
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
你的记忆照耀我,象神座一样灿烂!

你们听,没有任何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转折让人感到不通、不悦、不畅。这体现了一个优秀诗人笔下现代汉语的“活力”,比如“每朵花吐出芬芳象香炉一样/小提琴幽咽如一颗受创的心”、 “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太阳沉没在自己浓厚的血液里”,这四句诗译得很好。而原文就更精妙,尤其节奏、气息和韵律。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对日落黄昏的感受和印象。波德莱尔有一些形式实验很强的作品,但从形式(声音的音乐感)而言,这一首达到了极致。它的特色是诗句有节奏地反复出现,每一节的二、四句与下一节的一、三句完全相同,整首诗因此获得了一种交错相间、层层推进的奇妙效果。


04

现代诗的困境

中国现代诗,从整体上来说,还局限在浪漫主义诗学和象征主义诗学的框架内,不愿脱身而出。现代诗的语言敏感和本体意识在“朦胧诗”人那里有所恢复,但一直要到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更年轻一代中国诗人,才真正重视语言的使用,并以先锋探索的姿态把诗歌创造拽回到语言的本体上来,想把言语用活,想要创造文本。

哪一种语言是真正鲜活的?必定是诗人日常使用的言语。以活生生的身体语言入诗,渴望抵达真实之美,这是年轻一代诗人的觉醒。而波德莱尔所说的“个人感觉”,首先就来自身体感官。语言是身体“通感”得以呈现的场所。诗毕竟是写出来的。一个人的感情再丰富,经历再复杂,如果不能形诸一首诗的语言形式,他仍然同“诗人”无缘。隐喻地说,一首诗就是一个语言的身体。在这个语言身体里,有可见的骨血肉(句法、声音、形象),更有不可见的精气神(结构、呼吸、韵律)

作为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波德莱尔专注于“美”,又凸显了“真”。实际上, “真”里面包含着更多的生命不安和灵魂伤痛:不安,是现代人心灵的基本状况;创伤,则是身体在心理层面上的各种症状。对现代诗,波德莱尔的伟大贡献就是他把惊世骇俗的“真实之美”,唯美地呈现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面前,令我们的灵魂颤栗。浪漫主义诗学被《恶之花》带到了一个崭新的去处:语言的情色极乐和心灵的忧郁不安。所以,《恶之花》仅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也是一种“心理”的存在,更是一种“象征”的存在。“现代诗”的空间被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瞬间拓宽!

《巴黎的忧郁》,作者:夏尔·波德莱尔,译者:郭宏安,版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

我要提出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六十多年的演变, “现代诗”还有戏吗?

据我的观察,作为第一位现代诗人,波德莱尔可谓横空出世,一出场就站在了“顶峰”,而《恶之花》作为第一本现代诗集,既是起始点,也是最高点。我们必须明白,现代诗呼应着整个现代社会的分裂式变化,宗教的世俗化引发抒情的叙事倾向,对科技的迷信导致对先锋的狂热……兰波说得好:“出发,向着新的未知!”

随着技术发展的加速度,语言也加速度地折磨着波德莱尔之后的现代诗人们。如今,法国诗歌已从曾经的峰顶徐俆下行;如今,生活的加速度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种加速度。技术的花样翻新和心灵的渐趋衰弱,已把诗神缪斯引向日常街巷和生活细节。现代诗,一方面从“散文性”中获得裂变之力;另一方面又在散文的现世诱惑中堕向某种不可救药的平庸和迟钝。

波德莱尔认为,一个现代诗人同时必须是批评家。翻译过程也是生成批评意识的过程。如今的诗人,必须迫使自己成为批评家,如同如今的批评家也必须要做诗人一样。

创作给批评带来新的启示,但批评应有自己“思”的能力。以中国当代诗的批评现状而言,批评文字的“软”和“弱”,批评家的“无思”和“势利”,让批评的创造意义荡然无存,它始终未能超越“贬”或“捧”这两种实用功能。批评一定要有能力提出问题。提不出真正的问题,是当今批评所面临的可悲现状。以波德莱尔的理想,批评和创作应该融为一体。

我认为,现代诗已走到一个极端个人性的悖论里。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困境。怎么解决?要么,我们把波德莱尔的现代诗传统“横向”继承过来,用声音、韵律、象征——用身体的投入和生命的冒险来换取写诗的材料;要么,诗歌离开原来的美学尺度,创造一种新的美学尺度。先锋的探索,恰恰需要对“横向”的翻译嫁接和对“纵向”的血缘传承的批评意识。先锋实验不能停留在语言的浅表层面:语言游戏和作诗方法。法国诗歌就是这样,技艺上越来越发达,但给人带来的精神震撼和灵魂启示却越来越少。

对诗歌而言,技术总是“窄”的。技术对于善于运用它的诗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技术是语言符号那些有形的东西,诗歌意义却是无形的灵魂气息。诗人的情感、人格都是无形的;吸引人类心灵的那些希望、信念,那些梦想、直觉,都是无形的,但它们却是决定性的。也许人类从整体上进入了“被技术宰制”的现代困境,现代诗也进入了“语言与灵魂脱节”的现代困境。

诗歌有自己特殊的知识考古学。我相信它是一种不是知识的“知识”,或者超越知识的知识。如果说诗歌只是知识,这个世界就彻底无趣了。现在,知识的泛滥恰恰在质问每一个诗人:你有能力激发自己去生成新的思想吗?你敢于以新的语言方式去发现和表达吗?这些问题可能就是现代诗得以幸存的哲学条件。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9日专题《波德莱尔 忧郁的反抗者》。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树才;编辑:张进 肖舒妍;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9日专题《波德莱尔 忧郁的反抗者》

「主题」B01丨波德莱尔 忧郁的反抗者

「主题」B02-03丨波德莱尔 瞬间拓宽现代诗的空间

「主题」B04丨法国象征派诗人 从叛逆到“纯诗”

「文化」B05丨 书店如人:被怀念的精神空间

「博物」B06-07丨 如何捕获一只神兽?中世纪动物的辨识指南

「视觉」B08 |《再见,西贡》 越战阴影后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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