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最初那个沉重的皮球究竟踢向了哪里?

北青艺评 2021-04-09 00:31

影片《我的姐姐》所讲述的故事,其曾用名《踢皮球》三个字即是精准梗概。



晃动的镜头、遍地的狼藉……影片伊始,瘦弱单薄的安然站在公路上,一脸茫然地看着面前的车祸现场。父母在车祸中丧生,第一个来到现场的她却因为在全家福中的“缺位”而被警察盘问身份,那一刻,超越死亡带来的震惊与哀伤向她扑面而来。混乱、模糊、满目疮痍、支离破碎,她的生活何尝不是又一个车祸现场。


为了生男孩,父亲给安然开残疾证明,并将她送给姑姑抚养;为了让安然早早赚钱照顾家庭,父母背着她修改高考志愿,斩断了她外出求学的梦想;为了她关系生疏的亲弟弟,全家人在安然父母去世后逼着她担负起“长姐如母”的责任。于是,昔日被父亲当成皮球踢走的安然,决定奋起反击,踢走弟弟这个“皮球”,以捍卫自己的追求与理想。



所谓“踢皮球”,重点即在于此间的循环往复,影片也通过对安然内心挣扎纠结的展现,将她置于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留下弟弟,则既约等于亲手放弃想要的未来,又难以摆脱“又不是我的错,凭什么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的无力与愤恨;送走弟弟,则既难以彻底放下血浓于水的羁绊,又将再次失去渴望已久的亲情。


影片塑造的姐弟关系不只安然与弟弟一对,还有安然的姑姑与父亲、母亲与舅舅,甚至还可以包括在医院发生子痫的孕妇的两个女儿与她们未出生的弟弟。对这些女性与男性间关系或正面或侧面、或复杂或简单的勾勒,进一步凸显了女性所背负的结构性压力,及其强大的惯性与延续性。而这一点,比安然面对的具象问题更令人唏嘘不已,脊背发凉。



姑姑承担着传统价值对姐姐角色的全部期待:将自己的生活、事业、梦想都让位于弟弟,并对自己母亲“一切都要尽着儿子”的做法全盘接受,对自己“生下来就是姐姐”的身份不加抵抗。舅舅的形象则从侧面展现着传统姐弟关系中的一种结果:作为男性和最小的孩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偏疼的果子不上色”,一事无成,喝酒打牌度日。影片将姑姑和舅舅共置于安然的生活之中,前者奉献后的人生与后者接受奉献的人生拼凑在一起,指向安然姐弟命运多重可能性中的一种。


但当经年累月浸泡在男性和家庭剥削之中的姑姑,以“责任”的要求将同样的压迫和规训传递给安然;当虚弱的孕妇坚持不顾自己要保住孩子,孕妇的婆婆拼命拉扯并捂住不停叫喊的安然,无视一旁哇哇大哭的孙女;当安然的奶奶在深夜偷偷为儿子切开清凉爽口的西瓜,并让他快点吃完别叫姐姐看见……这些长期处于父权制结构下隐形暴力中的女性,终于成为了温水里的青蛙,被同化为“父亲的女儿”。不仅作为共谋积极维系着父权制的等级结构,更成为父权的实施者,监督和规范其他女性的行为。但可悲之处在于,这些“父亲的女儿”终究无法剥离其也是“母亲的女儿”的事实,在父权制结构里,女性始终难以摆脱客体、从属的位置,也始终难逃被忽视、剥削的命运,走上“套娃”的老路。



而姑姑与安然吃西瓜的一幕让人动情,正在于觉醒的光芒背后,是一代代人的无可奈何、悲凉宿命。姑姑先是告诉安然被欺负了要知道打回去,继而平静地讲述自己对家庭和弟弟的付出。她曾放下对梦想的执着、对人生的期待,在“姐姐”这一既定轨道上前进,不吵不闹、不言不语。但如今发现,她的人生已如蒙尘的水晶灯,自己已被枷锁套牢。她切开西瓜,从中心一勺勺挖起,将自己在6岁那年夏夜不曾尝到的甘甜尽数放入安然的碗中,她终于意识到“其实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她希望安然向生活打出拳头。对着那几个套娃,她喃喃道出的俄语既像纪念,又似告别。



对女性的压迫并非仅来自单一事件或个体,而是呈现出结构性,这一点在《我的姐姐》里体现为对性别歧视、家庭暴力、性骚扰、生育权等女性困境与创伤的集中呈现。那是安然听完弟弟说爸爸做的红烧肉好吃后,道出自己只吃过“笋子炒肉”时扯出的一抹勉强的笑容;是安然对着姑妈说出自己“被表哥当沙袋,被姑父看洗澡”后转身看向窗外的孤绝背影;是被迫伪装的残疾、溺水窒息的梦境、没有底座的套娃……影片对女性由于其性别身份而在细微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受到的不公对待做出提炼,密密匝匝,又共同砸在观者心头。在整体基调上,这样的呈现是举重若轻的,是无声胜有声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但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当所有的困难同时降临,以至被裹挟其中的个体近乎毫无招架还手之力,故事则不免显得主题先行,影片也仿佛成为典型案例聚集地。人物上,主角孤立无援——拒绝赔偿的肇事者、靠不住或有心无力的亲戚、难以给予支持的男友同时出现,必须单枪匹马与命运对饮。事件上,生活左支右绌——被亲戚盯上的房子、得不到尊重的工作、从天而降的弟弟夹击围攻,只能拼尽全力以绝处求生。这样的“一直很难”却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路开挂”相似,强烈的设计感、依靠外力和偶然进行的起承转合、过渡不足的人物转变、工整的“闲笔”等让困境强烈,但又在过于强烈的震动中靠近模糊失真的边缘。



结尾处,安然去墓地与父母告别,在滂沱的大雨中释放出压抑已久的情绪,说出自己也爱吃母亲做的包子、始终期待父母给她“我女儿还不错”的肯定。相较恨意,此时流露更多的是安然对亲情、爱、认可的渴望。对许多人而言,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是终其一生的课题,与对被爱、被需要的确认交织裹挟在生命中。


诚然,当安然可以回忆往昔事、能够承认不完美、敢于坦陈求不得,放下包袱面对前路,这些和解与成长的确在那一刻成为可能。但停留于认识并剖白伤痛减弱了更进一步的力道,将安然前期源自个人意志的、对父权制因其性别属性加诸的束缚和禁锢的反抗,简化或矮化为对成为“父母的宠儿”的期待。的确,这样的期待可称人皆有之,但也在无意识间削弱了其挣扎与反抗作为普遍的女性觉醒之举的意义,在即将碰触到更广阔空间边缘的时候再度收回手来,重归小环境、小天地。相较于认清自己的行动根源,认识到生而为人本不必为他人而如何,许是更上一层楼的真正的自我解脱。



也正因如此,所谓开放式的结局才令人感到充满了妥协的意味。这样的妥协并非实指姐姐终究一定选择了抚养弟弟,放弃或暂时放下自己的梦想,而是最终导向了寻求以情感浓度盖过现实烈度的做法。事实上,与现实中的女性一样,片中的女性最大的苦痛在于其所面临的并非具体的敌人,而是如影随形的阻碍,其悲剧性也来自无法具体归因的苦难所织就的密不透风的网。因此,将结构性困境转化为被爱感动、冰释前嫌,姐姐看起来如同“治愈”自己以坦然“扶弟”,或以接受弟弟“治愈”自己。从被动付出变为主动奉献,展现的并非自主性同母职间可以并不冲突地共存,而更像停留于用爱和情感解决“这一个”的问题,背后的整体性、历史性困境通通隐而不见。



有些问题总是无解,那便不必强行寻找答案。无论哪种选择或不选择,背后都自有其局限,前方都自有其未知,无法将其归因于“自己的选择”那般简单。泪水与拥抱稀释了沉重,但终将无法抚平刻下的伤痛,也解决不了两难的抉择。


所以,当安然与弟弟在柔光下的草坪上笑着踢起新皮球,最初那个负担的、破碎的、沉重的皮球究竟被踢向了哪里呢?

 

文|曹雪盟

编辑|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