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住在5元宿舍的女人们

每日人物 2021-04-09 09:00


20年前的一个雪夜,33岁的真云青独自一人从舒兰乡下来到吉林市,住进了孙世清经营的“2元女子宿舍”。

 

随后的20年中,这间宿舍的床位价格从2元变成5元,但它始终在这座城市中,庇护着那些看不见的人群。





文 | 杨宙

编辑 | 金石



逃离

 

吉林省吉林市火车站附近,相距不到一公里的路上,时间被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属于星巴克,大型商场的,到了夜里还有烧烤小贩;一个是属于吉林市旧劳务市场的,冬日里每天三四点过后,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一天的时间,早早安静了下来,如同一片失落的角落掩藏在光亮的城市里。


5元宿舍就在这片暗淡的角落之中,营业二十几年,它的标志没有变过,窗台上挂着一个牌子,“男女宿舍,五元”。走在冬天这个冷清的劳务市场附近,很容易抬头发现它。

 

真云青是一个个子矮矮的女人,大约20年前,她在一个朋友的带领下住进了这家旅店——从过去的两元到现在的五元,房费按日结算。那年,真云青33岁。

 

当时的宿舍,用真云青的话来说,“埋汰”。两个房间,分别摆放上了四五个铁架床,放上被子枕头,就算是旅店了。时间长了,屋子里到处黑糊糊的,空气里掖着闷闷的气味。住客们前来入住也不需要打招呼,背着包走到空床位住下即是了。

 

虽说招牌上写着“男女宿舍”,但住进来的,大多都是女性,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从家里逃出来的女性。


▲ 图 / 《女子宿舍》


真云青也是“逃”出来的。她原本是吉林舒兰乡下的一个普通妇女,住在公婆家,每年与丈夫从吉林到黑龙江打工,有一个女儿。比起宿舍里其他曾经被家暴的离婚女人,真云青与丈夫从未发生过剧烈的争执。但20年前的一个下雪天,她把钥匙放在桌上,衣服晾在炕上,什么都没带,“手往大衣兜里一揣就走了。”

 

问她逃离的原因,头几次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两口子“不对付”,就离了。后来她凿开了一点自己的过往:有一回家里卖猪,7头猪准备卖四千块,丈夫问都没问,两千三卖了,她心痛,并且对丈夫的呆滞感到生气。

 

最严重的一次,是真云青生头一胎。孩子胎死腹中,她的身体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可坐月子时,丈夫天天出门打麻将,婆婆则嫌她不干活,对她说,“我一辈子养活五六个孩子,什么都干,没耽误干活”——没有确切而具体的理由,逃离的念想是一点一点累积的。

 

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外出打工、秋收和过年时回娘家,大部分时候,属于真云青的“家”,就是这间宿舍里的一个床位。

 

起初,真云青的丈夫不同意离婚,除非她把过去盖房子共同欠下的两万多块还上一半,否则女儿就不给她,也不办离婚手续。为了接回女儿,拿到那张离婚协议书,真云青一个人从舒兰乡下来到吉林市打工挣钱。

 

20年前住进宿舍的第一晚,感受是怎样的?我以为真云青会说起旅店里埋汰的条件,硬邦邦的铁架床,或者是同时与多位陌生人共处一室的恐惧或不适。

 

但她的回答是,“心里都是孩子啊。”她走的那一年,女儿7岁,按她的说法,在东北,农村人夜里都搂着孩子睡,因为屋里冷,“你把孩子搁一边,孩子多冷啊。”往后的20年,她怀里再没搂过孩子。

 

离家两年后,丈夫终于同意离婚。她非常清楚地记得,是一个下午,她终于领到了那张离婚协议书。问她为什么要净身出户、打工还钱,有没有这张纸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能一样吗?”真云青说,“今天跟明天不一样,上午跟下午都不一样了。下午就彻底跟他分开,我就是一个人了。”


▲ 5元宿舍所在的街上。图 / 杨宙 



循环

  

据真云青回忆,20年前那会儿,在劳务市场附近,有不少这样的“2元宿舍”。

 

20年前的2元,现在的5元——如果你从最低生活成本的角度去理解,这几乎就是一个人在这座城市打工,所能承担的最小住宿开支,在天津的郊区,这个成本是10块钱,因此在那里有许多十元宿舍。

 

但很多人住进来之后,便很难再从这张每晚价值5元的床铺搬走。

 

在吉林,打工挣钱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春夏,入冬之后就很少有活干了。刚开始打工的那段时间,真云青大多会在春夏之间去干保洁、餐馆洗盘子等,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个100多块。但每次存好一笔钱,就要拿来还债,后来好不容易还完了,她把女儿接走,放在了母亲家养,自己继续在外面打工。

 

她继续以最低的成本活着。住五块钱一晚的床位,一天只吃一顿,馒头蘸酱油,两块钱,一天的成本总共是七块钱。债也还清了,她似乎可以存钱了。可从39岁开始,身体却又开始出问题了——冠心病、腔梗、糖尿病……看起病来,抽血化验、拍片检查,她赚来的钱又贴在里面了。现在,真云青53岁,她说她的头连梳都不能梳,一梳就疼,“里面堵住了。”

 

20年的时间,真云青的人生就像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之中:挣钱—生存—得病—花钱—挣钱,好容易填好了一个窟窿,下一个更大的窟窿又出现了,而她,也始终无法离开这间5元宿舍。

 

住在同一个空间里的女性们,似乎也都陷入了同一种时间困局里。比如唐姐。

 

那两天她刚刚“上户”,到一个老太太家当保姆,因为疫情,户主不让她出门,联系她只能通过电话,她也随着老太太的时间,每晚八九点就睡了。

 

通话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年复一年,她的人生似乎没有可以停歇下来的时候。前几年,她50多岁的丈夫得病了,割不了苞米,“割着割着就倒地里去了”。少了劳动力,又增加了一大笔吃药住院的开销,唐姐不得不在农闲时离开农村,来到劳务市场找工作。

 

一年到头,她留在家里的时间只有春夏之交的那两个月。那些日子,每天凌晨一点多,她就得爬起来,带着头灯割苞米,天亮了,吃完早饭再干到晌午,然后下午一直干到天黑。以这样的强度一直干到收割完毕后,她最多只能在家里待一天,把被单换下来洗洗,第二天就来吉林市找工作了——因为晚一天出门,一年的收入里就会少一点钱,“都寻思到那儿快点找着活。”

 

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每次她去吉林了,只能嘱咐住在田埂对面的外甥帮忙留意点丈夫。外甥早上起来喂牛时,就看看对面唐姐家的烟囱有没有冒烟,要是没冒烟,就跑过去看看,是不是老头在屋里犯病了。

 

在所有女住客里,真云青印象最深的是大张姨。那时候,大张姨在一个女人家做保姆,女人给她每个月几百块钱,让她帮忙带那个非婚生的孩子。后来的某一天,那个女人出门后再也没有回来,把孩子抛下给了大张姨。大张姨和孩子有了感情,没法抛弃他,于是就给孩子取名“小石头”,自己带着。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没有户口而不能上学,大张姨就到处求人,给孩子落了个户口。

 

因为一个人带着孩子,大张姨村里的人都觉得是她自己生的,所以她后来一直也没有再嫁人。再后来,她和小石头就再也没出现过了。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店里,已经是10来年前了。

 

真云青说,店里的女人们离开无非有两个原因,要么出远门打工了,要么嫁人了。她们从来不会讨论这个话题,走出旅店也不再联系。有时候一个床位空了,她们就心领神会了,“肯定是嫁人了。”尽管当事人并没有给出答案,但她们总是可以感知到。

 

真云青之所以住了那么长时间,是因为她不想再嫁人了。曾经有两个比真云青小的男人追求过她,其中一个曾对她说,“你看,你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我们一块过吧。”真云青拒绝了他。她说自己脾气不好,再来那时候女儿还小,怕她受到后爹的欺负。

 

现在,女儿26岁了,嫁到了浙江,日子过得很紧,娘俩也很少见。父母都在老家,父亲也是重病。她依旧在那个循环中,想办法找活、挣钱,然后去填那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 图 / 《女子宿舍》



阿姨们

 

事实上,就算不走进5元宿舍,你也可以在这片面积不大的劳务市场附近,遇见一个又一个与宿舍里住客相似的女性漂泊打工者。

 

在5元宿舍楼下的一条街上,一连好几家都是保姆中介所,这些店有的叫“梅姐”,有的叫“芳姐”,每天早上八点多开店后,这些店里就会坐满一圈圈前来应聘的中老年女性,等待着这一天的“上户”机会。

 

“上户”即是到雇主家里去。有时候是雇主们亲自过来,相中了就带走;有时候是中介已经联系好了,把地址写在纸条上,让选中的阿姨自己乘车前往。

 

于是,一天漫长的等待中,喜悦和失落时有发生。比如我遇见的郑姨,揣着纸条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之后发现对方是一个不好对付的雇主,又坐了一个小时的车返回来了。这一天她搭进了四块钱公交车钱,加上一天吃住的八块钱,等工成本是12块。

 

两天后,郑姨成功面上了另一家雇主,下午时分回到店里时,脸上挂着笑容。她指导起身边的大姐,别戴个黑帽子,显老,那天,她头上戴着的是一顶粉色毛线帽。

 

郑姨的实际年龄是61岁了,身份证上写小了3岁,58岁——在这里的阿姨里,这是令人羡慕的年纪,因为60以上就少有人愿意请了。这是一种复杂的喜悦:她会为改小了年纪、能多干点活儿而高兴,尽管这意味着她得晚3年领社保。临走前,她还不忘安慰一旁的同伴:你明天一定能上。

 

而我认识的另一位吕姨,已经连着好几天没有等到活儿了。她也是从吉林乡下过来的,丈夫已经去世了,家里两个儿子,都入赘到了媳妇家中,小儿子去了浙江七年,孙女已经七岁,从没能回来见过她。这些年来她攒下的钱,抽出几万给大儿子贴补了买房钱,又抽出几万给二儿子买了车。她自己所剩无几,乡下的房子也租给了一位老太太,一年两千多。

 

吕姨总是一个人平静地坐在中介所的凳子上,双手握在一起,脸上微笑着。她已经65岁了,这个年纪已经很难再找到好工作。过去五年,她曾经在一个老人家中长期伺候,两人相处得来,也有缘份,可老人后来去世了,她也不得不离开,打过一些杂工,做过保洁,洗过碗,护理过医院里的老人。我问她身上哪一块最累,她说是手腕,前几年在饭店里端饭,端得如今手都使不上劲儿。是什么饭那么沉?吕姨说,是石锅拌饭,每次端一锅,就是三四斤,一直干到将近六十岁。

 

这是一个逐渐走向衰老的城市。一位当地人告诉我,过去那些重工企业都纷纷搬离了吉林,当地也没有轻工业,年轻人又都离开了家乡。她说自己曾经看到一则保姆招聘,一个月700块钱,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在晚上8点上门,陪老人睡觉,早上6点离开。

 

我到的那几天,吉林的气温接近零下20度,真云青也连续好几天没有找到活了。除了一身的慢性病,她的腿前两年骑车时摔了,走路也"不得劲"。她无法干保姆、清洁工等体力活,只能接点摘木耳、掰玉米的零散活,干一天挣一天的钱。

 

白天无活可干时,她喜欢到当地的大润发超市里转悠,我们的见面也常在大润发楼下的KFC。她说逛超市是她和宿舍里其他阿姨共同的爱好,她们爱逛特价区的卫生纸、油和米。这一天她路过了米面区,用手捻了捻玉米面,看了看这五颜六色的粗粮和豆子,以及它们的价格,她什么也没买,只是在一旁扯下一个塑料袋,塞进包里,径直地离开了。

 

“我就一个人对付活着呗。”她常常这么说,过一天就是一天。


▲ 正在等工的阿姨们。图 / 杨宙

 

孙老太

 

孙老太是这间5元宿舍的老板,真名孙世清。

 

在几年前的纪录片和以往的报道里,她被刻画成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靠着开旅店养活自己。她常常被形容为人好,却抠门,洗一次衣服2元,充一次电2元,全都明码标价。但真云青讲到了更多关于她的细节,她说,孙老太很多年前开始信佛,之后人就变得很随和,“我觉得她心中没有恨了。”

 

据真云青回忆,在当年的一众“2元宿舍”中,孙老太的店算不上其中条件好的。但很多女性还是愿意住在这里。有一些精神不太正常的,真云青说她一开始看见她们也害怕,但孙老太会觉得她们在外面可怜,就会让她们住个一晚。有时候真云青来的时候床位不够了,孙老太还会让她和自己挤着睡。

 

宿舍里的女人们大多都有各种病痛,孙老太会备着许多药,病了痛了,都可以找她拿药,也不收钱。这些药中,除了感冒药,备得最多的就是止痛片。

 

几年前的一天晚上,真云青入睡后,突然喘不上气来,只靠手和脚比划着,在铁架床上发出响声。隔壁床的大姐发现了,叫上孙老太,赶忙把她送进医院里。抢救花了一千来块钱,几个女人一人一百、两百,给她凑上了。

 

在5元宿舍,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更早以前的一个夜晚,也有一辆救护车前来,把住在隔壁房间的老张带走了。老张那时56岁,一个人在外边打工干活,看起来还算年轻健康,真云青还记得那天晚上回房间前,两人还互嘲了对方一句。当天晚上,老张就心梗发作了。孙老太把他送进医院,住了好几天,子女也没有去看望他。第七天,人就走了。

 

没有人讨论老张的结局,也没有人跟着去医院看望他,可大伙儿心里都明白,人不会再回来了。“孙老太坐着火葬场的车去,又坐着火葬场的车回来了。”

 

这一次5元宿舍的新闻再一次被报道后,孙老太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网友们剪辑的视频,那是多年以前一部纪录片拍下的花絮,一个个女人在里边活着,开朗地笑,或相拥着大哭。她们中的好几个人,已经离开人世了。真云青看见,孙老太默默地抹着眼泪,然后吩咐她们,不要再在店里看这些视频了。

 

而就在我抵达吉林市的当天,孙老太关掉了这间宿舍。在宿舍门口,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拿出一张转租单,上面写着,孙世清以一年3000元的租金将旅店转租给她用作民宅,一同租出的还有十几床被子。她说,孙老太病了,无法继续经营宿舍了。

 

但对于真云青来说,她和孙老太的联系依然还在。据说,孙老太那里有一本电话本,写满了大部分住客的联系方式。而真云青身上最重要的几样东西,依然在孙老太那里——在宿舍里,真云青租了一个储物柜,蓝色的,每月交给孙老太十块钱。她的户口本、银行卡、病例等等,全都保管在那里。有时候她找到零工,住在正在装修的房子里,住在施工现场的平地上,时时漂泊,可她知道只要孙老太还在,那么她的柜子就一定也在——某种意义上说,那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真云青还提到了孙老太的儿子,父母离婚后,他由孙老太独自带大,如今已经40多岁了,真云青对他的描述是:“细致高挑,大高个一米八多。”宿舍里有些老人不会使微信,都是他帮着设置,真云青的微信签名,也是他帮忙填的,在那个输入框中,他凭借自己对真云青的了解,写道:“独立才自由。”


▲ 孙世清(右一)接受采访。图 / 《女子宿舍实录》 

 


 

离开吉林的前一天,在5元宿舍的门外,我见到了孙世清。

 

那时候吉林气温已经接近零下20度,她只穿了件毛衣,出门倒垃圾。她的头发还是卷卷的,染成棕红色,眼睛上是纹过的蓝色眼线。我问她以后还会继续开宿舍吗?她笑了笑,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

 

事实上,不只是孙世清,不只是5元宿舍,在劳务市场旁的这条大街上,有不少与孙世清相似的人。

 

5元宿舍楼下的“梅姐介绍所”,老板娘梅姐是个犀利聪明的女人,在这里开了许多年店,什么人都见识过。她也帮助过许多人,她提到有一回附近一位老太太的独子患了重病,在家等死,她和几个做生意、卖猪肉的,提了500块钱上门去看望,还费了许多劲给那位独子办上了低保,尽管没过几个月他就去世了。

 

还有附近的“三姐妹宿舍”,也是一家5元宿舍,但开的时间比较晚。看店的是三姐妹中的二姐,她提起一位曾经长期住在店里的老人,身边没有家人,乡下的房子租出去了,每个月就靠着一点低保住在宿舍里,她在吉林有亲戚,但就算过年也不愿意离开宿舍,“上门总得提上条鱼去吧。”于是,日子久了,三姐妹也常帮她买买药,陪她唠嗑。

 

还有那家最热闹的馒头铺。大馒头2块钱,小馒头1块钱,还有各式各样的烙饼。那是住在附近的打工者们最常前往的食堂。老板娘的母亲帮忙卖馒头,她告诉我,有时候她们会遇到没钱买馒头的工人,扔下一张身份证,说下回还上。老板娘也随他们拿着馒头走了,“有良心的话还钱,没良心就算了。”

 

离开前的几天,我在梅姐的中介所遇到了一位学徒小崔。她40多岁了,做钟点工的业余时间,她会到梅姐的店里学保姆中介。她梦想着开一间自己的保姆中介。因为过去做保姆,她见证了保姆们太多委屈的场面,她希望自己学会了,能够帮到更多人。店的形式她还没有想好,可能是直接介绍工作,也可能会开展保姆培训。

 

“城市有四五十岁的,到三十多岁的,也有学历低,想干点啥,在吉林市找不着活的,但是留在吉林市,因为他们养孩子,养家,有孩子,有家,有老人,他们离不开。”小崔说,这些女性,也需要出路。

 

孙老太的5元宿舍停业了,在与真云青见面时,她都是一个人不知从何处走过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在KFC门口告别。我提议可以打车载上她,把她送到目的地。她拒绝了,说习惯了走路。我不知道她是不想说出自己的终点,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在这一天将近零下20度的冷风中,她一点点挪着步子走进吉林的暮色里。

 

在聊天中,真云青提到过“归宿”,“都跟我姑娘说了,到时候你能来就来,不能来呢你这几个姨帮我火化完往松花江里一扔就完事儿了。往江里一扔,爱往哪里飘往哪里飘,我活着的时候是东奔一下西走一下,死了还是一样,顺水流了,完事儿了。”

 

后来的一天,在一个零下十来度的夜里,我和小崔路过了松花江。她计划将自己的保姆中介所开在城市的南边,松花江的南岸, 她从小长大的地方。我意外地发现吉林的松花江不结冰。那正是小崔认为吉林具有辨识度的地方。她说吉林在松花江的上游,水流平缓,在此处拐了三道弯。等水汽凝结上来,挂在两岸的树上就会让这片江点缀上雾凇。那或许是吉林最好看的时候。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她钟情这片地方,也希望它变得更好。“别的地方再好不是家啊,不是我们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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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经授权转载自坏姐姐来了(ID:toughla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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