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城市及其指向——城市性概念的初步检讨

政治学人 2021-04-08 23:30


作者简介

姚尚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城市性是对城市本质的理论超越,是社会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历史形塑的结果。在对城市本质的历史性批判中,城市性伴随着人的本质与城市命运的反思。在城市空间背后,人是社会科学的向度,自由的人是城市性的起源。现代城市性表现为城市的“人民性”,即城市属于人民。人民是城市建设的主体,是城市治理的目标,是城市发展的尺度。城市的人民性纠正了城市的“非人”表现,系统回答了关于城市价值的根本性追问,回应了柏拉图对于理想城市的逻辑思考,更成为中国本土城市性的基本内核。

一、城市的本质及其历史性批判

城市的历史伴随着批判,这种批判归根到底涉及城市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城市理论的斯科特和斯托珀也承认,城市研究始终伴随着城市本质的复杂讨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城市都可以从两个主要过程加以理解,即集聚/极化的动态过程,以及位置、土地使用和人类互动的联系的展开。国内学者也认为,城市的本质特征是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扩散。人口的大量集聚,让人们共享因公共投入而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升;生产要素的集聚,使企业共享因公共投入而降低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为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提供最适宜的环境。不难看出,人口、空间和生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形成城市研究的基础,因此城市的本质需要立足三个角度加以分析;同时,从城市的历史演化及其批判来看,城市的本质一定有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


首先,城市的人口增长、空间拓展及城市本质的迷失。从人口集聚到空间扩张,城市的形成及其拓展大多伴随着历时性的批判。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城市人口应该是一个演说者的声音可以波及的市民总数,事实上,古代的城市没有突破步行与听觉所及的范围。一般认为,柏拉图是基于民主制度成本来考察的城市规模,因为过大的城市规模不利于人们的沟通;芒福德也强调,宗教权威、皇室的管辖与财产所有,成为城市建立起来的基础,而城市规模扩张,不过是有意识地向人们显示威严和权力。英国经济学家E. F. 舒马赫也认为:“城市合适规模的上限大约50万居民。十分明显,超出这个规模对城市的价值毫无增进。在伦敦、东京、纽约这类地方,成百上千万的居民并没有增加城市的真正价值,而只会带来大量难题,造成人性堕落。”


因此,无论是古典政治学还是现代经济学,对城市规模的控制都似乎走到了一起,即他们不是从城市地理空间,而是从社会活动的便利性及其制度后果来讨论城市发展。今天的传播路径与交通方式已经远非古典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的了,即使面临亚里士多德的质疑:“什么时候居住在同一地方的人们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城市——界限在哪里?当然不是城市的城墙,因为你完全可以用一道墙把全部伯罗奔尼撒人都围圈起来”,城市规模还是快速膨胀起来,那么这种无度扩张的城市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城市性如何在这种无度扩张中得以充分体现,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命题。


其次,城市具有独特性吗?亚里士多德的担心并非多余,城市的空间扩张带来城市本质的迷失,如果城市只是地理空间的蔓延,那么城市的本质特征无非体现为空间的变化。与大多数人一样,斯科特和斯托珀在分析城市本质的时候也陷入了迷茫,城市如此复杂,与城市扩张的一往无前相比,任何试图给城市本质进行定义的行为都可能是错误的。在芝加哥学派垄断城市社区研究近40年后,人们对于该学派的集中批评在于,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在城市社会学的旗帜下研究的城市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它们最终只是关于整个社会的问题。


如果说芝加哥学派由于漠视城市的独特性因此遭遇了批评,那么这样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城市经济学、城市政治学,甚至城市规划学。城市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类居住的多样性的地理空间,自然无法回避社会问题在城市中的投射。斯科特和斯托珀试图建立单一城市理论的努力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弹。莫尔德就批判了斯科特和斯托珀的主张。莫尔德认为,建立统一的城市理论使得城市理论过于工具化、确定性和经济化。然而,如果我们要接受一个统一的城市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应该把城市看作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强度的城市,而不是试图武断地划分什么是城市,什么不是城市。


第三,城市本质的双向突破。虽然斯科特和斯托珀遭遇了严肃的批评,但是在城市是否存在并如何呈现其独特性上,批评者仍然难以回避他们的疑问,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城市研究必须指向城市本质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地认识城市,也更容易被浮泛或碎片化的诸如全球城市、智慧城市等语词所俘获。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的多维批判背后,城市研究日益接近城市的本质。从历史的维度,城市总体上来源于农业富足之后,一批人口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并从事农业之外的活动,城市因此具有了人口聚集与要素流动的历史性特征。在这一意义上,城市首先体现为农业与非农业的交换场所、人口聚集的场所。当这种交换日益密切时,城市的独特性就逐步形成了。在斯科特和斯托珀看来,所有的城市都是由密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聚集而成。工业革命重塑了城市的内在要素的比例,从历史意义上看,城市化从根本上是由经济发展、分工、集聚、专业化和对外贸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这种相互作用不仅仅在一国之内,也在国家之间。


因此,作为一种密度的呈现,城市不仅仅体现为城墙内的人口积聚,也体现为历史性的演化。在20世纪60年代,芒福德就提出了考察城市时,必须对两种功能进行区分:“一个是一般的人类功能,它是普遍存在的,只是有时被城市的构造所强化和丰富了;另一个是城市的特有功能,它只存在于城市之中,是城市的历史渊源及其独特的复合结构的产物。”芒福德的分类厘清了莫尔德的困惑,也拓展了芝加哥学派的突围路径。莫尔德承认,完全把经济社会生活与城市进行割裂是困难的,因为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城市特征,但绝不是非城市特征。莫尔德举例道,斯科特和斯托珀提及的次贷危机,恰恰是城市性的问题,是城市聚集导致的社会问题。莫尔德的分析修正了社会发展与城市崛起的部分关系,这一逻辑其实既承认了社会有其自身的规律,也承认城市在社会问题形成中的机制作用。


二、人的出场与城市性的获取

从历史的维度,城市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容器。但是在帕克看来,城市除了物理机制,还有一种道德机体,庞大的城市结构虽然复杂,但是它其实是发端于人性(human nature)的,是人性的表现形式。正是在城市建筑与人的活动之间,那种对城市发展与人的活动进行双重规定的城市性逐渐形成。


首先,西方城市中神圣要素的退化。当亚里士多德说到人们进入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时,主要目的是为了告诉人们,这种更好的生活背后,人们是如何集聚起来并形成民主城邦的社会秩序。芒福德进而解释,城市这一封闭型容器有一种本质功能,这一功能将社会成分集中起来,并使得城市具有了生命,但是芒福德强调,是宗教把人们引入城市这一容器:“若没有城市的宗教性功能,光凭城墙是不足以是塑造城市居民的性格特征的,更不足以控制他们的活动。若没有宗教,没有随宗教而来的各种社会礼仪和经济利益,那么城墙就会使城市变成一座监狱。”西方城邦的城墙约束了人们的行动,宗教赋予人们平等的信仰,但是在东方国家的古代城市发展中,宗教几乎是缺位的,城市更多是权力的节点和政治的堡垒,人们进入城市这个容器,并不存在神圣的理由。


在西方国家,在神引领人们进入城市并建立民主制度之后,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接踵而至:民主制度与宗教信仰之间会存在冲突吗?在彼得·霍尔看来,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一方面,雅典社会的价值观存在着现代性的内容;另一方面,这一价值体系又与现代价值观截然不同。好在希腊人形成独特的信仰体系,其中心内容在于,神并不是用来崇拜的,宇宙并不关心人类的目的,人的身上,同样存在一种神性,在这一基础上,希腊人形成了对于英雄主义的理解,发明了建立在进取、自由竞争之上的价值体系。正是在雅典时代,借助于这种人自身的神性,希腊人开始努力冲破神圣的约束,并试图以个体的名义进入城市史的中心。


其次,市场对于人的加持。随着北方蛮族的南下和罗马的瓦解,东西部的交通中断了,作为罗马帝国内海的地中海逐渐失去了保护性贸易的功能,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也失去了以往的权力刚性的内容。“9世纪时在西部欧洲那种基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中,是否有城市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所给予城市一词的含义而定。如果所指的是一个地方,其居民不是以耕种土地为生,而是从事商业和工业,那么回答应该是‘否’;如果我们把城市理解为一个社会,具有法人的资格,并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那么回答也是否定的。反之,如果我们认为城市是一个行政中心或者一个堡垒,则我们不难相信加洛林时代几乎与其后的数世纪有着同样多的城市。这就是说存在于当时的城市没有中世纪和近代城市的两个基本属性——市民阶级的居民和城市组织。”


正如皮雷纳所强调的,在这一时期,并不存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意义上的城市。城市中的人们面临新一轮的自我觉醒。如果说在早期城市,人们仅仅依靠勇气还无法冲破神圣的约束的话,那么在中世纪的前夜,人们还需要同时冲破权力的束缚。经过大约500年的酝酿,11世纪以后,商业的导入、人口的增长赋予了欧洲世俗社会以新兴的力量,也同时催生了城市的复兴。如果说“在理想的城邦中,商业对希腊市民来说仍是个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它与贵族生活方式和农业生活方式都格格不入。”那么在寡头制罗马失控并崩溃以后,欧洲的城市终于在中世纪迎来了新生。在这一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大量的城市应运而生,这些富可敌国的城市确立了新的内容——繁荣,并逐步洗涤了希腊城邦陈旧的气息。到了11世纪,一些大城市迅速成长起来,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为地中海沿海最大的城市,这里的居民不像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的罗马居民那样安于消费不事生产,他们满怀热情地致力于商业与工业的发展。


第三,国家对于城市的理解。自六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西方城市再次复苏,不过在这次复苏中,国家的角色已有很大不同:“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在封建庄园中),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借助于市场机制,国家与城市的关系得到了新的调整。在这一时期,从国家与城市的关系看,城市的繁荣为封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条件,一些城市获得了君主的特许从而赢得了自治;从城市与个体的关系看,资本主义一旦进入城市,也解构了人们对于传统城市生活的理解。早期资本主义本身瓦解了中世纪城镇生活,进一步瓦解了被宗教信条、家庭观念和职责道德化的社会结构,保护经济模式让位于个体企业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社会对立。


城市史到了这一步,应该说,建立在个体觉醒之上的自由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在神圣、繁荣的背后,在原有的建立在城墙之上的安全机制摧毁之后,自由的个体开始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城市性,终于找到了其内在的核心——觉醒的人。“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中女性与男性的相对比例、青年与中年的相对比例、在国外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职业的异质性,都比广阔的农村地区有了大幅上升,这深刻地改变着城市的社会结构。人口构成上的这些变化也反映着社区(community)内部的社会机制正在经历种种变化。事实上,这些变化正是城市发展的一部分,它展示着城市发展中诸进程的本质。”因此无论是帕克、芒福德,还是斯托帕,城市研究最终指向了人类活动和城市的空间互构。在人出场之后,城市的本质特征日益显著,即城市必须是属人的城市。


三、城市性的反思:人的本质与城市的命运 

城市史是人类史,属人的城市与人的内在逻辑如何演绎则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对于城市本质的认识分歧,最主要发生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经济学的立足点是成本节约,而社会学则强调城市的社会性和文化特质。”我们认为,从城市史与人类史的关系入手,这样的分歧恰恰说明城市性与城市本质关系的混淆。事实上,城市本质没有解决城市元理论的困惑,是城市性规定了城市的本质,而人的本质是城市性的原点。


首先,城市性对于城市本质的归纳。芝加哥学者路易斯·沃斯于1938年发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在这一城市学的名篇中,沃斯指出,影响社会关系的元素包括人口数量、密度和异质性。在沃斯看来,正是这些把城市与农村区别开来,而这三个元素,成为城市性的基本内核。沃斯的分析突破了城市研究中的人口与空间的二分法,把城市生活内在的异质性推到了前台。在沃斯之前,齐美尔解释了人的差异性的历史性特点:在18世纪,人们形成了自由的观念,“在19世纪,除了这种自由主义的理想以外,一方面由于歌德和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上的分工,还出现了另一种思潮,这就是,从历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个人要求个体之间还要有差异。这时候人的价值基础不再是人人都是‘共性的人’,而是要有质的特点和质的差异。”


也正是从差异性出发,齐美尔认为,和现代大城市相比,古典城邦只能算得上是小城市。同样在封建时代,“只有那些服从国家法律的人,才是‘自由’的人,但是,谁要是把国家的法律从封建集团的狭隘圈子里脱离出去,不受封建集团的约束,那么他就没有自由了。”正是齐美尔的判断,解释了沃斯城市性概念中的异质性的来源:有限的地理空间与日益拥挤的人口,以及逐渐增长的自由观念,形成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生活的诸多相互冲突的要素,形成了城市性概念的逻辑内核。


其次,作为关系的人及其城市聚居。在通常的城市研究中,城市多被认为是人与空间的关系过程,薛立新认为,“城市=人(包括市民社会组织)+空间载体”的提法是不严谨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城市=人与城市存在于发展直接相关的活动+空间载体”。薛立新从家庭——村庄出发,论证城市具有类似的组织形态,并提出家庭、村庄和城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继而确定,城市的本质是一定时空条件下,一定数量的人集聚互动成规模较大的半整全性社会组织。应该说,从家庭出发论证城市的组织形态,这一逻辑应该深受恩格斯对于国家起源理解的影响,但是这一判断可能仍然把城市视为国家形成中的过渡形态,而陷入城市是否具有独特性的反思。


何艳玲认为,城市性是城市研究的核心命题,而“空间性是理解城市性的起点。”在城市人口与要素的积聚、扩散中,空间形成了城市的起点,也成为城市研究的基础。不难看出,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城市问题逐渐在空间与人口两个方面暴露出来,这也促使中国的学者开始反思城市的本源问题。由于缺少西方18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的发展,无论是城市规划学还是城市经济学,中国城市研究者很容易从空间而非异质性入手反思中国城市发展。同时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城市空间也有一个话语转换的过程,正如胡伊森所指出的,城市空间“总是不可避免地是社会空间,这一社会空间包括了因阶级和种族、性别和年龄、教育和宗教不同而塑造的主体和身份”。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如何讨论空间,最终都会回到充满差异性的城市个体本身,因此,在空间背后,人是社会科学的向度,自由的人是城市性的起源。


第三,作为目的的人及其城市居住的限度。在古老的有限人口的城邦中,民主制度并不充分论证个体的差异性,在城邦中生活既是个体的选择,也是合道德的生活。建基于农耕时代与有限市场的城邦生活的解体,事实上也摧毁了城市传统的产业与道德基础。在中世纪之后,自由的人是城市性的理论原点。在人类社会中,人、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人,是主体,他有能力承担加于他的行为……物,是指那些不可能承担责任主体的东西。它是意志自由活动的对象,它本身没有自由,因而被称之为物。”在这一思辨中,城市本身没有自由,而人可以承认自身的责任。因此相对于城市来说,人的自为性是难以遏制的,因为“人,一般来说,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也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康德给出了实践的命令:“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在康德式的思辨中,人是目的,而城市,仅仅是满足人之所以为人的工具。在满足人的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保障提升方面赋予了个体对于城市的信任与依赖。因此从抽象的观念来看,城市应该是人的共同生活的场所,是一致性的秩序存在;而从具体的表征看,每个城市个体都是活生生的存在,是异质性的个体生活承担者。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城市从城邦而来,其有限的空间与无限的人的生活本身存在着悖论:如果城市仅仅捍卫了具体的个体自由,那么一定无法摆脱“公用地悲剧”;如果城市强调了抽象的集体自由,那么城市仍然可能像城堡一样,成为现代人的精神枷锁。


四、“人民”的城市与“非人”城市的纠正

资本主义催生了城市的异质性,解构了城市政治的国家一致性,旧有的城墙崩塌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被道德与信仰支配的城市性一旦被资本过度侵入,那么城市性中的自由的人的起点同样无法捍卫。中世纪以来的城市复兴同时伴随着城市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背后,伴随着城市性的新内涵。在21世纪的东方中国,如何建设城市,如何处理城市与人民的关系,给世界城市发展和城市性的理解提供了比较方案。


首先,“非人”的城市及其双重理由。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仍然在推进,如果说早期的城市与后来的城市有什么相同,那就是城市已经日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命运主题。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已经这样评价城市:“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泉,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欢乐,有的是利益。”乔万尼·波特若看到,神圣的权威、基于安全的力量和自身的利益,都在引导人们进入城市;同时这一段文字记录了进入城市大多出于“人”自身的选择,正是在城市与人的漫长互构中,“城市中的各个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居民们的特殊情感。这就使那最初无甚内涵的地理区划转变为邻里,即一个具有感情、传统与自身历史的区域。”


城市化的进程是人化的进程,正是城市中人的工作、生活和情感日益赋予城市以生命。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时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城市空间的设计、街区的布局,还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越是崭新的城市,越在远离人们。城市是如何走向人的对立面的?不同制度背景下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总体上来看,政治与资本是城市异化的两大要素。随着民族国家的强大,城市日益失去古典时期的小规模特征,市民在控制超大城市的能力上日益困难,“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技术和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很难指出这三者中哪一种作用最大。它们各自从内部的各种压力中发展,响应一个共同的社会环境;而国家也随着它们发展起来了。”国家的强大重塑了城市的权力结构,资本的力量日益形成垄断性的政治权力,正是国家与资本的双重崛起,挤压了城市中的人的属性,城市,通过国家化与资本化的双重路径,逐渐退化为冷冰冰的城墙、建筑与街道。


其次,“非人”城市的多维纠正。“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城市中人的属性的剔除归根到底要从反人性的城市力量入手。在阶级政治中,如果说城市的异化表现为城市的国家化与资本化,那么城市性的复苏就需要克服这种异化,实现城市社会属性的回归。


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列斐伏尔走向了城市权利。“列斐伏尔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向。但他的革命不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夺取国家政权来实现的。”也正是城市权利的发现,奠定了城市克服国家性与资本性的双重路径。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叙事中,从三线建设到上山下乡,国家力量始终通过控制人口流动来影响城市的发展,这一国家路径挤压了城市权利,也违背了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规律,因此在国家纠正相关政策之后,中国的城市开始复苏。同时在改革开放以后,借助于资本的力量,中国的城市化实现了空间的扩张,缓解了长期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困难,但是资本逐利的属性也形成了高企的房价与居民住房需求的张力:空置的住房与棚户区的并存、“鬼城”的扩张与实有人口流失的并存。属人的城市发展需要限制资本的边界,克服资本对于城市空间的无形分割,促进人口在不同城市、不同街区的自由流动。


第三,“人民城市”的政策指向。斯宾格勒指出:“世界历史就是城市人的历史。民族、政府、政治和宗教,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城市。”这一判断论证了城市是民族、治理与信仰的场所,论证了城市与人的内在关系。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看来,建基于阶级所有制之上的城市发展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抓住人民最关心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这一理念从根本上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人民城市理念回顾了共和国的城市历史,深刻指出,无论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还是城市治理,人民才是城市的主人,人民是城市建设的主体,是城市治理的目标,是城市发展的尺度。我们进一步认为,城市属于人民,人民参与城市建设和治理并享有城市发展的红利,是城市性的内在规定,是国家型城市、资本型城市向社会型城市回归的内在逻辑。中国的城市化要努力通过城市“人民性”的挖掘,克服那种“见城不见人、要地不要人”政策扭曲,逐步形成城市对人的依赖而不是相反。


五、结论

在科特金看来,城市化走到今天,遭遇了道德危机,“现在西方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也是南亚和南亚较发达地区将面临的问题是:城市性质的多样化。在这些区域内,城市通常是相对安全的而且,即使按照历史标准,把其郊区也包括进来,它们仍然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繁荣的。但是,这些城市日益缺少一个对神圣地点、市政属性和道德秩序的共同认知。”同样,当我们在讨论社会自由、国家秩序和地理空间时,这种散点般的论述同样没有解释城市的演变机制,更遑论城市的本质或城市性的发掘。因此如果说西方国家城市史中存在一种神圣的规定性,那么在今天,这种规定性一定就是“人民性”。在西方城市正在努力克服城市排斥、空间隔离时,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样需要时刻警惕“非人”城市化趋势,需要时刻警惕国家权力与资本对于城市的俘获。同时,城市发展中的人民性概念的价值在于,它不仅系统回答了斯科特和斯托珀关于城市独特性的根本追问,回应了柏拉图对于理想城市的逻辑思考,更在于其成为中国本土城市性的基本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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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古往今来政治学家孜孜探求的对象。不同于既有研究,本文从历史的维度对城市的内在属性——“城市性”做了批判性考察,由此引出了“人民”的城市这一论题。城市属于人民,人民是城市的尺度,现代城市性的基本意涵即城市的“人民性”。城市发展中的人民性概念纠正了城市的“非人”表现,能够为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提供有益的启迪。(政治学人编辑部)


责任编辑:肖伟林  

一审:张潇丹  二审:王智睿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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