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诉男性到女性煎熬:《我的姐姐》开放式结局的妥协性

澎湃思想市场 2021-04-09 11:10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我的姐姐》海报

文|曾于里

《我的姐姐》成为清明档的一匹黑马。伴随着高票房,是这部电影的高争议度。张子枫饰演的女主人公安然,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成长,与父母感情淡漠,与相差10多岁、还在读幼儿园的弟弟也鲜少见面。一次意外的事故,父母不幸去世,抚养弟弟的责任就落到安然的肩上。安然是接受这一“重任”,还是将弟弟送养?

作为一部由女性创作者主导(编剧、导演均是女性)、讲述女性故事、由女性担任主人公的电影,《我的姐姐》彰显出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它既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控诉套在女性身上的重重枷锁;但它对于女性出路的探讨,又不无妥协性。电影那个备受争议的开放式结局,就是它不彻底的证明。

枷锁与套娃

虽然这几年文娱消费领域迎来“女性向”时代,女性题材影视剧崛起,但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大部分女性题材影视剧,导演都是男性。女性虽然获得了更多呈现自己的机会,但执掌镜头的仍然是男性。导演的性别与作品的质量并无直接关系,但这还是从侧面上反映了女性在影视创作中话语权的相对匮乏。

我们之所以欢迎女性执导的女性题材创作,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绝对),同为女性,更便于从女性生命本质出发,表达女性的生存经验和情感世界,对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男权思维进行批判和颠覆,并以此展示女性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我的姐姐》就体现出了这一点。虽然是个成年人都知道“重男轻女”这个概念,但《我
的姐姐》则将它对女性的压迫和戕害呈现得丝丝入扣、触目惊心。

18岁以前,安然是个独生女,但她并未得到父母的太多宠爱。重男轻女的父母,一直想要一个弟弟。为此他们不惜让幼时的安然假装残疾,以获得一个生育二胎的名额。在计生干部上门家访时,安然故意穿裙子,导致父亲的计谋未能得逞,安然遭到父亲一顿毒打。甚至在安然的梦境中(难以断定真假),父母想制造事故让安然“消失”,如此父母就可以再次生育。

高考志愿填报,安然想到北京的高校学临床医学,却被父母篡改志愿,只能就读本省大学的护理专业,毕业后成了一名护士。父母的理由是:女孩子早点毕业出来挣钱。

张子枫饰演姐姐

安然曾经在姑姑家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轻描淡写”地说出在姑姑家的遭遇:“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看洗澡。”这是让人惊惶的一刻。安然的身上,浓缩了一个女性成长中可能遭遇的种种掠夺和伤害。这给安然带来深重的精神伤害:她不知道父母是否爱自己,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她对亲密关系(广义上的,包括亲情、爱情、友情)有怀疑,只能以攻击的姿态做自我防御。

编剧一个高明的处理是,以朱媛媛饰演的安然姑姑,作为安然的镜像;从姑姑到安然,为我们呈现了女性遭遇的伤害的“重复”,女性身处无所不在的枷锁中。不同于安然的反抗,姑姑始终默认“姐姐”这个角色,默认这一角色背后的无条件的付出和牺牲。

姑姑曾考上大学俄语系,那一年弟弟——也即安然的爸爸考上中专,她放弃就读大学的机会;工作后,每个月工资不多,拿出三分之一给弟弟;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去俄罗斯闯荡事业,安然出生,她又回来帮弟弟带孩子……“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

朱媛媛饰演姑姑

电影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俄罗斯套娃,它既代表的是姑姑未遂的梦想,姑姑被掐灭的人生之光;它同时也是女性出路的隐喻,“套娃不是都要放进同一个套子里。”

我们需要更多类似的从女性生命体验出发、讲述女性真实感受的女性创作。《我的姐姐》让观众看到了束缚住女性的种种身份底下,比如“妈妈”“妻子”“姐姐”,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女性的委屈、疼痛与牺牲。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对女性的额外苛求都是枷锁;女性从来也不是只有“贤妻良母”这一模板,套娃不只有一种套法。

男人与男权

《我的姐姐》原来的名字叫“踢皮球”。皮球是弟弟的心爱之物,也象征着弟弟。父母意外离去,未成年的弟弟何去何从?

电影的前半程,安然像刺猬一般,她以刺面对周遭人——这是她的自我保护。一开始,她跟弟弟是“相互伤害”,但慢慢地,弟弟的无辜、天真、可爱,以及一声又一声“姐姐”的信赖与爱意,慢慢融化了安然的内心。原本弟弟从来不在安然的人生规划里,但电影给出开放式结局。当领养家庭要求安然签下不与弟弟来往的协议时,她牵着弟弟的手奔跑离开。电影在她与弟弟的拥抱中结局。观众不知道姐姐做何选择。

这遭到很多女性观众的反对。她们认为,如果姐姐选择抚养弟弟,那么姐姐又重复了姑姑的老路,姐姐又成了“扶弟魔”。弟弟再可爱,可弟弟也是在“吸姐姐的血”。

不过,无论是法理还是情理,姐姐做出抚养弟弟的选择,都有她的合理性。从法的角度看,民法典有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的义务。”从情理的角度看,诚如前文所言,安然在亲密关系中是受到严重伤害的,她对世界、对他人的姿态是攻击式防御——因为害怕被伤害,所以始终在斗争。这当然不是安然的错,但安然值得被人爱,她有权利去体会那种无防备、被完全信任、被充分接纳的爱。而在与弟弟的相处中,她感受到这一点。这是亲情带来的温情与幸福。

姐弟感情升温

这是一个让女权主义者左右为难的诘问:女性的独立、自主,与女性为家庭、为家人所做出的付出和牺牲,是不是相悖的?难道一个独立女性,为家人做出妥协,她就不独立了?恐怕不是。诚如女性学者张之琪所言,亲密关系“不是教条的平等”,而是“可以索求也有能力提供爱,是可以被照料也有能力提供支持……是能掌握也愿意出让一些主动权”。女性的独立,不代表着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不代表着女性要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说到底,反对者与其说反对姐姐抚养弟弟,毋宁说,她们反对的是“男人”——弟弟是一个男人,弟弟是既得利益者。如果电影将弟弟的身份换成妹妹,恐怕批评者就会认为这是“姐妹情谊”,是女性的互助。

因此,有必要厘清“男人”与“男权”的区别。毫无疑问,男人是男权的受益人(当然也有男性深受男性气质的压迫),很多男人也是男权的维护者和帮凶,但这不意味着,男人就是男权,所有男人都该被打倒。

电影中其实也揭示了一点:女性虽然是男权的受害者,但有些女性无形中也成为男权的维护者。姑姑这个角色,或许会让有些观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对自己的苦难没有自觉,并且一度要求安然也为“姐姐”这个角色而活;她是伟大的,可她起初对安然的态度,也是愚昧的。

电影中还有一个插曲。安然曾经工作的医院,有一个产妇妊娠子痫,生命垂危,这时终止妊娠对于产妇才是最安全的。家属坚持要给产妇转院,选择了“保小”。安然极力阻拦,她质问家属:为什么生了两个女儿还要生,儿子就那么好吗?她拦不住产妇的丈夫,便试着将生产的危险告诉产妇,让产妇自己做选择。产妇却告诉她,“我要生”。

从这里可以看出性别议题的复杂性:男权思维根深蒂固,不仅仅是因为很多男人是“敌人”,也因为“敌人”里包括女人。与之相对的,也有一部分男人,是女权主义者。如果将女性的独立、自主,理解为排斥男性、否定男性、厌恶男性、贬低男性,那么这是在切割女权主义的重要支持力量。甚至有一些极端女权,连带攻击那些选择与男性保持亲密信任关系的女人(比如攻击已婚女性为“婚驴”),更是走向女权主义的反面:以一种单一价值剥夺女性的其他选择。

假若安然最终选择抚养弟弟,并非不可理喻:她得到爱付出爱;而弟弟也很可能成长为女权主义者——小小年纪的他就懂得为姐姐换位思考。男女的协作互助,由此变成两个女权主义者的一次联盟。

99%与1%

《我的姐姐》开放式结局的争议性,不在于姐姐可能抚养弟弟,而在于它的“不现实”。它的剧情只导向一种结果——一种现实中最不可能的结果:弟弟近于“完美受害人”,姐姐被弟弟“感化”了。

现实生活中,男性(尤其是一个在重男轻女家庭中长大的未成年男孩)像电影中弟弟那样的概率,或许就是1%;像安然父亲、舅舅、姑父、表哥的概率,可能高达99%。1%与99%只是一种形容,想要强调的是,电影中弟弟形象的“虚假”。他真的会成为男性里1%的例外吗?凭什么家族里的男性都那么猥琐,他“出淤泥而不染”?

弟弟一出场,是娇生惯养、不谙世事的土霸王,他连父母去世的概念都不知道。但跟姐姐相处一段时间(姐姐还常常没给他好脸色看),他就迅速成长了。害怕被姐姐抛弃,会用曹植的《七步诗》来劝说姐姐,姐姐经期来了会给姐姐泡姜水,害怕拖姐姐后腿自己给领养家庭打电话……

一开始弟弟有些蛮横

如果说安然和姑姑的遭遇是现实主义,那么弟弟的形象刻画是理想主义(空想主义)。电影以一个理想的男性形象,让姐姐为弟弟的付出和牺牲变得合理了,让姐姐不沦为“扶弟魔”,而仍然能够保持独立女性的定位。

电影不呈现99%的普遍性,却偏偏呈现了1%的个例。编剧这样处理,带来了误导和遮蔽。这“误导”了男权主义者,给了他们指责女性的借口。要知道,很多男权主义者是普通且自信的,他们一定会以为,自己跟电影中的弟弟一样可爱、懂事、善良,一旦女性面临类似的困境、拒绝为男人付出和牺牲时,他们就会指责女性“自私自利”,胁迫女性继续牺牲。

它同时遮蔽了一个事实:大部分男人还是秉持着男权思维,他们根本就不配要求女性付出和牺牲。女性为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切割他们(在不违法乱纪的情形下),那是理所当然,也不必有什么负罪感。电影未能清晰厘清这一点。它把弟弟塑造成弱小、无辜、可爱的“完美受害人”,加大了女性拒绝付出时的道德压力。

姐姐本来就是受害者,但电影最后还是把难题、把考验丢给姐姐。无论她是否抚养弟弟,她都需要付出代价。事实上,需要反思和检讨的,是那群男权主义者。他们得好好想想:为何他们会遭到女性的抛弃。但电影中,弟弟以一己之力把其他猥琐男性的罪给“淡化”了。电影的焦点从前半程的控诉男性,变成了后半程的女性煎熬。

这是《我的姐姐》开放式结局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姐姐控诉了,但男权主义者仍然不会真的反思和觉醒,比如安然的父亲。因为姐姐与弟弟相亲相爱,姐姐还是在为弟弟做出牺牲,虽然姐姐是出于爱,而非姐姐这一身份的规训。可是,当电影只挑出这1%的个例浓墨重彩地渲染,各种放大姐姐选择的两难,还是可能给男权主义者一种错觉,“重男轻女”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被男权伤得那么深的姐姐还不是放不下弟弟;这也会给女性带来压力,虽然她们面对的99%的普遍性,却要因1%的个例遭受道德审判。

因此,《我的姐姐》结局何妨更大胆尖锐一些。“完美”的弟弟固然让安然的亲情空缺得到补偿,但电影也失去了直面女性普遍性困境、痛击男权社会的现实力度。最舒爽的一刻难道不是,当男权维护者以亲情、伦理等绑架女性时,女性头也不回地离开吗?当一个女性未曾真正得到过这些,又凭什么要求她们为此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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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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