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中国姐姐

GQ报道 2021-04-09 11:45

从2020到2021年,“姐姐”成为网络热词,前有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后有电影《我的姐姐》。“姐姐”作为中国女性具体处境的象征,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如果说前者试图去证明30+女性也有无限可能性,后者则补充说明女性自我实现的困难。

近几年,表现女性议题的作品屡屡引起热议,还取得了不俗的市场成绩,表现出与时代情绪的强烈共振。越来越多的文本出现后,女性议题也开始细分,比如“姐姐”。这个名词很好地概括了中国家庭里女性所承担的辈分和性别意义上的双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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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很多问题,但是……在电影院哭惨了。如果是蹭女权热度,导演们都来吧。”一位豆瓣网友在电影《我的姐姐》页面里留言。

 

电影的女主角安然来自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父母为了生儿子没少折腾,甚至对外宣称自己的女儿是瘸子,将安然送到姑妈家寄养。等到二胎政策开放后,他们终于冒着高龄风险生下儿子。安然靠打工读完大学,好不容易攒点钱准备考研,父母突然去世,她还要被迫接纳素未谋面的年幼弟弟。


 

今年的另外一部作品《你好,李焕英》也是一部女性家庭伦理片,电影以愧疚的女儿“穿越”回过去弥补母亲生前遗憾为故事主线,将母女关系嫁接在姐妹情之上,建立起一条超越代际的女性共情纽带。某种程度上,闪回里的母亲也是“姐姐”。它和《我的姐姐》在基调上一喜一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家庭内部女性付出、隐忍和坚韧。



被制造的“姐姐”

《我的姐姐》上映前几天,一则社会新闻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一位年仅20岁的女孩,因为父母离婚,肩负起照顾三个弟妹的责任,生活重压之下她常有轻生的想法,多次尝试后选择了跳河。

 

这件事被很多网友拿来和电影相比较,“姐姐”作为一种隐喻,不仅意味着女主角安然和她的女性长辈,也意味着处在结构性不公待遇的万千女性。朱媛媛饰演的姑妈为弟弟牺牲前途、照顾家人,她说“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巧妙地连接起女性的命运图景,将“姐姐”这个名词升华为一种象征符号,代表了女性代代相传的命运。

 

当安然得知姑妈的经历后,才真正与她和解。女性之间的情感连结,正是建立在对彼此命运的共情之上。


 

“姐姐”承担着辈分上和性别上的双重责任,而无论哪一种责任,都要求她们照顾家人,成为整个家庭情感上、经济上和结构上的粘合剂。

 

如果对社会新闻比较留心,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一些案件中,为了弟弟的案情奔走数十年的女性,往往是这个家庭的姐姐。前几年的念斌投毒案中,因为绝不相信弟弟会害人,姐姐辞别工作和恋人,为弟弟伸冤8年终于昭雪,背后的动力常人难以想象。难怪曾有律师写下这样的话:“每一个冤案的背后,都有一个滚钉板的姐姐。”

 

如果说“长姐如母”,在一些极端的案例里,姐姐可以是天生的。李玉的纪录片《姐姐》展现了中国姐姐“原罪”式的存在。纪录片以一场家庭风波展现了具有很强的社会学意义的“中国姐姐”制造过程。时隔25年,这部作品依然让人细思极恐,倒吸一口凉气。


故事从一个普通家庭与他们的龙凤胎说起,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多的照顾,双胞胎的父母在剖腹产的时候选择让女孩成为姐姐,男孩成为弟弟。此后他们就一直这么教育两个孩子,遇到问题就要求姐姐让着弟弟,哪怕是看电视这样的小事。一次,为了抢遥控器,父母以“少数服从多数”强制姐姐服从,姐姐感到不公以大哭反抗,最后还是要向父母道歉。

 


被想象建构的 “姐姐”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姐姐”其实是一个高频词,男性创作者往往将自己对理想女性的期待以“姐姐”的形象描绘出来。“姐姐”时而是精神性的母亲,时而是幻象里的恋人。在他们笔下,“姐姐”往往为男性主角“我”提供了成长的动力。即使被高度美化,也依然是一个被想象和欲望投射的对象。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陈清扬在充满禁忌的特殊年代里固然是一个所谓的进步女性,敢于追求性与爱的解放,但离开男主的目光后,在更自由的历史时期,她的生命华彩反而很快枯萎了。

 

随着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大火,网络也兴起了所谓“姐学”。但节目一边宣扬什么年龄的女性都能散发光芒,一边高频率播出着宣称驻颜有术的美容产品广告,有钱有颜的女性在屏幕里大谈如何平衡事业、婚恋和育儿,屏幕外的女性每一样都可能是一地鸡毛。



《我的姐姐》电影片尾的主题曲《姐姐》改编自张楚的名作,歌词却做了替换,保留“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就不会怕了”的基础上加了一一句“姐姐,你去飞啊,放开我的手就会累了”,主旨发生了巨变。如果说前者还停留在男性可以保护“姐姐”的认识上,后者则意识到男性也可能是“姐姐”的负担。新一代的“姐姐”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安全的家,也需要一片广阔的天空。

 

《我的姐姐》其实也暗含着一个男性视角:名字不是“姐姐”,而是“我的姐姐”,以弟弟的眼光去审视姐姐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暴躁无奈想要丢弃弟弟的姐姐,也看到一个背负生活重压让人心疼的姐姐。应当说,只有当女性剥离“姐姐”的神话,真正的女性才可以被看见和承认。

 

 

被历史化的“姐姐”

《我的姐姐》的导演殷若昕和编剧游晓颖都是家里的独生女,以独生一代的视角来看这部写二胎家庭的电影,是非常独特的历史观察。

 

戴锦华教授曾说过,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孩子,无论男女,家长都更加倾向于教导他们要出人头地、追求卓越,性别角色和相关规范是被淡化的。他们在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些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人被培养起来的数量庞大的群体,可能正在从内部改变中国社会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和自我想象。


独生女同样会被家庭寄托“望子成龙”的期待,并将这种期待内化,成为自我实现的方向。这或可解释为什么在电影中,安然会将考研、去北京、当医生看得如此重要,权重高于稳定的感情、抚育弟弟的选择。“我首先要成为自己”,是独生一代历史性的责任。而当安然得知自己自我实现的道路上突然有了拦路虎——一个从天而降的弟弟,她的震惊、彷徨和纠结就有了充分的语境。



两位女性电影创作者敏锐地找到了这样的故事,电影里的弟弟问姐姐,“妈妈为什么没有早点生我呢?”

 

高企的房价和激烈的职场竞争是“姐姐”故事的背景板,她们必须和男人一样冲锋陷阵,如同现代花木兰。社会新的经济结构要求女性也需要“建功立业”,在社会生活里拥有位置,“经济独立,在家庭内部才有话语权”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同时,诚如木兰从军十二年回家依然需要“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社会对女性在家庭内部的期待从来没有减少。从身材容貌到家务育儿,女性需要打起十二万分精神来应对这个“现代花木兰”困局。

 

《我的姐姐》体现出的家庭羁绊和个人发展之间的矛盾也说明,女性的家务劳务很难得到承认,在家庭空间内的付出被看做理所应当。肖央所饰演的舅舅,没有尽到抚养女儿的责任,甚至将养育看做人生的巨大负担,而他只需在重大节点上保留对女儿的情感表达——比如婚礼上送一个红包,就完成了他的父职角色。相较之下,女性更难逃脱母职角色,哪怕你只是“姐姐”,你同时也是“母亲”。



问题意识比“爽”更重要

《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等作品的接连出现,让女性在家庭内部的遭遇具有了进入公共空间的机会。女性议题有了更多具体的个案和情境,“中国姐姐”作为家庭中隐形的奉献者被讨论。

 

《我的姐姐》上映后,结尾遭到了不少批评,认为其一味强调女性的付出和妥协,根本不是真正的女性电影。在理想的结局中,安然应该送养弟弟,考研去北京,当上医生,走上人生巅峰,而不是陷在家庭和道德的泥沼之中无法抽身。或许,这部电影没能让女性真的拥有“乘风破浪”的未来,让人看后如鲠在喉,无法获得“爽”感。

 

当现实困难重重时,我们更期待从虚构作品中看到一种便捷的解决方案,以主人公的逆袭来化解自身的困境,从而养成了对所有作品“造梦”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爽”剧是真正的悬浮。



电影里,安然和姑妈说了一句话,自己“从小被表哥当沙包打,被姑父看洗澡”,这里带出的社会议题比虚幻的逃离更值得关注。电影创作的问题意识永远比“爽”更重要。编剧游晓颖说,电影是开放性的结局,她所做的是要大家看见姐姐经历了什么,至于最后的选择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电影无法指导任何人的生活。

 

电影也无法回答问题。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角色和性别议题,如何获得真正的自我,这是每一个人需要在现实中寻求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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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叶倩雯

编辑:靳锦

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运营编辑:郭璐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