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研讨会”综述

量化历史研究 2021-04-09 12:15

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源与扩散造就了全球范围内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大分流”;随后的历次工业革命又创造了走向现代化的赶超型经济体。为了深入推进跨国界、跨区域、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史分会、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于2021年3月6日举办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研讨会。本次会议依托腾讯会议平台采用线上方式进行,除会议邀请的来自日本一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数十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以外,另有近300名学者、硕博研究生旁听了会议,本次会议还通过bilibili平台进行全网直播,近1600人观看与互动。


本次研讨会首先由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及复旦大学兼职教授马德斌先生主持,分别介绍参会学者以及会议议程,本次研讨会围绕马德斌著、徐毅、袁为鹏、乔士容译的《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种跨国比较视野》(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中涉及的中日现代化比较、大分流与区域发展、中西方国家财政比较以及中西方法律与法制比较等议题,分别由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教授主持,各位参会学者围绕上述议题,结合海内外学界的研究前沿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下面就会议主要讨论情况,做一简要介绍,以与学界分享。


中日现代化比较 


中国与日本地域相近、文化相近,中日之间的现代化比较既令人困惑又极具意义。19世纪中期,两个国家都刚刚打开国门,但后来相当长时间内的经济发展水平确有天壤之别。本次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首先高度评价了马德斌教授的《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书,认为该书视野广阔,特点鲜明。其次以中日近代航运业为中日现代化比较对象,认为中日现代化出现“大分流”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国家力量干预经济。最后,通过比较中日政府对近代航运业和缫丝业的支持力度,认为日本政府力量在推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强烈的紧迫感,因此日本政府大规模运用政府力量的支持,最终日本比较顺利地走向了现代化道路,而中国政府因为传统的思想束缚,现代化发展缓慢。


中日现代化开始时,中日两国国内外环境类似,但很快日本超越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关权教授通过比较中日现代化历程中的几个重要历史节点,认为日本实现超越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通过内部的明治维新,走向现代体制,尽管带有威权主义的皇权色彩。而且正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初步实现工业化,为后来的进一步与中国拉开距离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大分流与区域发展


围绕大分流与区域发展这一主题,上海交通大学袁为鹏教授从“李约瑟之谜”开始介绍大分流理论,认为“大分流”理论的实质与“李约瑟之谜”类似,都是要回答“一、中国何时落后于西方?二、如何解释中国落后的原因。” 之后分析介绍中西方对中西方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进而引入“大分流”理论与马德斌教授的核心思路,认为马德斌教授在解释大分流时,首先,釆用购买力平价(PPP)、实际工资、身高、年龄堆积等指标,比较长历史周期内的国际生活水平,探寻大分流的起点。其次,从要素价格角度比较了国际生产率,认为在东西方大分流前夕中西方在实际工资和利息上的差异可能是导致了这种大分流现象的主要因素。最后,分析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及其对长期经济路径的影响,回答了大分流前夕工资和利息差异的原因。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与统计、计量方法,将之与历史实证分析等相结合,重新将政治制度与法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呈现出来。袁为鹏教授最后比较分析马德斌教授的学术观点与加州学派的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在大分流发生的时间与大分流原因之间存在差异,在方法上加州学派运用“互反比较”,而马德斌教授更多运用现代经济法的方法,多角度揭示中西方的差异。无论是加州学派还是马德斌教授的研究,都有利于推动中外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徐毅教授以中国早期工业化为切入点,探讨区域工业化的扩散问题。国际经济史学界对于工业革命及其影响研究一直以来都是集中于国家层面,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关注区域工业化的量化研究。徐毅教授聚焦于马德斌教授有关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江南、广东区域早期工业化的系列论文;总结马教授这些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探讨了像江南、广东这样典型的东亚区域在启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各种驱动因素的作用。与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工业化前夕的江南与广东,具有劳动力丰富、资本匮乏和基础设施薄弱等特点。因此,在各种驱动因素中,市场和要素对于江南、广东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与扩散固然重要,但这两者是可以被替代的。只有制度变革与创新才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实现区域扩散的关键因素。


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认为大分流与区域发展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大分流”的实质是指欧洲实现工业化后中国落后的过程。在落后的过程中,马德斌教授比较中日之间工业化进程,日本较为成功的实现工业化,中国工业化进程比较曲折。但与同时期转型的印度、奥斯曼相比较,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充满幸运因素。


中西方国家财政比较 


近几年由于欧洲财政史的影响以及国内学术界对明清时期财政能力现代化的深入,关于中西国家的财政能力比较成为学术界思考“大分流”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正如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教授认为马德斌教授所著的《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把长期以来关注的大分流议题重新予以解答,并延伸到更深更广泛的财政、金融领域。


北京大学郝煜副教授从实证的角度出发,解释帝制晚期不能建立合理化的央地财政分权。在比较了东西方工业革命后的财政力后,发现中国的财政力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欧洲出现了重税而中国是轻徭薄赋。但由于地方陋规和非正式财政的存在,中央和地方存在着可信承诺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作者以两个实证研究——火耗归公和赈灾以及州县养廉上收和地方政府行为为例,印证了马德斌教授在《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的结论:地方财政收支透明化是一个不可信的承诺——“蒙住眼,因为剁手难”,解释了帝制晚期为何不能建立合理化的央地财政分权。


北京大学席天扬副教授提出西方对大分流的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现了一个制度经济学的转向。制度因素相对与技术和产业因素越来越被认为是东西方社会和经济分流的一个根本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两大基本问题的张力则是制度重要论和制度内生论。作者以“可信承诺和国家能力”为例,提出在制度内生论这一条件下,议会是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制衡王权什么情况下不能制衡王权、欧洲诸国间的代议制有何迥异、代议制为何先出现在欧洲而非中国以及代议制为何没有在专制体制下的中国出现。为解释这一问题,其阐述了马德斌教授中西方“大分流”的框架理论:即以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为主线,囊括国家能力、军事冲突、官僚体制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制度-博弈框架。该框架具有三个特点:一、提出“强政权、弱治理”的国家治理模型;二、强调多元竞争和代议制构成现代化基础;三、提出包含君主、官僚和民众的三元博弈模型解释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上述三个特点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并引发出进一步思考:一、“弱强、强弱”标准能力的普适性;二、是否存在“强强、弱弱”的治理模式;三、失败国家能否通过弱化权利(强调制衡)来实现强治理。


中西法律与法制比较 


马德斌教授《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书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大分流”问题进行重新的建构,本次会议还从中西法律与法制比较这种跨学科的视角来探讨经济分流。北京大学李红海教授阅读《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后提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然需要靠社会中的人利用各种资源和要素来组织推动。没有人、资源及经济的组织形式,就谈不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律在其中则提供了一种机制以保障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法律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实现保障呢?作者给出了三点看法:一是规范式,以成文法为代表;二是救济式:以普通法为代表;三是二者的相结合。但必须注意的是,西欧和东方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势,两者是不同的制度史。作者随后对比了英国和中国的法律体系。


中央财经大学邓健鹏教授对清代基层司法实践对经济的影响做出了初步思考,其认为中国有悠久的成文法传统并在清朝得到传承,但在实际实施时基本上没有具体的实践。其原因在于:一、地方官府会对案情做很大的裁剪;二、碍于中国密切的官僚体系:向上体系;三、由于不完全的财政体制,司法人员无专项经费导致很多案件不愿意审理。由于成文法长期没有具体实践,给清代基层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如:一、私人财产权力容易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易被侵犯;二、基层司法判决缺乏普遍的同案同判现象,也无法像西方一样拥有先例制度来起示范作用,对经济发展和财产保护缺乏可抑制性、示范性、规范性作用。三、缺乏规模效用,加剧经济发展的成本。


河南大学杨松涛副教授比较了早期中国和英国的诉讼,反驳以往传统观点,认为清代是一个“好诉社会”。他将中英两国诉讼率和政府行政单位做对比,发现英国司法制度比较丰厚,并得出了以下结论:中(清政府)垂直化行政所呈现的国家与社会两相分立的格局;英政府则利用社会等级所固有的权力分配格局来达到治国目的。


结  语



在马德斌教授的主持下,香港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和河南大学的彭凯翔教授进行了会议总结。陈志武教授首先以马德斌教授所做的有关近代物价研究为例,认为马德斌教授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国际学术界、并推动形成了与政治学、经济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肯定了马德斌教授长期以来为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突出贡献。其次讲述了自己最近的学术思考,认为对“大分流”问题思考需要长时段的朔源研究。彭凯翔教授认为马德斌教授近二十来年的研究真正将“新经济史”引入了中国经济史领域,无论是对长期经济变迁的量化测度,还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运用,都能启迪后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有挑战性的问题,可以供学界继续探讨。如,国家能力在解释大分流中的作用,就成为前面发言中的一个焦点。不仅如此,对于大分流前夕中国的国家治理形态及国家能力是如何形成的,亦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为同样是大一统的王朝国家,唐宋和明清在体制上就存在很不一样的特征,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证工作来解释国家能力本身的形成。


上述学者的详细观点将以笔谈形式的形式发表于华中师大主办的《近代史学刊》。本次研讨会仅仅是“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讨论的一个开端,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一主题的讨论



作者:蔡楷政、廖洲镱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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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由陈志武(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原耶鲁大学教授)和龙登高(清华大学教授)及其团队——林展(中国人民大学)、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何石军(武汉大学)、蒋勤(上海交通大学)、彭雪梅(中山大学)等人负责。向学界和业界朋友,定期推送量化历史研究经典、前沿文献。同时作为“量化历史讲习班”信息交流平台。喜欢我们的朋友请搜寻公众号:QuantitativeHistory,或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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