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十几个男人在里面打麻将

南风窗 2021-04-09 12:29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何焰

摄影 | 南风窗记者 郭嘉亮

发自上海


梧桐树叶子还没长出来,就不到上海最美的时候。但淮海中路仍旧不差。就算落雨天,路两旁洋房湿漉漉,白梧桐光秃秃,美感上也不降格调,是另一种清新整洁。


要追溯上海的红色历史,应当去往淮海中路。


要体味真正的海派街区,也应当来到这一条淮海中路。


不是南京东路,不是陆家嘴,而是这里。淮海中路和附近路群才是老上海人心目中真正的“市中心”。


而100年前的中国,同样不是在十里洋场的英国租界地,也是在这里,一条淮海中路贯穿东西的法租界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隐秘的大小巷弄、平凡的石库门房子,藏着100年前的《新青年》编辑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社会主义共青团的诞生地,这三个对现代中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址。


《新青年》杂志全套影印版


这三处地址,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头脑,曾在此间居住,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李达……而另一群即将闪耀的青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也因着青年的救国热忱,汇聚到过此处。


在一片西式教会、医院、学校、商店的建筑群中,这三处相隔不远的石库门民居,其实并不起眼。


但“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921年是一个时间节点,平均年龄28岁的15个青年,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一大,此后,从石库门走到天安门,这里成为了中国一切共产主义星火燎原的起点。



画一张秘密地图

陈独秀住进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是一个偶然。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


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陈独秀语) 


要谈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绝对无法绕过的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第一个写文章向读者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另一个就是陈独秀。


他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个性格上开阔狂飙的学者、革命家。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楼天台上,从天纷纷洒下革命传单,而被警察逮捕,监禁98天。


陈独秀成了“英雄”,全国瞩目的思想明星,也成了北京警察厅一个“被记录在案”的危险分子。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扮演者


之后,他再在北京行动就多有“不便”。


在1920年2月的又一次警察追捕风波后,陈独秀答应章士钊、汪精卫的邀请,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去风气更宽松的广州,筹办西南大学。


却在途经上海休整时,收到一封章士钊的书信:“广州的政潮突起,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


陈独秀便不得不留在上海了。


老渔阳里2号,便是好友为陈独秀寻得的住处。《新青年》编辑部,也顺理成章地在这里落定了。


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旧址


陈独秀住下后,老渔阳里2号就热闹了。他是一块“磁石”,吸引着朋友们来找他。


先是《觉悟》副刊的主编邵力子,总是坐着黄包车来。这位大忙人,是“上海滩著名的国民党员”,却满心倾慕马克思主义,曾在《觉悟》上发表文章说,“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社会主义)的征兆”。


邵力子不仅自己来,还带着斜对门的邻居李汉俊一起来。这位湖北潜江的青年,精通日、英、德、法四门外语,是当时中国最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李汉俊还是《星期评论》的三位编辑之一。《星期评论》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评论媒体之一,高峰能达到十几万份。而且看名字就知道,它原本便是跟随陈独秀、李大钊《每周评论》的风潮而开办起来的报刊。


李汉俊来了,《星期评论》的另外两位编辑,戴季陶和沈玄庐的拜访之日自然就不远了。


再是张东荪,《时事新报》的创办人。


几份当时在上海滩青年群体中最有影响力的报刊,“梦幻联动”了起来。


油画《星火初燃》,第一排右起:李达、李汉俊、陈独秀,第二排右起毛泽东、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俞秀松


以陈独秀为中心,在渔阳里2号集结了越来越多向往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给《时事新报》长期投稿的沈雁冰(茅盾),《新青年》的新编辑李达,《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等。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共产国际从苏俄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1920年4月造访的维经斯基。


恰如一味催化剂投入双氧水中,“共产国际的使者”让这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小房子更加热闹,加快了青年们“建立一个党”的进程。


同年5月,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了党的前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油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展于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左起:陈公培、俞秀松、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


其中有人退却了,更多的青年加入进来。


“秘密活动”往周边的几栋民宅,辐射开去。


先是新渔阳里6号,它正在淮海中路(当时叫霞飞路)侧面的一个里弄里。


这一处石库门房子,原本是《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的住处,离陈独秀的渔阳里2号,穿街走巷不过3~5分钟的路程。后来变成了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的住处,成了一个办会的场所。


在新渔阳里6号,这群年轻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办起了“外国语学社”。


一楼的客堂和厢房用来做教室,楼上则腾出来给学生们住宿。“外国语学社”搞得像模像样。


校长是杨明斋,日文教师李达,法文教师李汉俊,英文老师是袁振英,俄文老师最多,王元龄和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都可以胜任。


《共产党》月刊在1920年11月7日创刊,由李达主编,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刊


但是,自1920年6月《每周评论》被迫关停之后,上海已经释放出了办报环境收紧的信号。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朝着革命的方向走去,行事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他们虽然在《民国公报》上公开登出广告“外国语学社招生”,请有志学习英、俄、日语的同学,前来报名学习。实际上,都是内部推荐入学,不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推荐,就是外地进步团体的介绍。


这里出过不少著名的学生,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柯庆施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外语。


而原本的老渔阳里2号,也从1920年9月起,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先是《新青年》杂志不一样了,封面换成了一个地球上,一东一西两只手的交握。


而就在这第8卷第1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刊登了一篇重要文章《谈政治》,标志着自己彻底转向左派,成为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因此与老友胡适发生割裂。


第8卷第1号《新青年》


渔阳里2号,新成为了“青年们慕陈独秀之名来上海的避难所,希望赴苏俄的留学介绍所”。


与陈独秀往来的朋友们,肤色、口音、年龄和打扮各有不同,好在上海租界给予了一丝政治和民俗上的掩护,外国人不显得扎眼,警察们也稍有所顾忌。但他们仍旧在租界当局的监控之中。


而最重要的一处活动新地址,是李汉俊的新住处,望志路106-108号李公馆(如今为兴业路76号)。


在那里,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


15位党代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日本各地聚集来到这一处,从7月23日开始,一连开了数天的会议。


中共一大15位参会人员


直到31日夜,一位穿灰色竹布长衫的陌生人闯入,打断了会议。


“他是密探!”年轻的党代表们,十分警惕,逐一奔出后门,在黑夜中四散而去。


有人穿街走巷,回到渔阳里2号,有人去到借住的博文女校,有人回到渔阳里6号。


三四个住处,在子夜,勾连成一张隐秘的地图,就在这群青年的脚下,被密密地走过。


“壮丽和忧伤”。


这是中共一大的与会者,写进《共产主义在中国》,形容那一时期同人心态的词汇。


那一夜,没有人逃跑。


密探离开之后,青年们又重聚起来,再商后事,“把大会挪到附近的小城嘉兴去开”。



人物谱系一角

2021,建党百年。初春三月,络绎有重走这三处红色地标的人来到上海黄浦区。


尤其是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它虽然正在为7月的纪念日紧密装修中,闭门谢客数月,却仍有一批又一批不明情况的到访者。


上海市卢湾区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图源:视觉中国)


盘旋不走的人中,白发花花的居多,口音各异。有人只是神情平静地站着,不愿立即离开,有人缓缓走向这一栋青砖做底、红砖点缀的二层石库门房子,在施工围栏前留下合影。


中共一大会址正对面,是新天地时尚购物广场。一街之隔,对面日新月异,代表着上海的商业潮流和市民社会的前端,这里,永远沉淀着一份不变的记忆,记录着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5人,平均年龄28岁。


其实,1921年全国共产党员已有50多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与陈独秀,与《新青年》,与渔阳里,有着关联。


渔阳里旧址


周恩来在19岁时,在去往日本留学的船上,读到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一见如故。“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地赞同。”从此,他成为了《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回国后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后来又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便已经认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在湖南组织办报《湘江评论》,还办“文化书社”,分发售阅《新青年》和《劳动界》。他曾在1920年5月到上海再次拜访陈独秀,“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陈独秀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接受号召,在湖南组织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1920年夏,董必武在武汉也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人是李汉俊。秋天,陈独秀的老友,湖北人刘伯垂,到武汉和董必武会面,传达了陈独秀“在武汉建立组织”的意见。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湖北黄冈的包惠僧,曾在1920年2月,揣着“崇敬者”的心情,利用记者的身份便利,在武汉采访过陈独秀。他们聊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所以,当他受邀加入“组织”时,一口答应,没有犹豫。


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次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星星之火,各地簇生。


“星火”之间,靠书信联系。


中国共产党早起组织分布图


当时,上海的共产党员沈雁冰(茅盾),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几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封面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


但茅盾,并不认识什么“钟英小姐”其人,这是一组“地下党员”的接头密码。“钟英”,是“中央”的谐音,这些都是各地党组织寄来,借茅盾的工作便利,接头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书信。


书信之外,共产党员们的另一个交流密码,是外语。


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外国人增多,法租界洋泾浜里讨生活的中国平民,也开始学会了基本的英文词汇,与外国人进行简单交流。而在其后数十年,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语言作为知识、思想的桥梁,更是展现出它的必要性的魅力。


中国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们,大多有着留学背景,少数人甚至能够精通三四国语言。外语,在上海特殊的租界地缘政治中,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留下了一丝交流的缝隙。


中国一大会议的参与者中,有一位荷兰人马林,他是维经斯基回国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第二位代表。中共党员张国焘与马林的沟通,就是依靠外语的掩护,经常在繁华的“大世界”一间屋顶花园中,“大摇大摆”地展开的。


电影《建党伟业》剧照


但也只能在上海。当维经斯基去往武汉却匆匆返回,马林在中共一大转移去嘉兴闭幕,自己却留在上海租界时,便揭示了一个现状:外国人的面貌,在租界普遍,在全国却仍旧是太扎眼了。


“说中国共产党只能诞生在上海,可能有点绝对化。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海是当时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一个城市。”对于100年前的思想首脑汇聚、上海工人运动情况、租界地缘政治的便利,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齐卫平,如此解释道。


以上,便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书信、以外语、以同人介绍、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上海为地理圆心,所维系起来的人物谱系一角。



一大前后

中共一大的召开会场,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百岁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然稳是全球最大的执政党,中共一大,这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起点,便也被时光赋予了越来越大的象征性意义。


大会是在马林的催促之下召集的,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李大钊在北京,都因为太忙没有来参加,而只是派了代表前来。


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中共一大全体代表的雕塑(图源:视觉中国)


前来的青年党员们,各人收到了共产国际提供的100元路费,便先后来到上海。


他们乔装成“北大暑期学习团”,托关系住在了博文女校的空宿舍里,等待中共一大的召开。


会址,就在李汉俊的家中。一楼餐厅的大桌腾开,桌子四周摆起一圈椅凳,12个黄色,4个紫色。党代表之间没有严格的坐席,先来的先坐,后来的后坐,围在一起。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另一人做记录,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这一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章程即《中国共产党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目前政策》。


看一看他们从1921年7月23日起所讨论争议的内容,便可知,这一群青年同人,不可谓不赤诚。


电影《建党伟业》中的中共一大会议现场


——在共同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时,李汉俊主张说,应当去俄国和欧洲考察研究之后,再设定党纲,“他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进行竞选”。


当然,李汉俊的意见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没有付诸实践。


如今再看,李汉俊的这一念头是过于天真了。但当时他并无二心的救国热忱,无我无私的情感,仍然真挚感人。


中共一大最后形成的章程和决议,带有比较浓烈的激进色彩,比如“直接进行社会革命”,“彻底切断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等等。


但仍旧是可理解的。


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如此评价:“在被催促而匆忙决定召开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方面,只好参考他们得到的欧美共产党的文件,准备了大会文件草案,也就是那些按中国国情来看相当激进的文件。而这些文件,对于视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世界共同运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不仅不是激进纲领,肯定也没有感到任何不合适。”


而7月31日夜,租界当局的搜查,为中共一大带来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尾。


大会临时改变会址,去往李达夫人王会悟曾读过书的嘉兴,8月3日下午6点,在南湖一条画舫上闭幕。


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图源:视觉中国)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青年代表们,轻声呼喊。


身旁,是为了掩人耳目,王会悟租来的两副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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