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单一容易崩盘,我们需要对冲的价值,三观也是这样

理想国imaginist 2021-04-09 12:47

电影《卧虎藏龙》

前段时间,一位网友在网上贴出了自己的基因检测结果,自认为是纯正汉族人的他在看到报告上20%多的“蛮夷”血统(甚至还有10%的京族血统)后几乎崩溃。

这有点儿荒谬,也有点儿可笑,很多围观者纷纷表示:

(巧了,今天分享的文章也提到了李安)


你可以当这是个不高明的段子,一笑而过。但它确实反映了当代社会无法忽视的一个问题:

义“你是谁”的究竟是什么?

由此衍生出的问题还有:

传统文化是什么?个体自我与传统文化如何联结?
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真能完成创造性转化?
……

今天分享许纪霖教授在理想家沙龙上讲述的九个故事,借此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文末有来自理想家的小惊喜,别说我没提醒你哦~)

传统浸透在你的血脉当中,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想穿就穿、想脱就脱。


大传统是经典,小传统是什么?是化为我们生命一部分的日常生活的那些风俗、习惯,乃至于大众的心态。


许纪霖:我还是从这本书谈起,既然是新书发布会。首先,这本书为什么叫《脉动中国》?在我的理解当中,所谓“脉动”指的就是,“在血脉中流动的中国”。这当然是指“中国文化”——“就在你血脉中流动的中国文化”。为什么这样说?我看今天来的好多都是年轻人,90后为主,我们过去总是觉得传统离我们太遥远了,是爷爷辈的事,这是其一。


其二,即使讲到传统,总是理解传统是外在于我们的,像一件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要说爱国,很容易,脱了就穿,立马变身爱国青年。但是我这本书《脉动中国》想告诉大家,传统浸透在你的血脉当中,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是内在于你的生命当中的。既然是内在于你的生命当中,你怎么办?首先不要被它把控,你要把控它,最后传统变为你可以把控的东西。所以,“血脉中的中国”是这个意思。


许纪霖教授在理想家沙龙现场

讲到传统,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场文化热,后来又叫“第二次五四运动”。我算是80年代的“遗少”,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传统是最坏的东西,中国就是要告别传统,走向现代。这是80年代很多搞启蒙的、年轻人的共识,他们讨论的话题都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所以我那时候写的文章多是反传统、批判传统。但那时候对传统的了解也只是《论语》当中的只言片语而已,我的另外一本书《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里面有好几篇是80年代写的,写鲁迅、写周作人都是讲传统怎么伤害他们,这是80年代的一个主调。


那时候对传统了解太少,真正对传统有一个认识上的变化,是什么时候?这里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我们家的一位长辈,原来是《东方杂志》的主编——(五四时期的)杜亚泉先生。杜亚泉那时候是历史上已经被淘洗的保守派,他和陈独秀有过一场论战,被陈独秀狂批。1992年,他的儿子、媳妇来找我说,我们想给杜亚泉出版文存——当时还是自费的——你在学术界比较熟,是不是能找一个老前辈写个序,推广一下?


我不假思索答应了,因为是家族里长辈的事。我说,那就找王元化先生,我的老师。王先生很认真,他说既然写序,我先看一看他的东西。结果过了大概不到两个礼拜,王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小许,你们家族这个杜亚泉不得了,我现在正在反思的很多问题,他在80年前都比我想得更深。那年上海特别热,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只有电扇,老先生光了个膀子,在家里用了整整两个月写了一篇长文,关于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论战,整个颠覆了过去的看法。


颠覆什么?过去总认为陈独秀是对的,杜亚泉是错的,因为陈独秀是反传统,杜亚泉要把传统和现代、中学和西学,用他叫做“接续主义”的东西连接起来,人们觉得杜亚泉太保守。王先生做了一个翻案文章,震惊了整个海内外学界。90年代以后,风气大变,人们慢慢地从80年代的一种狂热的反传统倾向中清醒过来,开始正视传统,认识传统,检讨传统


杜亚泉、陈独秀

我当时也是受到王先生的影响,在自己的研究中开始认识传统、读传统。我是做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的,按理说,传统是古代的,从学科角度来说和我不直接相干。但我一直讲,实际上研究中国近代的学者应该做的是背负“十字架”的工作。古今中西,在晚清到民国有一个大汇合,形成了中国现代的思想。所以,了解中国的现代,必须对古今中西都有了解。要了解西方,同时也要了解古代。因为现代始终在古代的、传统的那条延长线上,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所以,我要找中国现代思想的前世今生。


大家知道,所谓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是经典,小传统是什么?是化为我们生命一部分的日常生活的那些风俗、习惯,乃至于大众的心态。这个东西,你哪怕讨厌,它还是在你血脉里的。我们过去总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摆脱传统,但是未必能够做到。


从传统到现代意味着什么?其中有一个变化,就是人越来越个体化,用谭嗣同的话说叫做“冲决网罗”,冲破各种各样的家族的、国家的束缚你的网络,最后成为“个人”,所以这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


中国即使到了今天[有那么多]一线城市,你以为你是现代人吗?实际上,你依然生活在传统的网络里面。


我再讲第二个故事。“文革”时,我中学就下乡,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农场。有一年来了一个连队的指导员,他的哥哥在“文革”时是工人作家。那时候我就是文青,想当作家,所以对他哥哥很崇拜。指导员对我们说,他哥哥工作废寝忘食,嫂子生孩子了,他都不去看。我那时候真是敬佩,觉得做人就应该这样,像大禹一样,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当时觉得就像巴金写的《家》一样,只有告别家,斩断七情六欲,才能成为一个现代的人。


但是现在我慢慢意识到,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如果按照现代化的一套理论,从传统到现代意味着什么?其中有一个变化,就是人越来越个体化,用谭嗣同的话说叫做“冲决网罗”,冲破家族的、国家的束缚你的网络,最后成为“个人”,所以这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


接下去是第三个故事。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全球顶尖的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他这几十年一直做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化的研究,他一直觉得中国变化和世界潮流差不多。但是前两年他突然发现中国发生的变化不一定是西方式的个体化,他发现另外一个情况,叫做“再家族化”。


电视剧《小欢喜》

本来大家都要离开家庭,比如在上海,有很多高中生学霸不想进复旦、交大,就想离父母远远的,最好离开家庭人才自由。但是阎云翔教授发现中国这些年出现一个“再家族化”的趋势。你想想,你来到上海,找到不错的工作,夫妻两个人努力奋斗,第一件事干什么?买房。买得起吗?必须由双方父母一起掏出自己半生的血汗钱,为你凑一个首付,接下来你慢慢付。有小孩了,你雇得起保姆吗?你养得起全职太太吗?对不起,养不起,只能请一方父母或者双方父母轮流来照顾孙子或者外孙,你又离不开(家庭)。


等你的孩子长大了,你父母也老了,你如果稍微有点良心,得伺候他们养老。在今天的中国,至少在一线城市竞争,北上广深,靠夫妻两个小家庭,你根本没有竞争的本钱,只能重新把家族、家庭的力量再整合起来。还有一些,父母都没钱的,只能家族里众筹或者借款,只有亲戚才能借给你,或者关系比较熟的……这就是中国“再家族化”。


《脉动中国》里讲到的是对中国全方位的分析,这之前在外面讲课,反响最好的,最热烈的是社会结构那部分。为什么?太对得上今天好多90后所感受到的城市的生活和困境。所以看起来好像讲家族,讲人情,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你会发现,中国毕竟还是中国。这部分我用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基本观点展开:中国即使到了今天[有那么多]一线城市,你以为你是现代人吗?实际上,你依然生活在传统的网络里面。


所谓认同就是,你和哪一群人、哪一个团体能够具有同一性,你是归属于它的?


中国又特别讲人情,即使在契约关系里面也是要讲人情,所以这个人情一定是和这些关系网络有关。


中国很难发展出来这套普遍主义关系,三纲五常、五伦关系都是特殊的关系,面对什么人就要送什么礼,送什么礼就是什么样的关系,都是特殊的,没有面对一个普遍的关系在。


有一个说法,中国文化如果从关系网络来说叫“五缘文化”。哪五缘?第一,血缘。第二,乡缘。乡是家的放大,乡缘是血缘的放大。第三,业缘。同行又是同乡的放大,业缘又是乡缘的放大。第四,学缘。传统中有学缘,科举同场最后中举的,那就算同学,大家共同拜当时批我们考卷的、让我们鲤鱼跳龙门的考官为老师,叫坐师,然后形成一个关系网络,这是学缘。且不说还在某一个书院,比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大家一起学习过,关系更深。最后一个是信缘。信是什么?传统中国有很多宗教信仰的组织、团体,包括佛教、道教、民间宗教,有共同信仰的人凝聚成一个信缘的关系。今天哪怕在城市里面,类似的狭义上的宗教同门,和广义上的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也会结成一个缘。


电影《孔子》

所以,现代人都觉得好孤独,但是越是孤独的人,越是希望活在一个团体里,需要有一种认同,identity。我前两年出版的《家国天下》那本书就是讲认同的问题。“认同”,过去这个词很少讲,但是今天困惑着我们的内心。所谓认同就是,你和哪一群人、哪一个团体能够具有同一性,你是归属于它的?


这个问题很突出,因为个人,特别是中国人,很难支撑起一个完完全全独立的自我,你总是要认同。而中国又特别讲人情,即使在契约关系里面也是要讲人情,所以这个人情一定是和这些关系网络有关。你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我们前面说的五缘,恰恰是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不得不应对的。


阎云翔教授做过最精彩的一本人类学研究,叫做《礼物的流动》,他说中国人送礼是大学问,只有在一个具体的生活实践当中,才会慢慢学会。送太多、送过分了,你亏了,你也不愿意吃亏;送太少了,被人看不起。老外永远搞不清楚送什么礼物,也搞不清我们这么复杂的人际亲戚关系。这就是独特的中国文化,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是在这个网络里面的


当然,它使我们不自由,但同时也让我们有了某些依靠。《你好,李焕英》成为仅次于《战狼2》的票房,我看了半天,从电影本身来说,很一般,但是为什么票房这么好?《你好,李焕英》恐怕某种意义上道出了我们的内心。在现代生活里面,我们和这个家有割不断的血脉关系。所以我想,传统并不是很抽象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些网络让我们不自由,但同时让我们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不确定的时代里有了某种安全感,至少有一个暂时的避风港


电影《你好,李焕英》

这里我要带出第四个故事。我通常在理发的时候喜欢和理发师聊天,他们来自各个地方,我很多社会的知识是在理发中获得的。有一次一个温州男孩子和我聊天,那时候靠近春节,他马上要回家。他说春节是个大事,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回到温州老家农村,离家再远的都会回去。他说,我们有一个活动叫“迎老爷”。你们知道什么叫“迎老爷”吗?今天只有温州、广东和福建的农村里,这种传统的风俗是保持最完整的。其中有一个习俗是,春节里一个村庄的人把隔壁村庄或者隔壁县某一尊很灵的菩萨或者神,借几天回来,这叫“迎老爷”。


这个神、菩萨,浩浩荡荡进来的时候,谁来抬这个神?村庄里面有头有脸的人,大家都争抢,还要竞标,热热闹闹好几天。通过这种仪式,整个家族的人或者村庄的人,获得一种强烈的凝聚感,感受到我们不是一盘散沙,是一群“我们”。所以福建、广东有好多同姓村,家族的力量到现在很强大,他们到一、二线城市打拼主要靠家族。借钱可以到家族里面凑,不必到外面。借钱是不用打借条的,跟城市人不一样。我问,你们怕他不还吗?他说,不会,如果在家族里面失去信用,这个人和家族的关系就断了,因为没人再信任他,所以一般不会[不还]。


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这几十年出现的趋势,真的和西方有点不一样。80年代说现代化有三条铁律,这三条铁律是哈佛大学鼎鼎大名的社会学大师帕森斯说的——第一条是市场经济,第二条是民主政治,第三条是个人主义。三条铁律今天实现没有?见仁见智,我们这里不说。但是即使说实现了,你会发现和我们原来想象、期待的是两码事,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所以过去我们总是觉得现代化以后,人可能会越来越孤独,成为原子化的个人,个人怎么自我肯定?有一个西方学者说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一个人成就高不高,是看你拥有了多少财富、资源或者稀缺的那些象征符号。这个当然不错,但我是想说,每个原子化的个人都想力图挣脱孤独,想进入某种具有人情味的关系网络里面。


所以中国人一方面好像越来越个人化,另外一方面好像前所未有地也越来越注重关系,拉帮结派。中国人和日本、和西方不一样,我在书中谈到,西方人和日本人,他们的人际关系都是普遍主义的。所谓普遍主义,西方人同时都是面对上帝,或者是面对国家,都是平等的。日本人虽然也是东方人,也是家族至上、家族主义,但和我们不一样。日本也是普遍主义的,日本的公司也是一个大家族,这个公司、这个集体,每个人的权利义务也是平等的,是带有普遍主义原则的。


电影《喜宴》

但是唯独中国很难发展出来这套普遍主义关系,三纲五常、五伦关系都是特殊的,没有一个普遍的关系在。哪怕是面对家族,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和另外一个人的相处之道就不一样,都是特殊的。从这点而言,中国人依然是中国人,哪怕到了现代社会,到了大都市,到了海外,依然是中国人。你看李安拍的这些电影[的主人公],作为ABC可能已经二三代了,但依然是中国人,这就是血脉当中的东西。


我这本书,是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大家来了解我们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我们依然在这延长线上,虽然中间断裂了很多,我们对传统陌生了很多,但是它依然化在我们的血脉里面。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问题,血脉中的中国


经济的变化是最短时段的,政治的变化也是短时段的,社会的变化是中时段的,唯独文化是长时段的。


从长程来看,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是我们自身的宿命,有些东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宿命,有些东西是我们国家的宿命。


第二部分,我还是要继续深化那个关于认同的问题。所谓认同,简单地说,你到一个小区,门卫大爷拦住你问你三个问题——你是谁?从哪儿来?要去哪儿?认同就是这三个问题。但关于“你是谁”,你说得清楚吗?你是说不清楚的,一定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在哪个文化的延长线上,才能认识到自己是谁,然后你才能大致明白你要去哪儿,或者在你想去的地方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制约。所以,这个认同问题是很突出的。


这里我再讲第五个故事,是一个中国女孩的故事。她是我们一个朋友的女儿,我这个朋友在美国留学,留下来做大学教授。她女儿带出去的时候十来岁,在那里读中学,做母亲的总是希望女儿不要忘本,要她读点中国的书。女儿很反感,为什么?那时候她处于中学,她不希望和她的美国同学不一样,她要融入美国社会、美国文化,所以非常反感她是中国人,一讲到中国、中国文化非常抗拒。


后来这个女孩很厉害,考进了MIT(麻省理工学院)。到大学以后不用母亲督促她,她主动对中国有兴趣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年轻人拥有的她都掌握了,那个时候她在MIT要表现出与众不同,我拥有一些你们不拥有的文化,而且还是一个古老的轴心文明。再说哈佛,我在书中提到,哈佛这几年最热门的一门跟中国有关的人文通识课程东亚系的普鸣教授上的《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即中国的先秦哲学部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了解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电影《别告诉她》

所以这个认同很有意思,我现在发现年轻的时候人很少在乎自己的家庭出身、自己的家族。我自己,无论是我父亲还是我母亲的家族都有些故事的,也出了几个蛮有名气的人物,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根本不在乎他们,觉得我就是我,我凭我的能力、我的知识打拼。


现在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发现,年轻的时候拼的什么?拼的你的知识、能力,但是它是一个可耗尽的资源。到了你中年以后,你的下半程,拼的是什么?不再是你自身的能力,而是你的基因。我现在对我家族的那些长辈越来越怀有敬意,因为我从自己的血脉和经历当中,找到了他们的影子,甚至我觉得我的成功,至少一半是和他们的基因有关。


所以,第一个是血缘,第二个是乡缘、地缘——你是哪里人?因为在上海出生长大,我以前一直说我是上海人。上海人有点自恋、自傲,我过去恐怕也是这样。但是我这两年越来越不喜欢说我是上海人,因为我发现我身上的很多东西和我的祖籍有关,我的祖籍是绍兴人。绍兴出两个特产,一个是文人,第二个是师爷。我爷爷辈都是做师爷的,我祖母辈都是出文人的,而我身上能找到文人加师爷的一些气质,要改也难。所以这些东西都和认同有关。


我不是宿命论,说基因当中的东西一定改不了,不是,但起码要三代以上。文化是最长程的变化,经济是最快的,政治的变化也是短时段的,社会的变化是中时段的,但唯独文化是长时段的。起码三代以后,文化才会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变化,甚至还不一定。



从这点而言,我讲这个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告诉大家一个长程的眼光。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不确定、有太多的变化,我比较喜欢做人物研究,我最喜欢做哪种人物的研究?如果这个人太简单,我不大有兴趣,我喜欢做那些比较复杂的,特别是精神心灵世界比较复杂的人物,那很考验理解力。另外我喜欢做多变的人,多变都是表层,这多变背后一定有不变的逻辑,这个东西恐怕连他自己都发现不了,但是你能够把它发掘出来。


所以文化教会我们一种什么智慧?让我们从一个长程的视野来看中国。如果看短程,有些人很乐观,有些人很悲观。但从长程来看,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是我们自身的宿命,有些东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宿命,有些东西是我们国家的宿命。当然我并不是贩卖宿命论,这个东西也是会有变化的,但从文化角度而言,这个变化会相当长程。


我和刘擎老师,因为我们比较熟,多少年的同事和朋友,经常斗嘴,吵架。其中一个分歧是,我恐怕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宿命论者,我要看它不变的那部分怎么制约我们。但是他是一个文化建构论者,他一直讲文化遭遇,遭遇以后会产生一个新的变化,所以他并不相信一个命定的东西。当然,我们各自拥有一部分真理。


确切地说,当两种文化相遇以后,冲撞的结果是什么?一方面它会创造出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变化同样被一种长时段不变的文化基因、那种深层结构制约。今天关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书太多了,很多学者都谈过,为什么我还专门搞一本?实际上我是试图来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当中那些深层的结构部分、不变的部分是什么。如果说我这本书有什么特点的话,大概就是试图解释出一种深层结构的东西。


说不变也是相对而言,它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如果它要变,它会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制约,这就是我接下去要说的第三部分内容。我们今天说中国要崛起,这崛起也是和文化复兴有关。中国人当然都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复兴,但怎么能够复兴?这复兴肯定是很艰难的,为什么?


电视剧《康熙王朝》

清华大学民国时期的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讲过一段话,这段话我多次引用。他说中国过去碰到的外敌,很简单,要么是有实力没文化的,比如说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满族人,我身体被你征服了,但你灵魂被我征服了,结果还是中国,没问题。还有一种敌人是有文明但是没实力的,比如说佛教,那也很简单,经过八百年,从东汉末年到北宋,结果把你的佛教化为我们自己的,儒家第二次复兴宋明理学,把你内化了。


他说中国近代碰到的外敌从来没有过,他们文明比我们强大,比我们高级,又有实力,至今没有化解。也就是说,1840年以后中国面临的挑战至今没有化解,而且这个变化太大了,用李鸿章的话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级别所面临的大变局,三个千禧年啊,你要多少时间才能化解掉?显然不是一、二百年就能化解的,恐怕要几个世纪。


汉族为什么强大?为什么今天有13亿汉族人口?不是因为它纯,是因为它杂。


所以中国文明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开放,不是封闭。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很重要的东西,在我看来是两个,一是把外来的东西化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成为我们真正可以认同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第二个,要把我们中国传统当中的好东西,好的传统,能够升华为世界的普世文明。


今天面临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的“三峡”,在一个大的历史转型当中,我们依然还没有走出三峡,还没有到楚地中原,可以一马平川的地方。今天,我们面临的是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冲击。这个冲击我们今天怎么化解?这些年有两种极端的声音。一种声音说,既然他们文明比我们高级,我们全盘西化好了。第二种声音,我们今天要保存自己,我们回到传统,90年代以后文化保守主义复兴,把中国文化的复兴简单地理解为回到传统。


不仅在学术层面有很多争论,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现在很多年轻人爱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喜欢穿汉服,练中国书法,各种各样的,在年轻人里面蛮流行的。


前两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不知道是段子还是真的,有一个年轻人,90后,他说我这个姓可是当时黄帝留下的14个姓之一,是很纯粹的炎黄子孙,我们家祖祖辈辈又是山东人,儒家的发源地,所以我一定是纯粹的中国人。结果为了证明这点,他在网上测了基因。本来满心希望测试有百分之百的汉种,没想到,他汉族的基因不到70%,有20%多是蛮夷血统,还有10%是京族。他简直遭了一个劈天之雷,把他自信心摧毁了。想了半天,他说恐怕是和我曾外祖母有关系,她当年是从北京过来的,可能受过胡人的欺负,所以带上了蛮夷的传统。后来他非常恍惚,在网上说,我怎么办?我这个汉服还要不要穿?书法还要不要练?觉得很困惑。



这个例子是说,好像中国人越纯粹才是中国、才是传统。很可惜他没读我的书,否则一定会明白,汉族为什么强大?为什么今天有13亿汉族人口?不是因为它纯,是因为它杂。不要一说杂就是坏,杂某种意义上是褒义,意味着他在血统上有杂交优势,在文化上有杂交优势。汉族一直是很开放的,华夏最早在洛阳(“宅兹中国”),周边都是蛮夷,以后通过夏、商、周(春秋、战国)慢慢扩大,把东边、西边、南边、北边都融合进来成为汉族。如果你要从纯粹的华夏族来说,汉代已经不纯了,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五胡乱华更是一个民族大融合,不仅是血统,还有文化,钱穆先生说一共有四次大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文明。所以中华文明里面既有中国的,也有大量所谓的胡人的、蛮夷的


这两天三星堆又成为热点,有人说三星堆可能是外来的,不是中国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学术界来说,这是一个常识,为什么?中国文化当然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是轴心文明。但是无论在最远古还是在中世纪,在整个人类文明来说,最领先的既不是欧洲文明(欧洲文明那时候还在黑暗的中世纪当中),也不是东亚的中国文明,而是中亚。所以不要说三星堆了,后来青铜器和铁,现在大量的考古发现,都是从中亚传过来的。


但传过来的东西就不是中国的吗?阿里巴巴不是中国的吗?阿里巴巴不是受到eBay的启发吗?但是我们搞得比人家eBay更好,中国就是最擅长的,是学习和模仿能力,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因为讲究实用,缺乏科学的传统,我们也许原创性不够,但是我们的技术是全世界领先的,我们的模仿再创造能力,不是世界第一,至少也是数一数二。


所以中国文明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开放,不是封闭只有内外循环,特别是外循环,才能超越内卷化,才有中国文明的今天。如果没有开放,中国文明就像比我们更古老的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早就没了。就是因为我们开放,不断学习,所以我们上下五千年到今天。这点是我们的命脉,中华文明的命脉。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西方文明的冲击,用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林毓生教授的话说,要实现一个传统的创造性的转化。这个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很重要的东西,在我看来是两个,一是把外来的东西化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成为我们真正可以认同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第二个,要把我们中国传统当中的好东西,好的传统,能够升华为世界的普世文明

 

“仁”是什么?通俗一点就是良知。人类都有良知。所以人权这个东西不仅靠人的理性,它也同时来自于人的良知。


中国未来的文化,既不能是封闭的,也不能是全盘西化的,一定是重新以宋明理学的方式进行一次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这里我要说第七个故事了,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成立以后有一个世界人权宣言,我们千万不要太大方地把人权这个东西看作是西方的。虽然中国没有权利“right”这个观念,但是中国讲义务。按照董仲舒的三纲的说法,君和臣,父亲和儿子,夫妻之间,互为义务。互为义务的话,人家对你尽义务意味着什么?你就有权利了,只是它不是法律上的权利,而是你通过伦理义务获得的权利


今天人权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通价值,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全人类的东西就是西方的。1948年制定《世界人权宣言》的时候,中国派去一位专家,叫张彭春,他是张伯苓的弟弟,他们两个一起创建了南开大学。张彭春是一个学者,后来他做了外交官,是一个学者型的外交官。他作为人权起草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就在人权宣言里做出一个重要的贡献。


张彭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西方人说,人权的观念来自人的理性,这个当然不错,因为西方人觉得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张彭春说这不够,还要加上儒家孔子说的“仁”。“仁”是什么?通俗一点就是良知。人类都有良知。所以人权这个东西不仅靠人的理性,它也同时来自于人的良知。后来被那些西方的同行欣然接纳。人权这套价值观念不是西方独有的,它同样也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获得资源。中国特殊的文化,在这个时候,被张彭春升华为一个全人类共同的普遍主义的价值。


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怎么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把它从一个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当中拯救出来,重新解释提升,成为一个和现代能够接轨的东西。这个努力已经做了一个多世纪。陈寅恪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经意识到中国未来的文化的复兴就像宋明理学一样,宋明理学成功地把佛教内化进来,但是它形式上是中国的,思想内核是佛教的,但是成为宋明理学以后就是中国自身的传统。


所以他已经很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未来的文化,既不能是封闭的,也不能是全盘西化的,一定是重新以宋明理学的方式进行一次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以后来陈寅恪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的时候讲了那句名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也就是说,开放吸收是第一位的,但是吸收的同时,还要有主体性。如果你的本位忘记了,最后吸收进来,你的根在哪里,主体性在哪里?


这当然讲起来很抽象,我这里讲一个比较通俗一点的故事,帮助你们理解,这是第九个故事,调色拉酱的故事。现在的人自己做色拉,色拉酱都是现成买来的。我小时候,上个世纪70年代,没有现成的色拉酱可以买。上海人做色拉酱怎么办?拿一个鸡蛋,敲开以后,蛋白不要,留下蛋黄,然后把油(最好是好一点的精致油)一点一点倒进去,用一双筷子来调。注意,一定是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千万不要方向反了。调了以后,油和蛋黄融为一体,你要耐心,慢慢调、慢慢调,一开始加一两滴,然后再慢慢多加一点。小孩子一开始做很好玩,后来没耐心,哗,油倒太多了,完蛋,这就调不好了,再也不可能调在一起,油是油、蛋黄是蛋黄,就乱了。


你现在想象一下,外来文化就是这个油,中国文化就是这个蛋黄,你要很耐心地慢慢调,慢慢地,它们融为一体成为色拉油,你分得清哪个是油、哪个是蛋黄吗?一个蛋黄可以调好大的一碗色拉酱。一个蛋黄就可以了,不用第二个,蛋黄有很强的同化能力,只要你有耐心。慢慢调的话,它的结构是不破坏的,把外来的文化内化了。如果太快的话,结构破坏了,被外来文化冲击了,就形成不了它的同化能力。调出来的色拉酱,就像宋明理学一样,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一片,不分你我,成为一个升级版的中华文明


换个比喻,这也是调酒师的工作,你到酒吧里面喝鸡尾酒,好的调酒师很有创意,用基酒和其他酒,调出来一杯特别有特色的鸡尾酒。我们今天做的工作是什么?是将古今中西各种的文化传统,怎么把它适当地调制出来,像调酒师的工作,勾兑嘛。但是也有勾兑坏的,勾兑坏的话,国家就只能担负沉重的代价了。但是勾兑好,就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老树上发新芽。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工作。但不管怎么样,首先要对传统有了解



所以我在我这本书的结尾部分特别提到殷海光先生,台湾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袖,他早年说自己是五四之子,继承五四传统,是要反传统的。他相信西方有科学、有理性,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所以他很崇拜罗素。慢慢到了晚年,他终于发现,仅仅靠这些理性未必能够解决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认同。


越到老年,他越是觉得“我是谁”这个问题浮现出来。后来有人说他变保守了,是因为他开始越来越注意到认同:他和这个根的问题,传统的关系,血脉的问题。所以他很惋惜地说我们这代人,处于一个乱世当中,文化传统被连根拔起,然后又各种各样的外来思潮让我们无所适从,处在彷徨当中。


这是殷海光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讲的话,现在你们想,过了差不多50年,半个世纪,好像我们还是有同样的感受,根被连根拔起,但它的各种各样的碎片,特别是一些坏的碎片,似乎还在影响着我们。同时外来的东西又太多了,很多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有用的知识。工具并不给我们带来一种价值,所谓价值是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不是回答to be,而是回答ought to be,应该如何,这个在现代知识里面是没有的,至少是匮乏的。那该怎么办?只有回到经典。今天出现了一个轴心文明的大复兴,西方是基督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而中国文明的复兴,大家重新关注儒家、道家,也和这个有关系


传统这个东西处于大时代里面,依然困扰着我们的心灵。这个困扰可能是终生的,不会因为你了解这些知识就摆脱了,因为在知识层面,可以通过读更多的书,有一个理性的了解,但人不是仅仅凭着理性活着,人还有情感,认同就和情感有关,人还有意志,意志让你选择什么,这些东西同样是一种传统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层面上有更多的自觉,因为当你缺乏理性的了解,你是不自觉的。但是你更多地了解,情感上有更多的感受,去对应你的理性,成为一个自觉的人,你才能真正认识我自己,也认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这个国家。


如果一定要问我什么东西支撑我的话,我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的士大夫。


你的三观也不能太单一,太单一的话很容易崩盘。最好有一种对冲,两种相反的气质你都兼有,这样的话你可以相对比较从容有余地面对人生不同的境遇。


文明都是很复杂的,所以它不可能倒,东边倒了西边又起来,它不断有一个自我调节的资源和能力,人生也是这样。


观众:许老师您好,我昨天刚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提到人生面对的困难,过各种关,潼关、山海关、嘉峪关,您现在也过六十了,也见过不少风景,每次面对磨难,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许纪霖:这个问题也蛮好的,这几年有一个年轻一代非常关心甚至焦虑的问题,那就是人生的问题。过去我们的问题都是向外,但是这些年更多的向内,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最近看《奇葩说》,我觉得里面大量的都是和这些人生的问题有关。实际上过人生的关,你当然可以凭本能,但是最好背后有一种信仰或者三观。有这种东西以后,就有一种定力。但什么信仰最好?这个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当然你问的是我,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如果一定要问我什么东西支撑我的话,我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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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接受北京《环球人物》的采访也问到这个问题,记者说他采访过复旦讲《世说新语》的骆玉明教授,他就是一个魏晋名士,很道家的,很庄子的,这是一种活法。但我做不到像骆教授这么潇洒,因为我身上还是有一种一本正经的东西,还有一种家国天下关怀。道家是把这些东西都卸下了,儒家背负着这个家国天下的沉重的匹夫有责的责任。但我又不是纯粹的儒家,因为我在书里面说过,中国的互补结构里,中层结构对社会精英来说,就是一个儒道互补,进则皆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结构。


我自己的体会是,你的三观也不能太单一,太单一的话很容易崩盘。最好有一种对冲,两种相反的气质你都兼有,这样的话你可以相对比较从容有余地面对人生不同的境遇。当然,顺畅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到过不去的时刻,你也不要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时候庄子会给你一些智慧。不要说人,文明也是这样,东西方几个大的轴心文明都很复杂,凡是单一的都不能称为文明,只是文化,文化都很单一的。文明都是很复杂的,所以它不可能彻底完蛋,东边倒了西边又起来,它不断有一个自我调节的资源和能力,人生也是这样

 

观众:许教授您好,我想请教您,在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商业观念和传统文化的对冲,比如商业会带来自由化、独立化,同时带来一些规则,比如在线教育、996等,这种对冲的影响是什么呢?



许纪霖:这个问题很好,我很愿意和你一起分享。你们知道刘擎老师成为网红了,实际上他讲的这些观点在学术界而言是常识,比如上热搜的这句康德说的话“人是目的”,这不是人文学界的常识吗?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常识,今天居然因为《奇葩说》,进了微博热搜,这说明什么?说明今天我们的职场,普遍流行的就是薛兆丰传授的那套知识——商业理性、工具理性。在这套理性下,也许996有它合理的,因为它有它的效率,甚至有更高的回报。


我今天还遇到一个复旦教授对我说,他一个学生在拼多多工作,当然很卖力,远远超过996,拿到的年终奖是月工资的30倍,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理性,他获得了非常好的回报。但是你要知道,个体是理性的行为,对一个整体、集体来说未必是理性的。这就像今天孩子拼命去补习,那是理性吗?那当然是理性,否则你一定输掉。但是整体而言,今天在补习班里学的是什么知识?在我看来就像体操运动员一样,一半是必须要学的知识,还有一半根本没必要学,只是为了打败别人的知识。打败别人的知识有必要学吗?没有必要,但是对你个人是需要的,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浪费,是绝不理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说996也是这样,你要成为一个竞争的强者,你是理性的,无论从个人来说,从国家民族来说,好像打败别人的东西都是理性的。但是它最终违背了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终极目的是让人变得更美好,是在一个有尊严、幸福快乐的氛围里生活。所以从这点而言,那些“人是目的”的这些常识,它作为一种对冲的知识,依然在职场是一套底线伦理。今天我们被工具理性、商业理性摆布,它的确是很理性,但这个理性是否本身是理性的,它自身是无法证明的,靠谁来证明?靠底线伦理来证明。


日剧《我,到点下班》

人是目的,恰恰是这套伦理的标准,是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标准。如果你突破了这个东西,这个理性就变成不理性了。我并不是反对商业理性,我们只能运用这套理性在社会上混。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还是社会,必须承认底线的伦理价值,形成共识,哪怕做不到,哪怕是伪君子。我一直说伪君子比真小人好,真小人是没有底线的,伪君子虽然做不到,假惺惺,但至少他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是做得说不得的。


最可怕的是,一个社会人人是真小人,根本不承认有一套底线的价值标准,那是很可怕的,那是非洲的丛林世界。当然,假如你是强者,你是狮子王,你会喜欢在丛林世界里面称王称霸。但是我们都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是强者。你今天强,能保证明天强吗?即使你是强者,弱者也有弱者的武器可以反抗你,让你最终在一场毁灭性的大风暴里,你成为一个牺牲品。所以,即使从人人公平的角度,那些看起来卑之无甚高论的价值理性,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我们共同的伦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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