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做对了什么

菁城子 2021-04-09 16:30
作者3月到甘肃东乡走访,和当地孩子们合影

本文首发在人文学会(Hes1929)

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我走访了一批深度贫困村。有河南、河北平原地区的村庄,有西北黄土高原深处的村落,也曾在西南大山深处住过几天。贫困人群生活迅速改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体现在国家层面,是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放在人类历史,都是非常罕见的成就。
 
我和一位做扶贫工作的朋友聊这个话题。事实层面鲜有分歧,结论却大相径庭。他认为,只有政府深度动员,大规模转移支付,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扶贫才能成功——靠市场,那些穷乡僻壤的人民,几时才能脱贫?
 
作为市场经济的辩护士,我还是主张以市场角度看扶贫。中国政府在扶贫这件事上,确实有做对的部分,他们以自觉或不自觉方式,践行着市场道路,最终取得成功。至于一些典型的非市场行为(比如转移支付),并没取得很好的效果,反而浪费了资源。
 
这样的观点,大概两头不讨好吧。扶贫干部会觉得低估了政府力量,主张市场主义的朋友,又会觉得我为干预主义张目。我先从自己的观察,谈谈我所认为政府做得对的部分。
 
1、产权
 
今年3月,我到甘肃东乡县走访,发现当地特产桃杏、红枣口味很好,当地扶贫超市的货架上,就摆满了特产。在餐馆吃饭,发现土豆(当地称“洋芋”)口感非常好,一问餐馆服务员,才知道本地土豆做成的粉条在淘宝上也颇受欢迎。
 
东乡县位于西北黄土高原,地形沟壑纵横,种植不便,当地有“全国脱贫看甘肃,甘肃脱贫看东乡”的说法。这样一个“贫瘠甲天下”的地方,为什么能有还不错的农产品呢?
 
走访后我才了解到,东乡县当地有洮河和大夏河流经,两河都是黄河上游支流。大河流过,土层深厚疏松,加以日照强烈,灌溉便利,适宜发展农业。河流沿岸被大规模开发,种了很多果树和农作物。单单一项土豆,播种面积翻了好几倍,基本解决吃饭问题,超过一半的土豆产量,都销售到外地。
 
东乡河流两岸大规模开发,是近几年的事情。滩涂变良田,荒滩变果园,无主地成有主地,这些需要产权落实为前提。我相信,最近几年很多东乡农民新承包了土地,正红红火火地种地过好日子。为何此前没有大规模开发呢?可能是生产力不足,也许是制度原因吧。
 
不沿河的沟壑地区,自然穷苦得多,但土地终究是有价值的。山丘承包出去,农民种草种树,再割草养羊,发展养殖业,也能增加收入。在广西瑶山,我经常看到路边整片玉米和山葡萄,知道那是农民的种植地。没有产权制度,这就是不可想象的奇迹。
 
2、企业
 
平心而论,贫困地区靠农业脱贫千难万难,工业化和城市化才是脱贫捷径。越贫困地区的农民,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打工。我在全国贫困地区走一圈,访谈过很多贫困家庭,一个共同的印象是:凡有儿女在外打工的家庭,都比全家窝在家种地强一大截。
 
贫困地区的打工者,有些相约在沿海城市打工赚钱,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大部分留在县城(邻县)甚至乡镇,靠着打零散工赚钱。这些人里,很大部分是妇女和老人。他们需要照顾家庭,又想获得收入。本地零零散散的小企业,就是他们获得基本收入,走出极端贫困的苦海方舟。
 
中国贫困地区的税收,基本上不高(还可以更低)。西部大开发政策下,西部地区许多行业执行的是15%的企业所得税率;贫困县有招商政策,从税收优惠到资源补贴,各地都在竞争。脱贫任务之下,政府通常表现得很亲商。
 
我在甘肃东乡参观时,发现洮河岸就有工业区,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地还有畜牧企业,也是被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而来。在广西和贵州,我经常看到深山处会有养殖企业。相对封闭的环境,廉价的土地,丰富的劳动力,对于发展养殖业来说还不错。
 
在广西,很多服装、鞋袜、雨伞、玩具工厂都从广东搬来。产业转移就是大规模扶贫。当这些产业流失到东南亚,不要觉得理所当然:中国还有许多不发达地区,他们也需要工业化。如何把企业吸引到中国贫困地区呢?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扶贫转移支付的中坚——企业,本身就是市场的主体。即便是国有企业,也需要在市场中获取利润,再将资源投进扶贫。在东乡,我看到碧桂园建设的楼房学校和医院,中国石化建设了基础设施。他们利润的来源,当然是在市场发达地区获得。
 
我在广西走访发现,河池的对口扶贫主力,是广东民营企业。通常的安排是,一个企业对口扶贫一个村,当地再辅以一个本地单位作配合。很多人谈扶贫工作,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中国几乎所有对口扶贫村,都有企业身影,这本身就彰显了市场的力量。
 
3、治理
 
对农村不熟悉的人,会觉得“治理”一词很玄。中国农村非常复杂,许多问题积重难返,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在贫困地区,贫困是本地人安之若素的生活方式。他们更重视别的利益:生活懒散,族亲利益,宗教约束,男尊女卑……当地人觉得,贫困根本就不是问题。
 
扶贫政策落地,伴随扶贫干部教化指导,树立新风。“贫穷可耻,致富光荣”“懒惰全家穷,富裕人人夸”“让你的孩子走出大山”,类似标语刷满了村庄,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情景。对于这样的观念引导,我完全赞成。
 
树立起新风,有利于镇住邪气。随着经济发展,西北地区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西南地区的涉毒品类犯罪,都在相应减少,社会风气变得健康和谐。很多致富“带头人”是大学生,他们受国家政策引导,理想主义感召,返回村庄带头致富,确实让村庄风气为之一新。
 
我有一种强烈印象:中国特色的扶贫思想,更多提倡自强不息,而不是福利主义。“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福利主义色彩,更多还是人道主义兜底。
 
现今的农村扶贫工作,绝大多数是奔着“致富”而去。相于施舍福利,挖掘生产能力要难得多。正因为困难,这个扶贫方向才弥足珍贵。

……
 
说那么多政府“做对的事情”,谈谈我不认可的部分。最大的分歧是,扶贫真要做到那么极致吗,“不落一村一户”的提法真的合适吗?中国在城市化,人口向城市聚集,大量乡村注定消亡。这是不可改变的大趋势。现在的就地扶贫,很大程度是反其道而行之。
 
看到越多的贫困村庄,我越深切感受到:穷到极致的村庄,都是没有希望,即将消亡的村庄。也许不需要一代人,只需十年八年,那些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就会消失。道路重归于野,房屋还于森林,现在大规模投入,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每当我看到一些绝壁村庄赚尽眼泪和感动,心里就会难过。宏大和抒情叙事的话语下,是不可胜数的资源浪费。这些资源出自其他地区的税金,也很宝贵。我宁愿这些扶贫资源,投到条件相对好的县城,扶贫的效率会更高,长期效果更好。
 
县城能活千年,把县城建好,将给当地带来持续的向心力。比如说,在县城建好中小学,给孩子寄宿创造良好条件,就会吸引村民带着孩子出山。开拓县城周边土地,完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现在很多地方的扶贫工作,放着残破落后的县城,跑去改善星星点点的村庄,就是把大量资源投进无声的大山,激不起半点水花。
 
中国的扶贫规模宏大,做到最后,追求“每一个人脱贫”,边际成本高昂。和很多人提倡的“扶贫是政治任务”不同,我主张扶贫讲经济思维。把扶贫视为长期工作,让市场持续发挥作用,水滴石穿,才会让脱贫发展变得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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