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李长声:明治年间的汉译

读书杂志 2021-04-09 17:00


编者按

明治维新的日本,以西方为师,开启了国家现代化之路。但汉文化的影响,并非朝夕之间就可全然抛弃,尤其文学上的汉诗,在西学东渐的翻译之路上,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用汉诗翻译西方文学,如广濑武夫、夏目漱石、森鸥外等,都颇有代表性。知日作家李长声妙笔生花,将这其中的故事与趣闻娓娓道来。



明治年间的汉译

文 | 李长声
(《读书》2021年4期新刊)

我属于跟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先知道裴多菲俱乐部,后来才知道裴多菲是一个诗人。有一首诗,好像收在《革命烈士诗抄》里,原来就是他写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译者叫殷夫,确实是烈士,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也曾为他们“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钞票上的裴多菲
 
想起裴多菲的诗,时下感兴趣的是翻译方法。殷夫把它译成了类似中国旧体诗的形式。这种旧体诗,日本称之为汉诗,明治年间也曾用这种方式翻译西方诗。例如有个叫广濑武夫的,把普希金的《夜思》译成这样子:四壁沉沉夜,谁破相思情,怀君心正热,呜咽独吞声。枕上孤灯影,可怜暗又明,潺湲前溪水,恰诉吾意情。恍乎君忽在,秋波一转清,花颜恰微笑,似颔吾热诚。吾身与吾意,唯一向君倾。
 
广濑武夫者,人如其名,是一介武夫。从海军学校毕业,上了二千三百吨的机帆船“比睿号”,三十岁时作为海军大尉赴彼得堡留学。时任公使馆武官的八代六郎少佐接站,走在路上,八代突然吟出一句汉诗“万里长城不御胡”,命令广濑三十步之内拿它作一首“十七字”,也就是俳句。还没走七步,广濑吟道:盗人を吾が子と知らで垣つくり。意思是修筑万里长城以抵御胡虏,没料到盗贼是自己的孩子。对于国内的异己或叛逆来说,长城是无用之物。

被捧为军神的广濑武夫

 
广濑在俄国海军游园会上结识少将科瓦列夫斯基,应邀登门做客。少将有一女,叫阿莉娅斯娜,十八岁,当然是褐色眼睛,亚麻色头发,开朗而活泼。一个军官请广濑示范日本的柔道,他一个背摔,把高大的军官摔倒。沙皇尼古拉二世闻听,也要见识柔道,叫广濑进宫,在贵族和高官面前挨个儿把十个从陆海军选拔的军官背摔在地。颇有点骑士风度的广濑被阿莉娅斯娜另眼看待。他剃掉因愤慨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大清而留起来的卧薪尝胆的胡子,还和后来当上内阁总理大臣的田中义一鼓起勇气学跳舞。
 
对于五大三粗的广濑来说,跳舞是一大难事。海军士官有狎妓的传统,这是一种伙伴文化,一起扛枪,一起嫖娼。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在名作《坂上之云》中这样评论广濑武夫:“人的胃容量没有隔绝的个人差,但装进大脑的性欲功能个人差很大。他是非同寻常的大肚汉,但不好色。虽然不至于一生不犯,但对于性的淡然,以致令人作如是想。”像武士腰间插双刀一般,平安时代的贵族留下了汉诗言志、和歌抒情的传统,直至明治年间。广濑有汉学素养,写了一首汉诗《正气歌》,为人称颂:死生有命不足论,鞠躬唯应酬至尊,奋跃赴难不辞死,慷慨就义日本魂。尊王是他家传。
 
阿莉娅斯娜一八九九年结识广濑时二十三岁,会说几国话。二人交往甚密,青鸟殷勤,谈文学、音乐、戏剧。据研究者调查,阿莉娅斯娜的父亲并非科瓦列夫斯基少将,而是个布雷专家,估计广濑是有意接触。广濑驻俄四年多,绕道西伯利亚归国,被任命为“朝日号”战舰水雷长。分别时阿莉娅斯娜拿出本子让广濑写点什么留念。都喜爱普希金,于是他写了《夜思》的汉译。据《坂上之云》改编的电视剧里出现阿莉娅斯娜的房间,挂着这首诗,说是广濑亲笔,但时至今日,日本观众识得汉字却未必看得懂汉诗。日俄开战,这段古典式国际恋情也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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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坂上的云》(文春文库版)
02 电视连续剧《坂上的云》(司马辽太郎原著)中的广濑武夫和阿莉娅斯娜
03 电视连续剧《坂上的云》(司马辽太郎原著)中扮演阿莉娅斯娜的俄国女演员


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日本与俄国争夺殖民地,在中国旅顺口开战。日军效仿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时堵塞圣地亚哥港,打算用沉船把二百七十三米宽的港口堵死,封锁港内的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第一次失败,再来一次,广濑指挥从民间征用的“福井号”实施。要自沉时被鱼雷击中,准备逃生,却不见受命非常之际代替广濑指挥的上等兵曹杉野。广濑找了两三回,水已没到甲板,只好对“福井号”实施爆破。俄军猛烈开火,广濑在小船上被爆头。当天晋升为中佐。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上报:一巨弹击中广濑头部,身体坠入海中,只留下一片肉。用火车把这片浸在酒精中的肉送往东京,一路上各地县太爷迎送。有出版社立马出版《日俄战争实记“军神广濑中佐”》。将广濑捧成英雄乃至军神,可能也借以掩饰作战失败。
 
广濑武夫上战场之前用一首四言诗言志:七生报国,一死心坚,再期成功,含笑上船。比广濑大一岁多的文豪夏目漱石一九一〇年七月在报纸上发表一文《船长的遗书和中佐的诗》,写道:“直言不讳地说,中佐的诗与其说拙劣,不如说极为陈腐。和我们十六七迷恋文天祥《正气歌》,偷偷抱着被写进慷慨之士列传的希望所作的东西是一个程度。即使没有文字素养,但只要有诚实的感情(不消说,再怎么高等的赏玩家也不能脱离了这种诚实的感情而赏玩),谁都会觉得中佐不作那样的诗默默地死在船上就好了。”又道:“这首诗是谁都能写的没有个性的东西。不止于此,作这种诗的人绝不会干壮烈之举,也就是说好像很多人单纯为自我广告而作。因为那内容实在了不起,又自视太高。幸亏中佐写了这首诗真就死掉了,没有矛盾,还建了铜像。”
 
一九〇九年夏目漱石写《从此以后》,构思时本子上只记了一行字:“instigate(煽动)平冈的ambition(野心)失败。广濑中佐的例子。”漱石与世风作对,厌恶美化战争,揭破英雄精神的虚伪,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话说到这个地步,也只是抽象地进行。代助虽然在语言上很得了要领,却一点也看不出平冈的本意,仿佛是在跟负有责任的政府官员或者律师打交道。这时他一不做二不休,施展策略说奉承话,并举出军神广濑中佐的例子。广濑中佐在日俄战争时参加沉船堵港口作战而毙命,被当时的人视为偶像,乃至奉为军神,然而,到了四五年后的今天看看,几乎没人再提起军神广濑中佐的名字了。英雄的流行与过时如此急剧,很多时候所谓英雄在那个时代是极为重要的人,名字不得了,可本来是非常实际的,过了那个重要的时机,世间就渐渐夺去其资格。因为和俄国交战,堵港口部队才重要,一旦恢复了和平,一百个广濑中佐也全都不过是凡夫。世间对于邻居有如现金,英雄也不过是现金,这样的偶像也经常进行新陈代谢或生存竞争。为此,代助丝毫没有迷信英雄的念头。不过,如果这里有一个有野心有霸气的好男儿,那么,施展剑的一时之力,就不如运用笔的长久之力当英雄更为持久。报纸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事业。”

夏目漱石手稿

 
英雄偶像也好似傀儡,也会被应时拿出来拂去尘埃,粉墨一番再登上舞台。《从此以后》发表三年后,年号由明治改为大正的一九一二年,教育部门指示小学四年级歌唱《广濑中佐》:炮声轰鸣子弹飞/大浪冲甲板/穿透黑暗中佐喊/杉野在哪里/杉野不在呀……
 
与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并称文豪的森鸥外也擅长汉诗,绝非广濑武夫之辈能同日而语。森鸥外出生在津和野藩(今岛根县西南部),家业为藩医,六岁读《论语》,七岁读《孟子》,八岁进藩校读“四书五经”以及《左传》《国语》《史记》《汉书》。明治政府为彻底集权于中央,废藩置县,十岁的森鸥外随父进京,上东京医学校。教师全是德国人,用德语讲课,他译成汉文做笔记。一八八四年赴德国留学,日记也多是写汉文,例如《航西日记》第一天写道:“初余之卒业于大学也,蚤有航西之志,以为今之医学,自泰西来,纵使观其文,讽其音,而苟非亲履其境,即郢书燕说耳。”三年后归国,乘船从红海进入印度洋时吟汉诗一首:负笈三年叹钝根,还东何以报天恩。关心不独秋风恨,一夜归舟过泪门。按:泪门即曼德海峡。诗意倒也和广濑差不到哪儿去,这是明治维新的时代情绪。
 
森鸥外也曾用汉诗形式翻译德国诗人的作品,例如舍弗尔(一八二六至一八八六)的长篇叙事诗一节,译作《别离》:“蔷薇花何艳,有刺盈其枝,未遂心中愿,一朝苦别离。娇眸曾流眄,福祉吾所期,往事归一梦,茫茫不可追。一自去乡国,飘蓬几迁移,平生何所阅,妒忌与哀悲。玉腕如可枕,吾心安且夷,往事归一梦,茫茫不可追。云飞风撼树,急雨又相随,四疆何黯黮,相别欲安之。祸福任来去,与君永相思,往事归一梦,茫茫不可追。”译诗收入以森鸥外为首的文学团体新声社同人的译诗集《於母影》;“於母影”,即面影,当时流行用万叶假名(拿汉字当假名用,表记日本固有语言,《万叶集》尤为多用,故名),书名的含义是远方国度的影像。这个集子的译诗是日本近代创造新体诗的先声,影响了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浪漫派诗人。森鸥外将翻译分为四种:一是“意”,“从原作之意义者”;二是“句”,“从原作之意义及字句者”;三是“韵”,“从原作之意义及韵法者”;四是“调”,“从原作之意义字句及平仄韵法者”。用日语翻译,和原诗的对应几乎只在于意义,基本是第一种的意译和第二种的直译,第三种译法或可勉强为之,但第四种非汉译不办。森鸥外尝试用八言和五言两种句式交替的形式汉译莱诺(一八〇二至一八五〇)的《月光》,不止于原诗的意思、音节、韵脚,甚至要译出平仄。例如:思汝无已孤出蓬户,沿岸行且吟;安得俱汝江上相聚,闻此流水音。还给开头这四句附上原文,加以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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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森鸥外是军旅作家
02 2021年发现的森鸥外手迹
03 森鸥外留学德国带回来的啤酒杯

 
森鸥外可谓军旅作家,但不是吃军饷专事写作,本职是军医,官至陆军军医总监,少将军衔。人生六十年(一八六二至一九二二),其间断断续续业余写作三十四年。处女作《舞姬》,与二叶亭四迷的《浮云》超脱江户时代传续的戏作文学和为自由民权运动服务的政治小说,并为日本近代小说的嚆矢。二叶亭四迷兴起言文一致(白话)运动,既是文学运动,也是创造国语的运动。明治初年曾一度流行汉语词汇,四个字的如王政复古、文明开化、自由平等、三权分立等,两个字的如规则、注意、关系、管辖、区别、周旋。二叶亭四迷对待汉语的规则是“未变成日语的汉语全都不用”。夏目漱石比二叶亭四迷晚生三年,但他的《我是猫》比二叶亭的《浮云》问世晚十八年,《浮云》指示了言文一致的方向,而《我是猫》等作品群彻底扫荡旧文体,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们都是用夏目漱石式文体写作。十九世纪后半编撰《和英语林集成》的美国传教士赫本说:明治维新以后日语变化发展惊人,一切领域都增加了词语,而且增加的词语大部分是汉语。夏目漱石一九〇七年谈“将来的文章”,说:“近来的文章好像还不能充分表达思想,将来必须能更好、更容易地表达。我的头脑一半是西洋,一半是日本。用西洋的思想考虑的事怎么也无法用充分的日语写出来表达,这是因为日语词汇不足,表现方法也没有意思。相反,用日本的思想考虑的事又不能用西洋的语言充分写,这是因为我的西洋语言素养不够。”
 
在森鸥外发表《於母影》时,日本还是说诗就是指汉诗。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汉诗的教养和常识还是极普通的东西,把欧美诗翻译成汉诗很寻常。例如末松谦澄,他是第一个当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的女婿,一八八二年留学剑桥大学时汉译《锡磊云雀诗》,刊登在日本报纸上;锡磊,即英国诗人雪莱。十年后有人再次汉译,名为《告天子歌》,一八九四年才出现日译《告天子》。一九〇六年夏目漱石在小说《草枕》中写道:“听云雀的声音时很清楚灵魂所在。云雀叫不是用嘴叫,而是用整个灵魂叫。灵魂活动表现为声音,没有比它更具有活力的了。啊,真愉快。这么想就这么愉快的是诗。忽然想起雪莱的云雀诗,随口背诵了一下记得的地方,只记得两三句。”夏目漱石被评为日本第一汉诗人,惜乎他写的是日语小说,不曾汉译这两三句。

夏目漱石写给二叶亭四迷夫人的吊问信


森鸥外费时九年翻译安徒生的《即兴诗人》,意译,近乎创作。夏目漱石曾留学英国,研究英文学,却从不染指翻译。有一个城市传说,说他当英语老师,学生把“I love you”译作“我爱你”,他说:日本人不会那么直白,要译作月亮很漂亮啊。这个意译法归于失败,整个东方都说着“我爱你”。把别国的事物统统置换成本国所固有,既不可能,也失去交流的意义。夏目漱石看了日译《哈姆雷特》的演出,认为“为上演而翻译莎翁是不可能的”。因为“莎士比亚植根于三百年前英国文化的饶舌、凝重的诗一般的表达方式即便换成日语,日本人也会觉得别扭,无法欣赏”。大概森鸥外的第四种译法即意在抹去别扭,所谓违和感,终未成功。汉诗的本家用第四种译法的尝试也是以失败告终,后来似不再有人以身犯险。历史的发展有目共睹,那就是东方人统统顺了拐。

森鸥外和夏目漱石先后借居的房屋,原来在东京文京区,现移到明治村博物馆(爱知县犬山市)


明治初期英文学被翻译最多的是莎士比亚作品。《裘力斯·恺撒》里恺撒说了几句话:“他不像你,安东尼,那样喜欢游戏;他从来不听音乐;他不大露笑容,笑起来的时候,那神气之间,好像在讥笑他自己竟会被一些琐屑的事情所引笑。”(引自网页)当年有日本人译作汉诗:安也好戏乐,终日事舞踏;甲也不好戏,又不知音调。生平吝笑语,笑则耀其傲,冷笑疑其嘲,大噱讶其诮。嗟此无情子,何事能堪笑。安,指安敦,即安东尼;甲,指甲削斯,即凯歇斯。
 
那么,森鸥外们汉译,难道是为了中国,给中国人读的吗?当然绝不是。当时日本语言是三重结构,即方言、国语、普遍语。汉语是东亚的普遍语,犹如当今横行世界的英语。他们是把欧美语言翻译成普遍语,为东亚所共有。近代以来汉语失去了普遍语地位,但作为遗绪,日本中学生仍然既要学日本古代的古文,还要学中国近代以前的汉文。对于日本人来说,现代中国语才是外语。汉文的原文叫“白文”。添加训点,改为日本语顺,叫“训读文”。例如低头思故乡,低和头之间标一个钩,颠倒为头低,思的后面标个二,故乡后面标个一,表示先读故乡,再读思,也就是动词在后,还要用片假名在汉字的右下标注日语词尾、助词等。用日文方式写出“训读文”,叫“书下文”,也就是汉字和假名混杂的文言文。日本用这种极简的直译原装拿来汉文化。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书下文是:国破れて山河在り、城春にして草木深し。梁启超们自喜能速成的日语就是这种文言文,而今日本人已经看不大懂,还得再译成“现代文”:国都長安は破壊され、ただ山と河ばかりになってしまった。春が来て城郭の内には草木がぼうぼうと生い茂っている。这样的日语就不是我等中国人能三个月速成的了。
 
日本人不仅拿来汉语,而且自古制造汉语词,这些词是与日本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日本用不同于引进中国文化的方式——翻译来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但固有语言的发展早已被汉语阻碍,更缺乏抽象功能,所以抽象思维的词语非用汉语来翻译不可,而且在这个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再度中国化。近代以来各自立足于自己的国家,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分裂成碎片。当中国人把汉语这种普遍语局限于本国,而日本人把普遍语的汉语也当作外语,便产生中国“逆输入”日本造汉语的说法。明治年间制造所谓“新汉语”用的是中国的老法子,内涵也依据汉文,属于普遍语层次,所以中国人基本能望文生义地理解并运用。这如同各国优秀知识人用英语撰写论文,即便如眼下这般紧张地抗疫,也汲汲于论文在《柳叶刀》之类的英文杂志上发表。例如“研究”是德语forschung或英语research的译语,取自《世说新语》中的“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森鸥外对它不甚满意,说:“研究这个词模糊,实际上没有用处,调查文献不也叫研究吗?”大清被日本打得割地赔款之后,一八九七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至于中国造“天演”怎么就不如日本造“进化”,恐怕就不单是语言问题了。近年中国又时兴搬用日本词,似乎带了些媚态,已没有上一波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作用。例如“写真”取代“照片”,无非年轻人觉得洋气罢了。对于日本词往往自作解人,例如“人间失格”。日语里“人间”一般指人,


严复译《天演论》

 
“人间蒸发”是人蒸发了,不是从人间蒸发了。被美国占领后日本人彻底丧失用汉语造语的能力,泛滥用假名音译,反倒像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盛行音译,例如德谟克拉西、费厄泼赖、布尔什维克。电话译作德律风(telephone),后来被日本的译语“电话”淘汰(“淘汰”是中国人近代造语),现今他们反而把智能手机叫“斯马德风”(smartphone)了。
 
世事多变,明治汉译以及夏目漱石、森鸥外的汉诗几乎被日本人丢进故纸堆。似乎这份遗产归属于中国为好,但如今我们也忙于各种的丢弃。裴多菲俱乐部的事已不再听说,至于生命、爱情、自由哪个诚可贵,哪个价更高,也变得莫衷一是。还有值得为之付出一切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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