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40年 | 黄咏梅:在一种宽厚的热忱里,一代代编辑与作家皆成为好朋友

文学报 2021-04-09 17:27


40年

回眸


对于一张以文学命名的报纸来说,40年的岁月,是时光的丰厚馈赠,更是一往无前的动力所在。40年激流成曲,奔腾而来,它属于每一位文学读者,属于每一位作家,承载时代的记忆,蕴藏关于未来的想象。生机之中,有着大众波澜壮阔的内心,也回响着属于文学的浪潮。我们约请多位作家回望一起走过的温暖旅程,也为自过去延伸向未来的这份友情留下文学的见证。


未名知遇


 

黄咏梅 / 文

作家


我的父亲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从小就让我们家几个孩子背诵古诗词,在阅读资源匮乏的年代,他尽己之力寻找文学读物给我们阅读。耳濡目染之下,10岁那年我写下了第一首诗,获得长辈的一阵欣喜。现在回想起来,在欢乐的童年时代,我坚持读诗、写诗,除了因为喜欢,大概也是孩童获取长辈关注的一种方法,就像有的孩子无端哭闹、撒娇以吸引长辈的注意力。写到15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文学报》的关注,这种关注成为我一种持久的文学创作动力。


1989年8月3日《文学报》“未名园”栏目刊发黄咏梅作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的校园文学社团是很活跃的,无论中学还是大学,校园里不乏文学爱好者,老师们也热心于课外支持文学创作,认为写作理所应当就是语文课的一部分。大概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下,《文学报》开辟了“未名园”专版,将一份报纸的四分之一版面留给了文学新苗。当时的《文学报》,是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专业报纸,四开四个版,发行量很大,不仅是作家的创作园地,更是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在我家,现在还保留着1989年8月3日的《文学报》。在这份报纸“未名园”栏目的头条位置,我看到了15岁的我,短发,齐刘海,一脸青涩。这个专辑由我的组诗  《我们这个“家”》和知名军旅诗人张永枚老师对这组诗的点评文章构成。“编者按”里,对我短短的创作经历进行了介绍。而这位“编者”,就是未曾谋面的胡良骅老师。以如此规模的篇幅介绍一个未名作者,尽管几十年过去,我还清晰记得拿到报纸的那份激动和喜悦。在我读师范期间,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文学爱好者的交流书信,他们都是从《文学报》这个“未名园”版面知道了我。


从此,我与《文学报》结下情缘。那时的联系还以书信为主。写有自己满意的新作品,我会抄在洁白的稿纸上,忐忑地寄去给胡老师指正,他有信必回,退稿或者留用,都会写下自己的看法。对于一个学生,竟能有如此耐心的扶掖,若干年后,当我也成为一名副刊编辑,面对一沓沓来信来稿的时候,才体会到胡老师对我持续多年的关心和帮助是多么不易和珍贵。那些年间,胡老师坐在稿件如山的编辑部里,耐心细致地展读信件,并用信笺给热切期盼的作者寄去回复,那形象如此令人感动,当然,也如此模糊——事实上,有十年的时间,我对胡老师的形象全凭想象。直到1999年,我用第一笔工资存款带父母去上海旅游,在威海路的《文学报》编辑部,第一次见到了这位隐身于“编者按”、隐身于邮路、隐身于我无数次的想象和感激中的胡老师。他温暖又亲和,仿佛我们只是轻轻越过了信中的“行距”而相逢,虽未谋面却已熟识。记得他请我们在报社食堂吃简餐,中午的阳光明亮地照在我们的桌子上,窗外,就是繁喧、高楼林立的大上海,而我们一直在安静地聊文学,这一幕终生难忘。



告别的时候,胡老师拿出几张稿纸递给我,那是他为我准备好的一份“礼物”。原来他知道我刚到《羊城晚报》编“花地”副刊,作为新人很难约到名家稿,他将自己熟悉的名家联系方式抄在稿纸上,告诉我有需要约稿时可以说是他介绍的。这让我既意外又感动。名家好稿,是副刊编辑的珍贵资源,他竟不避同行竞争之忌,悉数馈赠。无论是少年时代的文学新人,还是青年时代的工作新人,我都能得到胡老师宽厚无私的帮扶。而我有什么能回馈?少年时代,我只是在过年前夕,从邮局给胡老师寄去问候的新年贺卡,电话兴起之后,逢年节之际,我会给胡老师打电话去问候。每次,他都会在电话那端,用他慢条斯理的语调说,我在某某报纸又看到你的成绩了,很高兴,很高兴。正是因为朴素地热爱着这种“高兴”,热爱着文学带给自己的“高兴”,一位编辑、一份报纸坚持了四十年之久,胡老师以及这份报纸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每每念及都会无限温暖和感激。


“不薄未名厚有名”,这是《文学报》四十年来一贯秉持的传统,在这种宽厚的热忱里,一代一代的编辑与作家皆成为了好朋友。我与《文学报》的情缘从1989年延续至今,一任任编辑们,于我而言亦师亦友。我们家一直订阅《文学报》,作为一个文学家庭了解中外文坛资讯、聆听作家对话、思考文学现象与思潮、品读文学新作的重要园地,是我们家几十年坚持下来的一种阅读习惯。四十年间,文学与时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也发生了位移,《文学报》历经几次改版,与时俱进,呈现出更为多元更为丰富的面貌。尤其最近几年,随着新媒体的发达,阅读的分众化日益严重,对于文学而言,“风多响易沉”,但《文学报》还能在这样的氛围中,发出自己独特而响亮的声音,除了编辑们对文学的热爱,我想不出还有其它理由。我特别喜欢读到《文学报》策划的一些文学话题讨论:“文学如何表达今日中国之现实”、“照亮中国奇迹的乡村书写”“科幻与未来的定义权”“面对疫情,学人和学子如何思考和行动”“我们的文学,需要怎样的新人”等等,站在文学前沿做出前瞻性的探讨,参与构建当代文学对话场域,这些话题使我获得写作上的启发。



在我心目中,《文学报》既宽容又独立,既温良又不乏个性。《文学报》某年的寄语里写道:“《文学报》就是文学生活的台历。——若这台历撕一张丢一张,快速地切换,又被快速地遗忘,那真是我们的失职。”往小了说,这是一份文学报纸的担当和使命,往大了说,这是文学的责任——文学的责任就是记录时代生活,是帮助人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四十年间,我一页一页地翻过这张“文学台历”,从少年变成中年,我没有放弃过文学,依旧用笔记录生活抵抗遗忘。如果说,一个人与文学相伴到老是幸福的,我能与《文学报》相遇于少年,并与这份报纸一起慢慢成熟、变老,那又是一件多么幸运又幸福的事啊。


“未名园”里绽放的文学花朵

文/黄璋尊

(作者系黄咏梅的父亲)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一张崭新的报纸——《文学报》。对于我这个生活在偏远小地方的文学爱好者来说,这份专为文学所办的大报,让我有一种找到了队伍的归属感。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获得国内文学资讯并不容易,我定期守着《文学报》,在上面获得文学的激励和温暖。除了汲取名家大作的营养之外,我还注意到上面有个“未名园”专栏,刊登的都是文学新苗的诗文作品,每去图书馆,我必定要浏览那些青涩、活泼可爱的文字,如闻淡淡花香,当然,我也有“私心”,希望将来有一天我的女儿也能登上“未名园”。


我的女儿小小年纪就喜欢背唐诗、看小人书、故事会,甚少玩耍,学习勤奋,我自然心里高兴。那时我家门前有块空地,搭着一个矮棚子,篱笆上种有葫芦,开花结果,女儿喜欢到瓜棚绿荫下闻闻花香、点数葫芦瓜。她用妈妈的绣花针,悄悄地在一个葫芦瓜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不时去观察。忽一日她高兴得大声叫起来;“我的名字长大啦!”她妈妈不以为奇地对她说:“傻丫头,瓜长大了,你刻的名字自然跟着大嘛!”这件童年往事在她读书后,被她写成“我和葫芦瓜一起长大”的课堂作文,约600字,有描写有叙事,生动活泼,得到语文老师表扬并“贴堂”。我看了,心里窃喜,帮她改正几个错别字,叫她抄正,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向“未名园”投稿。没想到不久之后,我收到一封上海《文学报》来信,拆开一看,竟然是报样,女儿的作文刊发了,文章旁边还精心地配上了一幅瓜棚插图。我惊喜得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晴。小女儿看到自己曾经刻上名字的葫芦瓜出现在报纸上,更是惊讶、激动不己,把报纸紧紧捂在胸口不放,睡觉时也把报纸放在枕头边。这是她得到的一份珍贵礼物,比那个年纪女孩都喜欢的大熊猫玩具更加珍贵。这篇文章成为了她的散文“处女作”。



从此,女儿写作劲头一发不可收,生活所见所感都是诗文,写个不停,在全国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发表了近二百首。《文学报》“未名园”更是她最为珍贵的园地,1989年,“未名园”刊登她的组诗,知名军旅诗人张永枚写了点评,反映颇大。这个版面得到诗人戴砚田的关注,从石家庄来信嘱整理些诗寄给他。我精选了一些寄他指点,他看了之后高兴地回信说:“这些小诗如一颗颗珠玉闪光,一个活泼、聪明、善于感受敏于思考的小姑娘,站在我的眼前。”他欣然为这些诗写了长达两千多字的序言,推荐给北方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少女的憧憬》是女儿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那一年她十七岁。后来,女儿因为写作被保送读大学、研究生,期间又写诗又写散文,“未名园”栏目继续刊登她的散文、诗歌,我帮她收集的计有十五篇,保存至今的样报已经发黄了,隔一段时间,我会翻出来看看,不让尘埃和书虫破坏。


女儿从“我和葫芦瓜一起长大”到今天一条长长的文学道路,都有《文学报》的扶携和激励,如今她成长为一名作家,获得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奖项,《文学报》功不可没,可以说她是“未名园”里绽放的文学花朵。我时常想,要是在那个时候没有遇到《文学报》,我的女儿现在还会在写作吗?我深知,写作是一件坐冷板凳的事业,能坚持几十年不断,表达内心固然是作家写作的源动力,但发表和认可更是作家写作必不可少的外在动力。谢谢《文学报》,一直坚持给予文学爱好者动力,这动力是鼓舞,更是温暖。



  《海上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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