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马云需要好好研读《毛选》

北山浮生 2021-04-10 11:43

悬了几个月的靴子终于落地。

2021年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

其中的违法行为,指的是阿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迫商户二选一,属于不正当的垄断行为。

阿里巴巴方面立即作出回应:今天,我们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此处罚,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服从。我们将强化依法经营,进一步加强合规体系建设,立足创新发展,更好履行社会责任。


阿里被罚也是咎由自取。

马云曾经坚信“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在这一使命驱动下,阿里甚至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让乡下不识几个字的老农也能很方便地在淘宝上卖货,以实现脱贫。阿里解决了无数中小企业卖货难的问题,自己也成为中国首富。

关于阿里的成功,马云自己曾经说过:

“好的企业,要用商业手法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而不是寻找社会漏洞去发展。解决的社会问题越大,企业就越伟大。如果能为国家解决问题,那就是一个国家企业。”

肺腑之言犹言在耳,然而他自己却渐渐忘记了创业初心。

为了追求盈利数字,其小微贷业务让太多没有自制力的年轻人陷入债务陷阱的同时,又通过高杠杆让金融体系承担巨大风险。甚至其主业淘宝在剧烈冲击线下商业的同时,也因为越来越贵的流量费、展位费,让线上商家越来越难,成了“让天下没有生意可做”所以被反垄断铁拳打击也是自然而然了。

阿里要摆脱当前的窘境也很简单,作为中共党员的马云,应当捡起毛选好好读一读,回归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人人都向往成功。

成功无非是由如下三个要素构成:

战略:什么是对的事

组织:如何把人有效地组织起来做事

领导力:如何让人高效沟通和协作

毛泽东的领导力自然无与伦比,他的组织能力更是强大,“将支部建在连上”的政委制度,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会等等,将原本一盘散沙的书生、农民和城市贫民打造成钢铁雄狮。他的战略思想更是超越了时代,将共产主义从书本上的概念改造成适用于中国现实的革命方法论,并指引着中国百年前进的历程。

随着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连原本崇尚资本主义的商界精英们,也纷纷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营养。而那些背离毛泽东路线的商界领袖,无论曾经取得多么辉煌的成绩,也会逐渐光芒暗淡,被时代所抛弃。

举个例子:2019年8月,181家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商业组织 “商业圆桌会议” (Business Roundtable)上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宣言》重新定义了公司运营的宗旨,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其中带头的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其战略和经营理念更是处处散发出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比如亚马逊的使命“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公司”,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翻版,坚持长期主义就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写照,他的名言“Stay Day1”,不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呼喊吗?

那么,到底为什么无论中外的杰出商界领袖,都不约而同地要成为毛泽东的好学生呢?(甚至无论他是否真的读过毛选)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底层规律?

现在主流的商业战略理论仍然是美国战略大事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竞争战略。其核心是价值链理论。

随着生产活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产业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企业的价值创造不再是局限于企业内部,而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企业的一系列活动。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

价值链分析


波特认为,价值链虽然包含了许多环节,但只有价值链上某些特定环节才创造价值,这些环节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

战略环节构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尤其是能够长期保持的优势,抓住了这些关键环节,也就抓住了整个价值链。

根据价值链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企业应当牢牢抓住战略环节,将其他低价值的部分外包,从而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拥有悠久历史的美国大公司,走向衰退甚至倒闭破产,被更年轻更有活力的新兴公司所取代。这种创新被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总结为“破坏性创新”(或称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另一大警兆则是:对于那些国际化的大公司而言,越来越多富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不是来自美国本土的研发中心,而是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的研发团队。这些创新成果在中国市场得到验证之后,反向输入到欧美发达市场。

这样的创新过程与通常认知的“全球化+本土化”的范式截然相反,因此被称为“反向创新”(或逆向创新,ReverseInnovation)。

事实上,这两种创新模式本质上是共通的,都是对波特价值链理论的颠覆。

价值链理论看似无懈可击,实际上却存在两大致命bug:

一、以静态孤立的思维看待产业分工。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是新系统不断创生,对旧系统进行颠覆和破坏的过程,永远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

波特的产业链理论相当于在某个时点对经济系统做了一个快照,根据这张快照进行静态分析,找出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强弱关系,既没有考虑这些环节长期动态发展的情况,也没有考虑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一问题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早已做过清晰的描述。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

美国公司往往将议价能力强的研发和品牌牢牢攥在手中,把低价值的制造环节外包给中国。但是,研发是被市场需求所驱动的,研发团队远离市场,不倾听用户声音,怎么可能随着市场需求不断进化,始终满足用户需求?

贝索斯已经算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了,但是亚马逊在中国的失败,仍然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例子,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外门学徒遇到了真传弟子。

亚马逊作为全球电商老大,在中国折戟沉沙的原因,根源在于其研发中心设在美国,根据北美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进行开发,亚马逊电商平台全球共用一套底层系统,在没有强劲竞争对手的国家,利用网络效应攻城略地。但是在中国,亚马逊遇到了更加贴近本地市场快速反应的对手淘宝和京东,亚马逊中国的研发团队提出的改进建议,还要送到美国总部的研发中心,往往大部分被驳回,即使修改,反应速度也很慢,远远赶不上中国的竞争对手。

基于价值链理论,人们往往认为研发和生产是相互独立的,但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谓创新就是旧要素的新组合。所有的技术要素都要汇聚在生产环节当中,因此各种产业链聚集效应越强,也越容易孕育创新。

所谓研发工作,是将实际的技术要素抽象为理论模型,基于模型进行新组合。但是任何抽象过程都会丢失大量信息,缺失大量浅层模型。举个例子,物理学家可以设计出原子弹的理论模型,但是距离真正造出原子弹还有很长的距离。

如果研发与制造环节脱离太久,那么研发就会越来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美国抓住了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而中国则将全产业链纳入囊中,前者抓住了现在,但是后者却掌握了未来。

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二、以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对待分工伙伴。

在同一个产业链分工中的不同伙伴,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通过分工协作共同创造出价值。但是价值链理论不是追求如何让这个产业链如何发展得更加繁荣,以便大家能够分享到更多价值,而是基于自身的强势地位,从上下游伙伴那里榨取更多价值,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这就如同奴隶主残酷剥削奴隶,必然引发奴隶反抗一样,这种基于产业链的剥削关系必然会激发他人的反抗。

价值链理论的两条bug,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紧密相连。从最宏观的视角来看,社会生产是由货币资本、土地、技术、劳动等要素交织成一个有效的供给体系,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服务和产品。工业时代的货币资本取代了农业时代的土地,成为组织上述供给体系的核心要素,因此货币资本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并且基于这一核心地位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

价值链理论,就是上述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信息技术催生跨企业跨地区产业分工的情况下的具体体现。

价值链理论一方面造成剥削与不平等,另一方面又会天然地将孕育创新的生产环节甩给他人,相当于一方面用鞭子抽打奴隶,另一方面又把刀柄递到奴隶手里,不激起反抗反倒奇怪了。

波特的价值链与竞争战略遇到的困境,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在信息时代遇到的困境。如果马克思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会对他的资本论的进行与时俱进地修改,重新定义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上述反抗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普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信息时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之火不断闪现,终究会汇聚为燎原烈焰。

张一鸣的字节跳动颠覆李彦宏的百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11年移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李彦宏是如此评价的:

“广告价值没有PC互联网大;电子商务优势也不及PC;游戏的收入来源是大型的客户端游戏,而手机上只能装轻量级游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赚钱,面临很大的挑战。”

百度的商业模式正是遵循了价值链理论,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占据了互联网价值链的制高点。互联网商业基本模型是流量+变现,而搜索是PC时代的两大流量来源之一(另一个流量来源是社交),百度牢牢掌握搜索,然后通过卖流量获利,成为三大互联网巨头BAT之首。

李彦宏也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判断做什么,不做什么,因此他轻易放过了移动互联网的机会。


字节跳动的今日头条app,通过免费推送信息的方式,满足人们更方便获取所需信息的需求,迅速积累了边缘用户的流量,最终缔造了新的流量帝国,百度也因此快速萎缩。时至今日,百度不仅掉出了互联网第一梯队,而且已被字节跳动抛在身后。

在当今这个时代,优势企业要想不被破坏性创新所破坏,那就只能勇于对自己动刀子,在别人没有破坏自己之前,自己先破坏自己。

美团创始人王兴说:“既然早晚要革命,不如自己革自己的命”,“既往不恋,纵情向前”,都是表达这个意思。

华为公司的发展初期,正是贴近中国广大乡镇农村市场的需求推出创新产品,从而实现了相对于跨国电信巨头的崛起。

随着破坏性创新和反向创新的案例越来越多地涌现,原本自以为控制价值链战略环节的公司纷纷遭遇困境。这证明基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牛顿世界观的商业实践,已经陷入系统性困境,这也是美国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商学院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担任CEO的企业,往往会走向衰落,还不如从草莽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

与其依据美国那些精巧先进的商业理论来运营企业,还不如谨记老人家的几句话:“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农村包围城市”。中国最优秀的几个企业家比如任正非,马云,雷军,王兴等人,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代表。

基于牛顿世界观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创造了工业时代的辉煌,但是在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商业实践的现实要求。中国要实现国家崛起,从微观层面上,就是要提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商业战略理论,并缔造出一大批适应当下时代发展变化的商业新物种。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我要是举华为公司的胜利来论证毛泽东思想,似乎有点说服力不强,因为任正非当年在部队就是学毛标兵,将毛泽东思想应用于商业实践是自然而然的。

那么我们就换美国公司的例子好了。

亚马逊从线上卖书起步,如今已经涉足几乎所有行业。在美国GDP排名前10的行业中(信息、制造业非耐用品、零售业、批发贸易、制造业耐用品、医疗、金融和保险、州和地方政府、专业和商业服务以及房地产),亚马逊业务遍及了所有领域,而且几乎都处于第一梯队。英国《卫报》表示:亚马逊这是与世界为敌,但是却又没有企业能够制衡它。


贝斯波克投资集团(Bespoke Investment Group)先后发表两大与亚马逊相关的指数:

亚马逊致死指数(Death by Amazon Index)

2012年发布,由经营业绩受到亚马逊影响的一组公司组成,最初包括与零售相关的五十四家公司,包括JC Penney百货、巴诺连锁书店,Staples办公用品商店等。随着亚马逊经营范围的扩大,这一名单还在不断增加。

亚马逊幸存指数(Amazon Survivors Index)

2017年发布,由不容易受到亚马逊影响的一组上市公司组成,包括奢侈品牌蒂芙尼、提供到家安装服务的零售企业家得宝(The Home Depot)等。随着亚马逊提供越来越多的线下服务和增值服务,这一名单正在不断凋零。

从2012年2月到2018年1月,亚马逊的市值上涨了560%,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102%,而亚马逊致死指数仅增长了42.8%。


甚至还出现了亚马逊效应(Amazoneffect)一词:只要亚马逊宣布进入一个行业,该行业的上市公司股价无一例外都会跌的惨不忍睹。原本这一概念还局限在商业领域,如今已经在宏观经济、国家政策、金融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谈论这一话题。“亚马逊效应”使得整个美国的经济形态发生变化,加剧了美国地域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面对这样的巨变,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显然尚未做好准备。政治和社会制度进化速度落后于技术和商业进化速度的现状,可能成为未来美国社会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美国公司不学亚马逊,肯定打不过,学了亚马逊,由于美国缺乏顶层设计,这些公司成长为超级巨无霸,又会形成大公司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尖锐矛盾,还是要动摇国本。

这妥妥就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节奏……

明面上,中国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停止“输出革命”,但实际上,革命输出从未停止,“亚马逊效应”就是例子。

亚马逊的战略思想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愚公移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将企业的目标从短期的利润率上移开,树立长期的增长目标。

贝索斯在创办亚马逊之前,是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管。按照贝索斯的理解,一味追求利润率,就是万恶的根源,是企业把自己最终作死的源头。贝索斯认为,竞争对手对利润率的热爱是亚马逊的机会。因为对手会受制于此,和这些公司竞争“如同用热刀切黄油”。

跨越“创新者窘境”的根本障碍,是短期的利润率下降,正如物理上脱离势阱需要先做功一样,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痛苦过程。

贝索斯让公司上下以及投资人相信,亚马逊拥有长期的美好未来,短期的零利润甚至负利润不成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亚马逊连续二十年几乎不盈利,把实际利润全部用于投资,实现公司规模迅速增长。

为了能够始终追求长期目标,亚马逊强调永远保持创业状态,“stay day1”,其实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意思。

追求利润的极致,就是脱实向虚,转向金融——没有比什么业务比金融业务来钱更快,更方便。但是一旦食髓知味,其他更辛苦的业务就提不起兴趣去了。伊斯兰教的创立者默罕默德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如果可以通过金融赚钱,那么谁还从事艰苦的贸易呢?”于是伊斯兰教法严厉限制放贷收息。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是金融家出身,贝索斯却一直对于金融业务的开展极为克制,虽然国外的金融圈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亚马逊银行”的传言。

这就相当于中国不断地制定“五年计划”,确立长期目标,将收益不断地用于投资未来。严厉打击过度的金融投机活动,严防经济脱实向虚。


2、“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客户为中心,放弃为了利润率聚焦头部优质用户的想法,尽可能地覆盖更多的用户。

亚马逊的最大特点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紧逼的情况下主动降价,这违反了通常理解的商业逻辑。

但是从“创新者窘境”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降价可以尽可能地覆盖长尾用户,就可以消除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不给竞争对手留任何机会,任何死角。

亚马逊的套路是把可能的道路都占住,让别人无路可走。或者也可以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朋友弄得多多的,敌人弄得少少的,把战线划在敌人脚下。

如果国民党把基层组织扩展到广大农村,甚至建立在井冈山区,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也就失去了土壤,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但这就意味着国民党要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那么它也就变成了共产党。

中国的产品过剩,造成利润率下降,不断有人建议压缩产能,削减产量,提升利润率。但是换个角度想想,世界上除了发达国家,还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几十亿人口,他们也需要各种工业品,为什么不能将这些产品卖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就帮他们修,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就业,才有足够的消费力。这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3、“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民主集中制”

——一方面充分倾听一线声音,另一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治理体系,从顶层推动创新。

当今的政治世界,以美式民主为风尚,但是在竞争更加激烈、迭代速度更快的商业领域,没有一家大企业会实行美式民主制度(金融行业除外),基本都是中央集权。乔布斯被评论为独断专横,贝索斯就更是如此。

贝索斯特别善于听取员工的意见,特别是一线员工的建议,但是重大决策都是自己来做,只要认定是正确的,就会坚决推行。

贝索斯聚焦的长期目标是如此的反常规,反共识,几乎每次都会遭到高管的集体反对,但是每次都是贝索斯单枪匹马,一意孤行地推动重大决议。

其中最典型的是亚马逊的Prime会员制度,最初因为担心会导致企业亏损而被集体反对,甚至提议的员工被高管下令降职。但正是因为贝索斯的“独裁,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才得以实行,事后被证明是导致亚马逊的C端客户高速增长的妙笔。

美式民主制度听起来很美好,但大部分人是目光短浅,人云亦云,盲目且容易被误导,甚至是被操纵,而不是出自所谓的“自由意志”。这种情况下,多数人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民众只关心自己的短期利益,一切从短期利益出发,至于国家的长期利益则无人关心。从操纵者的角度,民众按照各种标签划分,相互争斗,正好便于操纵。

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其实法国民众已经意识到,福利过多是导致法国竞争力下降,国力长期衰落的罪魁祸首。但是总统马克龙出台削减福利的法案,立即引发规模盛大的游行,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心里知道要削减福利,但是实际操作时只能削减其他任何人的福利,而不能削减我的福利——由于大家都这么想,于是这件事就彻底无解。


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从何而来?


毛泽东思想诞生于中国史上最为内忧外患的时代,将一个被边缘化的弱小政党转变成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引领者,将一只毫不起眼的农民武装改造成最富战斗力的军队,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改造成焕发巨大生机的大国强国。

毛泽东思想有如此大的威力,让既无资源又无能力,既没有博士又无海归的中共成为史上最强创业天团,一定是洞悉了世界底层的运行规律,既能够指引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走向成功,也能指导成功的商业实践。 

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商业组织,首先要解决的是力量源泉的问题。

资本主义认为,力量的源泉在于“资本”,人处于从属地位。基于这样的认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依靠美金外援,德式装备,只能获得一个虚幻的表象,内里还是以裙带关系、黑社会义气为纽带的山头林立封建团伙,他们追求的只是蝇营狗苟,自身利益最大化。

早年的中共也脱离群众,实际是城市小知识分子的政党,还要依托国民党的力量闹革命。甚至毛泽东自述自己早年也带有学生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意与农民打交道。在血的教训面前,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充分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力量于”人”,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动群众的力量,才焕发出巨大的生机。

在商业实践中,企业的力量源头也有两种认知。

一种认为企业力量来自于为资本服务,始终追求利润最大化,基于这样的认知就带来联想模式,追求已被验证的市场规模扩张,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成本降低。

另一种认为企业的力量,来自于为人民服务,为解决“人”的痛点和需求而不断创新,基于这样的认知就带来华为模式,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通过不断创新来赚取价值回报,再滚动投入下一轮技术研发,并且始终关注边缘客户的疾苦。

其次要解决的是组织持续生存的问题。

一个组织,要如何才能持续保持活力和生机?资本主义认为,组织的生存来自于资源的占有,因此就要尽可能地将资源据为己有。国民党的做法就是占据长三角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垄断最重要的财源关税,对外争取各种援助。

毛泽东思想则认为,组织保持活力,关键是组织的机制和组成组织的每一个人保持活力,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去,外在的资源都是靠不住的。因此要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戒骄戒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即使是资源再丰富,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商业领域,前者倾向于获得市场垄断地位,构筑护城河,构筑专利壁垒,保守技术秘密,依靠以往形成的优势躺着挣钱。

后者则认为,企业要始终保持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每个级别的员工都要持续学习,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能追求安逸享乐,保持商业洞察的敏锐嗅觉和技术研发的效率,企业赚取的利润不要过多留在手里,要再投资于未来。企业文化要永远保持在创业状态。

组织还要处理好内外部各种关系。

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对有限资源进行争夺,汰弱留强,胜者为王。蒋介石的基本治军逻辑是将军队分为嫡系和非嫡系,嫡系给最好的供养,非嫡系当成炮灰。毛泽东思想则把全局看成一个系统,每一支力量都具有其应有的地位,为整体目标服务。为了共同的目标建立统一战线,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于是国民党军队越打越少,最后转进台湾;共产党军队越打越多,解放全中国。

商业领域,前者倾向于利用产业链和市场优势地位取得支配权,把脏活累活甩给别人,自己享有最丰厚的部分。商业做得越成功,也越容易树敌,最后成为众矢之的。后者则倾向于构造繁荣的商业系统,让自身与合作伙伴都能从系统整体繁荣中获益,越发展伙伴越多,力量也越强大。

无论政治、经济、商业,背后的基本规律都是复杂系统的基本运行规律,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价值的创造与利益的分配。

因此,“创新者窘境”与美国及发达世界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破坏性技术”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是相通的,“争取长尾用户”与“走群众路线”是一致的,亚马逊的颠覆之道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一脉相承。

贫富差距来自于社会网络导致的幂律分布,资本主义只会使得这一分布越来越极端,最终从两个方面扼杀自身:差距过大导致普遍不满,底层造反;差距过大导致底层购买力不足,经济循环停滞,效率下降,从而被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所取代。

创新者窘境,本质上是价值网束缚,更深层的本质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因此,破解“创新者窘境”的不二法门就是毛泽东思想,或者更具有普遍意义地说,是社会主义原理与商业实践充分结合的结晶。

当今世界遭遇的总危机,既是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马尔萨斯论述的人口问题),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遭遇的系统性危机(马克思论述的资本问题),更是科技生产力提升的阶段性瓶颈(熊彼特论述的创新问题)。

上述三大问题映射到商业领域,我将其概括为如下这个问题:如何从以“物”为核心,以提升供给效率为主要手段的生产力革命时代,过渡到以“人”为核心,以满足人复杂多样化需求为主要手段的服务力革命时代?

这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答案。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实践的产物,成功指引了中国革命实践,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建国的胜利,也是指引未来智能商业发展的明灯,指引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你还不赶紧找一本毛选,仔细读一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