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电影《我的姐姐》:成也“姐姐”,败也“姐姐”

非非马FM 2021-04-12 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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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是一部经过精准设计、特别建构的“她电影”。


但正如标题所言,它成也“姐姐”,败也“姐姐”。


“姐姐主题”先行,导致了“姐姐情节”编织太刻意,刻意到有违历史真实,有违常识。而这样的败笔,对现实题材电影而言,实乃致命伤。


“姐姐话题”的过于被强调、被突出,也遮蔽了这桩事件的另一个本质,或者说,更深层的本质:安然所面对的困境,在当下的文明中,其实首先是“生而为人”的伦理困境。它并不是“生而为姐姐”所带来的独特性别处境。


1. 成也“姐姐”


在女性意识(或者说女权意识)高涨的时代,《我的姐姐》因为极强的“她话题”,或者说“姐姐话题”,引发了一般电影所无法企及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我关注的不少公众号,都写了《我的姐姐》;在快手上,《我的姐姐》目前位居影视榜No. 1,#我的姐姐#话题标签下,目前计有7.9万个作品,共超过30亿的播放量。



“姐姐议题”之外,又因为影片对观众愤怒情绪与泪腺的强刺激,成功触发了特定“姐姐群体”的普遍共情,如今,这部低成本电影,票房已过6亿,成为清明节档期最亮眼的黑马片——


是谓:成也“姐姐”。


不由想起去年《乘风破浪的姐姐》甫一播出时的盛况。


当时,人们对这档综艺的超高关注,也更多是源自于节目设置的“姐姐议题”。女性观众对节目投注的强烈情感,携带着节目品质之外的社会势能。


这几年,伴随着女性主义的又一波全球化浪潮,聚焦“她问题”的女性题材,无论是在影视领域还是综艺领域,都是“大热”,电影《找到你》,电视剧《欢乐颂》、《三十而已》、《我的前半生》、《都挺好》、《流金岁月》皆如此。


不论作品本身品质究竟如何、对女性主义精神内核的呈现究竟如何,它们都因为引发了广泛的公共讨论,获得了巨额流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成功。


但无论如何,代表女性发声,呈现问题,引发关注与讨论,这已经非常有意义。这一点,值得鼓励也值得掌声。




2. 败也“姐姐”


但是,没有批评的一味赞美,是无意义的。


正如我们当初一边肯定《乘风破浪的姐姐》,一边批评它的各种不足,我们也不该回避《我的姐姐》之弊。


不可否认,《我的姐姐》所反应的“重男轻女”现象,的确存在,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姐姐”共情,但问题在于,这部根植于现实土壤的电影,因为要突出“姐姐话题”,在诸多情节的设计上刻意编造,不断地在违反现实、违反常识,有多处硬伤。


比如,安然被父母篡改高考志愿,比如姑姑当年被要求放弃上本科的机会,而让弟弟去读中专。


下面就具体说说。


  • 关于姐姐安然的bug



在姐姐安然因生而为女孩所背负的悲剧命运中,一个最重要的伤害,就是她的高考志愿被父母私自篡改。


她高中毕业,原本自己填报了北京的医学院,专业是临床医学系,前途是做一名医生,却被父母给悄悄改成了省内学校的护士专业,即我们通常知道的卫生学校,简称卫校。父母的理由是,女孩子就是要早点工作赚钱,能照顾家里就好。


编剧大概是没有好好做功课了解我国的卫校培养制度。


我国的卫校,主要的招生对象并非高中生,而是初中生。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成都,咱们就以成都卫生学校为例吧,大家也可自行上其网站查阅。



通常,初中毕业上卫校,学三年后拿中专文凭;如果读的是3+2,拿大专文凭。


也会招收应届高中生就读卫校,那么连考都不需要考的,直接免试入学。也就是说,高中毕业去读卫校的,通常是高考失利后的无奈之选。


所以,如果安然的父母那么希望她早点工作当护士赚钱,还背着她改志愿,难道不该是在她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就帮她改成卫校?三年一毕业,就可以拿个中专文凭当护士了。


可电影里,安然的父母却做了一个“最不经济的”、也堪称极其愚蠢的“安排”。先让安然读了3年高中,再让她去读卫校专科,这么一来,读到大专毕业,就又得三年。原本可以三年就达成目标的事情,硬是拖成了六年。


如果你非要说安然的父母是为了让她获得大专文凭,那最好的选择也是读3+2,一共五年。


在高中毕业后,还去读卫校的大专——对,是比读本科少了一年,可从投资回报比看,只要是智力正常的父母,都该算得出,在中国当下的现实里,四年本科文凭&医生职业,和三年大专文凭&护士工作相比,哪个能赚到更多的钱,哪个条件下的女儿会有更好的实力照顾父母——既然他们要那么算计女儿。


安然的父亲自己就是靠中专文凭跳出的农门,孰利孰弊,他应该非常清楚。


如果说安然的父母一直都呆在农村,实在是没见识且极其愚蠢也就罢了,可并不是。上世纪8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期,能考上中专的,尤其是从农村考出来,可都是一级学霸。


这里,实在说不通,存在明显bug。



安然一家定居于成都,在这样的省会城市环境里,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快20年之后(根据情节来推断,片中的安然大概出生于1996年或1997年),固然有些中国父母的确重男轻女,但在现实(一孩政策)无力扭转的情势下,现实里更常见的情况会是什么呢?


即使生了一个女儿,也会望女成凤——而不是,蓄意扼杀女儿的前途。


这得是多坏多蠢的父母,才能对亲生女儿下得了这样的狠手?而且,分明是损人不利己。


这样的奇葩父母,就算有,也只会是少数派吧。若不信,诸位不妨环顾四周去认真地找一找?


我毫不怀疑重男轻女现象的存在,但我却严肃怀疑,重男轻女就会让“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父母们”变得如此坏与蠢,以至于竟如此极端地“草菅”女儿的前途。


更偏爱家中的男孩,乃至要求女孩对男孩做出一定忍让与牺牲,和彻底无视女儿、对她的生命彻底漠然、完全将之视为“工具”,其间是有本质不同的。



“姐姐”安然相关的情节设计中,另一个无法解释的大bug是,编剧一方面安排她被父母如此冷酷且愚蠢地对待;另一方面,又安排她闹离婚的父母,甘愿把家里唯一一套学区房写在她名下。


彼时,安然的父母都才中年,中年离婚意味着什么?未来多半还要婚姻重组。而财产,是婚姻重组、未来生活保障必不可少的一环。一般来说,夫妻闹离婚,通常都会因分产而刀剑相向,可这对夫妻却甘愿退出争产“游戏”,把唯一一套学区房完整地留给女儿。


试问这样为女儿着想的父母,又怎会只把女儿当工具?并且,那么残酷且愚蠢地草菅女儿的前途与命运?


Again, 实在是很难说通。



反“重男轻女”很好,为“姐姐”遭遇的不公而呐喊也很好,但我们并不必因此而刻意地强化二元对立,制造非黑即白,将冲突人为地推向“极端化”。


常识告诉我们,更常见的家庭生活里,多的是层层叠叠的灰,并没那么简单化。



  • 关于姑姑的bug



违反现实与常识的“硬伤”,同样发生在“姑姑”身上。


在编剧安排姑姑所背负的悲剧命运中,姑姑与弟弟(也就是安然的父亲),同时考上了本科与中专,但姑姑最终被家里要求放弃俄语系本科,以让弟弟去读中专。理由是,家里只能供一个。


哎,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编剧,再次没有去做历史功课。


我们可以从片中已有的情节推断出,这对姐弟之间所谓“牺牲与成全”的上学故事,大概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个线索是,“姑姑”18岁工作,一个月工资45元,要赞助15元给读中专的弟弟。从工资水平和生活费水平看,这基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


另一个推断线索,就是安然姐弟的年龄。


从弟弟的年纪看,他就是2015年10月国家放开二孩政策后怀孕出生的,到今年刚好虚6岁。


从未见过弟弟的安然,则应该是在弟弟出生前参加的高考,并和父母断绝了往来。但她应该工作并没太久,所以“收入养活自己一个人都还困难”,还一心惦记着考研,改变当护士所遭遇的职业歧视。因此,她大概率是2014/15年,在18岁时参加了高考,刚毕业两三年左右。倒推一下,她应该生于1996/1997年左右,而她的父亲,则可推断大概生于1970-1972年间,所以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考的中专。


好,这两个重要线索大体可以帮我们锁定“八十年代”。


那“八十年代”,乃至90年代初,考上中专或者大学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


不论你是考上本科,还是中专,都是要杀过千军万马才能挤上的独木桥,即便是中专,也丝毫不亚于今日的985,能考上的都是学霸。


当时,国家对中专生、本科生的培养力度都非常大,拨了很多财政补贴。在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本科还是中专,基本只要考上了,农村户口的就可以转城镇户口,上学不用交学费,住宿费全免,每月还有生活补贴发放,节约一点的还能有盈余寄回家,毕业后还包分配,身份是“国家干部”。不论本科还是中专,都算得是当时的天之骄子。


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存在家庭供养不了中专生或大学生的问题,因为是国家在培养人才。


姑姑的这条被刻意编造出的“牺牲”,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还可信,但在那之前,就严重有违历史现实。



当时更常见的情形是啥呢?


如果孩子初中时成绩出类拔萃,农村户口的家庭几乎都会首选让孩子考中专,尽享上述诸多好处不说,还能早早工作赚钱补贴家里。


一个如此重男轻女的家庭,又如此盼望孩子能“跳出农门(姑姑语)”改变家庭命运,怎会让姐姐继续读高中,而让弟弟去考中专?难道,不该反过来?让姐姐先考上中专跳出农门,再早早谋个好工作赚钱,贴补家庭与弟弟……


所以,影片的情节编织,实在难以说服人。


除了这些“姐姐情节”上的硬伤,电影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都存在明显的编造痕迹,有违生活常识,尤其是对6岁弟弟安子恒的失真刻画。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因为“姐姐主题”先行,导致“姐姐情节”编织太刻意,刻意到失真、失实,是谓:败也“姐姐”。


这样的败笔,对现实题材电影而言,实乃致命伤。



3. “姐姐”的困境,遮蔽了“人”的困境


“姐姐主题”先行,导致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姐姐话题”的过于被强调、被突出,其实遮蔽了这桩事件的另一个本质,或者说,更深层的本质:



抛开性别不谈,父母突然双亡,面对幼弟/幼女,才二十多岁、还需要面对自己人生的长姐/长兄“该”如何抉择?这里,又到底有没有一个“该”字?


说到根本,这其实是当下文明现实中,“人”的伦理困境,而主要不是“性别”的伦理困境。


很简单,如果不是“姐姐”,换成“哥哥”,这个困境难道就不存在了吗?


如果是像我一样的女性,从未遭遇过一丁点“重男轻女”的歧视,这个难题,难道就不存在了?


而如果没有了姐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先决条件,如果把性别身份换作是哥哥,放弃弟弟的“借口”又从哪里来?正当性何在?


我想,面对这样的人伦困境,仅仅试图从“女性独立”、“女性要为自己先谋求幸福与权利”去看待和处理,注定会走向狭隘,也注定偏颇。“女性主义”,从来不是、也不该是一道万能的“挡箭牌”。



在看完《我的姐姐》之后,我特地去看了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


那是一个日本母亲(“她”)遗弃四个孩子,将“养育”三个幼子的责任硬生生“塞”给12岁长子阿明(“他”)的悲伤故事。真正的大师之作,拍得极好。



在这部电影里,一走了之的正是“她”——母亲,而“她”的说辞也正是:“难道我没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吗?”


但是,“她”同时也是“他们”的受害者。


四个孩子,四个父亲,没有一个父亲肯担负责任,无一例外地将养育孩子的责任都甩给了“她”。


带着四个孩子,她知道这样的自己是不可能找到再一个“他”去依附,而为了她自己的幸福,她决然地甩下了“她”的四个“包袱”。


“她”缺席了,承担起照看幼子责任的,是她12岁的长子——少年的“他”。极尽艰难地,这个少年想尽办法、勉力维持四个孩子的生存。


支撑他的,又是什么?



面对手足同胞,面对需要共同面对的生活困境,该与不该的界限,到底在哪?责任与权利的边界又在何处?


那,真的只是“生而为姐姐”的困境吗?


而对于那个一走了之的“她”/母亲,我们是否又能居高临下地做一个简单化的judegement?


恐怕,都不容易给出明晰的答案。


4. 结语


我个人会觉得,作为一部“她电影”,《我的姐姐》如果另寻一条道路来阐述“受伤害的姐姐”的主题,也许会线索更清晰、也更有力。



相比于《我的姐姐》,我会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12岁的阿明扮演者,柳乐优弥,当年就凭借这个角色成为了戛纳最年轻的影帝。


影片如流水一般自然,流淌着溪水般的节奏,镜头不远也不近,是一种观察者的距离,清醒而又克制,悲情而又不滥情。


它绝不会强塞给观众过于激烈的情绪,不会用愤怒刺激愤怒,用泪水刺激泪水。它只是,安静地、节制地、后退一步地,去讲一个哀伤而又不尽失希望的故事。


看完之后,你不会泪水滂沱,却眼眶尽湿,久久不能回神。


这是我心里最高级的一种电影。它不manupulate观众,它对观众有敬意。这种尊重体现在“留白”上,它给观众思考的“空间”。



相形之下,我们的热门电影,比如《我不是药神》,《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都还是太“重口味”,通篇对观众施以高频的“强刺激”,不论是愤怒,亦或是泪水和笑声。


这个世界,早已开始了“抖音化”进程。你甚至不知道,究竟是抖音化的作品先重构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和情感模式,还是我们自己,先催生制造出了“抖音化的产品”。你说呢?


谢谢阅读。

非非马

媒体人出身,而立之年赴英攻读电影研究硕士,后为著名文化国企英国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现事写作和中英文化交流。

个人微信号:feifeima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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