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出了,北京文学青年的命 | 单读 Pick

单读 2021-04-13 00:16

本周 Editor's Pick 当班编辑罗丹妮,
她推荐的书是作家止庵
首部长篇小说《受命》。

单读编辑罗丹妮的推荐语

单读编辑罗丹妮的推荐语:


非常幸运在新书上市前拿到了试读本,春节假期的几天读得放不下手。好像回到了 1984 年的北京,跟着书里的角色们一起度过了三个春夏秋冬。


故事的母题很传统,一个以伍子胥为榜样、想为父报仇的牙科医生陆冰锋,偏偏与仇人的女儿祝叶生阴差阳错产生了暧昧的情愫。遥远的历史、近处的过去,是无以名状的、无法忽视的疼痛;正在嬗变的现实、铺满鲜花的未来,则像极了引诱他背叛初心的诱饵。在妥协与摇摆之后,陆冰锋最终选择了最初设计的了结方式,却又没有做到。


与以往许多符号化描述 80 年代的作品不同,止庵以不徐不疾的笔调,极为准确地复刻了 80 年代初的北京:生活节奏单调、缓慢,人的出行范围基本围绕着二环,有精神追求的年轻人关心着戏剧、诗歌、美术展等跟艺术相关的一切,并火热投身其中;普通人则惦记着彩电、冰箱、电风扇这些实实在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可见的器物,被它们激发起对财富的向往。


止庵在这本小说中,对两种事物的精雕细作让我非常喜欢:一是对北京不同地方的各色植物在四季变幻中的描写,玉兰、榆叶梅、洋槐花、泡桐树、流苏树……二是对小说中不同的人着装服饰的描写,充分体现了短短几年中人群的阶层分化——比如,你很难想象,高干子女在 30 多年前就已经穿着 Dr.martens 了。


这部小说像隐藏着一个压缩文件包,解压之后,你能看到 1984 到 1986 几年间文学青年读的书、写的诗、看的剧,几乎是一部完整的“启蒙文化史”。他们平时骑车或乘坐公交车的路线,常去的书店、饭馆,还有书与各样吃食的价格,在阅读的时候很容易让人代入,那些地名既让在北京生活的我们熟悉,但对比书中的描写,又让我们感到陌生,恨不得手边能有一幅当时的地图,对照出城市容貌的变换。


更重要的,这是一个严肃的故事。在我看来,几乎是影响了 40 多年来我们所有人当下生活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它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我们承受的是同一个“命”——然而,又像奥威尔的那句“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地擦干净写上新的内容”,这故事发生的时空历史,在后来集体记忆、意识形态的层层叠加、编织下,变得面目模糊,只剩下六个点的省略号,省去了“麻烦”,也省去了“真相”。在这种“省去”里,陆冰锋们进退失据,无论选择牢记或遗忘,通向的都是悲剧性的结局。


大巧不工,重剑无锋。朋友说,在沉重的过去和轻佻的未来之间,所谓的结构、技巧,都不重要。今天,能读到这本书,是我们的福气。


受命(节选)

撰文:止庵


冰锋下了车,叶生很快也到了。她推着自行车,走在他的身旁。前面十字路口,每个街角都有一两个烤羊肉串的长炉子,小贩们穿着油污的白大褂,快速地翻动着炉子上架着的一串串插满羊肉片的铁钎子,不停往上撒佐料。肉滋滋冒着油,滴落在炭火上,烟雾缭绕,膻味扑鼻。他们用显然是模仿的口音吆喝着:尧尔达西,请尝尝!叶生丢下车跑了过去。冰锋喊,我不要!她已经掏钱买了。冰锋说,你看那铁钎子都锈了,别是用自行车车条磨的吧?


叶生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举着好几根烤得乌黑,撒满细盐、辣椒面和花椒粉的羊肉串,边吃边说,刚才我想,我还可以演孙子练兵时,因为不够严肃而被杀的吴王两个宠姬里的一个,或许同时演她们俩,正好我挺缺心眼儿的,也喜欢笑,只可惜长得不太漂亮。在伍子胥的故事里,女人很少有善终的,其中死得最无谓的,就是这两个美人了。《史记》里孙子的传记用了十分之九的篇幅写这件事,我一直觉得挺无聊的。你不是说伍子胥的故事被后人一再增添修改吗,这里是否也改写一下:她们应该可以活下来。女人的肉体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最终能够征服一切。当然这对你的诗剧来说未免跑题了。孙子让人用鈇锧把她们斩了,我查辞典,鈇锧就是铡刀,是腰斩的刑具。她们的下场,都是一刀两断啊。


伍子胥复仇,鞭尸楚平王

冰锋说,还有吴国和楚国连年战争中死的那些兵,还有老百姓呢?这两位宠姬确实死得很惨,但好歹吴王还替她们难过,那些人的死活又有谁管呢?在冰锋的笔记本上,关于吴王二姬写道:杀的生命是最美的诗”

 

那么他是要叶生在自己的故事里,也成为类似她说的诸多女子中的一个么?她帮助他,并誓死保守他的秘密……他也觉得,这种想法或许有些牵强,但还是打算告诉她全部真相。他要把她领到那间地下室。要拉着她的手一步步走下台阶,推开那扇门,走进应该已经是昏朦一片的房间,在父亲惨死的那个地方,按照自己当初知道这件事情的顺序,一一讲给她听。还要指给她看,墙上曾经存在的父亲用指甲留下的痕迹,把着她的手去摸那似有似无的凹痕……


他们已经来到了那里,但那里已经不复存在——所有的几栋楼,都被拆光了,成了一个巨大的、几乎连成一圈的基坑。甚至搞不清地下室原本所在的位置。只剩下起先院子当中那几棵银杏树,满树的叶子都黄了,像一面面小扇子,每一面都有金子的质地,精致而坚实。在基坑围绕着的瓦砾堆上,就像是舞台布景。树根附近落了不少果实,表面有层白霜,用糖腌过似的。这些树都不够老,大概很快也会被砍伐掉吧。


 冰锋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什么都在变化之中,什么都将不复存在。现在关于父亲只剩下自己的点滴记忆了,那些记忆因为丧失了它在现实中的媒介而变得不大可靠,连自己都会有所怀疑。正因为如此,地下室被拆除了,对他来说是一种心如刀割的痛,甚至比母亲的死,还有贺叔叔的死,更令他有强烈的丧失感,一种虚无的、真空般的丧失感。进而因此隐约有所预感,就连祝部长很快也将不复存在。最后只剩下他了,守着自己那千疮百孔、四处流失的记忆和信念。现在他什么也不想对叶生说了。


叶生始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再问,这是哪儿啊?是你住过的地方吗?冰锋只觉得眼泪要流下来了,为了掩饰,他胡乱地指指那孤零零的几棵树,偷偷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叶生发觉冰锋情绪变坏了,赶紧说这说那,想法儿哄他开心。她提到过些时候就可以看见哈雷彗星了,而下一次看,要到二零六一年呢。但他根本没听进去,只勉强地应了一声。两个人回到街上,冰锋就匆匆跟她分手了。

 

冰锋正坐在书桌前读新近从内部书店买到的《1984》,院里传来一阵脚步声,他走到门前,隔着玻璃窗看见叶生来了。她戴了顶黑色的毛线帽,围着条酒红色的毛线围脖,穿着那件黑色的牦牛绒大衣,下面露出石磨蓝的牛仔裤和一双侧面带拉链的黑色中跟短筒棉皮靴,人显得很挺拔。右肩上挎着一个黑色的帆布双肩包。外面并没有刮风,她一进屋赶紧把门关上,还是带进来一股寒气。


叶生随手把双肩包扔在椅子上,冰锋似乎听见包里钥匙轻微的碰撞声。她的身上也带着浓浓的凉意。拿起那本《1984》翻了一下,说,啊,这本书也翻译过来了,我读过英文原版的,正好是在一九八四年读的。如果开列人生必读书的话,我会首先列上这一本。对了,告诉你一件事,有同事到天文馆去看过哈雷彗星了,说是像一团棉花,只有彗核和彗发,看不到彗尾。还有啊,咱们好久没去看电影了,下个月演日本片《幸福的黄手绢》,不能错过。今年的地坛庙会,也要一起去逛。冰锋说,还早呢,着什么急。


电影《幸福的黄手绢》剧照


叶生说,我出去一趟,有人从美国给我带东西来了,去取一下,就不拿包了。冰锋说,你大概去多长时间啊?可能要上街买点菜。叶生说,就在中医研究院,我跟他聊一会儿,问问美国的情况,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吧。她出了屋门,绕过铁丝上挂着的冻得支支棱棱像铁板的床单和衣服,消失在门洞了。

算准过了五分钟,冰锋拉开那个双肩包口上的拉链,仔细翻检起来,尽量不把里面的东西搞乱。有一本香港版的《书剑恩仇录》上册,封面是黄冑画的一位新疆女子,一个蓝色的眼镜盒,一个黑色的真皮钱包,一个红色的小化妆包,再就是那串钥匙。他取下其中最大的一把,捏在手上,急急忙忙离开了家。与叶生一起去她家的时候,曾瞄见她用这把钥匙开的门。出了院门左右张望一下,她早就没影了。


冰锋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胡同西口,那里有家修锁配钥匙兼修鞋的小店,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正在埋头干活。冰锋递上那把钥匙,镇静地说,配一把。锁匠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说,搁那儿吧,晚上头下班来取。冰锋说,可不可以加急啊?我马上要。锁匠这才抬起头来,一张口,有股浓重的口臭:那价钱可得加倍啊。冰锋说,行。


锁匠看了看钥匙,叹口气说,还有槽儿呀,有点麻烦。冰锋不知如何回应,只好默默地忍受着他的口臭。他没再说下去,取下挂在墙上的一大串钥匙模子,一把一把地挑起来,很仔细,也很慢,其间冰锋偷偷看了两回手表。锁匠挑中一把,取下来,与钥匙比了一下,长短、宽窄和厚薄都正合适。把它夹在面前一个小虎头钳上,瞅一眼钥匙,用锉刀锉一下,几把锉刀从大到小依次使用之后,又把它和原来的钥匙放在一起,已然很接近了。再把它们对齐了固定好,用最小一号锉刀细细地锉正在制作的那把。冰锋尽管着急,但眼见进展显著,心里也就踏实了。锁匠终于停下手来,又把它们放在一起比了比,呼出一口气,似乎那恶臭是他精巧手艺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动力。然后两只手各拿一把,递给了冰锋,笑着说,你还挺着急啊。没问题,我配的钥匙,从来没人找回来过。


冰锋交了钱,正要离开,锁匠说,如果不放心,在钥匙上抹点铅笔芯末儿,再往锁眼里捅,但其实用不着。冰锋答应着,没有回头,出了门。站在街上,将两把钥匙合在一起,除了原来那把上面刻有厂家名字,简直不失毫厘。他快步走回家去。冬天的阳光晒在脸上,柔和,轻松,甚至有些软弱。路边的槐树叶子都落光了,枝条纹丝不动。偶尔有轻风吹过,阳光并不能消除冷感,只是减弱了这种感觉。这时觉得吸入的空气特别新鲜,比一年里其他季节都新鲜。但一旦走进墙边的阴影,立刻就感到寒冷了。



回到家,冰锋将钥匙加回钥匙串,将钥匙串放回双肩包,又调整了一下里面东西的位置,还将包重新摆了摆。然后拿起那本《1984》接着读,却读不下去了。大概过了半小时,听见叶生的脚步声。她推门进来,又带进来一股寒气。手里提着两个大纸盒子,一个褐色的,短高;一个黑色的,长扁,有通常鞋盒四个那么大。冰锋站起身来,问,什么东西啊?叶生说,是一个包,一双靴子。冰锋说,靴子还用到美国去买?叶生抬起腿,让他看脚上的靴子,说,可不是在百货大楼买的四五十块这种啊。


她脱下大衣,里面穿了件杏色的堆堆领毛衣。把褐色的盒子放在小圆桌上,盒盖上印着一行黑字  “LOUIS VUITTON”  ,打开,里面有一层薄纸,再里面是一个米黄色的布袋,上边印着同样的外文字。从布袋里取出一个水桶包,大红的皮面上布满金色的水波花纹。她把包挎在肩上,在大衣柜的镜子前来回扭了扭身子,问,好看吗?大川他们送给我的毕业礼物。二川说这是 LV 最新款的 EPI 皮具系列。不过是不是太张扬了?好啦,结束。她按原包装把包收好,没有再打开那个装靴子的盒子,只是说,什么时候咱们去骑马吧,稻香湖公园和圆明园去年都开了跑马场。冰锋说,这得多好的交情啊,从美国给你带这么大的东西过来。叶生说,都是二川,特地嘱咐原包装一定要保存齐全,好在分量不重。


她从大衣兜里掏出一盒录音带,递给冰锋,说,这个可能更珍贵,是托二川录的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咱们听吧。他那么有名,我还从来没听过呢。冰锋把卡带放进书桌上的松下录音机里,按下 PLAY 键。是那种节奏感很强的旋律,接着杰克逊开始唱了,两个人诧异地对视了一下,叶生说,怎么像是猫叫啊。继续听下去,她盯着录音机上闪亮的指示灯,忽然喃喃地说,啊,美国。


听完一曲,叶生按了 STOP 键,说,先别忙着做饭,我跟你说点事。她拉着冰锋在床边坐下,稍显严肃地说,我现在又有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二川也在帮我办自留。我还在犹豫,公派就还有个回来的问题,但凭我的托福成绩,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的奖学金都有资格申请。再说大川他们也说了,不缺这个钱,不会让你去端盘子。其实我知道留学生没有不打工的,我也想锻炼一下自己。冰锋不禁浮想联翩:与自己同一代的几个人,Apple,杨明,大川,尚芳,芸芸,铁锋,还有小妹,都在各自的现实人生里向前迈了或大或小的一步,现在叶生也跃跃欲试了,只有自己还停留在原来的阴影里,说到底还是人各有志吧。他苦笑了一下。



叶生接着说,其实我还没想好将来干什么,我只是想知道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尤其因为写毕业论文,读了不少黑色幽默的作品,有的还没翻译过来,那里描写的美国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更想亲眼看一下。也许看一下还不够,需要真正生活一段时间,体验一下,所以我很想去留学。当然,没准还能亲眼见到约瑟夫·海勒或小库特·冯尼格本人呢,可以请他们给我签名。海勒想请他签《二十二条军规》,冯尼格想请他签《五号屠场》,当然要找英文初版本了,我听二川说,纽约公共图书馆或者什么书店,经常举办作家的朗读会。冰锋听了,完全插不上话。美国是他的世界之外的一个地方,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叶生拉住冰锋的手,她的手有些骨感,但热乎乎的。她说,我考虑的是你,是怎么和你一起去。冰锋想,怎么她也变得跟芸芸一样了呢?只不过态度和蔼些,温柔些,不那么咄咄逼人,像是下最后通牒罢了。叶生的语气转而沉重起来:我总担心我爸爸二次心梗,那就完了。说实话,他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冰锋还是第一次听她这么说。叶生接着说,等爸爸不在了,我是想去美国的,那时你可以跟我一起走,咱们俩共同创造新的生活。冰锋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她谈论父亲病情的话里,仿佛自己整个人都被吸进去了,四周一片黑暗,寂然无声;她后边的话没听进去,也就没有回应。


叶生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等,我可以让大川或尚芳回来替我,现在咱们就一起走。其实也不耽误他们公司的生意,反正好些事要在北京办,办事处也得有人盯着。二川在美国关系多,出国手续他给你办,担保什么的都没问题。冰锋的注意力已经回到她身上了。看得出来,叶生讲这番话,肯定下了很大决心,付出了很大牺牲;但又尽量说得轻松,简单,好像还是去一趟天津那种地方,当天就能往返。



冰锋说,我一时还去不了,还有件事情要办。叶生说,什么事,能告诉我吗?冰锋这句话,自己听了都吃了一惊,突然有种图穷匕首见的感觉,仿佛有一束强光从头顶上投下来,单单把他们俩照亮,周围都笼罩在黑暗中。他笑了笑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叶生哦了一声,没再追问。


隔了一会儿,叶生重又一脸认真地说,那么出不出国呢?冰锋说,我知道你对我的好,很感谢你。叶生似乎认为他已经同意了,微笑起来。冰锋明白,她实际上是被自己强行留在了这个时代。他说,不是要去海南岛看哈雷彗星吗?叶生说,是啊,但现在我爸爸这情形,我真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另外好像说法又变了,改成四月下旬到五月底在南方低纬度地区适于观看了。其实咱们去美国,也能看得见吧。冰锋没有说话。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叶生用手轻轻摆弄着那个双肩包,突然抬起头来,望着冰锋说,你想不想跟我结婚呢?不等他回答,又说,我今晚住下不走了吧。她做出撒娇的样子,还带一点潇洒;他却觉得,她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她甚至根本就没有失态过,对此他也有些难堪,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她的包恰巧失手掉在了地上,动静还不小——大概只是被自己弄得有些手足无措而已。她边起身弯腰去捡,边故作轻松说,我跟你开玩笑呢。


叶生说这话时,正好背对着冰锋,他也看不到她的脸。她的毛衣后襟下缘没有拉好,被牛仔裤紧紧包裹着的屁股对着他,裤子大腿根处有几道横褶。冰锋发现这段时间叶生忽然长大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凸出了,也结实了。她变得茁壮了,就像一只雌性动物。他一时记不起在哪里读到的话:对女人来说不是成长,而是诞生。一个生命在另一个生命里站立起来。


叶生戴上毛线帽,毛衣领口露出细长的脖子,胸脯看着又宽又厚。她把围脖搭在脖子上,用低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我对你真的没有一点吸引力么?她的话,她的神情,都很天真,也很诚恳,但能明显看出内心的焦渴,就像她是赤身裸体站在他的面前。她从来没有这样过。冰锋从她身上感受到了一丝绝望。


叶生没来得及围好围脖,也没系上大衣扣子,突然凑上来亲吻了他一下,那动作不像一个人,倒像一只猫——他首先感到她的领口处冒出一股热气,仿佛是生命的气息;接着她的两个高高的乳房顶在他身上。接吻,这在他们的关系中还是第一次——叶生显然有备而来,除了凑近冰锋的动作有些跌跌撞撞外,短暂的时间里,这个吻实在太充分,也太完满了:她的嘴本来就大,把他的嘴整个给包住了;吻得又是那么用力,简直像是要把他嘴里包括舌头在内的所有东西都给吸走。叶生的这个吻,似乎酝酿了很久,期待了很久,它的意义也将延续很久;冰锋则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被搞得很狼狈,也就没有相应的反应。


看到冰锋的反应——先是愕然,继而是无所反应,叶生相当尴尬,脸一下红了,即使在黯淡的灯光下,也能清晰看到。她匆匆地说,对不起。眼睛里充盈着泪水,只是没有流下来。她抓起两个纸盒,仍然没系上大衣扣子,拉开门出去了。冰锋又愣了一会儿,然后追到院子里,除了自家门与窗户投出的光线,其他地方都在黑暗之中,已经看不见她的踪影了。院门口传来几下搬动自行车的声响,接下来一片沉寂。



冰锋感到一种压迫,又觉得莫名其妙,而这已足以化解所有的压迫、障碍、惶惑和难堪了。回味起来,叶生那一吻给他的感觉,是自己仿佛站在一个松垮的沙丘边上,脚下的根基正在坍塌。他只记得她嘴唇的丰盈,柔软,湿润,味道清新——是那种青苹果的芳香,不是面的,而是脆的苹果,而且丝毫没有苹果完全熟透了的微微的酒味。这是以前跟芸芸接吻时感受不到的。而在那一吻的后面,叶生身上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蓄势待发,这竟引起他些微躁动。在迄今为止与叶生的交往中,冰锋一直回避着“性”的问题,彼此只是握握手,轻轻拥抱一下,她对此似乎已经很享受了。在冰锋看来,回避了这一问题,他就没有辜负她,没有损害她,他们也就可以各自全身而退。现在叶生突然将它横亘在他们之间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觉得饿了,打算做点吃的。打开冰箱,拿出一个鸡蛋,放在桌上。转身去拿挂面,鸡蛋自己在桌上转了个圈儿,到了桌边有瞬间的迟疑,接着就一下子掉到地上摔得粉碎,连蛋黄都散了。整个有如自杀的过程冰锋看在眼里,却来不及出手挽救,脑子里只冒出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对此他不是惋惜,而是同情。但随即就厌烦起自己身上莫名其妙沾染的这种文人积习了。他一边收拾地上那个碎鸡蛋,一边提醒自己,重要的是做而不是想,尤其不是什么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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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说,那我陪你走一段,正好说个事。你知道吗?叶生为了你,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这是多大的牺牲啊,如今谁不梦想出国呢,何况这孩子还是公派的。冰锋想,或许还不如自己与叶生没有重新相遇呢,那么就不至于耽误她了,她也就可以有自己美好幸福的未来。但他却说,她是为了她父亲,走不开吧。Apple 说,呸!你真有脸说这种话。 


冰锋接着想,其实叶生出国,倒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她也就离开了这是非之地。她这么纯洁善良的人,原本不应该卷到这种事情里的。Apple 说,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对她好,千万别欺骗她,她可是那种痴情女子啊。本来刚才就想说的,但我怕她不好意思,你们毕竟到现在也没有把关系挑明。冰锋无言以对。


Apple 换了种语调,仿佛不只说给冰锋,而且面对更多听众:世上有一种女人,她所渴望的是爱情,或者说她所爱上的是爱情本身,而未必是真的爱上了哪个人。她渴望在爱情之中改变自己,满足自己,而不是在与什么人的关系之中。这样的女人对平庸的人生肯定不屑一顾;但一旦有个人处在她爱的对象的位置,有可能给她带来的伤害也最大。然而假如无人理会,爱情兴许在她心中熄灭,她也从此消沉下去,幸运的话,还可以做个寻常人;否则就自暴自弃了。冰锋听她说这些,就像是在背诵一本他没有读过的书上的话,需要慢慢琢磨才能理解。


他们走在东交民巷,沿着同仁医院南楼的墙根拐进崇文门内大街。楼上楼下都熄着灯。路过医院大门,里面的中楼也是带半地下室的二层欧式建筑,左右对称的多边形角楼各有一个高高的尖顶。街上没有什么行人,身边缓缓驶过一辆电车,一个老年乘客,隔着车窗漠然地看着他们。Apple 说,你别以为她一味的随和,没有主意,她只是尽力抑制自己的大小姐脾气,未必真的是个滥好人。她其实自信得很,而且一门心思,认准的事情轻易不会放弃。记得跟你说过,上大一时她妈妈病了,后来去世了。学校以为她功课准得拉下,结果门门都考了全系第一,让大家刮目相看。其实她平时成绩就很好,但她不张扬,样子懒懒散散的,别人就以为她不用功,而且她是高干出身,长得又挺招人的,就当她是花瓶了。她这种相貌、这种出身的人,根本用不着努力;努力了,别人也看不见。


《受命》手绘地图


见冰锋不说话,Apple 接着说,刚才你提到她爸爸,他们的感情比她跟她妈差得远了。只是因为她妈死了,才对爸爸多了些依恋;她又是个孝女,当初怎么伺候妈妈,现在也怎么伺候爸爸。妈妈爸爸都不在了,她会觉得特别孤苦伶仃,等熬过去了之后,又会变得非常坚强。说实话她不是不能离开,她哥哥嫂子在深圳,随时可以回来一个。他们全家都宠着她,她要是非去美国不可,谁敢说个不字?


他们走过东单公园。公园已经关门了,隔着铁栅栏,看见里面的假山,山上的树,都被月光照亮了。一阵风刮过,片片落叶越过栅栏,纷纷飘到便道上。Apple 继续说,我说过这孩子太不现实,你猜她怎么回答,她说自己不需要现实。我还是不明白,你到底有多大本事,能让她这么为你牺牲。扶助和仰慕本来多少有所冲突,爱情却将二者奇怪地变成了一回事。你穷,你没有多大出息,你什么作品都没写出来,还有你不会骑车,在她那儿也许都成了优点,或者是她需要为你付出的,补足的。爱情这玩意儿,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的看法是,性爱是真的,爱情是假的,未必蒙得了别人,但肯定会把自己给蒙了。冰锋想,自己过去大概误读了 Apple 的诗了。


过了东单路口,Apple 站住了脚,说,我去坐 108 路电车,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我再说一句你听着可能认为庸俗的话,他们这种人家,谈婚论嫁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她大哥二哥找的人家都是部长级的,祝大川的岳父比他爸爸的级别还高呢。尽管已经预先打了招呼,冰锋听着,觉得岂止如其所说庸俗而已,街道上的老娘儿们恐怕也难说出这种话。何况叶生家有谁认为她要谈婚论嫁了呢。Apple 可是个诗人啊,而且是很了不起的诗人。这样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这么截然对立的两面呢,而且庸俗的一面几乎要压倒高雅的一面了。


城市的冬夜非常安静,那些房屋,树,道路,偶尔驶过的车辆,都像是打着盹,或者是梦游者。只听见 Apple 格登格登的脚步声,路灯照亮了她穿的皮裤和皮靴,步伐像个机器人。她往北走远了。想到今后大概再也不能见面了,冰锋隐约有些惋惜,虽然他也知道,自己在她心目中并无地位,肯定将在她首批遗忘的故国人士之列。但是 Apple 毕竟是他认识的最有才华的人,尽管他对写作已经不感兴趣了。


北京东单公园

冰锋沿着建国门内大街向东走去,24 路汽车站就在前面,孤零零一个站牌子。他又想起刚才读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卡里略那些话说得多么有力,但又是多么无奈。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法拉奇了吧——当然她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置身事外——但这种理解显然无济于事。卡里略需要的是一个事实。想到佛朗哥在他讲这番话之后不久就寿终正寝了,冰锋觉得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只剩下绝望了。


他上了车,售票员之外,只有两位乘客。车开动了。他又想,不对,卡里略与佛朗哥个人之间并无冤仇,完全是一种有关正义和公正的观念使然,说得大一点,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事情,佛朗哥被视为敌对阶级的代表,卡里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伍子胥则与此无关,他只是报仇雪恨而已。冰锋突然感到,在他一向苦苦思索的一切之上,有什么要更广大,也更深刻;相比之下,他和伍子胥的追求似乎稍嫌低了,小了。


但他随即想到,卡里略那种出于观念的复仇要求,很容易得到化解——只需要观念更新就行了;而伍子胥和自己才真是没有退路的人。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与伍子胥属于同一命运,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渴求一种伍子胥式的复仇。无论如何,卡里略的意思里至少有一部分与这种复仇是重合的,仅仅这一部分已经深深打动了他,那里说的正是他想说的话。书中那段文字给予冰锋的刺激,或许比来自伍子胥的故事的更大,因为实际上道出了伍子胥最终的遗憾所在。楚平王死了,他的掘坟、鞭尸之举,无疑都是这种遗憾的反映。一切都昭然若揭:历史为自己得以存在,既选择了陆冰锋,又选择了祝部长;就像许多年以前,既选择了伍子胥,又选择了楚平王一样。


下了车,街上空无一人。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高悬中天,周围黑沉沉的,黑到不透气的程度,看不见一颗星星,也没有一丝云彩。仰头望去,有种置身井底的感觉。他想起来,今天是下元节,一个已经废弃的祭祀祖先的日子。


叶生早就和冰锋约好,跨年之际,找个地方去迎接新的一年。听说大钟寺元旦零点敲钟,九点、十二点、下午三点还要敲,但去的人一定很多,而且是在庙里,没有多大意思,不如另外挑选一个有大钟的地方。冰锋说,那么只能去电报大楼,或者北京站了。叶生说,去电报大楼吧,也让我拿一回主意。


冰锋乘 24 路汽车到了东单,还没下来,就看见叶生推着自行车,站在一盏路灯底下。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穿了军棉大衣,都显得很臃肿。她身上那件特别新,显然是头一次穿,前摆还有折叠过的痕迹,在橘黄色路灯照耀下,原来的军绿色变得接近于黄色,前襟两排棕色塑料大圆扣,每排五个,一排是装饰,另一排系得严严实实。后面束腰带上也装饰着两个同样的扣子。头上戴着一顶很大的水獭皮帽子,相当有型,跟她的身材和面部轮廓很相称;毛皮是深褐色的,泛着一种高贵的光泽,看去松软、轻柔,恰与她穿的军棉大衣粗糙的棕色栽绒领子形成鲜明对比。叶生见冰锋盯着她的帽子看,说,这是妈妈留给我的。冰锋想,她的一家一直过着那种幸福、舒适、有秩序的生活,这一秩序甚至不因某个成员的离去而受到破坏。心中不禁生出些微反感,但很快就过去了。他笑着说,你这打扮,像个白俄军官。叶生说,嗯,我是个女匪徒。



已经过了十一点,没有公交车了。叶生跨上自行车,冰锋侧身坐在后座上。她还是老样子,屁股悬空,直着身子,站在脚蹬子上骑了起来。等她坐到座位上,他才伸出双手轻轻搂住她的腰,虽然隔着厚厚的棉大衣,也感觉不到那里是腰。她的棉大衣下面露出两条被牛仔裤紧紧裹着的强健的小腿,脚上还是那双马丁靴,靴口有一截黑色的毛线袜子。坐下来骑车时,双腿蹬车的动作有些机械,像是连杆快速地牵动轴承旋转一样。叶生一路顶风向西骑去,不时就要采用那个站着的姿势蹬车。她的身体形容起来应该是“娇小”的某个反义词,反正把迎面刮来的风都给遮挡住了。每到一处路口,赶上红灯就踏踏实实等着,绿灯则下来推车走过去,虽然街上既没有警察,也很少见到行人和汽车。


到了电报大楼,还有几个人也站在人行道上守候,一起仰望着顶层钟楼上那座四面都有白色钟盘的大钟。可惜过了十点钟就不响了,但当短针和长针在十二点处重叠的那一刻,冰锋仿佛听见自己心里响了一声。他的手和叶生的手拉在了一起,身边有人欢呼起来。其他人随即离开,只剩下他们俩。叶生还在望着大钟,忽然说, “For last year’s words belong to last year’s language and next year’swords await another voice.”


诗人艾略特


冰锋问,你说什么呢?叶生说,这是艾略特的两句诗:“去年的话用的是去年的言语,来年的话要用另一种形式表达。”是我随口译的,翻译家会有更好的译法吧。冰锋说,写得真好。除了那次问起诗剧的事情,叶生这阵子不大跟他谈论文学了。冰锋想,大概文学之于她,好比小时候得的一场热病,过去也就过去了。现在忽然听她背诵起诗来,好像又成了那个文艺女青年。


叶生说,前几天我想快到新年了,忽然记起这两句诗,感觉其中有个意思,很怪。冰锋说,是什么呢?叶生说,这里的 last year 和 next year 都基于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间点。按照一般的逻辑,在 last year 和 next year 之间应当还有一个 this year,就是今年。只是因为这里的 this year 等于零,所以 last year 过后直接是 next year 。你看,只有我们两个是活在今年的人。冰锋略感意外地说,哦,今年等于零。


叶生开始讲去年和前年自己怎么过的新年,冰锋却还在想她刚才念的诗,以及她和自己的对话,心里忽然沉重起来,感慨地说,只怕我们还没有找到来年另外的表达形式,就已经忘掉了去年的言语。叶生没有搭茬儿。冰锋又说,在我们的一生里,可能也有这么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间点。叶生沉思了一下说,也许人类历史也有这样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间点,我们置身其中,还以为是一个时代。


这回轮到冰锋沉默了。但叶生像是并未察觉,又说,我希望以往的一切随着去年的过去而结束,未来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而开始。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听起来是一句最俗气的话了,但这时候还是想说一遍。你知道吗?明年连粮票、米票和油票的计量单位都要改了,原来的斤和两,改成千克和克了,真有意思。冰锋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上班又特别忙,有点犯困,想提议不如各自回家,又不愿扫她的兴。


叶生说,报上说日本芙蓉财团要投资建造一座四百米高的北京塔,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变成现实。我见过东京塔夜景的照片,很漂亮,是不是也要建成那个样子呢?冰锋想,这未免太遥远了,自己简直无法企及。叶生说,你大概会笑我幼稚吧。我对类似这样的事情,确实总是诚心诚意地期待着,甚至有种小小的激动。我经历过的事情很少——除了我妈妈去世,但这件事对我来说,还只限于一个巨大的打击,一种没法忍受的悲伤。生与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界限,或许还得过些年,等我活得久一点,才能真正弄明白。我小时候简直无忧无虑,家里什么都给安排好了,无论小学、中学,都没留下深刻的记忆。再加上我又比你们小几岁,错过了很多事情,你上大学时的一些事,我都没赶上。冰锋说,这些我也都没有参与啊。


东京塔夜景


叶生说,是吗,为什么呢?等到我上了大学,这些都过去了。你们那时候读萨特,读尼采,读弗洛伊德;我们呢,读琼瑶,读三毛,读金庸。说到这里,她自嘲地说,其实我读金庸,还挺上瘾的。我也向往三毛的生活,对我来说,好比是一间幽闭的房子开了一扇窗户,窗外有大海,有蓝天,有沙漠,有橄榄树,当然,还有她的荷西。冰锋偷偷打了个哈欠,叶生没有看见。她提到的这几个人,他只读过一本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并不怎么投缘。


叶生稍显激动地说,我讲这些,在你眼里可能更幼稚浅薄了。但我对这世界,对我们的生活,对未来,总还是愿意抱着一种善意的态度。善意是我活下去,并且争取好好活下去的动力。比起恶意地看世界,善意地看世界其实要困难得多。因为善意像是棵小树苗,根扎得很浅,一阵风吹来没准就动摇了,而这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与我们有关的,无关的,往往构成对我们心中的善意或大或小的打击。相比之下,恶意简直是一棵大树,它根植于整个历史,整个现实,又高又壮,实在太结实了。但我在乐观与悲观之间,还是愿意选择前者。我们班上有个同学非常悲观,说过一句话:假如我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我根本不会出生;假如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人,我早就死了。我对他说,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想做世上第一个乐观的人,最后一个善良的人。虽然我也知道,只有睁开眼睛,善良才不会变成迟钝,甚至愚蠢。她停了一下又说,恨与爱也是这样。我承认,作为一种情感,恨看起来比爱深刻得多,丰富得多,当然更强大得多。但我还是认为,这世界所需要的是爱而不是恨,最终爱可以化解一切。记得我和你谈到过《呼啸山庄》,如果让我挑选的话,我既不想当那里的希刺克厉夫,也不想当凯瑟琳。我想当小凯瑟琳和哈里顿·恩萧,他们多少修补了被希刺克厉夫破坏了的那个世界。


电影《呼啸山庄》


他们走到马路对过,一幢楼顶有些错落的二层楼房,高大的上层墙面正中竖着手写体的“首都电影院”,“院”字被横悬的宽银幕立体声电影《超人》的广告牌遮住了一半。大门里黑洞洞的,最后一场电影早已散场。叶生说,咱们走走吧。冰锋又想说回家吧,但还是没说出口。路过西长安街邮电局,也黑着灯,玻璃窗上反射着路灯的光。来到北新华街口上,叶生往南指了一下说,音乐厅已经盖好了,挺漂亮的,星期天我来看了一下。一月四号首演式,曲目是《黄河大合唱》和《欢乐颂》。可以搞到票,但我想你不会愿意凑这热闹,还是过些天再来吧。记得上次来这里还是个大坑呢,这期间咱们分开,又重新在一起,它居然已经盖好了。要不要过去看一眼?冰锋说,不了,找时间去听一场好了。叶生说,那得等有更好的曲目,更好的乐团,更好的指挥。交响乐当然可以听,但我想听的是室内乐,像钢琴三重奏或弦乐四重奏什么的。冰锋对此是外行,只能随声附和。


叶生接着说,其实咱们在一起,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三四月份一起去海南岛看哈雷彗星吧,兴许还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冰锋问,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是说那时北京能看到哈雷彗星么?叶生说,说法又变了,北京那时就看不见了,要去海南岛,那里还能看到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北京,那个尾巴始终看不明显。我知道了这消息,对北京就有点失望了。隔了一会儿,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要看最完整的哈雷彗星,因为这辈子只能看一次——下一次是七十六年之后,咱们都不在了,就是在,眼睛大概也看不见了。我也想要最好的人生,因为只能活一辈子。


两个人继续沿着西长安街向东走去。叶生一路推着车,车链子偶尔发出轻微的声响。他们走过新华门对面那道西洋式花墙,路灯照耀下,墙上朴拙而又不失华丽的花形雕塑看得清清楚楚。墙上方那排窄长的缝隙里,露出了晴朗的夜空。这条路他们不止一次走过,现在谁都不出声了,似乎要一起好好欣赏那长长的花墙,宽阔的人行道,路边一棵又一棵国槐。走着走着,都站住了脚,仰望伸向夜空的光秃的树冠,淡淡泛着白光的每一枝都那么舒展,那么漂亮。背后一盏路灯的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前面一棵树的树干上。而另一边,是安安静静的大街,偶尔有车辆悄悄驶过。冰锋忽然精神起来,想起他们在电报大楼下面说的话,觉得身处此情此景之中,却有如一个梦境,而且昙花一现,应该特别加以珍惜——譬如拉住叶生的手,拥抱她,亲吻她,要她记住这个地方,这个夜晚;但又明确有种预感,一切行将不复存在,不免暗自悲哀起来。


(上文摘自《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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