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搜之下,大学仍以缄默面对死亡?死亡悲剧是否公共事务?

吐槽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 2021-04-16 08:48

摘要:南京大学的校园悲剧让人痛心,面对类似事件,舆论常表现出强烈的关注,而大学一般都讳莫如深,爆炸与沉默截然冲突。应该以何种态度去面对这种非正常死亡?两位同学不同角度的分析,值得分享。吴雨萱同学认为,相比内部通知和阻断消息,让生者感受到来自校方的关心、支持,让学生体知到生的希望与人的温情,应该是一堂更伟大的死亡教育课。而何健民同学则认为,刑事法并不调整自杀事件,其他法律一般也不会在个体死亡与法律系统之间建立公共性联系,这不是公共事务,公众好奇心无法证成公共性,慈悲心可能带来非意图的负面效应,应尊重家属意愿。哪种观点更有合理性,交由读者诸君判断。



热搜之下,大学仍以缄默面对死亡


   吴雨萱 文


近日,南京大学一位博士生选择从高楼坠下,让人痛心。事情很快发酵并冲上热搜,但如同近年来多起校园内发生的类似悲剧,学校多讳莫如深。为什么,面对身边的生命逝去,大学仍然选择缄默?


另一边,在清明节这天,#多所高校开设死亡教育课#、#00后开始立遗嘱了#再次霸屏热搜,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以生死教育课程的火爆为傲,而00后则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面貌趋新的生死观。


高中时,同年级的一位女孩以同样凄然的方式,从教学楼四楼坠下,选择了死亡。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人说是校园霸凌,有人说是学业压力。我和好友第二天在坠落之处为她送上了一束鲜花,但下课后这束花消失了。而直到毕业,我也未从老师闪烁的言辞中得知事情的始末,仿佛女孩的离去轻得没留下任何一点痕迹,只有那句“不要在网上讨论”指向房间里的大象。


这仿佛也是许多高校应对此类事件的第一反应——不要上网,不要曝光,尽量减少事件的负面影响。诚然,站在校方,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也出于避免卷入舆论风暴的考虑,尽可能阻断舆情的发酵无可厚非。但近期类似事件的屡屡以“知情人”的方式登上热搜,映照出在信息时代想要阻断消息的天真。反而,对此的三缄其口不仅放大了网络上无端的猜测,也折射出社会正以复杂的缄默面对死亡。


我们的文化重生而轻死,死亡是隐晦而沉重的忌讳。但现如今,人们似乎更加认识到死亡的意义,如史铁生所说:“死亡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以认识死亡、敬畏生命为宗旨的死亡教育一时成为热点。报道称,现有20多所高校开展死亡教育,很受学生欢迎。由此看来,我们看似对死亡更加坦然,但在面对令人绝望的自杀事件时,我们却展现出更多复杂的情愫。

对比高校在此类事件面前的沉默,我们足以看见个中难示于人的褶皱:在当下,一个人的离去,有太多纠缠的原因,而校方、学生、社会各有其视野,有其想要读出来的信息、情绪、爆点,因此这份离去被蒙上了太多可能本不属于它的恐惧、声讨、思量和叹息。于是摆到台面上来的,只有缄默,只能有缄默。我们仍未能正视死亡:从三缄其口,到过度解读,都是死亡本身的含义被扭曲、被消费的一种方式。


如同死亡本身一般,死亡教育也不是凝固在课件上的几串字符,而是流动在生活中的一环。因此,作为高校,相比起追逐热点开展死亡教育课程,正视周围生命的逝去似乎才应该是第一步。相比闪烁其词和保持沉默,允许并引导对逝者的敬与悼,允许一朵鲜花为逝者的绽放,难道不是对逝者更大的尊重吗?相比内部通知和阻断消息,让生者感受到来自校方的关心、支持,让学生体知到生的希望与人的温情,难道不是一堂更伟大的死亡教育课吗?



校园自杀悲剧是公共事务吗


   何健民 文


近日,#南大仙林十九栋#话题上热搜,校园自杀悲剧引发公众关注。公号“NJU核真录”发布了《有关自杀传染的15个事实以及媒体和学校该注意的事》一文,科普了自杀的传染效应并对媒体和学校提出了处理自杀事件建议。笔者无意补充该文未提到的具体建议,而希望通过讨论校园自杀报道是否属于公共性事务,以明确自杀事件的知情权分配。


公共性事务不同于私人性事务,是因为它关乎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一般群体具有重大联系,其负责人受公众之托而为管理,负有使其公开化、透明化的义务,一个例证即现代政府信息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而一个生命的非自然终结,会关乎社会公共利益吗?刑事法方面,死亡事件出现后,需要通过刑事侦查手段确定死者为自杀还是他杀,若是非自杀则可能存在犯罪行为,但若能排除他人对死亡的影响,一大学生仅仅因其自身选择而跳楼轻生,则不属于“刑事犯罪”而仅是“事件”。也就是说,刑事法并不调整自杀事件。同时,其他法律一般也不会在个体死亡与法律系统之间建立公共性联系。


如果调整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法律不能赋予自杀报道以公共性,那何者可以?大众的好奇心吗?因为你想知道,所以你有权知道?大众的慈悲心吗?因为你想关爱,所以你有权知道?大众的责任心吗?因为你想痛击校园自杀背后可能存在的阴暗角,所以你有权知道?


关于大众好奇心,仅凭纯粹好奇本身,显然难证成公共性。关于大众慈悲心,虽系出于善良本性,或出于死亡教育倡导的正视死亡、珍惜生命价值,或出于安抚家属的作用,但若慈悲者已然成众,接连来访,死者家属与其被安抚可能更想要一个安宁空间,成规模的人群可能会导致自杀报道的衍生报道的产生,从而加快启动自杀传染效应。关于大众责任心,人人都希望校园能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若大学生自杀,那很可能是学校端出现了问题,比如导师压力、就业困难、科研评比等等,可是以这种方式透露相关私人信息,能为背后社会问题的解决带来直接作用吗?可见,这三者都难以证成校园自杀报道的公共性,也就是说这类事件属于逝者和家属私人性的,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

不过,流量时代里,大众关注的确能促进社会问题更及时解决,但并非直接的,中间需要经过调查、取证、研讨、决策等过程,这些过程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核心。那么,在自杀事件私人性和社会问题解决效率二者之间,可有两全之策?


明确分配自杀事件具体信息的知情权,或可两全。若事件不涉及刑事法或者其他公共性法律,则无需公开。但应允许公众知晓自杀事件的存在、死者学校,以提高关注;但无需透露死者身份、自杀方式等细节,一保隐私,二免家属痛苦回忆再现,三防自杀传染。关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则将校园现有问题纳入刑事法等法律制度调整范围以确立公共性,此外,若家属愿意公开事件始末以解决背后的已有的、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实则大益,但若不愿公开,其知情权应大于公众,毕竟,校园自杀事件尚非公共性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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