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诬陷别人失败后是真的会“反弹”的

SME科技故事 2021-04-17 00:00


所谓诬告陷害,是指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行为。

 

在法律层面上,我们对诬告陷害罪有十分明确严谨的规定。不过日常生活中,诬陷常常与毁谤、造谣、抹黑等行为联系在一起,也是一种可能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

 

近年来,就有一系列涉及诬陷毁谤和造谣抹黑的案例引起了大量的讨论。


2018年在澳大利亚拍戏时身陷性侵丑闻的艺人高云翔,打了足足两年官司才被判定所有罪名均不成立,在2020年被允许返回中国

2020年9月,杭州一名男子因为前妻的举报,被以猥亵亲生女儿的嫌疑刑拘,后又被取保候审。

经过他四个多月的奔走自证,才获得了当地公安局的《撤销案件决定书》。但这期间他被错误羁押、丢工作、留下犯罪记录等等遭遇,却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道歉或者交代。

为此他向公安机关提起了关于前妻诬告陷害的诉讼,并向当地警方提出国家赔偿。这几天成为了公众讨论的一个小热点。


在这个案件中,被告者的前妻声称是自己的女儿无意中模仿并描述了父亲猥亵自己的具体行为,才让她选择到当地妇联举报。而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证据”。

或许有人会以为,这不是很简单问一下那个女童就解决的事情吗?还真不是。

历史上因为过度相信儿童证词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实在太多了。其中最著名的可能要数台湾那个一度令听者毛骨悚然的“吴瑞云命案”。

台湾 吴瑞云夫妇新婚照

1988年,一位中年妇人到警局报案称自己的女儿惨遭女婿杀害。证据是她女儿失踪后,老妇人悄悄问外孙“妈妈去了哪里”,结果小孩子跟她说“爸爸把妈妈的头拿下来了喔”

而在警方的追问调查下,尽管嫌疑男子一直喊冤,两个小孩却持续爆出各种惊人的猛料,譬如“爸爸要我们说,妈妈跟别的男生一起走了”、“爸爸晚上把妈妈的脚拿下来,和一些肚子里的东西放在袋子里,我觉得很奇怪”之类的话。

后来这两个小兄妹甚至指出“爸爸带我们一起去埋妈妈”的详细地点——就在台湾青年公园跑马场附近。但是警方搜遍了整个公园,根本找不到任何相关的线索。

当时的台媒报道

嫌疑人被羁押多日,但案件一直毫无进展。直到后来一次开庭过程中检察官要求他们的外婆离场,再问小孩“爸爸杀了妈妈吗?”——两个小孩一致摇头说“不知道……”

再问:“是有人教你们这样讲的吗?”

一段时间后,4岁的妹妹在全场的注视中对检察官点了点头。

1991这个外婆还主导了一出做法事寻女儿的闹剧,导致去看热闹的台湾警政署长和刑事局长被舆论批评“不务正业”

四年后,“分尸疑案女主角”吴瑞云突然回到家中,这段由于儿童证词混淆视听引起轰动的大疑案才终于真相告白。

原来这个女子只是“找到真爱”后隐姓埋名离家出走了,因为害怕男友得知自己已婚而分手,所以隐瞒身份到生了小孩需要上户口才不得已回家。

而他们的外婆也因为疑似谎报案情和教唆两名外孙捏造证词,而被提起诬告罪公诉。

虽然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被判无罪,但此案也给全世界警界留下了“幼儿证词可信度极低”的一个经验教训。

这个为自己女儿设立的“灵堂”,后来成了吴母被判无罪的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这上述案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一个之前未被重视的问题。那就是,被诬告者为了自证清白而失去的时间、精力、财富等等,该由谁来赔偿呢?

或者反过来说,诬告者根据一些难以证实的线索给被告者带来这么多的麻烦,被证实诬告后是不是应该有所惩罚?

其实,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有“诬告反坐”的传统。所谓“诬告反坐”,指的就是将被诬告的罪名所应得的刑罚加受到诬告人的身上。这种制度从秦汉时期出现,直到清末才被废除。

按诬告反坐制度 看起来很多冤情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诬告反坐制度在面对不久前罗冠军被诬告强奸案”之类的案件时,似乎可以帮助执行正义,惩罚利用大众同情心的“恶人们”。

但其实这也面临诉讼风险变大,很多情况下普通百姓只能忍气吞声的负面影响。

所以可能其实并没有一种完美的法律,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们心中的道德



【吳瑞雲命案】「爸爸拿下媽媽的頭」,幼兒證詞揭露恐怖命案? 重大歷史懸疑案件調查辦公室. 2019-7-24
张锦源. 诬告陷害罪研究. 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4
袁文娟. 诬告反坐制度的法律价值研究.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5
屈超立. 古代中国如何防范诬告行为. 人民政坛. 20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