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口:“顽主”母题与青年工作伦理

质化研究 2021-04-16 14:54





作为王朔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顽主》的故事、人物,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的集体生活境遇的表征之一。如何透过作品看到人-社会语境间的勾连,通过这篇文章也许可以窥见一二。


作者:王昱娟

来源《热风学术》·第十二辑·2020年6月


摘要

传统京剧曲目《三岔口》讲述了一个关于“误会”的故事,其在八十年代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中的闪现颇具隐喻性。从影片《顽主》到《甲方乙方》再到《私人订制》,“顽主”形象经历了三十年当然有所变化,不过从叙事角度看,这一系列电影都讲述了关于“工作”的故事,从八十年代对“单位制”的解构和建构,到九十年代“公司制”兴起之后,乙方精神的恪守和超越,再到新的环境和社会阶层问题爆发的当下,对商业资本的自我解构,中年“顽主”找到了年轻一代继承衣钵。在看似走向“新教工作伦理”的道路上,同时也努力避免自身“异化”,这或许是人们对于“顽主”由来已久的“误会”所没有展现的另一面向。本文从“顽主”系列的三部影片着手探讨在“马克思主义工作伦理”与“新教工作伦理”之间是否有其他可能性。


关键词

顽主;服务;工作伦理;歧路


《三岔口》又名《焦赞发配》,其情节源自《杨家将演义》,是一出京剧传统剧目,说的是一个关于“误会”的故事:宋将焦赞为奸臣所害发配沙门岛,途经“三岔口”,夜宿刘利华所开客栈,杨延昭担心焦赞路途险恶,特派任堂惠暗中保护,义士刘利华与勇将任堂惠都因保护忠臣焦赞而心生误会,于黑夜中纠缠打斗。[1]这出短打武生剧目,精彩处没有一句唱词戏文,全靠两个武生做出黑暗中摸索打斗的动作吸引观众。作为一出辨识度相当高的传统戏曲表演,《三岔口》出现在八十年代的电影《顽主》当中,成为影片中荒诞的“TTT文学奖”那场颇具魔幻色彩的演出的头阵,牵出好几拨面貌迥异的表演者,时装队、京剧团、话剧团、健美操队、霹雳舞者……这场被称为“后现代拼盘”的演出在小说《顽主》影视化的过程中,凸显了电影艺术在处理“狂欢化”这一美学命题时的优势。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分辨这场表演的内容,就会发现,“狂欢”背后的“复调”——身着不同时期军服的话剧团演员最终围着现代交通警察手拉手成一个圈,全部演员一起跳舞。看似独立而混乱的多声部演出,实则高度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在“混乱”中寻找秩序感,也恰恰是这部八十年代电影的主题之一。

事实上,从八十年代的《顽主》一路走来,九十年代的《甲方乙方》与2013年的《私人订制》,三部影片之间叙事结构的相似性显而易见——或者,毋宁说这是王朔的“顽主”作为“母题”的三次展开。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顽主群像”,更像是三十年来青年形象的典型化投射,将社会问题、青年身份认同及其文学表征再现为“造梦—圆梦—解梦”的循环。具体而言,这一系列有关青年的社会以及身份认同问题在影片中以一种“梦境/现实”的方式展开,无论是哪一时期,都在影片一开始,就提出命题: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从“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过渡,“服务业”作为“填补空白”的第三产业,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待业青年”乃至给整个当代社会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这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同时也是“顽主”走向自我主体意识再生产的现实命题,那么,“顽主”们的命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得从“TTT公司”说起。

“TTT公司”的解构与建构
伴随着信天游《黄土高坡》,影片《顽主》以离屏声音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的都市风景之外,一字一顿地播出:“瞻仰毛主席遗容凭本人的工作证、身份证,或者介绍信入场。”缓慢的语速与快速闪过的都市影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声音和影像的关系是写实的处理方法,是镜头略过广场必然会采集到的背景音。不过,这段颇具时代意义的声音,一开始就将“顽主”的身份以“工作”的性质来界定——当“工作证”在八十年代末仍被主流意识形态当作个人身份的认证,“TTT公司”也就难免成为与“单位制”相对立的存在。

张慧瑜在《从<顽主>到<私人订制>:顽主们的精神构成与社会想象》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三T公司的‘创意’与其说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购买社会服务,不如说用这种新的公司体制来戏仿、替换50—70年代存在的社会主义单位制。”[2]而影片中关于“TTT公司”“戏仿”与“替换”的悖论恰恰在于:一方面以“公司制”消解了“单位制”及其背后所隐含的革命话语,另一方面“TTT公司”反而继承了“单位制”所提倡的“无私奉献”的精神特质。毋庸置疑,这样的结论是客观且中肯的。不过,我们仍需仔细分辨,“TTT公司”究竟戏仿或者说替换了单位制的哪些功能?同时,在新的产业——服务业的外衣下,“服务”的态度、方式以及本质究竟如何?

“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是影片中“TTT”的全称,由此而得名的“TTT公司”最令人感到荒诞的服务项目在影片一开始就得以展开。百货公司手绢柜台组长刘美萍在等待恋爱对象肛门科大夫王明水的过程中,等来的却是“TTT公司”的员工杨重。我们先不说“替人约会”这件事的道德合法性,单就刘美萍和王明水的工作身份来看,这场恋爱非常符合八十年代的价值观:一方面,政治时代遗留下来的劳动平等观使得售货员与医生的恋爱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突兀;另一方面,刘美萍开场的台词“他答应过给我买皮大衣的……我们明水历来是慷慨大方的”,其中的物质诉求也将观众带入商品经济的语境。在这一新的时期,婚恋不再需要“向组织汇报”并“经由组织批准”(赵尧舜语),而是分别由不同性别的资源组合,进行市场化选择,例如用姣好的容貌弥补了刘美萍与王明水的工作差距。在这里,“工作身份”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在单位制和市场化之间,也给我们揭示了未来的走向:由市场化决定的工作性质,使得王明水对刘美萍的抛弃便也显得“合情合理”。

在两次服务中,顽主们的态度显然是不同的。杨重初次替王明水约会刘美萍时,对这位“现代派女性年”还抱有嘲讽的态度,后来重新遇到刘美萍并认识到这位女青年的热情和单纯时,似乎建立起了情感认同。到了王明水再次委托他们向刘美萍提出分手时,态度就完全变成对王明水的轻蔑以及对刘美萍的同情。耐人寻味的是,于观亲自出马,在替王明水分手之前,与刘美萍在影片开头约会的广场上有一段对话:

于观:我们都是为别人活着,这话对吗?
刘美萍:对呀,都这么说。
于观:别人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
刘美萍:没错这是书上说的。
于观:如果为了别人的幸福需要我们忍受不幸,我们也该在所不辞?
刘美萍:在所不辞。
于观:真这么想的?
刘美萍:真的!我从小就发誓,无论让我去做刘胡兰或是花木兰,我都义无反顾。
于观:要是比她们二位逊色点儿的呢?
刘美萍:那也干啊。

至于什么是“奉献”,刘美萍对此最直接的反应却是“要买手绢吗?”,而百货商店的手绢柜台也成为顽主们重新认识刘美萍(或者也是自我定位)的空间。从中不难看出,除了戏仿革命话语、替换“单位制”,“TTT公司”试图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重新“建构”政治时代的工作伦理的意图。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思考》这篇文章中谈到:“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它是为大家献身;那么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无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3]尽管这种“奉献”在片中是以“克服失恋的痛苦”的面目出现的,我们仍能看出“单位制”曾经的那种工作伦理的要求:八小时内外都讲求“无私奉献”的精神。

重新建构出的“奉献精神”在影片的另一处也有所体现,“义务服务日”这一情节与上下文的关系非常像“TTT文学奖”中那场表演,在前后连贯的几个主要情节中穿插这么一段“TTT公司”的社会公益活动,实际上也隐含着影片叙事的深层结构:这一来自政治时代并且是党内传统的社会服务事业,在顽主们的演绎下变得别有意味。服务的形式主要是“咨询”,服务对象包括手淫困扰的男青年、想找人殴打领导儿子的单位职员、自行车被扣留的长发男青年、嫌肉价太高的市民、性生活不和谐的中年男性等等。“咨询”的方式大都是以调侃的语气来劝慰,譬如于观建议想找人殴打不让自己调动工作的领导的儿子的单位职员用“上门静坐”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时,还戏仿“样板戏”中的唱词“就在这沙家浜扎下去了”!杨重建议自行车被交警扣了的男青年以“同理心”理解交警的难处,用“受训”的方式来讨回自行车。而马青则用“忆苦思甜”的逻辑,奉劝嫌猪肉贵的市民接受现状。李云在《“范导者”的失效——当文本遭遇历史:<顽主>与“蛇口风波”》一文中指出:“具体的‘服务’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才是解决现代人日常焦虑的途径。”[4]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侃”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在“TTT公司”的“服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侃”和“说教”在形式上并无本质区别。顽主和赵尧舜的矛盾是否可以转化为“说”的内容和形式的差异?更进一步说,如果“说”作为服务的方式,是否可以进一步看出《顽主》对政治时代的工作伦理本身并非不认同,事实上,恰恰是因为认同,在诠释“无私奉献、爱岗敬业、服务社会、艰苦奋斗、勤劳努力、尽职尽责”[5]的马克思主义工作伦理时,与其说是怀疑和讽刺,不如说是认同和自我认同。

有意味的是,米家山导演在影片中加入了八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尽管影片中还有一个桥段调侃了“现代派”,但徐星在《无主题变奏》中的情节原封不动地被照搬到《顽主》当中,于观在影片中作为“TTT公司”的负责人,跟王朔一样出身部队大院,小说和影片中都出现了于观父亲这一角色,这位老革命对儿子最大的不满就是“不务正业”,至于“正业”是什么,影片中于观的女友丁小鲁帮他联系“夜校”,劝他成为“事业型”的男人,好让女性依靠,二人也正因此分手。在分手这个情节中,《无主题变奏》中的颓废青年的自白也成为“顽主”的内心写照,于观说:“我倒是希望能在一个女人的温存里休息上他一辈子。”对那些“在外面衣冠楚楚一表人才”的人充满不屑,自己不愿意成为那种“搞事业的人”。[6]在影片中在游乐场“分手”的那一场视听语言中,当于观说出“我看起来是在轻飘飘、慢吞吞地下坠,哈,可是你知道吗?我灵魂中有一种东西,得到了升华!”电影画面中是一艘皮艇从“激流勇进”游乐项目的滑道顶端冲下去。无论是演员的台词、画面的位移还是游乐项目的名称,都是对于观人生态度的呈现,是对新的历史时期“成功人士”解构,同时也是对另一种“消极/积极”的人生观的建构。这段来自徐星《无主题变奏》的改编,尽管不清楚是否王朔的本意抑或是米家山导演的主张,观众倒是能读出王朔四九城里大院子弟的落寞与骄傲。与大院子弟中顽主群体身份的失落密切相关的是,《顽主》也成为“单位制”的回光,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对新的时代有着欲说还休的态度。应该说,在解构政治时代遗留的“单位制”同时,“顽主”们对于“公司制”的想象却并非“资本主义精神”的复刻,而是源自突破“现实—理想”二元对立,并指向未来的一种建构。

“好梦一日游”的纪实与虚构

单位制的核心是供给制,其范围包括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然而这一分配的标准却仍旧是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在政治时代,除物质分配之外,还要通过“组织生活”将“精神需求”纳入体系中。《顽主》之后,全面的市场经济已经将《甲方乙方》彻底置入“公司制”,其经营的方式通过片名也一目了然:作为合同中的平等主体代称,甲方一般是指提出目标的一方,乙方一般是指完成目标,并根据完成情况获取收益的一方。毫无疑问,“好梦一日游”在此是作为乙方的身份出场的。理论上说,比起“TTT公司”,“好梦一日游”更应该具有“公司”的功能和职责,“一日游”也更应该符合“服务业”的本质需求,似乎也应该更能赚钱,然而故事的发展却并非遵循这一现实逻辑。比起《顽主》“戏仿”的悖论和《私人订制》的反讽,在三部影片中,《甲方乙方》的情节和叙事是最完满、也是最简单的,也因此,这部影片似乎更具理想主义色彩。这一理想色彩当然也是依靠人物身份的设定凸显的。正如影片开头通过画外音的形式进行“自我介绍”:

我叫姚远,现年38岁,未婚。人品四六开,优点六,缺点四,是个没戏演的演员。97年的夏天,我和在家闲着的副导演周北雁、道具员梁子、编剧钱康,合伙填补了一项服务行业的空白,名曰“好梦一日游”,就是让消费者过一天梦想成真的瘾。目前刚刚起步,正处在试营业阶段。

这部以姚远(葛优)为叙述主体的影片实际上宣告了“顽主”血缘的传递,当然,在随后2008年和2010年的《非诚勿扰》系列中,姚远的中年中产者身份浮出水面。到2013年《私人订制》重新使用杨重和马青的名字时,我们倒是可以讨论一下于观去哪了。事实上,《甲方乙方》这部片子中“好梦一日游”的四名员工正是于观的分身,尤其是编剧钱康。比起“TTT公司”成立之前的“无业游民”身份,“好梦一日游”的四位员工原本的职业是演员、导演、道具、编剧,这一序列恰恰是九十年代较为边缘化的文化生产者,也正因为这样的职业设定,这部以“剧班”为主体的“角色扮演”模式进行叙事的影片更能显示出职业与“社会角色扮演”之间的联系。张慧瑜在论述“顽主的两副面孔”时说:“他们在八十年代最先下海、积极投身经济改革的洪流,但又不屑于做暴发户或拜金主义者。当然,他们也绝非视金钱为粪土;他们宁愿做光明磊落真小人,也不愿假装一脸正气。”[7]这个判断放在《甲方乙方》中似乎并不太合适。

比起《顽主》中“TTT公司”尚且明确的“两毛钱挂号费”(咨询费),《甲方乙方》对于“好梦一日游”的收支完全不作具体展示,而是直接告诉观众“不盈利甚至亏钱”的事实。影片结尾处尾牙聚餐的情节,通过四个人的对话,我们不仅知道了“成全别人、陶冶自己”的精神,而且清晰地了解到这种“奉献精神”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所具备的,当领头人钱康明确说出公司业务越做越大、顾客越来越多,但收入却越来越少的经营惨状,其他三人直接点出亏损原因是由于做了太多“慈善”,即便如此,姚远、北雁与梁子都死心塌地要继续这份“群众需要”的事业,至于自己则“可以一分钱都不要”“管饭就行”。梁子甚至提议“劫富济贫”,最终众口同声决定要将“好梦一日游”做成“慈善机构”。

“一分钱不要”“管饭就行”这样的台词在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就连到“好梦一日游”找工作的厌学男青年也表示:“试用期管饭就行,我觉得你们这事儿挺好玩的。”不过仅仅“管饭就行”也不够,姚远对此的回复是:“这是一件极大的艰辛,把别人的欢乐建立在自己的痛苦之上的事。”在《顽主》中依靠“戏仿”和“双重否定”隐约显现的提倡奉献的“工作伦理”在此被直白地表露出来。所谓工作伦理,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而工作?”的问题。《顽主》中于观“消极/积极”人生观的解构与建构或许是八十年代“潘晓讨论”的历史回想,重新发现“个人”之后,“成全别人、陶冶自己”又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潘晓”逻辑的反转,动机的重要性再次被提出来。“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在《甲方乙方》中被继续转化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钱康在总结阶段性工作时再次显以戏仿“革命话语”的方式指出:“咱们的工作中确实暴露了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同志们呐,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并在梁子抛出商业社会普遍认同的“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时,表明问题的解决应该在服务者选择“迎合什么人的趣味”上,并最终提出“所以我们要纠偏,所以我们要整风,好梦一日游也要敢于对一些人说不。不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不这样我们就要栽大跟头。”

钱康和梁子分歧恰恰是对“乙方精神”的不同理解,显然,梁子的态度更贴近九十年代的市场语境。当然,现实中更深层的“乙方精神”实际上来自于商业社会的弱肉强食。譬如在知乎社区的问答《你为什么选择做乙方?》中,无论是题主还是答主,都表示对“乙方身份”的无奈与不满。言论如:“乙方确实锻炼人,锻炼你跟傻逼们沟通的能力和你的忍耐力。”又如“什么叫乙方?哪儿有甲方?我曾经做了多年乙方,如今在一家甲方的公司,可是我还是伺候人的。除非你的产品没有客户,或者你的客户挑战不了你。”再入“都是安慰自己!能去甲方谁乐意留在乙方!所以真正的答案是:我留在乙方是为了能进甲方!”[8]比起现实中的乙方公司,“好梦一日游”更像政治时代的“组织”,其功能也如影片中街道办的齐大妈,充满了熟人社区邻里街坊的人情味儿。这里我们倒分辨不出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儒家伦理在其中发挥作用?无论是“存天理、灭人欲”还是“助人为乐”,齐大妈口中的“文明专业户”这一次不仅仅是继承了社会主义的遗产,似乎还有“乡土中国”的伦理。譬如刘震云扮演的失恋自杀的男青年,在齐大妈一番感慨“幸亏同院的老街坊上心,这要搁楼里边,臭了都没人知道。”之后便由热心的老钱安排了一出免费赠送的阿依土拉公主相亲梦。

《甲方乙方》解决不了盈利的问题,但至少在生计上满够维持温饱的,甚至于将姚远对北雁戏谑地“告白”:“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对比杨立新饰演的妻子得了绝症的中年男人的哭诉:“真对不起她,结婚这么多年,还没有个北京的家,我现在住的还是集体宿舍。团圆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个梦。”足可见这部影片中的“顽主”们甚至算得上有产阶层,进而通过“借婚房”这一情节造成的戏剧效果重新界定“幸福”。影片中那段时常被拿来对比《私人订制》的那段“赞美”的情节也颇有意味,当姚远他们上街“见谁夸谁”时,公交车上的乘客附和道:“要说享福,还得咱工薪阶层。”此时空荡荡的北京公交车和《顽主》中空荡荡的地铁一号线建国门站,与现实中拥挤的都市生活相形对照,产生出“纪实—虚构”的割裂感。对九十年代第三产业兴起的“纪实”,接续了《顽主》中最后一个镜头,当“TTT公司”被勒令停业之后,需要“服务”的市民在门口排起了长队。然而这种对经济史的“纪实”又以一种怀旧式的“虚构”手法表现出来,在严酷的商业社会呼唤一点残存的人性温暖。因此,《甲方乙方》三产青年的情感流露也就只能定格于“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私人订制”的反讽与悖论

张颐武在《主体重构:2013中国电影新纪元》一文中认为《顽主》是关于“未来”的电影,《甲方乙方》是关于“过去”的电影,而《私人订制》是关于“现在”的故事。“这是‘现在’希望超越幸福感的低迷和生活限制的表演。而这种‘现在’是没有想象力的对于自己生活缺陷或欲望的逆转式的添加,其实不可能带来生活的改变,而是对于当下生活的厌倦的展开,而这种展开并不引发对于过去和未来诗意的追寻,而是干脆直截了当地诉诸此时此地的‘主体重构’。”[9]当人们普遍从“理想主义的失落”或是“面向现实的妥协和堕落”这一层面批评《私人订制》时,或许忘了正是《顽主》中所不屑的工作/生活方式,以及《甲方乙方》中拒绝服务的对象,导致了“现在”的失落和堕落。社会达尔文主义造就拥挤的都市生活,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到2013的语境之下,更以“雾霾”和环境问题作为“顽主”们批判/躲避/道歉的对象。

“TTT文学奖”上那场后现代拼盘表演的“复调”到《私人订制》这里才能够解答,这当然不完全依赖于影片中再次出现的“定格”的人物群像。事实上,前文所述的《三岔口》这出京剧,原剧中的刘利华夫妇为反面人物,1951年中国京剧团改为正面人物,与任堂惠由误会而格斗,由此才成就那场精彩的武戏。戏曲结尾因为焦赞出场,而最终揭示出“都是自己人”的真相,这与《私人订制》开场那个“全套宁死不屈”定制服务的情节有着惊人的相似,当苗圃饰演的客户被公司几名员工“放水”逃出“监狱”时,数次出现的台词“都是自己人”呼应了《顽主》中的《三岔口》细节。与另两部电影开场的不同,《顽主》以“替人约会”的情节直接暴露身份,《甲方乙方》通过画外音自我介绍,《私人订制》一开场以“宁死不屈”的情节,先演示“角色扮演”的工作场景,由此,“现实”或者说“真实”被悬置甚或消解。随后出现四个主人公以剧场表演的形式进行“广告”,方才道出“私人订制”作为又一个提供“造梦”服务的公司,其功能甚至比前两部影片都要齐全。这一点从后面的几个碎片化的“梦”中可以看得很明显,无论是在道具布景、人员调动还是客户沟通上,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了。在这里,无论是公司设置的职位愿望规划师、情境设计师、梦境重建师、心灵麻醉师,还是缺乏叙述连贯性的“梦”,无一不显示出《私人订制》很有可能是一出“布莱希特戏剧”,通过符号化、碎片化制造“间离”效果,从而阻隔观众的代入感,消解甚或批判现实。然而很遗憾,观众似乎并不买账,大多数人仍旧把这部影片当作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们倒是不妨也细读一下这个关于“现在”的“真实故事”。“私人订制”作为第三个提供服务的公司,在这部影片中可以进行非常确凿的收支分析,以马青和想要办成人礼的女孩的对话为例,“每位五百,八十位起”,一次不足一小时的服务收费至少在四万,当然成本也不低,群众演员日薪高涨再加上场地租用和道具,以这场“成人礼”为例,“私人订制”一次服务的利润率可达30%,倘若再考虑到服务的频次,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区区四个员工的“私人订制”有能力逃离雾霾笼罩的华北,迁往风景如画的私人海岛。而这场“成人礼”还颇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拼场子”的姑娘分文未花就圆了梦想,这似乎是《甲方乙方》中梁子所说的话的展开,然而这里的服务对象却恰恰是饱含欲望的“弱者”。

相形之下,“有钱”则一直被视为“顽主”精神的闪现,职员马青为报答几年前落水的救命之恩,免费为清洁工丹姐订制了一天的富婆梦,造梦结束后,杨重与丹姐关于“有钱人的难处”的对话,以及马青在车上为丹姐点播的歌曲《时间都去哪了》的煽情,如果说都是阶层“和解”的象征,那么丹姐脱下华服、卸掉浓妆、独自走向破落小胡同的背影,跟杨立新饰演的妻子得绝症的中年男人面对北京的单位分不到房子的痛哭流涕,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不同的是,1997年可以互相取暖、临终关怀,2013年却只能“做一天有钱人的梦”。换句话说,当我们全面承认了“欲望”,肯定了工作、金钱与享乐的关系,就无论贫富,都是“自己人”。

因此《顽主》中那场表演并非是关于“和解”的平面展示,而是关于“误会”的历史语境,从工作伦理的角度看,“十七年”的戏剧《千万不要忘记》中提出的工人阶级“无私奉献”的命题在经济时代不仅没有消失,问题的核心更被替换为个体层面的“理想与现实”或者“灵与肉”的冲突,任何单一的解答都不能描绘出“顽主”及其继任者的身份。如果影片就停留在这里,那或许真的是“顽主”母题的转折或消解。不过,消失的于观在影片结尾又以画外音的方式出现了,在“诚意奉送”的“道歉”中,被人诟病的网络段子才是解读《私人订制》的密匙。原版的网络段子是一个老农被问到有很多钱愿不愿意捐给需要的人,老农都表示愿意,但问到“如果有一头牛是否愿意捐”时,老农果断拒绝,原因是他“真有一头牛”。影片中只是将这个段子由“画外音”(冯小刚本人的声音)和杨重说出来,唯一不同的是,将“一头牛”替换为“一辆汽车”,“真有一辆汽车”的杨重,也表现出同样的“假慷慨”和“真小气”。

这与“一腔俗血”中杨重在夜总会说自己“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被小白质疑“杨老师您嘴里有实话吗?”有异曲同工之处。当年批评赵尧舜假模假式的顽主,现在变成了自己曾经不屑的人,在这里对自身进行的批判和解构使得整部影片呈现出“反讽”的效果。既是反讽,我们就仍能看到“顽主”在当下的延续——倘若将这一母题界定为“从不妥协、永远怀疑”。至于影片开头的广告:“私人订制,让你的人生不留遗憾”与结尾的“道歉”对照,更能体现出悖论——“白日梦”本身,恰恰是人生遗憾的确证。倘若把这一意识形态解读放置于“泡沫经济”的背景下,“演艺界”资产价值超越实体经济的事实又将“私人订制”这个四人小公司的背景与前景的问题暴露得一览无余,以“心灵麻醉”的方式提供“抚慰”,事实上与今日“鸡汤”产业链的现实乱象并无本质区别。尽管我们读出了创作者的“反讽”,却无法应对年轻人在“成功学”的泡沫破碎之后以“青年丧”来回应“顽主”,“三和大神”与城市青年在“佛系”和“颓废”的层面达成一致,成为当下社会的一道“景观”。自此,《顽主》在三十年前的命题成为某种超越时代的存在:在“发展主义”的洪流中,个体究竟该如何选择?

“顽主”继承者:无畏在歧路

本文无意于通过文本分析来赋予王朔或者冯小刚们非同凡响的意义,事实上需要说明的恰恰是通过偷换概念,自认是于观的创作精英们事实上却是杨重和马青。以前研究者总是把“顽主”当作群像分析,却忽略了事实上这三者的不同。正如“义务服务日”中三人“侃”的内容,很明显可以看出从于观、杨重到马青,理想与现实的裂隙越来越小,以至于到了“私人订制”,小白作为马青的接棒人,完全是以现实的虚妄质疑所谓的“理想”,她在杨重提议“道歉”之后所说的话无疑显示出这一点:“哎呦!杨老师!我太佩服您了!想象一下啊,在咱们的带领下,全国人民互相道歉,一团和气,得掩盖多少矛盾呀!”人到中年的杨重相对于小白,并不亚于赵尧舜相对于“顽主”的意义,“侃”与“说教”共同构成他们“范导者”的身份。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都是自己人。

姜文曾在《让子弹飞》中表达出“站着把钱挣了”的态度,这恐怕也是冯小刚想做却没做好的,当然在导演自己看来,观众至少要负一多半责任。倘若我们将“站着”和“挣钱”引申为工作伦理,恐怕也是当下青年渴望的工作观。纵观近年出现的“职场小说”,无论是《杜拉拉升职记》还是《全职高手》,爱情、友谊、理想等“站着”的诉求裹挟在成功学“挣钱”的叙事构架中,给人们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岔路口,“工作伦理”也就成为事关“选择”的正当性的表达。或许值得庆幸的是,即使《私人订制》这样符号化的作品,也并未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做出回答。又或许,比起答案,“顽主”们最有意义之处,恰恰在于提问。

鲁迅在《北京通信》中说:“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对此,“顽主”们提出的问题恰恰是:“怎样的生存?怎样的温饱?怎样的发展?”以及“生存、温饱和发展”是永恒还是变动?这样的命题。当然须将鲁迅先生的意思和盘托出:“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10]在当下“苟活、奢侈和放纵”的氛围中,以无畏的姿态地走向“歧路”,或许才是“顽主”或者说“审读顽主”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陈文兵 华金余.戏曲鉴赏[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5:226.

[2][7] 张慧瑜.从《顽主》到《私人订制》:顽主们的精神构成与社会想象[J]当代电影,2014(2)36-39.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4] 李云.“范导者”的失效——当文本遭遇历史:《顽主》与“蛇口风波”[J]当代作家评论,2010(1)187-197.

[5] 张苏串.中国文化情境下的工作伦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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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知乎社区.你为什么选择做乙方?[EB/OL]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824553,201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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