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青年说:在共同的焦虑面前,我们都无法幸免

世界说 2021-05-04 18:45


两周前的世界地球日,40个国家的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完成了一场“领导人气候峰会”。不同于限定“大”的G7、G20会议,也不同于限定地域的东盟、APEC峰会,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并受到广泛瞩目的领导人不仅来自传统定义中的“大国”,更来自国际知名度并不高、国力也不算强盛的“小国”:孟加拉国,东帝汶,加蓬,巴拉圭……


在新冠疫情的普遍威胁仍未远去之际,这次云端峰会的主题是气候:那些你很少在新闻中听到的遥远小国,不仅同样有话要说,并且比“大国”所要提出的问题更加迫切。


地球就像一列载着所有人的列车,因为温度太高,眼下刹车已经有些失灵。升温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已经导致印尼决定迁都,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减产和沙漠化等问题,正让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全球范围内,最脆弱的人口正在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最直接威胁,这趟列车上,他们是即将、或已经被加速度甩出轨道的乘客,方向盘从来不在他们手中。


我们采访了14个国家(孟加拉国、喀麦隆、斐济、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勒斯坦、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和乌干达)的年轻乘客,对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为什么焦虑?你的2030年会怎样?


以下是他们的回答。


你是谁?

● 一部分受访者,从左至右分别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梅怡姆(Meerim Seidakmatova)、来自斐济的曼维克(Maanvik Gounder),来自印尼的贝莱(Laetania Belai Djandam)和来自尼泊尔的安佳丽(Anjali Sai Chalise)/ 受访者提供


曼维克(Maanvik Gounder),19岁,来自斐济,大学生。“斐济的原住民叫iTaukei,我们的生活和自然息息相关,我们的文化当中有许多知识都来自大自然。比如我们会用天然材料编织垫子,再用植物染料装点;有人生病时,长辈们会用草药治疗;代代传唱的民谣也都在吟诵自然。大自然也教会我们如何预防可能发生的灾难。”


贝莱(Laetania Belai Djandam),19岁,来自印度尼西亚,大学生。“朋友们都叫我Belai。我是印尼婆罗洲的达雅族(Dayak),是森林居民。我们达雅族相信森林为父、大地为母、河流即血液。”


沙欣(Shahin Alam),20岁,来自孟加拉国,大学生。“我生在世界遗产地孙德尔本斯(Sundarbans)红树林旁边的一个小村庄。我们那里传唱着关于孙德尔本斯红树林的古老歌谣:যদি বাঁচে সুন্দরবন! বাঁচবে দেশের জনগণ।  উন্নয়নের মূল সারাদেশের উপকূল গাছ লাগাই পরিবেশ বাঁচাই সুন্দরবন মায়ের মতোন বাঁচাতে চাইলে দেশের মুল আসুন বাঁচাই উপকূল।,意思是——有了孙德尔本斯红树林,才有我们人。沿着海岸线的红树林,是我们的命根。种下更多的树,长大更多的人。孙德尔本斯是我们的母亲。沿着海岸的红树林,保卫着国家和人民。”


● 植树时的沙欣 / 受访者提供


安佳丽(Anjali Sai Chalise),20岁,来自尼泊尔,大学生,主修环境科学。“尼泊尔的宗教信仰很浓,我们把树叫做‘安坐神’,所以即使是一棵树也是有灵性的,有人会去拜。”


诗瑞(Shreya K.C., Shree),22岁,来自尼泊尔,大学生,主修环境科学。”我妈妈是尼泊尔最早的原住民克拉底(Kirati)族。我们每年有两个最盛大的节日,大伙都会围成圈,跳一种叫Sakela的舞。在上半年的Ubhauli节,我们祈求家庭美满风调雨顺,在年底的Udhauli节,我们感谢自然的馈赠和祖先的庇护。我们尼泊尔人在这两个节日表达对大自然的尊重。”


阿米尔 (Amiel Lopez),22岁,来自菲律宾,人类学硕士学生。“菲律宾有110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原住民民族,其中61%在南部的棉兰老岛。他们在现代社会里努力保卫着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对于自然的敬畏,或者说和自然亲密共存的智慧,对于今天的许多环境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需要更多人学习。”


莫里斯(Maurice Gathu Munga),25岁,来自肯尼亚,在一家环保机构工作。“我的部落叫Gikuyu,我们自己的传统身份和文化定位就是自然的保护者。”


● 莫里斯与他的伙伴们 / 受访者提供


玛丽亚姆(Mariam Devidze),26岁,来自格鲁吉亚,在一家环保机构工作。“在格鲁吉亚语中,地球是Dedamitsa,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Deda——母亲,和mitsa——土地。我们每个人共同生活的土地,组成了地球母亲,孕育哺育一切生命。”


骄斯(Joyce Mendez),27岁,来自巴拉圭,硕士在读。“我的祖辈是哥伦比亚的瓦尤族,但我在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的三国交界处长大。巴拉那河和伊瓜苏河是南美洲的两条主要河流,他们在这里交汇。除了地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地下也蕴藏了地球上最大的淡水资源——瓜拉尼蓄水层(Guarani Aquifer)。大自然不在身外而在内心。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思维也要顺应自然的逻辑。这是我从小从祖父母那里学到的智慧。”


罗茜(Roxana Borda Mamani,Rox),28岁,来自秘鲁,农村发展和食品安全专业学生。“我是亚马逊雨林和安第斯山的盖丘亚(Quechua)原住民族,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和大自然有关。比如,妈妈教我从小爱惜种子,不要糟蹋,我不小心踩到种子,她就大叫‘ñaqakuasunmi’,警告说‘他会报仇的’,不会有好收成了。我们还会观察蚂蚁,如果黑蚂蚁出洞,第二天就会下雨;如果是黄蚂蚁,就会是个晴天。我们用月亮的阴晴圆缺作历法,在圆月播种会有更好的收成。”


● 罗茜在家乡村落 / 受访者提供


夏娃琳(Evelyn Acham),年龄保密,来自乌干达,是东部的伊泰索(Iteso)族人。“我们有个现代谚语:有钱难买地球绿(MONEY IS USELESS ON A DEAD PLANET)。”


你为什么焦虑?


沙欣(孟加拉国):“热带气旋‘艾拉’在2009年袭击了孟加拉,那会我7岁。气旋横穿了我们村,带来的强降水把我家的房子整个都淹没,学校也淹掉。我接下来的一整年都没有去上学。‘艾拉’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气候变化的恐怖。自那以后,我发现这些以前少见的风暴越来越频繁。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孟加拉人,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根本上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


骄斯(巴拉圭):“我12岁的时候,很偶然地看了一部关于气候变化的纪录片。那个未来一点都不让我期待。”


曼维克(斐济):“对我们太平洋岛国,气候变化不仅影响粮食安全、水安全,人身安全,更威胁国家安全。斐济有300多个岛,东西南北都是海,大多数的村庄位于海边,所以,海平面的些微上升都会威胁到许多人的生计甚至生命。斐济现在正在大规模动员居民向内陆的地方迁移。根据斐济政府做的本国脆弱性评估,有45个村庄因为海平面上升、洪水、气旋等灾难的原因而必须搬迁。”


● 热带气旋“温斯顿”过后的斐济 / 受访者提供


阿米尔(菲律宾):“菲律宾每年大约有20场热带气旋或者台风经过或登陆。以前,我家每年都会遭洪水淹到天花板,直到我14岁的时候搬家到了高一点的地方。但就是那一年,2013年,超级台风尤兰达(也称为‘海燕‘)带走了6400多条菲律宾人的性命,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去讨论所谓气候变化是真是假或者谁应该减排多少。


几年以前,我去达沃的Bajau原住民社区支教,Bajau的意思是‘海洋居民’,他们到现在还依靠潜水用鱼叉捕鱼。可是,他们每天辛辛苦苦捕捞出来的塑料垃圾比鱼还多,他们还说因为海水的表面温度升高,鱼群就移居到了更凉快一点的海洋深处,靠自由潜水人没法到达那么深的地方。


● 自由潜水中的Bajau原住民社区成员 / 受访者提供


这些原住民也许不知道‘气候变化’这个词,但它已经是我们生活里真真切切的一部分,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一种始终紧绷的忧虑。这种紧迫和危机是许多其他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体会不到的。”


迪内什(尼泊尔):“没有雪山的尼泊尔你能想象吗?在2021年,一点降雪没有,美丽的鱼尾峰裸露出来,变成了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因为气温更高,住在冰川附近的人们总在担忧冰川堰塞湖溃崩引发的洪水。2020年,一场强降雨造成山体滑坡和山洪,有450多人丧生。加德满都和其他主要城市持续的空气污染让人难以呼吸,农村地区严重缺水,打一桶水得走两、三个小时的路程。”


● 尼泊尔北部因气候变化出现严重干旱 / 受访者提供


贝莱(印尼):“就今年,截至到今天,印度尼西亚已经记录到1000多场自然灾害,其中包括数百次洪水和山体滑坡,以及最近袭击印度尼西亚东南部的热带气旋。受灾人数高达数十万。”


夏娃琳(乌干达):“在乌干达,可怕的气候变化已经就在眼前。旱季持续更长,所以庄稼减产,好多人吃不上饭,或者一天只吃一顿。同时又有洪水让其他地方的人无家可归。一些人家的女儿还小就被嫁人去换钱或粮食。妇女们得走大老远的路,去找食物找水。还有些家里的男人绝望得把气撒到女人头上,对她们动粗家暴。”


● 夏娃琳在乌干达小学的课堂上 / 受访者提供


你的2030年会怎样?

维多利亚(尼日利亚):“更安全、更干净。”

 

沙欣(孟加拉国):“如果你们什么都不做,到2030年,我的村庄将会在倒灌洪水下没顶,所有的村民只有背井离乡去都市寻找生计。像我们这样的村庄还将有很多。孟加拉会出现更多的穷人。我不想让我的村庄淹掉。我不希望我的国家淹掉。

 

莫里斯(肯尼亚):“我希望各国领导人和商界领袖能够意识到,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问题,而是大部分人的生存权利将被剥夺。所以,口头承诺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实际行动。只有这样,到2030年,地球环境才有可能变好,而不是更糟。”

 

赛德(巴勒斯坦):“我很乐观,到2030年一定不会再烧化石燃料了。人类没法继续按照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方式生活。” 


● 巴勒斯坦架设在荒漠中的太阳能发电装置 / 受访者提供


迪内什(尼泊尔):“到2030年,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气候变化就这么恶化下去,另一种情况是我们采取了减缓和适应的动作。前者不亚于是把人类所需的氧气切断,喜马拉雅山将只剩下光秃秃的岩石,人类将可能因为一滴水而引发战争。穷人会饿死,持续的升温也将导致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灭绝,地球变成一座散发着热气的坟墓。”

 

安佳丽(尼泊尔):“加德满都的空气越来越糟糕,我担心到2030年,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得不到控制,温度继续升高,我的未来会一片灰暗,没有美丽的雪山,甚至没有安全可呼吸的空气。”

 

骄斯(巴拉圭):“我努力乐观一下。到2030年,人类应该已经学会悬崖勒马,在自然面前谦卑起来,重新以地球公民的身份来和地球、和彼此共存共生。这听起来像个科幻故事,是吗?但其实这是古老的智慧,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和大自然和谐共处的。”


● 巴拉圭原住民 / 受访者提供


阿米尔(菲律宾):“到2030年,我就31岁了。我希望接下来10年里的每一天都是充满希望的一天,每一天地球都会变得更干净更安全一点点,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步入社会,成为中坚力量,成为做出决策采取行动的领导人。”


怡素(菲律宾):“我希望到时候我们有更多科学家进入政府,如果是原住民科学家就更好了,把传统尊重自然的思维融进以事实为依据的决策过程。


罗茜(秘鲁):“还是要想象一下的。我估计到2030年我会更忙,有更多的植物去研究,找到新的共同发展的路。原住民也想要发展,很想,但我们要的是尊重地球的发展,而不是以污染河流破坏森林为代价的发展。我们年轻人就是那粒改变的种子,不应该踩。


● 原住民儿童在秘鲁的河流上 / 受访者提供


梅怡姆(吉尔吉斯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有许多关于自然的谚语,比如‘不要砍掉最后那棵孤独的树’。我希望在2030年,现在的一棵树已经长成森林。”


结语


《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前将升温控制在1.5℃之内。此刻的地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之前已经升高了1.18℃,而在低纬度的热带地区,升温幅度更大。平均而言,人类整体还有0.32℃的空间来挽回败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20排放差距报告》中指出:尽管在2020年,由于新冠大流行的影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下降,但世界仍朝着截至本世纪末升温突破3℃的方向发展。而已经在许多国家发生过的灾害提示着我们,任何对于升温超过2℃的猜想,都指向让人不寒而栗的惨剧。


正如面对新冠疫情时,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群在抵抗力、医疗应对能力和疫苗获取能力上展现出巨大差异,气候变化同样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欠发达国家、热带国家、岛屿国家、贫困人口、老人和妇女儿童等是气候变化首当其冲的脆弱人群,而他们也正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人类中,最没有话语权和决策权的那部分。


● Fontoh(最前)在家乡喀麦隆组织年轻人植树 / 受访者提供


在采访中,莫里斯分享了一句肯尼亚的谚语:Rigita thi wega; ndwaheiruio ni aciari; ni ngombo uhetwo ni ciana ciaku. 意思是:地球并非父母所赐,是我们从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归还给未来人类的。


但气候变化让目前的情况恰恰相反,上一代人将地球糟蹋了个遍,归还的时候还不愿看到孩子委屈的脸。


“这不公平”是几乎每一个参与采访的年轻人共同表达的愤怒、焦虑、甚至失落。但他们对自己脚下山河湖海的热爱,甚于对自己未来的焦虑,因此,这些年轻人也都在自己的国家和社区行动着。即便是站在这趟列车的驾驶室之外,他们已经开始去教育并邀请更多的人加入,去研究科学探寻更多种解决方案,去身体力行低碳生活,去屋顶安装一块太阳能板,去沙漠种下一棵树苗。


● 格鲁吉亚古堡俯瞰下已完成能源改造的村庄 / 受访者提供


尼尔森•曼德拉曾经说:“有时候,一代人会注定变得伟大。你就能够成为这伟大的一代。让你的伟大开花。”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上面提到的报告中也表示:在今年11月即将于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果各国提升各自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确保后续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予以落实,那么实现1.5℃温控目标仍旧具备可能性。


距离COP26仅剩半年,这趟列车依旧在加速。一场少壮人群和耄耋阶层的拔河已经开始。(责编 / 张希蓓)


鸣谢:

感谢350.org、气候真相计划(菲律宾)、气候与可持续城市研究中心(ICSC)、艾蔼计划对本次采访的协调和支持。谢谢每一位接受采访的小伙伴:Shahin Alam(孟加拉)、Fontoh Desmond Abinwi(喀麦隆)、Maanvik Gounder(斐济)、Mariam Devidze(格鲁吉亚)、Laetania Belai Djandam(印度尼西亚)、Maurice Gathu Munga(肯尼亚)、Meerim Seidakmatova(吉尔吉斯斯坦)、Anjali Sai Chalise(尼泊尔)、Dinesh Bhusal(尼泊尔)、Shreya K.C.,(尼泊尔)、Victoria O. Akintaju(尼日利亚)、Saed Jaradat (巴勒斯坦)、Joyce Mendez(巴拉圭)、Roxana Borda Mamani(秘鲁)、Amiel Lopez(菲律宾)、Ethel Ruth(菲律宾)、Evelyn Acham(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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