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王路:周礼全先生的四本书

读书杂志 2021-05-05 11:14

编者按


今年是周礼全先生诞辰百年,王路教授撰文纪念乃师。本文介绍了周先生的主要著述,概述其学术脉络,并兼及周先生的生活故事。同时,作者也谈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既延续师承又寻到自己的路,几十年的哲学研究之路堂堂正正,正得益于周先生的指引。






周礼全先生的四本书


文 | 王路

(《读书》2021年5期新刊》)
 
今年是周礼全先生百年诞辰,去年八月份写文章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提到此事,那时就想着应该写点什么,却不知如何下笔。去年底到社科院哲学所做讲座,见到张家龙老师,说起逻辑室,自然谈及周先生,还谈到他的黑格尔研究。我想,就从黑格尔的逻辑学说起吧。

周礼全先生(来源:kongfz.com)
 
周先生一生写下四部著作:《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一九五七),《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一九八九),《模态逻辑引论》(一九八六),《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九九四)。前两本书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完成的,后两本书写于一九八〇年以后。从周先生的研究成果看,晚期似乎主要是逻辑研究,与黑格尔再无关系。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来源:baike.baidu.com)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完成于一九五七年以前,一九八九年首次出版时,周先生附上和师母当年怀抱长子周郁的照片,喜气洋洋,衬托出对该书的情感。该书出版前后,周先生在社科院哲学所的学术年会上还做了一个“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形式主义”的报告。《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是一个小册子,先是一九五六年在《哲学研究》上连载,其中第三部分是“黑格尔论本质与概念发展”,显示出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直接联系。周先生曾给我讲过写该书的一些故事,包括他去贺麟先生家谈论关于《小逻辑》的翻译,贺先生在新版译序中说周先生“对照德文读了译稿,提了不少意见”。梁存秀先生也跟我说过周先生和他谈论贺先生译本的事情,所以,尽管逻辑室的人对黑格尔持贬低甚至否定的态度,我也曾一直深受这种态度的影响,但是我知道周先生不是这样看的,而且他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深有研究。后来社科出版社再版该书时,周先生从美国寄来修改意见,委托我对该书进行修改,足见重视。我认真读了周先生的修改意见,最终只保留了周先生自己的修正,而他建议我做的修改,特别是增加关于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的相关思想,我没有敢动,只是加了几个注释。我认为,这是稳妥的做法。

周礼全先生与家人(来源:《黑格尔的逻辑辩证》1989年版)
 
二〇〇〇年新年前夕,我借哈佛大学访学之机去新泽西看望周先生,陪他住了几天,和他聊了许多。有一次他让我谈一谈新近的研究,我谈being问题,讲了近一小时,其中也讲到黑格尔的“是”“不(者)”和“变”。我对这次谈话记忆深刻,因为周先生自始至终,几乎没有说话。每次聊天,周先生说得很多,常常插话,总是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唯独这次不同:至少关于黑格尔他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我只是觉得兴奋,那是自己第一次阐述一“是”到底论,而且是在周先生面前,如遇知音,无拘无束。事后回想,此前关于being问题,我也和他谈过一些想法,他还写信劝我,这些比较玄的东西,把玩一下可以。这次我可能“玩”大了,他索性也不劝了。再后来我认识到,我谈的看法是颠覆性的,对黑格尔的看法也是如此:以“是”来理解Sein,谈论“是”与“不是”,与以“有”来理解Sein,谈论“有”和“无”,实在是天差地别,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周先生的沉默,也许是一种批评,也许是一种默认,更可能是在思考他自己关于黑格尔的认识,使之与我谈的东西相互印证。在学术问题上,周先生向来是严谨的、谨慎的。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考虑成熟,他是不会发表意见的。他的态度使我更加确信,我的认识是有道理的。
 
最初跟着周先生读研究生,论文写亚里士多德逻辑,题目是周先生定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写过《关于亚里士多德推理的逻辑学说》和《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前者一九六二年发表,后者一九八一年发表,我写论文时还读了后者的油印件。当时我也不是完全明白,只是相信周先生,按照他说的去做。多年以后我认识到,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经典逻辑一样,是二值的,因此强调矛盾律和排中律。语言表达中还有三值和无值的情况,也有不是非真即假的情况,因而“是”的表达形成多样性。逻辑固然可以从中获得启示,得以发展,但是西方哲学家也一直在关注和考虑它。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会使人认识到,逻辑有一个从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向亚里士多德的发展,也有一个从亚里士多德向后人的发展,其间是有区别的,因此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本身也就有了意义,对它的思考更是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黑格尔是对逻辑持否定态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关于逻辑的一些看法很成问题,但是他的许多思考却是有意义的。周先生研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我以为是自然的。只要是对古代辩证法感兴趣或有所研究,对黑格尔感兴趣就是自然的,更不要说国内把德国哲学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把黑格尔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来源。
 
周先生晚年转向研究自然语言逻辑,《模态逻辑引论》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模态逻辑的著作,对国人学习模态逻辑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书后的“模态逻辑简史”,显示了周先生深厚的哲学史研究功力和水准。记得八九十年代哲学所来过一个德国哲学代表团,讨论方式为一对一,我协助做一些翻译工作。其中一个专家讲莱布尼兹,所领导特意请周先生出来和他对谈,周先生谈论莱布尼兹关于可能世界的思想如数家珍,令德国同仁称赞不已。会后梁先生也和我说起德国人对周先生的称赞,还点评了参加翻译工作的几个人的德语水准。我在德国留学时导师是莱布尼兹专家,周先生几次和我谈论莱布尼兹,由于自己没有什么研究,在周先生面前只能听,实在是说不出什么。

《模态逻辑引论》(来源:kongfz.com)
 
《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是周先生最后一本书,他做主编,主体框架和思想都是他的,参加者很多。我跟家龙师谈起该书,共同回忆起当年周先生在室里说要写一本逻辑书,要管五十年,好不雄心壮志。家龙师说,这本书很好啊,当时国际上自然语言研究已经兴起,周先生的书在国内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实如此。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哲学所曾当面听周先生和王浩先生谈起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王先生不屑一顾。后来我在周先生家里多次听周先生谈论自然语言逻辑,谈论他的那本书。晚年周先生对我说,他在美国见到王浩,王浩说,礼全啊,你那个自然语言逻辑还是很有意思的啊!二〇〇〇年我将该书中周先生写的几部分内容编入《周礼全集》。我知道,周先生早年曾经写过关于自然语言研究的文章,他晚年的研究并不是心血来潮。这部分内容凝练了他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认识,可以看作他相关研究的精华。

《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来源:douban.com)
 
周先生曾建议我参加他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我没有听从。我在德国学过语言学,也做了多年研究,对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有自己的一些认识,与周先生的不太一样。一九九二年我写出《“是”的逻辑研究》,本来准备将自然语言中与逻辑常项相关的词一个个写下去,大体上也相当于一种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但是不久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一心一意研究逻辑与形而上学。去年我写出《“是”与“不者”——黑格尔逻辑学的核心概念》,固然是形而上学研究的一个成果,也是当年我跟周先生讲述对黑格尔思想认识的具体化。与周先生相比,他在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方面取得成就,却放弃了对黑格尔的深入研究,我在形而上学的研究上走得更远一些,代价是早早断然放弃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黑格尔的研究似乎是一个路标,显示出我和周先生研究路径的一个差异。
 
也许是借黑格尔研究来说事,以上认识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更宽泛一些说,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说到底还是偏离了形而上学。晚年周先生和我谈论最多的,其实并不是自然语言逻辑,而是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他多次谈过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休谟和黑格尔,谈论必然与或然,谈论演绎与归纳,他还谈论康德的道德原则,谈论中国儒家思想的规范性和现实意义,谈论元哲学问题。有一次我和他谈起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提到《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提到达米特对经典逻辑的批评和对演绎性的辩护,竟引起他的兴趣,说一定要找来看看。按照我的理解,逻辑与形而上学,这是他最喜欢的东西,是融进他血液中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在他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中是看不到的。那次新泽西拜访离开时,周先生之子周芜开车送我,他说:你来看我爸爸,我们真高兴;他太寂寞了,知道你来,他兴奋了好几天。他还说,你知道,我爸爸喜欢聊天,但不是和什么人都可以聊的。这话容易理解,我做研究几十年,对此也深有体会。也许我可以和任何一个人聊天,却不会随便和一个人谈论逻辑和形而上学,而我最喜欢聊的,就是逻辑和形而上学。
 
张尚水老师说,周先生一生(对逻辑)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培养了王路。张老师不善言辞,说的是周先生,却包含着对我的褒奖。我始终记着这话,当作对我的鞭策。跟着周先生读书四十多年了,从亦步亦趋到自说自话,我自省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但是遵守学者的本分,我一直是规规矩矩,而研究逻辑与形而上学,我自信对得起周先生。我一直认为,在金岳霖先生的弟子中,周先生是和他的思想路数最接近的,而且周先生的聪明才智绝对是一流的。我曾妄想,假如周先生沿着他三十多岁时写的《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一直做下去,假如没有十年的折腾和耽误,假如他关于黑格尔的研究还可以继续,假如他可以把他思考的那些形而上学问题加以细化和阐述,假如……

周礼全(前排左一)、金岳霖(前排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的同志们合影留念(来源:tsinghua.edu.cn)
 
作为周先生的学生,我想的往往是学术方面的事情,友人大概多会喜欢像周先生给子女起名字那样的趣事。我曾经跟友人说过对周先生子女名字的解释,它们分别取自黑格尔逻辑的初始概念:长子周郁,“有”字加耳刀,次子周芜,“无”字加草字头,女儿周易,取“变”的字义。黑格尔逻辑学只有“无”“有”“变”这三个初始概念,四子再无借用,取名周元,意为初始,含“元哲学”之意,这也是周先生常谈的东西。周郁取名的故事是周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言明那几年沉浸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热情之中。其他几人名字的意思则是我的猜测。
 
周先生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好。我读研究生时常去周先生家,冬天暖气不足,周先生的屋里有一个炉子,炉台上总放着红薯。周先生喜欢吃烤红薯,给我讲他家乡人对红薯的偏爱,讲述他烤红薯的方式如何便捷,还请我吃他烤的红薯。在新泽西,周先生特意给我烧牛肉吃。周芜的房子在山上,高档时尚,大且新,在开放式的厨房里,在下排式抽油烟机的灶台上,周先生将牛肉放入油锅,“刺啦”一声,油烟暴起,周芜在旁一声“哎哟我的爸爸哎!”脸色都变了,连忙在灶台旁擦来擦去。周先生谈笑风生,一边翻炒,一边讲述如何烧牛肉才好吃。我想,好吃也是有代价的啊!周先生出国前住干面胡同,我住雅宝路,很近,那时我常去周先生家聊天。我一共请周先生吃过两次饭,都是在周先生从美国回京的时候,好像都在东总布胡同的仿膳。一次是请周先生和梁先生,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请梁先生吃饭。另一次是请周先生和李惠国先生,李先生是我爱人的导师,和周先生是好友,他们的友情来自“牛棚”和干校。在北京周先生请我吃过一次饭(和室里的人去他家聚会除外),那是他招蔡曙山和邹崇理读博士之后请他们到家吃饭,专门打电话让我过去作陪。那次见面,二人毕恭毕敬,尊称我“王老师”,我说,周先生还是对你们好啊,我做周先生学生这么多年,周先生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你们要好好读书!周先生笑言,我以前比较穷啊。他还让我要好好“照顾”他们。二〇〇三年我借访问伯克利大学的机会去老年公寓看望周先生,他再次谈起曙山和崇理不容易,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周先生对学生关爱有加,方式各异。对此我深有体会。
 
去年底到哲学所做讲座,刘新文介绍我时说,王老师培养学生,因人施教,没有千篇一律。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对,这也是我从周先生那里学来的。培养学生,首要的是尊重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过去手艺人的说法,因为是教生计,给饭碗。我们则完全不同:我们教学生是传授科学和知识,以师生的方式给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以传授知识的方式使他们成才或有可能成才。我今天常对学生说,我称赞周先生带我读书,教导我要严谨、细致、认真。其实这算不了什么,哪一个老师都会对学生这样说。关键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到认真、严谨和细致。回想做周先生的学生所走过的路,反思自己几十年的研究历程,我最感谢周先生的是他当年让我研究亚里士多德,使我从此走上一条研究的正路。我在研究中体会到,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人非常多,出成果是非常不易的。但是仅此一点就说明,这样的研究至关重要,是有价值的。有人总想填补空白,总想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东西,这其实是不得要领。按照我的理解,在哲学研究中,空白的东西大概也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之所以没有人研究,很可能是因为不重要。研究生毕业时周先生对我说,要好好读书,要扬长补短;有些大教授年轻时不好好读书,一些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当了教授,也就不好意思向别人求教,只能不懂装懂。这话是四十年前说的,我却记忆犹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它有了更深的理解。“哲学”可以加字,因而可以有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研究,可以和人文精神、终极关怀联系起来,甚至包罗万象,走向风花雪月,但是哲学领域中一定还有不加字的东西,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哲学,一如后人所命名的形而上学,一如黑格尔尽心竭力研究的逻辑学,一如今天的分析哲学。形而上学与逻辑密切相关,以致罗素说,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形而上学的研究,或者,与逻辑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研究,体现了哲学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所以也就有了“难”的评价。今天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哲学的认识,在当年也是一无所知或认识不清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也曾受到一些诱惑,也遇到几次转机,若是我迷茫了,假如我转向了,我在哲学领域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登堂入室。
 
去年十月在舟山开会时一个朋友说,他们认为,王路把这么好的聪明才智就花费在一个“是”being上,可惜了。潜台词也许在说不值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我所走的研究之路堂堂正正,我所研究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没有过去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会获得今天的认识。在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还要说,没有周先生的指引,我不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感谢周先生!而且,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最真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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