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手与麦客——一个公司型农场机械化的社会学研究

质化研究 2021-05-11 20:06



好的论文应该像侦探小说一样,通过现象的描述、问题的设置,引导读者一步步深入到作者勾画的情境中来,按照作者的铺陈,一步一步走向真相。这篇论文就是这样一篇杰出代表。该文以资本下乡作为社会背景,以一个公司型农场内收割机的闲置现为研究案例,挖掘了农业机械化实现过程中的复杂逻辑。作者在引言中就铺垫下了冲突:花大价钱购置的农业机械却在最繁忙的农耕时节闲置,这也构成了本文最核心的研究问题,然后以此问题为核心,作者如侦探般考察了各方影响因素,从而绘制出了一副农业机械化实现过的逻辑影像。

作者:徐宗阳

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

摘要

本文试图以资本下乡后一个公司型农场内收割机的闲置现象切入,展现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过程及复杂逻辑。这个农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从使用机手到雇用麦客的转变。通过将机手和麦客这两类劳动力群体置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具体情境下,本文发现,这个农场机械化收割的失败与他们本身作为外来资本的身份以及本地机手以对待外人的行动逻辑与之相处密不可分。雇用麦客带来的机械化收割的成功则取决于麦客群内部的亲属关系、麦客经纪人与麦客之间的庇护关系以及麦客独特的社会身份。农业机械化并非简单依靠购入机械、升级设备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充分尊重并考虑村庄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观念心态。


关键词

资本下乡; 农业机械化; 麦客; 跨区作业;



一、闲置的收割机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的土地政策调整和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城市工商资本开始在农村大规模流转农民的承包地,建立公司型农场,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学界将这类现象称为“资本下乡”(周飞舟、王绍琛,2015;焦长权、周飞舟,2016)。这些资本下乡的农场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巨大的土地流转面积,少则数百上千亩,多则数千上万亩。在如此规模的土地上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最直接的解决方案是农业机械化,即将农业机械引入到农场经营的各个环节。因此,从经验现象上看,这些农场通常都配置了或数量众多、或先进大型的农业机械。但是笔者在对一个公司型农场的实地调查中发现,这个农场虽然配置了数量众多的新型农业机械,却大都被闲置在遮阳棚中,几乎一台也不用。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农业机械的“闲置”现象呢?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闲置”现象,笔者首先对研究对象进行简要介绍。2015和2016年夏季,笔者在华北地区中部连川市新关区大屯镇的兴民农场及周边村庄开展实地调查,兴民农场是一个典型的、由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建立的公司型农场。该农场于2012年夏季集中流转了大屯镇7个村庄共计5659亩土地,其中3个村庄为整村拆迁、“农民上楼”,4个村庄的耕地各被流转了一部分,农民依然生活在原村庄中。笔者开展实地调查的区域位于以往众多研究涉及的华北中部,这一地区是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易于耕作,人口密度高,降水分布不均(黄宗智,2000;马若孟,2003)。与华北中部的种植传统一致,兴民农场的种植结构为冬小麦和夏玉米,一年两熟。


兴民农场的老板王辰林是连川市冬安县柳镇王庄村人,先后在连川市和冬安县从事过房地产和医疗器械生意。他成立兴民农场时投入了2000余万元用于农场建设,其中涉及农业机械的投资额达数百万元。在笔者2016年开展实地调查时,兴民农场存有各类农业机械60余台(辆),其中拖拉机11台、小麦收割机10台、玉米收割机6台、玉米剥粒机2台、免耕播种机30台、大型挖掘机2台、中型卡车3辆、粮食烘干塔1座,其中小麦和玉米收割机均为当时的新型设备。从农业机械的配置来看,兴民农场构建了较完整的农业机械化体系,除农药喷洒和灌溉外,耕、种、收等主要生产环节均已形成机械化体系。


除了较完整的农业机械化体系,兴民农场也具备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基础。首先,从自然条件看,兴民农场位于平原,适宜机械化耕作。其次,兴民农场成立后完成了3个村庄的宅基地复垦和所有流转土地的整理,并将经营的土地划分成了20余个100-300亩的地块,耕地成方连片,且各个地块之间均已铺设水泥机耕路,农业机械能够便利地到达各个地块。再次,兴民农场数千亩土地均种植同一农作物,不存在因品种差异导致收割机无法进行规模化作业的困难。


至此,我们能够将兴民农场内农业机械的“闲置”状态明确呈现出来。第一,农业机械的使用具有较长的间歇期,即农业机械伴随农时使用,若以年度衡量,农业机械确实处于长期闲置的状态。但本文案例发生在小麦和玉米收割期间,这是华北地区两个最为繁忙的农业时节,理应不是农业机械的闲置时段。第二,农业机械本身具有极强的专用性,即某类农业机械只能在特定的生产环节使用,在其他的生产环节处于闲置状态。但本文案例讨论的“闲置”的农业机械具体指的是小麦和玉米收割机,而非其他与收割并不相关的农业机械。因此,我们关心的“闲置”状态并非因农时和机械专用性叠加影响而产生的农业机械“闲置率”问题,而是为什么在华北地区每年两个最为繁忙的收割时节,也是最需要使用收割机的时候,兴民农场数量众多的先进收割机反而全部被闲置在遮阳棚里?这是本文的经验问题。


花费高额成本购置的收割机却全部闲置在遮阳棚里,那么兴民农场数千亩的农作物是如何收割的呢?以2016年夏季小麦收割为例,笔者发现,一群外乡口音的人驾驶着收割机正在兴民农场收割小麦。这些雇用拖车装载着自己的收割机,以帮助别人收割小麦为职业的群体就是本文标题中的“麦客”。“麦客”更准确的称谓是“铁麦客”或“机械麦客”,他们不同于手持镰刀、背负口袋的传统麦客。因收割农作物不同,这一群体在不同地区还有诸如“玉米客”“水稻客”等称谓。本文同时发现,兴民农场的收割机自2012年购置后并非一直放置于遮阳棚中,雇用麦客收割始于2015年夏季。那么兴民农场在2013和2014年是如何完成农作物收割的呢?这涉及本文标题中“机手”这一群体,“机手”指的是兴民农场周边村庄中拥有自有收割机的农民,他们平时以务农和打零工为业,在农作物收获时节依靠收割自己村庄及周边区域的农作物赚取佣金。在兴民农场经营的前两年,周边村庄的机手承担了为兴民农场进行机械化收割的任务,这两类群体的先后登场展示了兴民农场的农业机械化经历了从使用机手到雇用麦客的演变过程。本文尝试以兴民农场闲置的收割机为切入点,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与机制,并通过对机手和麦客这两类劳动力群体行动逻辑的考察,揭示兴民农场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过程。


文献梳理与研究策略


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研究脉络与文献的梳理,来扩展并加深我们对上文提出的现象与问题的理解,并形成本文的研究策略。这些研究脉络包括:第一,关于资本下乡后农业经营的讨论;第二,关于农业机械化的研究;第三,关于麦客和农业机械跨区作业的分析。


(一)资本下乡后的农业经营


不同于农业经济学,社会学对资本下乡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有学者从历史、结构的背景出发,对资本下乡的动力来源与实践机制提供了宏观层面的解释,充分展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围绕着土地进行的博弈与互动(周飞舟、王绍琛,2015;焦长权、周飞舟,2016)。这些研究构成了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下乡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有一类研究从相对微观的经营管理环节出发,对资本下乡后的农业经营方式进行了讨论(陈靖,2013;陈义媛,2013;严海蓉、陈义媛,2015;徐宗阳,2016)。根据经验问题,我们主要梳理后一类研究。


资本下乡之初,通常会采取规模农场的经营方式,即通过购置机械、雇请人工,由企业统一进行生产经营管理,这种横向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在具体生产经营中很快就遭遇了失败(黄宗智,2015;陈义媛,2016;徐宗阳,2016;陈航英,2018)。这不仅是因为工商资本下乡务农相对于小农家庭经营要付出额外的土地租金和雇工成本,而且农业生产本身的非标准化、空间属性、时间滞后效应等特殊性使得雇工经营的规模农场存在难以克服的监督困难(Bradley & Clark,1972;Mann & Dickinson,1978;伯恩斯坦,2011;陈锡文,2012;贺雪峰,2013)。面对这样的情况,工商资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生产调适,其中共同点是将集中流转的土地再次分包给不同的生产者进行家庭经营。诸如“土地分级承包”“土地转包”“公司+代管户”“土地包方制”“公司+租地农”等名称共同揭示了同一类现象,即规模经营被各种形式的土地分包所取代,资本下乡集中流转土地之后,并不进行规模生产,而是分包给不同的主体进行分散经营(陈靖,2013;孙新华,2015;陈义媛,2016,徐宗阳,2016,陈航英,2018)。


这些研究深入到工商资本的内部,通过考察其经营管理环节重点讨论了资本下乡后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为我们了解资本下乡后的生存状况更新了认识。但是,这些研究集中于讨论土地经营,对这些农场如何进行机械化的种植与收割着墨不多。一方面,虽然这些研究均注意到规模经营被土地分包所取代,但分包之后的土地面积依然较大,经营者需要借助农业机械来种植与收割。另一方面,虽然有研究发现土地分包之后农业机械化服务被安排成“套餐”提供给分包土地的经营者,但这些“套餐”是如何实现的却没有体现在这些研究中(陈义媛,2013;严海蓉、陈义媛,2015)。在农业经营的意义上,农业机械化还是需要由这些资本下乡后的公司型农场来完成,这些农场如何进行机械化的种植与收割,是下一步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此外,土地分包并非弱化监督困难的唯一方法,农业机械化本身就是解决因农业产业特殊性带来的监督困难这一问题的答案。朝向节省劳动力的方向来发展农业技术,能够显著弱化监督成本并提高劳动生产率(Bradley & Clark,1972;林毅夫,2010)。其中的逻辑在于,农业机械的发明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减少“人”的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监督一个(农业机械)驾驶员比监督多个徒手劳动者容易得多”(林毅夫,2010:16)。所以,现有研究关于资本下乡后农业经营的讨论对于农业机械化的内容尚有缺失,本文希望回答“资本下乡后如何进行机械化的种植与收割”这一问题,对既有研究形成补充。


(二)农业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的文献卷帙浩繁,本文关心的问题——资本下乡后如何进行机械化种植与收割——背后涉及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过程与机制。因此,我们将选取与本文问题有关的研究从两方面展开梳理。


一方面,不少学者讨论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阶段与动力机制。他们发现,农业集体化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呈现出“起步—低速—高速”的阶段性特征。2005年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突飞猛进,表现为农业机械的保有量、总动力以及农业机械化的作业面积和水平大幅增长,有学者以“农业机械化革命”来形容这一阶段的发展(焦长权、董磊明,2018;陈义媛,2018)。这一阶段高速发展的动力,除2004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以及财政部与农业部联合印发《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农〔2015〕11号)等政策供给外,更关键的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动。首先,城镇化大规模吸纳了农村人口,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短缺,农业对机械化存在内生需求。其次,工业化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焦长权、董磊明,2018;陈义媛,2018;王许沁等,2018;潘彪、田志宏,2018)。


这些扎实的研究和数据让我们直观感受到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条件正在发生巨变,但是农业机械保有量、总动力、农业机械化作业面积等数据很容易让我们在理解农业机械化时产生一个倾向,即将农业机械化理解为农业机械数量增加的过程。这相对忽略了农业机械化本身的复杂性,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不仅包括机械的购入,而且包括购入之后在使用环节面对的复杂情况。这一复杂性要求我们将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过程置于一个农场的具体经营情境中进行考察,相对于现有的较为宏观的农业机械化研究,这是一种来自基层的微观视角。


另一方面,很多研究将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过程视为农业机械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过程。理论上,机械进入农业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密切相关,稀少而昂贵的劳动力是农业机械化的条件之一(刘凤芹,2006;张培刚,2013)。现实中,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我国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已进入上升通道,亟需以增加经营规模和提高全程机械化水平来实现节本增效(韩俊,2016;焦长权、董磊明,2018)。农业机械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所产生的效果,不仅体现在机械能够显著减少单位土地的劳动量,并对农业生产中的重体力劳动进行替代,使农业生产实现“兼业化”,而且有助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增加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周振等,2016、徐建国、张勋,2016;焦长权、董磊明,2018;李谷成等,2018)。


这些研究在强调农业机械对农村劳动力替代效果的同时,却对农业机械化中的主要劳动力缺乏关注。在农业机械化作业过程中,不仅需要为农业机械化工序提供配合的辅助性劳动力(高原,2014;黄宗智,2015),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操作农业机械的劳动力。换言之,农业机械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实际上是操作机械的劳动力对原有农村劳动力的替代。在这个意义上,“农业机械化”并不是众多研究展示的、完整的整体概念,也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而是带有技术的劳动力和农业机械这两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生产要素的自由组合很难直接实现优化配置的效果,操作机械的劳动力能否尽心尽力会直接影响到农业机械化的水平和效率。因此,操作农业机械的劳动力本身的技术和操作质量在农业机械化的作业过程中至关重要(黄应贵,1979;韩启民,2014)。


因此,操作农业机械的劳动力才是我们理解农业机械化的关键,也是农业机械化背后真正需要得到分析的行动主体。将操作农业机械的劳动力——机手与麦客——从农业机械化的整体概念中抽离出来进行重点讨论就构成了本文主要的分析策略。


(三)麦客与农业机械跨区作业


麦客这一现象并非因为土地流转和资本下乡兴起,从明清地方志中“秋收刈获,必须麦客”的记载,到民国时期《新秦日报》对“麦客工价”的讨论,再到“土改”时期“雇用麦客不算剥削”的规定,不少研究都曾关注麦客这一群体及其风俗。这些研究展现了我国西北,特别是活跃于关中地区的传统麦客并大致勾勒了他们“候鸟式”迁徙的轨迹。传统麦客多来自于关中地区西北部、甘肃陇东、宁夏固原一带,每至关中地区的小麦成熟时节,麦客便三五成群前往河南、关中地区,向着他们家乡的方向收割小麦,等到他们收割完关中地区的小麦,家乡的小麦也正好成熟(秦晖,2002;王庆明,2007;侯登科,2010)。


麦客迁徙后从事的行业并没有脱离农业,工作的地点依然位于农村,不同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和“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者,麦客是一种独特的“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农”(王庆明,2007;马流辉,2013)。值得说明的是,麦客这种伴随着农时流动到异地的职业化农民,并非直接从事农业种养殖,而是进入到农业生产的收割工序,提供的是农业的社会化服务。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麦客这一现象已由关中地区扩展到全国,他们的装备也由镰刀变成了收割机,这些新麦客被称为“铁麦客”或者“机械麦客”,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对农业机械跨区作业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大力推广农业机械跨区作业,时至近年,跨区收割机数量已达到50万-60万台,能够完成全国90%以上土地的机械化收割(陈锡文,2014;高鸣、宋鸿远,2014;刘奇,2014)。有研究发现,农业机械跨区作业对粮食产量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不同纬度地区(方师乐等,2017;伍骏骞等,2017)。但是农业机械跨区作业也面临不少困难,机械麦客普遍遭遇过地方保护主义,作为外来的农业机械服务提供者,他们在异乡经常受到地方政府和当地农业机械服务提供者的打压与排挤,机械麦客被偷盗、抢劫、截机、砸机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时常发生。


我们发现,农业机械跨区作业的作用被广泛承认的同时,却几乎没有研究对这种模式本身做出深入的分析。作为农业机械化的一种组织形式,农业机械的跨区作业呈现何种组织形态?这些机械麦客走南闯北,遵循着什么样的行进路线?面对如此多的困境,这种高难度的农业机械化作业模式得以成立的基础何在?上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总之,笼统地将农业机械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讨论,对于我们理解上文提出的问题还不足够,研究的重点应该聚焦于操作农业机械的劳动力,分析他们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具体位置和所思所想所行。因此,本文将从一个农场机械化的实现过程这种微观视角出发,将操作农业机械的劳动力从农业机械化的概念中抽离出来,充分展现农业机械化本身的复杂面向。


一段失败的农业机械化历史


2013年芒种是兴民农场收割第一季小麦的时节,面对5659亩土地,最经济的做法是在农场附近的村庄中寻找那些具备收割机操作能力的机手来为农场劳动。在这一年,兴民农场和本地机手达成了一份劳动协议,即机手驾驶兴民农场的收割机进行收割,兴民农场给机手按日计薪。但是这种收割方式问题众多,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第一,高昂的监督成本。根据当年的协议,机手为兴民农场每劳动一天,可得工资300元,工资与机手每天收割的数量没有关系。这种计费方式导致的最大问题是因为难以监督,机手们纷纷出工不出力。对机手来说,兴民农场集中收割的时候数个田块同时劳动,农场主又是外人,工资是固定的,收割持续的周期越长越有利。实地调查发现,机手的工作效率相当低,每天收割的亩数在40-50亩,2013年小麦收割时,兴民农场使用了10台收割机,用时10天才完成收割作业。可见,雇用机手收割的问题是因为监督困难而导致的收割进度缓慢。


第二,难以解决的协调困难。我们发现,以本地机手驾驶农场收割机这种方式在收割中遭遇失败,并非仅仅因为难以监督,而是这种收割方式本身就存在难以解决的协调困难。首先,协调困难与收割机的特点有关。收割机是一种“娇贵”的农业机械,其运转需要数量众多的刀片、刀杆、链条、滚筒、传送带等零部件,这使得收割机在实际作业中特别容易出状况,基本上每3、4小时就要停车保养,需要更换的零部件还无法在附近购买,且收割机耗油量大,经常需要加油。其次,协调困难与兴民农场的经营模式有关,农场田块多达20余个,10辆收割机同时工作,先为哪个田块的收割机进行补给存在协调困难。


因此,在收割过程中,本地机手驾驶农场的收割机,每当遇到机器故障、需要保养或加油的时候,他们会通知兴民农场来进行相关补给。这相当于每雇用一个机手,兴民农场都要为他另配置一人专门负责补给工作。出于成本考虑,兴民农场无法为每台收割机都配置专门的维修工,负责为车辆进行维修保养工作的只有副农场主郭伟宏。在每年的收割时节,郭伟宏开车往来于市区和农场之间,为收割机购买、更换零部件,经常在返回途中又被通知去购买其他零部件,往来反复花费了大量时间,其间不少收割机停在原地,无法进行收割作业。


由以上分析可见,机手驾驶农场收割机这种收割方式效率极低,不仅监督成本高,而且协调起来也有困难。但实地调查发现,这两个问题在同样的机手为周边村庄的农户进行收割时却不存在。其原因在于,第一,为农户提供收割服务时,机手按照农户耕种的亩数计费,农户全程跟随,且机手多为本村人或邻村人,不存在偷奸耍滑的情况,能够保证收割质量。第二,为农户收割小麦时,机手使用的是自有收割机,机手会在工作间歇进行补给,并不需要农户参与其中。


通过比较机手驾驶农场收割机为兴民农场进行收割和机手为周边农户提供服务这两种情况,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两个不一致的地方:一是计费方式,二是机械归属。首先看计费方式,既然计费方式由两方商议,且机手为农户提供服务时采用按亩计费的方式,为什么机手在为兴民农场收割时要采用按天计费的方式?按照亩数收费,机手不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吗?这里存在两点原因,在对这两点原因进行论述之前,首先来介绍华北地区的两个基本情况。


第一个情况与农时有关。在华北这种冬小麦—夏玉米轮作区,存在两个农忙时节。第一个时节为芒种,收割冬小麦,种植夏玉米;第二个时节为仲秋,收割夏玉米,种植冬小麦,两者相比,芒种更为繁忙。有学者估计夏收秋播的紧张程度远远高于秋收冬播,前者需要在7-10天内完成(胡小平,1994)。芒种的紧张状态与玉米的生产特点直接相关,一方面,玉米的生长期很短,但需要接受足够的有效积温。另一方面,芒种之后进入到华北地区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随时间推移气温渐低。因此,玉米生长特点与华北气候变化的叠加效应是,若提早一天收割小麦,就能够提早一天收割玉米;若延后一天收割小麦,就要延后若干天才能收割玉米。与此相比,小麦的生长就没有这样的特点,仲秋时节也远不如芒种时节繁忙,秋收冬播的时间可达15-20天。


第二个情况涉及小麦收购的质量标准。虽然尽早收割小麦能为种植玉米留足时间,但实地调查发现,周边村庄农户的收割习惯并不一致,有些农户习惯早点收割小麦并进行晾晒,有些农户则习惯等到小麦成熟干燥后再去收割,时间甚至晚于兴民农场。这主要取决于小麦收购的国家质量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小麦收购的含水量不得超过12.5%。农户不同的收割习惯和芒种的抢种抢收并不矛盾,因为人均承包地面积仅1亩左右,使得他们收割小麦和种植玉米花费的时间非常短。但对于经营巨大土地面积的兴民农场来说,即使每年赶早收割小麦,他们种植玉米的时间依然要比周边农户晚。


接续上文的问题,为什么机手在为兴民农场提供收割服务时要选择按天计费的方式呢?第一个原因与两种不同的雇佣市场有关。由上文可知,兴民农场和周边农户的收割方式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造成了两种不同的收割需求和雇佣市场。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兴民农场对机手的需求时间短且集中,一般为2-3天;周边农户对机手的需求则会更加分散且持续时间较长,一般为10天左右。从纯经济逻辑出发,机手更愿意为周边农户收割,因为在为农户提供收割服务时每亩地收费标准为60元,也即机手为农户工作时,每天只要收割5亩地就可以达到他们在兴民农场工作一天的工资。我们假设5亩地是机手每天工作的最大量,持续10天的收割,机手能够赚取3000元。但机手在农场收割时,如按照农场的需求收割3天结束,机手只能赚取900元。这就能够解释机手在兴民农场工作时尽量拖慢收割进度的行为。现实中,机手为周边农户收割时,每天的工作量远远大于5亩,所以农户雇佣市场的存在使得机手就不愿去农场收割,当农场与机手商讨协议时,机手主动提出按日计薪,否则协议取消。


但是农户雇佣市场的存在不能完全解释的情况是,机手可以选择先为兴民农场收割,后为农户收割,两种方式都使用按亩计费的方式,这对机手而言不是更为有利吗?本文发现,对于机手来说,使用农场机械存在顺手与否的问题,这是机手提出按日计薪的第二个原因,也是以往农业机械化的讨论中较少涉及之处。当农场与机手商讨劳动协议并提出使用农场的机械来进行收割时,机手们普遍觉得很不划算。笔者在2016年9月访问了一个曾为兴民农场提供收割服务的机手,据他所言,“大农场的机械很新、很先进,这没用啊,我用不惯、不上手、干不快,这不影响我赚钱嘛!”(访谈记录20160905GHY)可见,操作机械熟练与否会影响机手收割的速度。因此,机手在与兴民农场的市场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本不愿为农场工作,还被要求使用自己不熟悉的收割机。机手据此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要求,按日计薪且不保证收割亩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发现,雇用机手驾驶农场收割机存在的问题是有解决方案的,那就是让机手驾驶自有收割机,按照亩数计费,也即兴民农场将所有的收割环节完全外包给机手。这种收割方式涉及上文提到过的机手分别为农场和周边农户收割中第二个不一致的地方,即机械归属问题。


考虑到2013年夏季小麦收割时出现的机手拖慢进度、影响玉米种植的情况,兴民农场于2014年夏季与本地机手达成了新的劳动协议,即机手驾驶自有收割机来为农场收割小麦,以工作亩数计费,每亩地收割费用45元。但是这一收割方式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兴民农场的收割质量难以保证。按亩计费是一种强烈的经济刺激,但这并不代表机手会保证工作的质量。在收割过程中,机手们驾驶着自有收割机忙于追赶进度,无暇顾及产量,他们每天的工作亩数都达到100余亩,却将兴民农场的小麦撒遍田野。兴民农场的会计卢杰负责为机手结算工资,他向笔者抱怨道,“这些人(机手)干活太不仔细了,麦子撒得到处都是……也是,他们只要让咱们看到有多少麦子地变成空地了就能领钱,根本不关心咱们的产量”(访谈记录20160710GJL)。更加麻烦的是,这种情况出现后,作为外来人的兴民农场很难惩罚机手。农场主王辰林曾因为一个机手干活不认真,在结算工资的时候罚了他100元,但没过一周,这个机手带领当地村民围攻了农场,借口农场的机械化收割让他们宗族的祖坟矮了2厘米,并最终从兴民农场拿走了5000元补偿。可见,按亩计费的经济刺激计划未能消除监督困难。


第二,机手驾驶自有收割机产生了大量的盗窃现象。兴民农场让机手驾驶自有收割机并自己负责补给工作,看似将复杂的维修保养加油等程序全部转嫁给机手了,但村庄就在农场的周边,机手每次对机械进行补给的时候都变成了他们偷窃农场小麦的机会。换言之,协调的成本最终还是由兴民农场全部承担了。兴民农场的副农场主郭伟宏对笔者讲述,“收割的时候特别忙,根本看不过来。上次我抓住一个机手,我看这块地还没收割完呢,他就开收割机跑了,我先远远跟着。他家就在咱们农场旁边,回到院子里就把咱们的小麦全倒自己家了。等他倒出来我就进去了,他不承认,非说是轴承坏了,要先把麦子倒出来才能修,我看了,轴承根本没坏,这种事太多了”(访谈记录20160710WHG)。


由此可见,机手驾驶自有收割机、按亩计费的收割方式并不比机手驾驶农场收割机、按天计费的收割方式好出多少。一方面,监督问题从出工不出力变成了保量不保质;另一方面,协调困难实则以其他方式给兴民农场造成了损失。


通过总结兴民农场在2013和2014年小麦收割的情况,我们发现兴民农场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农业机械化历史。在使用机手收割的过程中,不论是按天计费还是按亩计费,也不管是驾驶农场收割机还是自有收割机,兴民农场始终没有摆脱监督问题和协调困难,只不过这两个问题表现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兴民农场投入了大量成本,构建了完备的机械化体系,但却没有成功实现农业机械化。为了更好地管理本地机手,让收割顺利进行,兴民农场设计了不同的劳动协议和合约形式,但这些协议和合约无一能够起到约束机手的作用。因此,这些外在的形式讨论并非问题的要害,最关键的因素是机手的态度和行为。从上文能够发现,机手作为本地人,处于对他们自身非常有利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结构之下,他们与兴民农场内外有别。在面对外来资本时,他们不仅对工作的时间和要求有极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操作机械的过程中还拥有大量的行动空间,使得兴民农场本就存在的监督困难以更加严重的形式呈现出来。


结论与建议


面对雇用本地机手带来的问题,兴民农场在2014年玉米收割时试用了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的“玉米客”,收割效果意外地好。在2015年和2016年小麦收割时,兴民农场不再与任何本地机手合作,全部使用麦客收割。我们以2016年的小麦收割为例来看使用麦客的效果。


第一,麦客的工作效率极高。2016年小麦收割,兴民农场使用了来自河南省和辽宁省的15台收割机,仅用两天半就完成了4412亩小麦的收割,每台收割机每天的平均工作亩数超过100亩。这与雇用机手时每台收割机每天的平均工作亩数40亩、收割时间持续10天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兴民农场下一季的玉米种植争取了时间。


第二,麦客的收费标准更低。机手提供收割服务有两个收费标准,为附近村庄农民收割这种“零活儿”收费标准为每亩地60元,像兴民农场这种“大活儿”收费标准为每亩地45元。麦客的收费标准更低, 2016年小麦收割时,收费标准为每亩地35元。


第三,麦客承担了所有的维修保养加油等工作。根据劳动协议,兴民农场不需要为麦客的收割机提供任何补给,这使得兴民农场完全摆脱了与机械化相关的繁杂事务,有更多的精力筹划下一季的生产。兴民农场副农场主郭伟宏讲述了自己工作状态的变化。


机手和麦客区别大了。收割机特别容易坏,机手在农场的时候,我基本上脚不点地。一会儿这个车链子掉了,一会儿那个车轴承坏了。电话根本放不下,这个电话没说完,那个电话又来了。去市区买零件,刚回来,那边又要我去。过个秋、过个麦,那就是大病两场。过完麦你要跟我说话,只能看口型。怎么回事啊?说不出话了,嗓子喊哑了,心里也着急,后来发烧,住院输液了。现在用麦客,舒服多了,抽着烟开着车带上水,去地里转转就行。(访谈记录20160709WHG)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麦客和兴民农场的劳动协议,麦客驾驶自有收割机为农场提供收割服务,按工作亩数计费,这与机手和兴民农场的第二个劳动协议完全一致,但是雇用麦客收割和使用机手收割的效果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们关心的是,在同样的劳动协议下,为什么麦客收割不存在监督问题和协调困难?为什么麦客收割没有道德风险?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兴民农场在2016年雇用麦客的基本情况。


兴民农场在2016年雇用的15台收割机分属4个不同的群体,我们称之为“麦客群”,这些群体之间互相并不认识。据我们访谈的麦客所言,除了农业机械化刚刚兴起时的大型收割编队,现在很少有超过5台机械的麦客群。而且,麦客群内部遵循着不论工作量多少一律平分佣金的规则。不超过5台收割机的麦客群规模以及完全平分佣金的财务分配方式与麦客群内部的关系性质密切相关。具体情况参见表1。



表1展现了麦客群的基本组织形态,每个麦客群人数为3-5人,内部均为亲属关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麦客群内部的财务分配规则,正如第2组的一个麦客对笔者所言,“我们都是搭帮子的,没有谁沾光谁吃亏的事,我就知道我今天生病了,机器坏了,啥也没干,我哥也会给我算一份(工钱)”(访谈记录20160616LW)。亲属关系是维系麦客群稳定的根本,同时保证了他们的收割工作又好又快,不必担心内部出现监督问题。


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机械麦客遵循着什么样的轨迹路线呢?与传统麦客活跃于关中平原、自东向西收割小麦不同,机械麦客大体遵循着自南而北、按照农作物成熟时间来收割的轨迹。需要说明的是,全国农作物的种植分布与成熟时间有别,必须结合收割机的工作特点,即它们能够收割的农作物类型来分析。两者共同构成了麦客的行进轨迹。以兴民农场第4组麦客群为例,第4组麦客群驾驶的收割机是约翰迪尔(John Deere),能够收割几乎所有的北方旱地作物,但不能用于收割水稻。这种收割机体积大,在全国流动时需要雇用专门的拖车。


来自辽宁铁岭的麦客群会在4月空车南下,前往湖北和湖南的部分区域收割小麦。4月底,他们会向东偏北进入安徽收割小麦。到了5、6月份,他们会折返向西,到达河南南阳、驻马店附近并收割此地的小麦。6月中旬,他们进入山东的西南部,继而持续向北收割小麦,6月下旬进入河北,6月底抵达天津。7月初,他们会进入山海关以外,在锦州附近休整,等待东北的荞麦成熟。7月底8月初,他们开始收割锦州附近的荞麦,完工之后直向正西,抵达宁夏附近,收割当地的油菜籽。在整个8月,他们会出现在内蒙古中部收割荞麦。9月初,他们再次折向东北,收割当地的大豆,最终于10月底结束全年的工作。


第4组麦客的行进轨迹显示,他们大体遵循自南向北的方向,但更加精确地说,这其中也存在东西方向以及自北向南的移动。将他们的收割地点和行进轨迹连成图形,将呈现出“之”字形。当然,这里描述的行进轨迹仅仅是笔者实地调查的麦客群的情况,远远无法概括全国麦客的行进路线。在对麦客群内部的组织形态和行进路线做出描述之后,我们更加关心,互相之间并不认识的麦客群是如何被组织到兴民农场来的?他们之间的劳动协议如何达成?不同的麦客群如何划定他们在兴民农场的工作范围?实地调查发现,兴民农场的4个麦客群虽然互相之间并不认识,但他们同在一个麦客经纪人老唐的管辖之下。


为兴民农场服务的麦客经纪人老唐现年51岁,系新关区大水坑镇人,曾担任唐庄村的村支部书记。1999年,老唐在本村流转土地100余亩,当时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收割时节无法找到足够的劳动力。为了更快地进行收割,老唐开始在村口附近的省道上阻拦过往的收割机,但是并没有收割机停下为他工作。经过多方打听,老唐得知这些收割机多来自河南南阳附近。2000年,老唐驾车前往河南南阳,联系了3台收割机,也就是上文为兴民农场服务的第3组麦客群(现在这个群体已经变为4人),希望他们在来年的行进路线上经过他家,并最终达成协议。随后几年,不断有周边村民要求老唐的麦客来为自己的承包地进行收割,老唐做起了麦客生意。在为麦客提供食宿的同时,麦客每收割一亩地,老唐要从中抽成5元。随着老唐的生意越做越大,很多麦客在经过大水坑镇的时候会主动来拜会老唐,希望老唐能够为他们安排下一年的生意。老唐逐渐成为新关区第一个麦客经纪人,在生意最鼎盛之时,老唐手下的麦客队伍有200余台收割机,服务区域遍及新关区、冬安县和平成县,服务面积多达数万亩。


除了为来自各地的麦客介绍生意与提供食宿这个功能之外,麦客经纪人在乡土社会中还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充当地方保护人。随着农业机械的普及,各地也逐渐形成了基层内生的机械服务市场(仇叶,2017)。由于麦客提供的收割服务比机手便宜,各地普遍将麦客视为争抢生意的仇敌。每年的收割时节,机手会在村口放置障碍物,不允许麦客进村,一旦发现来自外地的收割机,就组织村民将收割机砸坏。麦客经纪人作为有一定实力的当地人,能够摆平冲突,保障两方和平。老唐一般安排麦客住在自家的院子里,并事先与本地机手划分生意范围,在麦客收割时,老唐经常前去查看。其次是充当财务中转站。各地“欺负”麦客更常见的手段是借口麦客的工作质量不好,拒付钱或少付钱,导致麦客经常遇到收割完成之后被赖账或欠账的情况。经纪人的存在使得麦客和村庄之间不发生直接经济往来,而是由经纪人付钱给麦客,然后经纪人再向村庄收款。当然,经纪人的这种安排是为了能够从中抽成,但这在客观上保护了麦客的财务安全。在不同地区,麦客经纪人称呼各异,一些研究中提到的“保姆”“领车人”等名词指的都是本文中的麦客经纪人(陈义媛,2018)。


由此可见,这4个麦客群之所以能够来到兴民农场进行收割,是麦客经纪人居间协调的结果,这一过程详见笔者和老唐在2016年9月份的一次访谈。


笔者:你手下机器很多,为什么是这十几台来了,怎么考虑的?

老唐:前年我在附近搞收割,看他们(农场)的收割根本不行啊。我就来找老板,我让他试一下我的收割机。去年试了一下,挺好。这是初步合作,我派了最好的收割机过来。这些都是我信得过的人,那几个南阳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最早我开车找的那三个人,我们十六年的关系了。做好了以后我们可以长期合作。(访谈记录20160916GL)


因此,并不是麦客与兴民农场直接建立了生意关系,而是麦客经纪人与农场结成了合作关系。将麦客经纪人的作用扩展至全国会发现,第一,麦客在全国的行进路线呈现出“之”字形跳动,正是麦客去各地寻找自己经纪人的结果。出于安全考虑,麦客很少前往没有经纪人的地方。第二,虽然麦客群之间互相并不认识,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麦客与机手那样紧张,不同麦客群很少出现抢生意的现象。因为不同的麦客群在一个地区可能属于同一个麦客经纪人管辖。麦客的收割任务在出发前就被不同地区的经纪人安排好了。麦客经纪人的具体安排则是他和本地机手以及其他麦客经纪人划分生意范围的结果。


至此,我们便能够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了。第一,为什么麦客收割不会出现拖慢收割进度或出工不出力的情况?这是由于麦客并不像机手只在附近区域活动,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机械化收割服务。除兴民农场的收割任务外,还有更多的麦客经纪人为他们安排了更多的收割任务。所以麦客在任何地方耽误了时间,很可能导致下面的收割任务全被错过。


第二,按亩计费的方式为什么没有让麦客像机手那样忙于追赶进度?麦客在任何地方的运转都要依靠当地的麦客经纪人。麦客经纪人手下的麦客队伍非常庞大,如果一个麦客群工作质量不佳,意味着他们很可能会失去这个地方的麦客经纪人。失去经纪人不仅意味着麦客无法获得本年度在此地的收割佣金,而且很可能会就此丧失今后在此地工作的机会。由此可见,麦客经纪人与麦客的社会关系是保障麦客工作质量的基础。


第三,与机手一样,麦客与农场主也互为陌生人,是否会产生盗窃农作物的情况?实地调查发现,麦客从未出现盗窃农作物的情况,一方面是他们与麦客经纪人的关系在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心理层面的劣势使然。兴民农场对当地村庄来说既是外来人也是陌生人,但是他们在面对麦客的时候反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本地人”。这一心理劣势详见笔者与农场主王辰林的访谈。


笔者:有没有麦客偷粮食的现象呢?

王辰林:偷粮食干吗呢,又带不走。带走也没用啊,昨天在山东呢,今天就进了河北了,后天可能去了关外了,带着粮食又不能吃。

笔者:明白,就是偷了粮食也没啥用。

王辰林:还有,跟机手比,咱们没有心理优势,对麦客就不一样。

笔者:具体什么意思呢?

王辰林:你永远不可能比本地人更了解当地的情况,咱们农场哪里有条小道啊,哪里有个河沟子啊,机手偷了麦子藏起来你都找不着。麦客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心里很紧张。咱们对于麦客,倒成了这个地方的熟人了。踢球都讲究个主场优势,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现在是咱们的主场。那些外地的麦客都特别听话,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不高兴了踹他两脚都没事,你说他敢偷粮食吗?(访谈记录20160710LFW)


总之,麦客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成功流动需要仰赖两方面的关系。第一,传统的亲属关系是维系麦客群稳定的根本。麦客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大面积的收割工作,亲属关系可以保证群体内部不会出现监督问题。而且,由于收割机经常出故障,群体内部工作量不一,之所以还能平均分配佣金,亲属关系是保障这个群体稳定的关键。第二,麦客与经纪人之间的庇护关系。麦客作为外来人,远行他乡落入到陌生的社会结构中,面临与当地机手的紧张关系以及随时会发生的冲突。经纪人的居间协调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借助着麦客及其经纪人的帮助,兴民农场成功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麦客的社会身份


回顾兴民农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以纯经济的逻辑或者因交易费用带来的市场与层级制比较的思路来进行解释(威廉姆森,2011),即兴民农场从使用机手到雇用麦客的过程可以视为从机械服务市场中寻找物美价廉服务的过程,或者麦客取代机手是因为其交易费用更低,这当然能够成立。但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雇用麦客比使用机手的交易费用低?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看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机械化收割能够形成全国范围的机械服务市场,催生麦客这样的现象,但是在机械化播种这一环节却只能形成地方区域性的市场(韩启民,2014)?除了气候、农时及农作物品种差异外,我们将讨论一些社会性因素,即麦客独特的社会身份。


本文认为,两种不同范围的机械服务市场的形成需要回到两种农业机械本身的差异以及在操作环节方面的技术壁垒来进行解释。农业机械种类繁多,本文仅以兴民农场的农业机械情况来展开讨论。“一个机手需要具备的能力”包含如下几方面:首先,收割机的操作复杂,会开收割机意味着一个人能够驾驶收割机随意移动。其次,机手需要熟练掌握对收割机进行润滑链条、更换刀片和轴承等技能。再次,如何保证不损害农作物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收获,如何处理倒伏等特殊情况,需要长时间亲身实践。最后,机手驾驶收割机要能与周边的车辆及人员密切配合、无缝对接。可见,机械化的收割是一个对操作技术要求比较高的环节,这些特点使得麦客的操作技术成为相对稀缺的资源,进而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机械服务市场。但是机械化收割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收割机是较为先进且自动化程度高的机械,另一方面,收割机却很难程序化操作,对操作农业机械的这个人要求非常高。这意味着,如果这个人不尽心尽力,那么在以上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人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说机手具有大量行动空间的根源。


与之相比,机械化的播种却是一种技术门槛比较低的劳动,这主要与免耕播种机的特性有关。免耕播种机是一种半人工半自动化的小型农业机械,需要配合拖拉机使用。这种机械能够设定并调节行距、株距、深度,实现掘土、耕地、播种一体化操作。播种的间歇会有农民为免耕播种机添加种子、化肥和农药。机械化的播种对于操作机械的人要求不高,只需要他在播种过程中能够驾驶拖拉机以直线方式行进,这对于乡土社会中的成年男性来说是一项基本技能。所以,这种并不稀缺的资源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免耕播种机虽然看似落后,但却没有多少人为因素能够影响机械化播种的过程。换言之,以免耕播种机进行机械化种植很难出现偏差。


兴民农场的机械化播种是由哪些人来完成呢?本文发现,这一工作主要是由农场主王辰林老家的“自己人”完成的,这些“自己人”并不是在兴民农场分包土地的承包人,而是除这些承包人之外的亲戚朋友。既然在机械化播种时能够使用自己人,那么在机械化收割时,王辰林为什么不使用这些存在较少监督问题的自己人呢?一方面,技术壁垒的存在使得兴民农场没能找到数量足够的、能够操作收割机的自己人。另一方面,虽然也有个别具备收割机操作技术的自己人,但是在机械化收割时,使用自己人会产生一些管理方面的麻烦。


笔者:用机手这么多问题,为啥不让咱们信得过的自己人上啊?

郭伟宏:用自己人也麻烦,他们虽然不会坑咱们,但是他们有错,咱们也不能说他们。

笔者:举个例子说一下。

郭伟宏:举个例子啊,比如就说你吧,咱们是朋友,你来咱们农场搞收割。你图快了,总掉粒儿,操作不好了,老出错。我能说你啥啊?只能侧面提醒你一句,“慢着啊,别掉粒儿,让老板看见多不好”。我就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再重的话我也不能说了。但是外地的麦客来了,我就可以骂他,“不爱干你就给我滚蛋啊,你敢掉一个粒儿我就不给你钱”。你说自己人之间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访谈记录20160709WHG)


郭伟宏的回答生动地展示了在机械化收割环节,即使存在具备收割机操作能力的自己人也不能使用的考虑。在机械化收割时不使用自己人,是因为自己人之间有面子,即使犯了错,也不能把话说重了,否则会损害两者的关系。自己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以维护关系为先,在机械化收割时不使用自己人,正是为了维护自己人之间的关系。机械化收割看似自动化,但却对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非常高,也是最容易出错的环节。就农场经营而言,出错就要受罚,与自己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互相违背,这正是郭伟宏说“用自己人麻烦”的真正含义。在兴民农场分包土地的承包人王福生也与笔者讲述了农场主的这一考虑。


笔者:老板找你做承包人是因为你们关系很熟,他对你很放心,不怕你不好好干,为什么在收割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一点了呢?

王福生:你说的这两个不是一个事儿。老板让我们来包地,是包给我们了,这是赚钱的事儿,也是为人的事儿,老板要在村里为个好人。来这里干活的,你看着也赚钱,如果是我们和老板这种关系,你就不能管。你要管就显得不好,就成了得罪人的事儿,那还不如找外来的人。(访谈记录20160709HGW)


王福生所言的“外来的人”指的是来自外地的麦客。在本文分析兴民农场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总共涉及三类人,分别是来自兴民农场周边村庄的本地机手、来自其他省份的外地麦客、来自农场主老家的亲戚朋友。我们逐一分析他们与农场主之间的关系来看为什么机械化收割过程中,麦客是最合适的人选。


首先,本地机手与农场主互为陌生人,也互为外人。就农场经营而言,使用机手产生了严重的监督问题与协调困难且很难解决,交易成本很高。其次,农场主的亲戚朋友与农场主非常熟悉,属于自己人,监督问题较少,但是却存在因技术壁垒导致的人手不足以及碍于自己人之间的交往之道而难以执行管理制度等问题。所以,农场主的亲戚朋友只进入到了不容易出现偏差的机械化种植环节。再次,麦客能够与农场主成功配合,正是其独特的社会身份使然。一方面,麦客与农场主互为陌生人,也互为外人,但是麦客经纪人的存在使麦客能够尽心工作,并没有出现本地机手的那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麦客已经被农场内部化了。另一方面,麦客虽然被内部化,但是从王辰林和郭伟宏对待麦客的行为和话语,比如“不高兴了踹他两脚”“不爱干你就给我滚蛋”来看,他们并不将麦客视为自己人。这反而能够避免自己人之间在人情面子方面的限制,更为严格地执行管理制度。在对这三类人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内外”关系在这里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相对性和相当大的弹性,这正是不同社会关系的人们在交往时的微妙之处。


总之,麦客在全国范围内成功行进,除麦客群内部的亲属关系、麦客经纪人的保障作用外,更加重要的是,在机械化收割这种特别容易出现监督问题的生产环节中,麦客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身份,不仅是成功内部化的外地人,而且是不被视为自己人的内部员工。


结论与讨论


以实地调查为基础,本文以资本下乡后一个公司型农场的机械闲置现象为切入点,展现了这个农场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过程。我们提出的经验问题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一问题关涉的农业机械化的组织形态却具有较为广泛的现实意义。本文无意将这一现象及对其的解释扩展到国有农场等更大的范围,而是希望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展现农业机械化本身的复杂逻辑。


通过对兴民农场农业机械化实现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本文构造了如下场景:在我国的华北平原,一个有着数千亩土地的大农场,他们购置了数量众多的先进收割机,但是这些收割机在最需要被使用的时候却很难发挥作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农业机械化历史。这个农场机械化收割的任务是被来自全国各地的麦客完成的,在麦客的帮助下,兴民农场实现了成功的机械化。


兴民农场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过程让我们发现了农业机械化的另外一个面向。现实中的机械化不是理论讨论中的机械化,更不是研究想象中的机械化。农业机械化的实现需要回到非常具体问题的回答上,比如什么样的农业机械由何种社会身份的人来驾驶等。购入农业机械并不意味着能够实现农业机械化。本文发现,机手和麦客先后登场都有着更加社会学的意涵,兴民农场前两年机械化收割的失败,与他们作为外来资本落入到陌生的社会结构之中以及本地机手以对待外人的行动逻辑与之相处密不可分。麦客的成功则依托于麦客群内部的亲属关系、麦客经纪人与麦客之间的庇护关系以及麦客独特的社会身份。因此,即使小如农业机械化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大如农业机械化本身这样的“现代”问题,我们依然需要面对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


本文展示的农业机械化的两种不同组织方式,背后的核心是两类不同的劳动力群体。通过将他们置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具体情境中,那些平时隐而不彰的行动逻辑得以显现。对于劳动力的研究不应仅将劳动力看作生产要素,更加重要的是,劳动力是附着在某种社会关系之上的。正是社会关系对劳动力的“渗透”作用使得我们不能将劳动力作为抽象的生产要素进行研究,而要细致分析他们的性质与立场。这种分析同样不应仅停留在“内”“外”这样的形式概念上,而是要进一步努力展现“内”“外”有着很强的弹性和相对性。


当今的学术界充满了对美国式大农场的想象,规模巨大的土地面积、先进大型的农业机械,仿佛依凭这些外在条件就能让我们走上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这恰恰是将农业问题作为一个孤立问题进行处理的思路,忽视了我国“三农问题”紧密联系的特点(陈锡文,2012;黄宗智,2014)。本文发现,看似纯粹的农业问题,实际上关涉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观念心态,如果我们不能回到资本下乡落地的村庄社会情境中,不能回到机手与麦客这些农民的行动逻辑中,农业机械化极易沦为抽象的形式讨论。这种将农业农村农民结合起来讨论的思路,费孝通先生早有论及。在他以其姐姐费达生的口吻写就的《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一文中,费先生为我们讲述了电力打水机的使用导致不少农村人不必工作、跑到赌场中将家产荡尽的现象,这一事例提示我们,将机械直接引入农村并非简单容易的事(费孝通,2009/1933:116)。当外来资本携带着农业机械进入乡土社会时,同样引起了乡土社会内生的机械服务市场的反应。费先生在《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更是直接指出,“不是有了机械就可以机械化”(费孝通,2009/1982:389)。农业机械化从来都不是机械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呈现这一社会过程也正是本文之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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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依照学术惯例,对文中涉及的所有地名、人名和公司名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2受到周边某化工企业占地的影响,兴民农场用于实际经营的土地面积从2013年夏季的5659亩缩小到2014年夏季的5205亩,2016年夏季进一步缩小到4412亩。

3在一些研究中,“农民农”的概念特指在城市郊区从事农业种植的外来农民。此概念由曹锦清教授提出,泛指离开家乡到异地务农的群体(马流辉,2013)。本文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4关于这一数字,笔者还找到了其他的来源。在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2018年农机跨区作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农办机[2018]11号)中提到“全国投入‘三夏’生产的联合收割机达到63万台,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稳定在28万台”(http:njhs.moa.gov.cn/tzggjzcjd/201805/t20180518_6314878.htm)。

5一些研究和报道都曾描述过农业机械跨区作业面临的困难(详见刘述河、王广胜,2002;观察者网,2013;陈亮、苑苏文,2017)。

6一般而言,玉米成熟需要有效积温达到2500-2700度。每日有效积温的计算方式为日出前两小时最冷温度与午后两小时最热温度的平均值,以每日有效积温乘以玉米生长天数可以得到全国范围内的玉米积温带,即理论上能够种植玉米的区域。

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修订的《小麦国家质量标准GB1351-2008》(详见中国标准出版社,2017)。其中小麦质量指标分为五等,含水量均要求小于等于12.5%。

8在统计麦客群的人数时,本文没有计算他们雇用的拖车司机和帮工的数量。有些情况下,一组麦客是由麦客群以及为他们服务的车辆共同组成的。之所以不把这些拖车司机和帮工纳入麦客群,是因为这些人是被麦客雇用的,他们领取固定工资,并不参与麦客群内部的决策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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