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深层规律 ——曹丕的焦虑

李子旸 2021-06-11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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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取汉家天下,表面上是汉献帝禅让,拱手把皇位让给了曹丕。但人人都知道,那其实是曹家阴谋篡权的结果。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实际控制了政权。汉献帝早就是个名义皇帝。到了曹丕,更进一步,把汉献帝拨拉下来,自己直接坐上了皇位。

 

因此,虽然曹丕自称“禅让”,但后世史家却刻意称之为“禅代”,不承认有什么“让”。不过,“禅代”总比“武代”“攘夺”要平稳,所以还可以留个“禅”字。

 

禅位典礼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句话成了笑柄。大家都认为,曹丕一不小心说出了大实话,不但承认自己的皇位是阴谋夺来的,顺便也揭穿了,上古传说中的尧舜禹禅让之事,其实也差不多。

 

可是,如果细读史书,并对历史来一番理解性的想象,就会发现,曹丕那句话,也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比如可以解释为:典礼完成后,曹丕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成功复制了尧舜禹之事,再现了上古不用武力、不流血、不作恶、和平交接政权的盛举。

 


从这个角度,就能理解曹丕为什么在禅代过程中那么“折腾”了。曹操死后,曹丕继承了魏王的位子。这时候,曹家已经牢牢控制了中央政权。废除汉献帝,取而代之,就是个手续而已。但曹丕足足“折腾”了九个多月。汉献帝四次下禅位诏书,群臣数十次上表劝进。曹丕一再推辞不受。其间,大家写了一大堆劝进-推辞-再劝进的文书,充满了各种大词和虚情假意,肉麻得很。

 

一般认为,曹丕如此折腾,无非一个“装”字。但如果说完全是“装”,有些事情不好解释,比如一个挺重要的细节。

 

上古传说,尧舜禅让之时,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舜。为了显示自己这次是和尧舜一样的禅让,曹丕来个完全复制,也娶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

 

这事的别扭之处在于,此前,曹操曾经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嫁给汉献帝。所以,汉献帝的女儿,即使不是曹操的女儿、曹丕的姐妹生出来的,按备份算,曹丕也是她们的舅舅。舅舅娶了外甥女,还娶了俩,这在高度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原地区,可谓别扭至极。

 

曹丕不顾别扭,坚持把模仿进行到底,务求事事逼真,连细节也不放过,并且,特意安排汉献帝在禅位诏书中写下此事:“釐降二女,以嫔于魏。”

 

熟悉《尚书》的人——后汉、曹魏那些大臣,肯定都熟悉——立刻就能看出,“釐降二女,以嫔于魏”这句话就是《尚书·尧典》中“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的套牌。曹丕的良苦用心,一望可知。

 

除了虚名以外,在现实层面,曹丕也有明显的动作,那就是优待汉献帝。汉献帝刘协这人可不简单。曹操生前,他曾经几次联系大臣,想要干掉曹操这个“汉贼”,光复汉室。虽然事不成,但毕竟他曾经是大汉天子啊。这个人活一天,曹魏政权就不安一天。后世很多这种情况,都是斩草除根地杀光,但曹丕明令优待刘协,待遇高于诸侯王,而且,已经不是皇帝的刘协,还有祭天之权,也就是还有天子的象征地位。

 

曹丕之子曹睿,也就是魏明帝,深得其老爹之心,继续优待汉献帝。汉献帝去世时,曹睿力排众议,坚持对汉献帝以帝王之礼而不是诸侯之礼葬之,并且,给刘协的谥号是“献”——所以史称汉献帝。可能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是指代汉献帝把政权“献”给了曹魏。其实不然。按照谥法,“献”是“聪明睿哲”之意。这是一个好谥号。

 

在禅代过程中大费周章,在各种细节上全面模仿尧舜禹,实实在在地优待汉献帝,曹丕父子这些做法,目的在于,他们真心想把夺汉家天下这事打造为符合儒家理想的“禅让”。他们深知,这是事关曹魏政权合法性、正当性的头等大事。

 


说到禅让,上古有尧舜禹禅让的传说。这个传说与其说是真实的历史,不如说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体现了儒家对完美政治的想象和向往。

 

在真实的历史中,第一次“禅让”,应该算是王莽那一次。但王莽弄得一塌糊涂,并且很快败亡,大家也就不承认他的这次“禅让”。因此,王莽“禅让”中的种种做法,后世不但不能效仿,而且避之唯恐不及。曹魏代汉这次“禅让”才算是真正的第一次。可供曹丕效仿的先例,只有上古的尧舜禹了。

 

新手加上第一次,总是让人很紧张,担心做得不到位漏了怯,或者得不到众人的支持。这才是曹丕为了禅位“折腾”了九个多月,尽量完整复制各种细节,坚持优待汉献帝的主要原因。并且,事成以后,不禁说出那句著名的话:尧舜禹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算是知道啦。

 

“禅让”新手曹丕的焦虑,除了是因为第一次以外,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说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深层规律。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在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等很多方面奠定了中原汉人政权的基本模式。而且,在汉朝,儒家学说和现实政治全面结合、深度结合,给中国创造出一套完整而坚实的观念伦理。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

 

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朋党之争,外戚宦官杀来杀去,加之黄巾军造反,天下一片混乱。曾经坚实稳固的观念基础,被动摇了,甚至有坍塌覆灭的危险。

 

大汉王朝兴盛时,人们有稳定可靠的观念,外儒内法,上有皇帝,下有世族,社会的方方面都有稳定的秩序。人们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谁是正经人,谁是刁徒恶人,有明确的判断依据。

 

到了汉末天下大乱,这一切也都跟着乱了套。袁绍袁术这些豪族世家子弟,以往是人人尊敬的国之栋梁,现在却成了拥兵一方杀人如麻的军阀;曹操这种“阉宦之后”,以往人人看不起,现在却成了中原之主;乱世之中,按照儒家的信条规规矩矩地生活,很可能沦为鱼肉。只有兵不厌诈、诡计多端,才能在乱世中苟活乃至出人头地。

 

民间有个说法: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这就是因为,三国时代,充满了各种阴险狡诈、阴谋诡计、尔虞我骗,一切从实用出发,理想道德被弃如敝履。那是一个各方面都刷新底线的时代。人到老年,本来就气血两亏,无力和人正面较量,容易走上耍弄心机之路,再天天看三国,就更是一路不回头了。

 

所以,对生活在汉末三国天下大乱中的人来说,他们期盼的,除了政治上的国家统一和不再打仗的和平以外,还需要重建国家的观念和伦理。国家,不仅仅是一套硬件和制度,更重要的,是要有作为聚合剂的稳固观念和伦理。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更类似于有机体或者生物,而并非只是个机器。机器没有内在的生命力,只要把零件备齐,正确组合起来,就能成为正常运转的机器。而生物的核心特征就在于有“生命力”。你不能像装配一部机器那样用零部件“装配”出一个活的生物。你没办法赋予他“生命力”。

 

同理,国家要想真正成为人类共同体,除了要建立种种制度、机构以外,还需要创造出国家内在的“生命力”,也就是观念和伦理,或者称为道统。没有这些,纵使有了一大堆制度和机构,国家也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而无异于一所纸房子,稍有风吹雨打,就会倾覆消亡。

 

因此,摆在三国时代曹操、司马懿这些政治家面前的“历史使命”,除了要在政治上统一天下以外,还必须在汉末的“观念废墟”上重建一个大帝国所必须的观念和伦理,接续大汉王朝的道统。

 

这才是曹丕孜孜以求“禅让”的最大原因。让世人接受曹魏政权来自儒家理想的“禅让”,而不是阴谋夺权,才能让曹魏国家建立在儒家的观念基础上,从而在全面恢复帝国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但能否做到这一点,曹丕心里很没底,他有深深的焦虑。

 

之所以心里没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曹操属于“阉宦之后”,曹家不属于豪族世家之列。汉末天下大乱以来,豪族世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都被削弱,但他们在观念、道德上的优势地位还很强,掌握着道统。要想真正重建帝国的观念和伦理,接续大汉王朝的道统,曹家必须赢得世家大族的真心支持。

 

曹丕亦步亦趋地搞“禅让”。其子曹睿苦心孤诣地优待汉献帝,都是想要提升自己的观念品味,逐渐摆脱曹操“阉宦之后”、小人得志、暴发户的形象,赢得世家大族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在法统和道统都实现统一。只有这样,曹魏帝国才有望国祚绵长。

 


应该承认,曹丕、曹睿等人在这方面很努力,做得也不错,但是,他们的寿命都不够长。曹丕去世时才四十岁,皇位只坐了七年。曹睿更是命短,虽然在位十二年,但只活了三十六岁。

 

曹魏几个皇帝都很短命,就让曹魏政权没有时间去赢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来不及重新打造帝国的道统,所以,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原,但并没能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没有重建帝国的道统,没有完成历史使命,结果就是统治的基础很脆弱,如果遇到内部外部的重大敌手,就很难抵挡。

 

而司马懿父子“三马同槽”,就是来自曹魏政权内部政权的重大敌手。虽然也是经过多年经营,但从整体上来说,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并不很难,甚至可说轻松。

 

而司马氏,作为河内大族,虽然不是当时的顶尖豪族,但也算是其中一分子,在赢得豪族世家的支持上,比曹家的优势大得多。同时,司马氏也充分认识到了重建道统、恢复帝国观念伦理的极端重要性,晋朝建立以后,高举“孝”的大旗,在恢复儒家学说上付出了很大努力。

 

当然,虽说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晋朝也不算成功。加之东汉以后,佛教等外来观念开始冲击中原,北方多个少数民族也大规模南下。重建大汉王朝那种稳固可靠的道统,成为困难得多的任务。而这个任务一天不完成,中华帝国就一天不能真正复兴。

 

这个任务的最终完成,足足用了三四百年,一直到融合了北方武人的强悍、南方文人的文化、中原固有的儒家法家、西来的佛教等等各方面为一体的隋唐帝国出现,中华帝国才真正完成了统一和复兴。中国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回顾中华帝国历史上的几次沉沦和复兴,可以看出一个隐藏在深处的历史规律: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重建、复兴不仅体现在物质和制度上,更体现在观念、伦理,也就是道统上。二者缺一不可。国家的生命力,不仅来自于外在的政治、经济建设,更来自于内在的精神、观念建设。

 

为国家创造出新的精神、观念,接续国家的道统,让国家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都摆在当时的政治家和人民面前。区别在于,有时候,完成得好;有时候,完成得不好。

 

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深层历史规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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